周穀城：曆史與現實

周穀城（1898—1996），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自1942年起在複旦大學執教，任曆史係主任、教務長等職。著有《中國通史》、《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史論》等。

進步的文學書，能鼓舞人，正確的曆史書，不論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現代的，都應有這樣的鼓舞作用。

曆史要聯係現實，要為現實服務，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不錯的。更具體一點說，凡教曆史課的人，或寫曆史書的人，首先須替學生或讀者講明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使能知道今日中國或今日世界的由來，從而更容易了解今日應走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該可以說是聯係現實的一個意義。其次，今日應走的道路既是社會主義，則隨著這條道路有一係列的曆史工作要進行。過去寫過的曆史書要重新寫，近代現代許多曆史事實要好好的寫成書。如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工人運動史、農民運動史、農村發展史、資本主義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等，都要依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好好地寫出來。這也可以說是聯係現實的一個意義。再其次，凡聽曆史課的人，或讀曆史書的人，必須從聽與讀之中，獲得階級鬥爭的教育，鍛煉自己。自從人類社會有了階級以後，曆史就是階級鬥爭的過程。講曆史課或寫曆史書的人，都必須把鬥爭過程講明，使聽者讀者，聽起來讀起來，如同親身參加階級鬥爭一樣，獲得教育，鍛煉自己。進步的文學書，能鼓舞人，正確的曆史書，不論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現代的，都應有這樣的鼓舞作用。這也可以說是聯係現實的又一個意義。

就最後這個意義講，曆史似乎是任何人所不能不知道的。然則大學校裏，除了曆史係的學生外，為什麽都不上曆史課了呢？不錯，

曆史係以外的學生也都應該上曆史課，隻因他們的專業太繁重，無暇及此，隻好就拿中學所學過的那一點點兒來作基礎。不獨曆史係以外的學生應該知道曆史，就是其他任何人也都應該知道曆史。可惜的是他們工作忙，沒有機會聽曆史課或讀曆史書。然而曆史的結論，仍必須從大會的報告中聽一聽。解放以來，所有大會上的政治性的報告，都無不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無不是體現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有人說，政治報告不等於曆史，這當然不錯。但不等於曆史，隻與曆史有別；卻是從曆史中得出的，實與曆史有關。大家學政治，從某一個意義講，實無異於學曆史發展的客現規律。不過曆史係的學生，總有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將來要負責講曆史課或寫曆史書，那末今天自不能以聽政治課為足夠，還必須從結論上溯到每一結論所由得出的過程；因此曆史係的課，有中國史的古、中、近、現各段，也有世界史的古、中、近、現各段。然而問題就在這裏。古、中、近、現各段都必須研究，那末每一段應該花多少時間和精力才算合理。這就是古今厚薄問題的由來。

這個問題，若從形式上講，算是解決了，講授曆史的時數是薄古厚今的。例如中國史，以鴉片戰爭以前為古代，為時約三千餘年，兩年講完；鴉片戰爭以後為近代現代，為時隻一百一十餘年，也兩年講完。而且頭兩年所分配的時數比後兩年所分配的時數要少些，這不是薄古厚今了嗎？然而不然。一百一十餘年的近代現代史，所花的時間盡管比三千餘年的古代史所花的時間為多，然教者學者仍可以厚古薄今：那就是把這一百一十餘年的前半部多講些，後半部少講些或根本不講。據說這是由於怕犯錯誤：曆史愈到現代，講起來或寫起來，愈易犯錯誤；愈到古代，講起來或寫起來，錯誤可以愈少些。一位史學界的朋友告訴我說，怕犯錯誤的思

想相當普遍：近來出版的書，據說出版古代的多，現代的少；關於外國的多，關於中國的少；翻譯的多，著作的少；考證的多，說明的少。這可能不完全是事實，但這類傾向，一定是有的。這隻能算是逃避現實。在今天還有逃避現實的，那非堅決反對不可。逃避現實出於怕犯錯誤，固然可以原諒；錯誤，任何人都不應當避免。不過怕犯錯誤，而出於逃避現實一途，那卻是不能原諒的。因怕犯錯誤，而努力鑽研理論，學習政治，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把自己鍛煉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才是正當辦法。厚古薄今，鑽入故紙堆中，決不是辦法。

不過逃避現實的問題如果不存在了，史學工作者都是又紅又專的人，都能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鑽研曆史，或講授曆史課，或編寫曆史書。那末古今厚薄問題是不是就沒有商量之餘地了呢？我看還可以商量。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研究曆史，但每一段的分量仍可以有多少的不同。在今天，史學工作者應多花些工夫於近代現代史，近代現代許多曆史事實，要趕快寫成曆史書，以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否則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確定了，而社會主義的文化環境卻沒有形成，那將構成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大矛盾。要使上層建築能為基礎服務，必須把近代現代許多曆史事實，按需要迫切的程度，趕快寫成書。這一工作，非由研究曆史的人出來擔任不可。研究近代現代史的人，固然要多注意，即原來研究古代史的，也要多注意。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到某一階段，常有其最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今日中國最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曆史範圍內，就是近代現代史上的諸種問題。這些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可讀的書也會多起來。史學工作者替社會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作了些事情，那才算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光明日報》，1958年4月23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