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儒教
董仲舒（死約前104年）雖不得勢位，但他的思想影響了漢朝的製度，比誰都更偉大。儒學成為帝國的儒教，是漢武帝、董仲舒、公孫弘三人的成績。
一、漢高祖對陸賈說：“乃公居馬上而得天下，安事詩書？”陸賈對他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書生的用處正在此。漢初蓋公教曹參治齊國，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陸賈與叔孫通在高帝惠帝時的成績，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孫通定朝儀，製定宗廟儀法，當時人稱他為“聖人”，後世史家稱他為“漢家儒宗”。
二、漢初之七十年（前200—前135）是道家思想比較占優勢的時代。無為的政治最適宜於那個時代；當大權的人既不配有為，還是無為最好，讓人民休養生息。但儒家的學者往往看不慣這種消極的政治。賈誼（死在前168）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擊當時的“無動”、“無為”的政策。同時的晁錯（死在前154）也想積極有為一番。但他們都失敗了。賈誼死在遷謫，晁錯斬於東市。武帝初年趙綰、王臧也想做一番積極的改革，被竇太後反對，都自殺在獄裏。
三、竇太後死後，武帝親政，招集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齊人）是漢朝第一個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約前104年）雖不得勢位，但他的思想影響了漢朝的製度，比誰都更偉大。儒學成為帝國的儒教，是漢武帝、董仲舒、公孫弘三人的成績。在製度方麵，如立五經博士，為國立太學的基礎；如用經學選官，能通一經以上的補官，是科學製度的起源；如罷黜百家，專崇儒學，是統一思想學術的實行。這些都是在這個時期裏開始實行的。
四、這個時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時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響。武帝封禪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禮儀，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國宗教實在是儒生與方士合作的結果。試舉郊祭上帝一事為例。漢承秦製，郊見五個上帝。方士謬忌等提議五帝之上還有個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議作“明堂”；《孝經》本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說，所以儒生也讚成此事。方士公玉帶奏上明堂圖樣，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武帝親祠太一、五帝於明堂，用漢高祖作配。史臣大書道：“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這樣實行《孝經》的儒教，其實是方士與儒生合作之功。
五、儒教的大師董仲舒便是富於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個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張兼愛非攻。他深信天人感應的道理，他說：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皆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這是天人感應的儒教的根本教義。他在這個根本教義上建立起他的陰陽災異學：“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他自己是個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書（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陰陽五行的理論來推求災難之故。他又是個治《公羊春秋》的學者，所以又用曆史比例法（analogy）來推論災異。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這個方法分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災異之天意。（A由於B）
第二步，次求現今某件災異與《春秋》某件災異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後比例推求現今此件災異之天意。（
A由於B，而a比A，故a由於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遼東高廟災（a）。董仲舒說此事，先尋出《春秋》哀公三年（491B.C）的桓宮，厘宮災（A）可與“同比”；並先解釋桓厘宮災的天意是要魯侯“燔貴而去不義”（A由於B）；然後推定遼東高廟災的天意是要漢武帝“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a由於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應該鏟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獄，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這個方法，雖是荒謬可笑，但在當日卻震動一世，成為正統的災異學方法。一部《五行誌》記的漢朝經學大師推論災異，全用這個方法。二千年來的儒生論災異，也都用此方法。
六、董仲舒的陰陽五行之學，本是陰陽家的思想，自從他“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統思想了。他用《尚書》裏的一篇《洪範》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範》的“五事”（貌木，言金，視火，聽水，心土），每一事的失德各有災異感應。這個架子後來在夏侯始昌和夏侯勝的手裏便成為《洪範五行傳》。夏侯勝之學在漢朝成為顯學，一傳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傳而有許商、孔光等。許商與劉向各有《洪範五行傳記》。這是災異的“尚書學”，和上節說的災異的“春秋學”相輔，合組成一個絕大規模的陰陽五行的儒教係統，籠罩了兩千年的儒教思想。
七、漢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淺陋的，幼稚的，但這背後似乎含有深長的意義。漢帝國的創業者從民間來，知識不高，而專製的**威卻不減於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於高帝呂後之時，並且見於寬仁的文帝時代。儒家學者對於這獨裁政體，竟沒有抵抗的辦法，隻有抬出一個天來壓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國宗教底下得著一點點製裁皇帝的神權。董仲舒屢說“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這正是墨教“上同於天”的意旨，後世儒者都依此說。其實孔孟都無“屈民伸君”之說，漢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八、關於漢朝儒教的經典，近代學者創為“今文”與“古文”之說，其說起於廖平的《今古學考》（1886）。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1891）與崔適的《史記探源》（1910）更發揮此說，更走極端。諸家所說，並不一致，但總其大意，他們認“今文”的經典先出，“古文”的經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經傳是《穀梁春秋》、《公羊春秋》、《儀禮》，齊魯韓三家《詩》，今文《尚書》。晚出的古文經傳是《左氏春秋》、《周禮》、《毛詩》，古文《尚書》（此僅舉其大意）。廖平原來不過說“：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冊；今學出於春秋時，古學成於戰國時，今學西漢皆立博士，古學西漢多行於民間。”到了康有為、崔適，就說古文經傳都是王莽時代劉歆偽造的了。
九、平心看來，漢朝所出的經傳，隻有先出後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內容優劣的不同，但並沒有兩個對立的“今文學”和“古文學”的學派。王國維說，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秦並天下以後，用小篆和隸書統一文字，於是古文籀文並廢。此說似甚可信。東方諸國之書都是用古文寫的，中間經過焚書禁書之舉（前213），又經過長期兵禍，漢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讀古書，挾書之禁雖已解除（前191），求書的人還很少。《史記》說：“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這可見當日讀古書者之少。初出的經傳都用“今文”重寫，有經師教授，次第列在學官。但還有一些用“古文”書寫的古書也陸續出現。其時去古稍遠，非有特別的古文訓練的人，已不能讀這些古文書了。司馬遷《自序》說他“年十歲則誦古文”，所以能參考古文記載，著作《史記》。《史記》采用了許多《春秋左傳》的材料，是無可疑的；《史記》又提到《周官》，《封禪書》中有引“周官曰”的話。《史記·儒林傳》記孔安國家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這三部書，《左傳》、《周官》，古文《尚書》，都是後來所謂“古文經”，在司馬遷時都已出現，但因為他們晚出，雖然受史家的采用，卻不曾得當時儒生的看重。當時儒生正走上了陰陽災異的儒教的一路，他們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義，用不著那些記載事實掌故的史書。迷信的儒生竟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鬥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見《論衡·正說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許十六篇古文《尚書》加入了。但後出的這些書，經過學者的整理，如《左傳》經過翟方進、尹鹹、劉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經過王莽的“發得”，也許經過王莽的修改增補，他們的價值就很明顯了。到了西漢晚年，劉歆就主張把這些經傳——《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列於學官。“列於學官”就是在國立大學裏添設這幾科的講座。當時的博士儒生大反對此事，劉歆失敗了。後來王莽雖把這些書列在學官，並添上了《周官》，但王莽敗死後，這些經傳仍被廢黜，古文《尚書》竟完全散失了。但《左傳》、《周官》、《毛詩》，因為他們本身內容的價值，到了三國以後，終被列入學官，漸漸替代了今文經傳的地位。
十、從董仲舒到王莽，百餘年之間，儒教經曆了不少的變化，如
（一）經典的增多，
（二）學派的新起（比較《史記》、《漢書》的《儒林傳》），
（三）學術的發達（看《漢書·儒林傳》及《王莽傳》）。但最大的變化是政治上的大變動。劉氏後代不振作，政權移歸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學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於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談災異了，大家搶著製造祥瑞符命，於是災異的儒教遂變成了符讖的儒教。符讖把王莽捧上帝位（適按，武功井中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臨淄新井，天公使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哀章作為高廟銅匱，高帝璽書：“王莽為真天子”），也把劉秀（光武帝）從民間送上帝座。這時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於漢武帝時代。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霧裏，我們仍可以看出一個有力的社會改革運動。晁錯、董仲舒以至王莽，這班儒生都抱著改革社會的大誌願。董仲舒主張限製私有田產，又反對奴婢製度。哀帝時，儒生師丹輔政，實行限製私有田產和奴婢，都被貴族大臣反對掉了。王莽建國之後，實行土地國有，禁止私人買賣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產事業都歸國家管理；又設立種種調均人民經濟的機關，平物價，辦國家賒貸機關。他的經濟政策很含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其目的在於“均眾庶，抑並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漢朝儒教運動的精神的偉大代表。
廿、五、十六夜
（《胡適文集》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