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此次遊歐，為時短而曆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遊歐所得止此。何以能至此？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鄙人對於此點有所感想。
考歐洲所以至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論。例如代議製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實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製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則無可能性。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於少數賢人之手，以為交付於群眾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一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於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為渾漠為可憾耳。如禦史製度，即其一例。其實自民本主義而言，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幹
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義之精神。對於此種特性，不可漠視。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而忘卻此種固有特性。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必生變態。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種不成功，果為中國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國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於美者，為成功歟？抑失敗歟？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懸而勿論。且言德國，其先本分兩麵派，一為共和統一派，一為君主統一派，迨俾士麥出，君主統一乃成。假定無俾氏，又假定出於共和統一之途，吾敢斷言亦必成功，特不過稍遲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義，吾敢決其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然必仍發達如故，則可見五十年乃繞道而走，至今須歸原路，則並非幸也可知矣。總之，德國雖學英而成，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於重新估定。如中國雖然為學而失敗者，然其失敗未必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後無路，勢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不過小受波折，固無傷於大體，且將來大有希望也。
第二論社會亦然。中國社會製度頗有互助精神，競爭之說，素為中國人所不解，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於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中國人之特性不能拋棄個人享樂，而歐人則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為高，則中國人之所長，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而人數未嚐減少。職此之故，因此吾以為不必學他人之競爭主義，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與擴充之也。
第三論經濟。西方經濟之發展，全由於資本主義，乃係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並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然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對於資本集中，最不適宜，數十年欲為之效法，而始終失敗。然此失敗未必為不幸。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始終實行小農製度。此種小農製度，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俄之多數派亦主張此製。而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皆以農業為基礎經濟，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大幸！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製度而采用之。鄙人覺中國之可愛，正在此。
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也。如政治本為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麵，不在組織方麵；社會製度本為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麵，若變為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遊，對於中國，甚為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以人格論，在現代，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惟俄國國民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為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即於思想當為徹底解放，而行為則當踏實，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麵著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
（《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