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說“國學”

張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別署宇同。河北獻縣人，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先後在清華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78年末被推選為中國哲學史研究會會長。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文化與哲學》、《中國倫理思想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張岱年全集》。

今天研究國學，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經做出的成績，還應推陳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更向前進。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

“國學”之名，興起於民國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國故論衡》，又作過《國學概論》的講演（由曹聚仁先生筆錄），是關於國學的代表作，所謂國學即中國學術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學、中學的課程中，中文稱為國文，漢語稱為國語，所謂國俱指本國，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稱，直譯應是支那學，一般譯為漢學，現在定譯為中國學。支那之稱，起於印度。支那一詞的本義如何，其說不一。有人說是讚美之詞，有人認為是貶義詞。第二次大戰之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二戰結束之後，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詞，改稱為中國，這是一項進步。中國學術稱中華國學，是十分恰當的。

西方人研究漢學，有些是把漢學當做骨董來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樣。事實上，中國文化從周秦以來綿延不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紀以後，與西方相比，中國落後了，但是愛國誌士仍在努力直追。時至今日，固然經濟還很落後，而在原子技術上已與先進國家接近了。中國的文化傳統正在更新、再生的過程中。

如果中國趕上西方之後，是否會出現傳統的斷裂呢？我認

為那也不可能。當然，時代不同了，一定要創建新傳統。但新傳統與舊傳統之間，既有對立的一麵，也有聯係的一麵。在否定舊傳統的同時必然有所繼承。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積性。古代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近幾年來，“反傳統”成為國內的時髦口號。然而鼓吹反傳統的論者對於傳統並無真正的研究，同時反傳統者也正是繼承了一部分傳統。一些反傳統者強調“自我”與個人的主體性，有些人鼓吹金錢至上。實際上，戰國時代即已出現“為我”、“貴己”的思想，而追求財利的風氣更是由來已久。西晉時代魯褒著《錢神論》，表明拜金主義久已流行了，並不是什麽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舊創新）確實是今天的重要任務。秦漢以來，君主專製主義政治維持了二千多年，在專製主義的壓迫之下，學術陷於偏枯，文化發展緩慢。15世紀以後中國落後了，其原因即在於明清時代專製主義的嚴酷壓迫。對於專製主義的遺風陋俗，必須加以徹底批判。但是，傳統文化之中，也存在著反專製的進步思想，固然沒有達到西方16世紀、17世紀啟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曆史的價值，這就應該大力發揚了。

中國學術，照傳統的說法，包括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經世之學。義理之學是哲學，考據之學是史學，詞章之學是文學，經世之學是政治學、經濟學。其實傳統學術的領域不止於此。此外還有天算之學（天文學、數學）、兵學（軍事學）、法學、農學、地學、水利學、醫學等等。這些學術中，醫學（包括法醫學）、兵學（兵法）都有突出的貢獻，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兩個原則還值得注意：一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

古代思想家有許多深邃

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雋語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難以通曉其中義蘊的。例如《周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張載所謂“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這些深湛觀點，必須與西方辯證法學說對照才顯出其晶瑩的光輝。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實生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春秋時晏子論和同之辨，強調“君所謂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能發人深省。古代的謬論很多，應加糾正；對於古人的一些確有所見的睿智，還應虛心思考，深切體會。

古代曆史中，有些事實有明確記載，有些事實無明確記載。兩漢至明清時代，信古成為風氣，對於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憑主觀想象加以推演。20年代，疑古思潮興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傳說也被認為是神話，於是中國曆史被大大縮短了。近幾十年考古發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曆史不是被縮短了，而是大大拉長了。這就證明，輕易否定古代傳統也是不足取的。有些曆史事件，由於缺乏明確的記載不妨存疑，不宜輕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國學，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經做出的成績，還應推陳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更向前進。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中國文化的大轉變的時代，30年代曾經出現短期的學術思想活躍。新中國成立後，又經過了波瀾壯闊的曲折道路。從“五四”到現在的七十年間的學術演變，還是值得研討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寬廣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必然引致學術的繁榮，追求真理的勉力永無止，願中華國學日益昌盛。

1989年3月20日

（張岱年著《思想·文化·道德》，巴蜀書社199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