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在一次演講中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跟你們講話。”
站在籠子裏的，不僅有喬治·布什，還有柯立芝。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人在美國夢裏體驗了無比幸福的時刻，而這一切來自自由主義的勝利。把權力關進籠子裏，那個年代是實踐這句話的典範，政府的權力像一隻野獸一樣被牢牢地關進了籠子裏，而市場之手肆意地在社會各個領域揮舞。
市場之上，無為而治
柯立芝在任期間，之所以取得繁榮，與他的執政理念不無關係。創造輝煌沒什麽秘密，柯立芝隻踐行四個字——無為而治。
或許是偷看了《道德經》，領悟了“無為而治”四個字的精髓，柯立芝的“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麽都不做，而是不對市場進行過多幹預，充分激發美國老百姓的潛能，發揮他們的創造力，讓老百姓自己去實現自我。正如《道德經》所倡導的那樣，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違背規律、從不妄為、遵循規律，最終達到無所不為的目標。
“自然之道本無為”，柯立芝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將政府的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讓市場自由地配置資源。
身擔全國重任的總統本應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柯立芝的工作狀態卻是另一番景象。據說他每天至少睡11個小時，有時候午休一直到下午5點，起來後並不是忙得焦頭爛額，而是去看個電影。
柯立芝是一位寡言少語的總統，被人們稱為“沉默的卡爾”。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則趣聞，宴會上一位女士對柯立芝總統說：“總統先生，我和朋友打了一個賭，他說不可能讓你說兩個以上的詞。”柯立芝的回複是：“你輸（You Lose）。”
美國的總統雖然不像中國封建社會的皇帝那樣權傾天下，賞罰決斷集於一身，但畢竟是總統，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對某個行業甚至整個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
沉默是金，柯立芝總統深知這一點，“總統的話分量太大，決不可恣意亂說。”在後來的采訪中，他又強調：“聯邦政府不要用政治來衝擊經濟，要憑經濟規律和企業自我調節來解決經濟危機和勞資糾紛。”對於自己的定位，柯立芝也十分清晰：“我想美國人希望他們的總統是頭沉默的驢。”
市場中的資源是有限的，如果行政幹預過多，人為引導資源的配置，很可能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與其如此，不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哪個行業效益高、哪個行業的產品供不應求，資源就流向哪個行業。
《莊子》有雲：“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在自由的陽光下，美國企業和人民自我管理，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空間。自由的空間是科技進步的沃土，美國大企業、大學紛紛建立自己的科研機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正如在上一節分析的那樣，柯立芝的“小政府、大市場”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繁榮的重要因素。
說話少並不代表絕對不管理，柯立芝的管理之道就是“做減法”。
貪汙腐敗官員是政府中的蛀蟲，柯立芝當機立斷，處理了一部分貪官汙吏。同時削減所得稅率，降低企業和居民負擔。1927年時，全國隻有2%的人口需要交納所得稅，最高所得稅率由“一戰”時期的77%降低到了25%。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創造財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花的每一分錢都是納稅人交納的。
因此，削減政府開支，把錢用在刀刃上，也是在為納稅人省錢。柯立芝削減政府開支，拒絕了一些國會批準的開銷，比較極端的是，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發生時，對救助事宜漠不關心，甚至批評走訪災區是政治作秀，浪費災區原本就緊張的資源。柯立芝不主張聯邦政府撥付救災款項，認為這隻會給官僚機構擴充的機會。
工業生產合理化運動
“一戰”期間，壟斷資產階級大發戰爭財，積累了雄厚的資本。戰爭結束後，加之新技術的突破，壟斷資產階級大量更新生產設備、采用新技術、擴大生產規模。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大範圍進行了“產業合理化運動”。
所謂產業合理化，就是科學地管理和組織企業生產，采用新技術、新方法，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效率。產業合理化運動的典型代表就是“泰羅製”和“福特製”。
美國工程師弗雷德裏克·溫斯洛·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從19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研究工廠的科學化管理。1881年，泰羅在米德維爾鋼鐵廠開始著名的“金屬切削試驗”，兩年後為工人製訂了一套工作標準；1893年之後，泰羅從事工廠管理谘詢工作，在斯蒂爾公司創立了成本會計法，在西蒙德滾軋機公司改革了滾珠軸承的檢驗程序；1895年，泰羅發表了《計件工資製》，1898年在伯利恒鋼鐵公司進行了“搬運生鐵塊試驗”和“鐵鍬試驗”；1901年之後，泰羅從事公益性的科學管理的宣傳與推廣工作。
20世紀初，泰羅倡導的管理思想逐漸成熟，並被命名為“泰羅製”。所謂泰羅製，就是標準化操作，每一個生產環節和流程都高度標準化，每位工人像機器一樣不停工作。泰羅製在20世紀初被廣泛接納、采用，職業經理人和白領也在此時出現。
在泰羅製的基礎之上，福特製——流水線作業產生。泰羅製是福特製的理論支撐，福特製是對泰羅製的實踐行動。1913年，亨利·福特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條生產流水線，用《福特自傳》裏的話說，福特製“隻需按工序將工具和人排列起來，以便能夠在盡量短的時間內完成零配件的裝配”。
福特製是機械化的大批量生產，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巔峰，是大機器生產的最高水平。
福特公司采用“福特製”之後，川流不息的傳送帶把碩大的工廠串聯起來，每位工人在自己的崗位前井然有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裝配汽車底盤的時間從14人/每小時降低到2人/小時以下，福特製裝配汽車的時間降低到了原來的10%左右，但在1913年至1914年的工人數量反而從14336人降低到了12880人。
效率的提高促使產量提高、產品價格大幅下降。美國汽車產量由1923年的390萬輛增至1929年的531.5萬輛，增加了36%。同一時期的卡車和小汽車登記數從1500多萬輛增加到2646.8萬輛。福特公司T型汽車的價格由1912年的600美元降低到了1924年的290美元，降幅高達44.93%。兩年後，T型汽車的價格進一步下降到普通工人3個月工資左右。
米歇爾說道：“自1921年以來，美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效地將才智應用於日常工作……比以往更加集中地將科學應用於工業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還有所補充，通過實驗性的努力將科學應用於企業管理、工會政策以及政府工作。” [3]
自由的勝利
柯立芝繁榮是柯立芝個人職業生涯的勝利，是產業合理化運動的勝利，你也可以說是技術的勝利、市場的勝利……但所有勝利，都是自由主義的勝利。
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根深蒂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從文藝複興中先賢追求個人權利的鬥爭，到《政府論》中對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的追求，再到自由主義思潮靈魂人物伏爾泰和盧梭在啟蒙運動中的宣講，最後到自由主義的種子撒向北美大陸，自由是資本主義的標簽。
當清教徒從大洋彼岸將自由主義的思維帶到北美大陸時，自由的種子就在北美大陸紮下了根，這裏的人與生俱來地認同天賦人權、限製政府的權力；經濟上主張財產、貿易、市場等方麵的自由；主張個人言論、信仰、隱私等權利的自由。這些都通過《獨立宣言》和《合眾國憲法》深深刻在每一位美國人的骨子裏。
在經濟方麵，自由主義同樣滲透得淋漓盡致。
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以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主張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資本主義應該是“自然自由”。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和財產權利，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和最大化，國家也會“皆大歡喜”；19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以“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為口號的“薩伊定律”成為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用一句話概括薩伊定律就是，生產的產品要麽被自己消費，要麽用於與他人交換產品和服務；到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馬歇爾、庇古等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他們主張放任自由，國家不幹預經濟，現在大學經濟學課程中學的微觀經濟學體係，就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建立的均衡模型。
正如庇古宣傳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穩定的條件下，一切願意工作的人實際上都會就業。”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潮在美國開花、結果。
正如美國政治學專家康馬傑所說：“在國家的發展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比美國人更有豐富的想象力、更有獨創性、更機智靈活和更注重自由民主的理想實踐。”“自由競爭，適者生存；貧富擴大，天然合理”的思想根植在每個人心裏。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變化，引發了資本主義的變化，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逐漸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
壟斷資本主義的主要表現是托拉斯的出現和集中，20世紀初的美國，摩根、洛克菲勒、杜邦等八大家族和60個財團，掌握了國家經濟的命脈。根據相關數據，當時托拉斯在各個部門占比超過八成的行業有：石油工業占比95%，鋁業占比85%，化學工業占比81%，製糖業和煙草業占比80%。此外，在鋼鐵工業等領域，托拉斯占比超過50%……
資本主義在美國取得了巨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