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胡佛

提到對危機的處置，與羅斯福相比，他的上一任總統胡佛總是被罵，原因是胡佛的放任自由政策加劇了危機。

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他被冤枉了。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第31任美國總統，也是唯一在工作履曆上與中國產生交集的美國總統。清光緒二十一年（1904年）胡佛成為清朝開灤礦務局的美方員工，這段經曆為他積累了人生第一桶金。

不過幸運沒有一直眷顧胡佛，當了大概半年總統後，就爆發了由美國開始的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他的信條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主流文獻認為胡佛深受古典經濟學影響，堅持市場可以自動出清，也就是說，價格能夠根據供給和需求靈活變動，使市場自動達到供需平衡的狀態。作為政府，應該讓市場充分發揮職能，自己靜觀其變即可。

競選總統時，胡佛在《堅韌不拔》的個人主義哲學中這樣說道：

戰爭期間，我們隻能依靠政府來解決各種棘手的經濟問題……聯邦政府全麵接管了公民的各種事務，承擔了前所未有的重任，在這種情況下聯邦政府獨攬了大權，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專製政府。可以說，我們似乎暫時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做在戰爭期間多少是有理由的，但是不管有多少原因，都不能在和平時期還這樣做，因為這會破壞美國製度並終將阻礙我們的自由和進步。[1]

在執政時，他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最明顯的例證，1929年12月之前，胡佛召開了一係列會議，呼籲工商企業和銀行界快速恢複生產和組織資金投放，勞工組織應該本著自願的原則不再提高工資。當通用電氣的高層提出由聯邦政府主導的救濟計劃之後，胡佛甚是驚愕，甚至懷疑這是法西斯主義。

總之，一切依靠市場……

的確如此，麵對危機，胡佛秉承傳統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政府的權力關在籠子裏，隻保證個人自由和公民擁有均等的機會，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對經濟實施幹預。

以自願為原則，確實是胡佛初期救市政策。別忘了，胡佛是斯坦福大學的優等生，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商業領域取得過巨大的成功，能坐上總統的位置，也不會固執己見。就算他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整個國家的運行體係也不會允許極端個人主義出現。

他很快發現依靠市場恢複信心是不可能的。於是在執政後期，他改變了這一觀點，製訂了多種策略。但在很多曆史教科書上，胡佛就是那樣一位放任自流的不負責任總統。

發現市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之後，胡佛認識到隻要信心不恢複，就不會產生良好的預期，消費萎靡不振，生產就會下滑，破產就會繼續。胡佛開始呼籲：“我們可以什麽都不做，但那樣就會導致毀滅。相反,麵對這種局麵,我們應該采取經濟防禦和反擊計劃,對於私營企業和國會來說,這可能是合眾國曆史上最為龐大的一項計劃！”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胡佛開始出擊了。

胡佛迅速調整策略，擬定了多層次計劃，奠定了羅斯福新政的基礎，並非1933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攻擊的那樣，是“自由經濟”的絕對信奉者。

先看一下財政政策，在胡佛總統任期內，美國政府公共投資7億美元，是1900年至1929年聯邦政府所有投資的3倍。胡佛依靠聯邦財政總計修築37000英裏公路，國家公共設施投資亦飛速上升，電影《變形金剛》中囚禁威震天的亞利桑那州胡佛水壩就是在那個時代修建的。

重點還是要看美聯儲及胡佛總統的金融政策，弗裏德曼把1929年大危機的罪責算在了美聯儲頭上，認為大蕭條時期美聯儲幾乎無所作為，也缺乏必要的領導才能。確實，美聯儲在大危機期間有不作為的嫌疑，既缺乏必要的魄力，又被本位主義所左右。

1929年10月26日，大的暴跌到來之前的淩晨3點，紐聯儲召開會議擬定購買1億美元國債支持市場流動性。如果這一行動能夠持續並且變為美聯儲層級的行動，1929年大危機造成的損害有可能減緩。但是，紐聯儲的行為遭到了美聯儲的反對，美聯儲認為應該迫使銀行對聯儲係統進行再貼現以增加流動性。

接下來，美聯儲批準紐聯儲將再貼現率下調1%至5%，卻出乎意料地附加了一個條件——未經批準不得再在市場上收購國債。為此，紐聯儲主席哈裏與美聯儲主席羅伊·楊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紐聯儲公開市場操作行為還是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每周不得超過2500萬美元。

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國民銀行體係麵臨破產潮，美聯儲卻堅持不回購國債，僅僅依靠調整再貼現率進行調控，紐聯儲行長哈裏被死死壓製。再後來，1931年美聯儲居然多次下令調高再貼現率，無疑讓危機中的銀行雪上加霜。

對紐聯儲和美聯儲的爭吵，胡佛明確建議美聯儲同時采取公開市場操作和降低再貼現率，以此保證貨幣體係有充足的供給。他說：“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並且降低貼現率來進一步擴張信貸，以抵消外國提款造成的信貸緊縮。雖然我們知道美聯儲的行動不能停止經濟繁榮，我們希望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張信貸會有一些作用。”

遺憾的是，美聯儲依舊沒有遵從胡佛的建議，過分倚重再貼現率而輕視公開市場業務。

胡佛對美聯儲的不作為頗感無奈，隻得親自披掛上陣。

1931年12月，胡佛在國會演講中提道：“采取超前措施加速經濟複蘇的時機已經成熟，並據此提交了一係列立法計劃。”

根據該計劃，1932年美國聯邦政府花費5億美元成立複興金融公司(REC)，該公司有權動用15億美元救助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以及各類貸款協會，甚至可以直接對鐵路公司放貸；同時，耗資1.25億美元成立“住宅貸款銀行”，對因房貸麵臨破產的銀行和個人進行救助。

REC和住宅貸款銀行是胡佛在任期間最有價值的金融救助措施，這一行動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商業銀行體係，保住了很多即將破產的銀行。即使如此，大危機期間美國也有49%的銀行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可想而知當時的情況有多嚴重。

最後，實施農業救助計劃。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大崩潰期間，農業、農民受到的打擊最嚴重。擔任過美國糧食署長和商業部長的胡佛在股市尚未崩盤時已經意識到農業的蕭條，希望通過產業產品銷售法、建立聯邦農業局來改變農業的現狀。在大崩潰爆發之後，胡佛試圖通過成立穀類穩定公司、收購糧食的方式穩定下滑的糧食價格，但無濟於事。1932年，他還敦促國會批準了向災民發放小麥的計劃。

胡佛做了這麽多，為什麽還會被評為“20世紀美國總統中政績最差者”呢？原因應該有如下幾點：

第一，胡佛的轉變太慢，力度不夠大。

胡佛執政觀念的轉變發生在危機升級之後，當紙已經包不住火的時候，胡佛出於無奈，才被迫采取政府幹預的措施，此時已經為時已晚，不能將美國經濟從深陷的泥潭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麵，麵對這樣一場席卷全球的世紀大危機，胡佛盲目自信，低估了危機的危害程度，救助措施不僅遲緩，而且浮於表麵，隻是做了一些嚐試，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力度上看，都是杯水車薪。

第二，胡佛的救助措施適得其反。

人生中最寶貴的就是機會。很多機會對於我們來說隻有一次，一旦錯過，就會終生後悔莫及。胡佛轉變觀念，本是一次機會，但他非但沒有抓住機會，反而在危機中犯下重大錯誤。一是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全球貿易戰，最終引火燒身，加重了危機。另外一方麵，危機中的需求本來就萎靡，加稅、禁止企業削減工資降低成本、高價收購糧食但不發放給失業人群等措施，加速了企業的破產，進一步打擊了投資和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大幅下滑。

有心救國，無力回天。

麵對大崩潰，胡佛既不是無能也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無奈。這種無奈代表了美國人的矛盾心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裏也要提醒那些處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人，驕兵必敗，一定要為自己做長遠打算，不要像胡佛一樣最後哀歎：“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再也無能為力。”

美國作家威廉·艾倫·懷特在1933年對胡佛這樣評價：“因此曆史站在那裏猶豫，等待時間來做出判斷，就為社會指明複興的道路而言，胡佛是新時代總統中的第一人，還是舊時代的最後一人。事實上，他兩者兼具。”

如何走出危機，美國在等待另一個人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