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之後，主角變成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是美國曆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統，曆經1929年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3年，羅斯福從胡佛手中接過了挽救美國的接力棒，此時，危機已經達到了巔峰。GDP退回到了15年前的水平，道瓊斯指數則始終在30多點徘徊，全國銀行業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受命於危難之際，羅斯福說出了那句震古爍今的名言：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貨幣兌換商已從文明廟宇的高處落荒而逃。我們要以千古不變的真理來重建這座廟宇。衡量這重建的尺度是我們體現比金錢利益更高尚的社會價值的程度。幸福並不在於單純地占有金錢；幸福還在於取得成就後的喜悅，在於創造努力時的**。務必不能再忘記勞動帶來的喜悅和激勵，而去瘋狂地追逐那轉瞬即逝的利潤。
——羅斯福
如何才能救贖一個瘡痍滿目的經濟體？
流行的觀點認為，羅斯福之所以能夠拯救陷入深淵中的美國，是因為他摒棄了胡佛放任自由的政策，采用強政府幹預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刺激和拉動經濟。
其實這個觀點非常錯誤。
盡管胡佛犯了很多錯誤，但事實已經證明，單純依靠財政刺激對拉動經濟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羅斯福並沒有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有數據統計，羅斯福用於公共工程的政府總支出在1931年到1938年每年平均比1930年少5億美元左右。
中國有個詞叫拋磚引玉，意思是拋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引出別人更好的觀點。財政的作用就和這個詞有些類似。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席卷全球，美聯儲豪擲數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盡管如此，對於美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作用也是有限的。與其說是直接刺激經濟，不如說是給市場以信號和信心，帶動更大體量的市場投資。
但事與願違，大崩潰時期增加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式並未有效帶動私人投資。有數據顯示，1925年至1929年美國每年的私人投資為140億美元，在1929年達到頂點為160億美元，到了1932年僅為10億美元。[2]從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時間裏，每年的預算赤字為17億美元，加上國內私人投資平均額的53億美元，仍不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一半。
這足以說明，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撬動經濟增長的效果並不顯著。
羅斯福深諳這個道理，於是他轉變策略，使出了自己的“獨孤九劍”——增強市場信心、堅信聯邦的力量！既然挽救危機的關鍵是信心，那麽最能給國家和民族以信心的是聯邦，就讓聯邦賜予銀行力量吧！
資料顯示，當時聯邦財政手中能動員的黃金隻有55億美元，救助銀行體係至少需要80億美元。 更要命的是，當時美國有一萬多家銀行，根本沒有時間一一進行清理，否則，等清理完了，銀行體係早就崩潰了。沒有摩根一樣的金融市場靈魂人物，恢複銀行係統運轉對聯邦政府來說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羅斯福的解決方式很簡單，解決銀行危機的手段就是一字真經——拖！
上任僅兩天，1933年3月6日，羅斯福援引《對敵通商法案》強行命令全國銀行進入為期4天的休假狀態。4天之內，美國國會通過了《緊急銀行法》，授權複興金融公司投資銀行股份，要求美聯儲對州立銀行（非聯儲會員銀行）進行貸款救助，各大區聯邦儲備銀行可以自行發行貨幣。
按照《緊急銀行法》的條款，全國銀行被分為四類，狀況好的銀行可以繼續營業，狀況不好就先關閉——請注意，羅斯福說的是關閉，不是破產——破產銀行都關門了，開門的都是健康銀行。
《緊急銀行法》並沒有解決銀行體係的問題，但是，問題銀行被暫時關閉了，矛盾得以暫時壓製，給總統應對危機贏得了充分的時間。
穩住局勢，羅斯福新政也是需要錢的，但確實沒錢。
沒錢怎麽辦？很簡單，去找美聯儲。
國會隨後通過“托馬斯修正案”，美聯儲獲得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權力——發行貨幣。從此，美聯儲可以根據經濟形勢需要發行票據，然後以票據為儲備發行美元；在此期間，美國實行虛金本位製。
所謂虛金本位就是僅在名義上維持金本位，承認35美元仍可兌換1盎司黃金，實際上禁止提取黃金、黃金出口，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兌換機製被切斷！
單純從學者角度來看，羅斯福新政的招數是典型的行政命令。在如此崇尚分權的美國，羅斯福的舉措也沒引來非議，此時此刻，每個人都知道要想盡快度過危機，必須有總統的權威！
羅斯福在一次演講中為自己的行為這樣辯護：“全國需要而且要求進行大膽的、持續的試驗。采用一種方法並試行之,這符合常理。如果這種方法失敗了,那就坦白承認並試行另一種。首先得試行某種方法。”[3]
接下來，羅斯福使出了撒手鐧——對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業務進行規範。短短兩年內頒布了三部至今仍對全球金融界有深遠影響的法律，它們分別是《1933年銀行法》（也被稱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34年證券法》《1935年銀行法》。
這三部法律奠定了此後美國金融體係及監管體係框架，總基調隻有一個——加強聯邦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也就是強化聯邦政府層麵對金融機構進行規製。從三部法律誕生第一天起美國學術界的討論就沒有停止——政府規製究竟是防範了風險，還是抑製了效率？
一片爭論聲中，部分條款在1999年被《金融現代化服務法案》否定，僅僅不足十年，人們又在危機中重新領會了羅斯福的智慧。
《1933年銀行法》在全球金融業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地位，這一節重點說《1933年銀行法》。
每次金融危機的起點都是證券市場，證券市場麵對公眾，所以非理性情緒表現得最為充分。然而，金融危機的根源卻一定在銀行體係和貨幣政策。毀滅型創新中一定會有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持，毀滅型創新締造的市場一旦終結，銀行體係的資金便可能流入虛擬經濟尋找高收益，也就會形成泡沫。既然如此，《1933年銀行法》的目標很簡單：商業銀行必須與投資銀行相互分離，不準許做證券業務！
該法徹底切斷了銀行體係與投資銀行體係的連接，盡管信貸與證券市場還會有某種形式的資金聯通，但在法律規製之下一定會減少，也就對危機起到了抑製作用。
從此，美國商業銀行與證券、保險業相互分離，也就是所謂的金融分業經營模式，商業銀行必須接受美聯儲監管。金融分業經營的模式在美國一直延續到1999年，至今在中國仍然是不可突破的金融經營模式。
順便說一句，根據該法案建立了一家新的機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和存款保險係統。聯邦儲備會員銀行必須加入存款保險，如果銀行破產，在保險額度內的個人存款可以在FDIC得到賠償。
一部成功的經濟規製法案必定與當時的環境相互配合，隨著環境變化管理方式也會發生變化。20世紀末，美國廢止了《1933年銀行法》，但這並不意味著《1933年銀行法》的理念是錯誤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包括美聯儲在內各方又形成了一波對否定《1933年銀行法》的反動：盡管分業金融體係會損耗效率，不一定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卻一定是最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