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國家古雅典的崛起震驚了老牌陸地霸主斯巴達，雙方在競爭中產生了摩擦，接著是對抗，最後是衝突。當新興大國崛起後，必定挑戰原有霸主，原有霸主也必將回應其威脅，最終隻能通過戰爭解決，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戰”前，新興國家美國迅速崛起，逐步威脅老牌國家英國的霸主地位，英國必定要打壓美國，特別是在核心技術領域，英國一定會掐住美國的脖子，通過經濟、貿易、政治、技術封鎖手段對其進行打壓，以便保持自己第一的位置，阻止美國實現反超。
翻開曆史的故紙堆，美國的反超已經是現實，但我們不禁要問一句：美國是如何破解英國“掐脖子”，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崛起的呢？
讓我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慢慢揭曉問題的答案。
波蘭鋼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爾曼(Wladyslaw Szpilman)從小就顯露了過人的天賦，一首曲子隻要讀一遍就能完美地彈奏出來。就是這樣一位天才鋼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隻因猶太人的身份，生命遭到了嚴重的威脅，親朋好友相繼被送往集中營後，他無奈地開始了逃亡的生活，饑腸轆轆和死亡的陰影時刻相伴……
生存，是每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對和平、穩定生活的向往，是每個人內心最真實、最基本的追求。席皮爾曼是電影《鋼琴家》的原型，電影的火爆，充分表達了人們對戰爭的憎惡、對和平的向往。
個人在曆史中就像一粒塵埃，隻能跟隨曆史的巨浪跌宕起伏。戰爭不會考慮個人是否有穩定的住所，是否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更不會考慮科學家是否有優越的綜合環境……一切都被戰爭的機器粉碎。
在遠離戰爭的國家和地區，則是另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遠離戰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吸引著科學家。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湧現出一大批頂尖的科學家，這裏擁有世界頂尖的科研環境和團隊，正所謂惺惺相惜，誌趣相投的人總想在一起。美國長期而有效的移民製度，對不同層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策略，為其提供有力的社會保障和支持，知識移民蠢蠢欲動。
其實，為了生存，為了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為了更好的追求，每次戰爭都有很多科學家像席皮爾曼一樣，從戰亂國家和地區轉移到和平的國家和地區。
管中窺豹，下麵以加州理工學院為例說明知識移民給美國帶來的巨大的科技進步，從而促使新技術革命在美國如日中天。
1921年，加州理工學院物理係係主任密立根到歐洲參加會議，積極邀請歐洲相關方麵的頂級專家加入加州理工學院成為全職老師。一邊是刀山火海，一邊是繁花似錦，每個理性人都會做出效用最大的選擇。奧地利數學家、物理學家保羅·埃倫費斯特同意到加州開展一年的講學活動，在歐洲享有盛譽的量子物理學家保羅·愛潑斯坦同意赴任加州理工學院物理係的教授。
愛潑斯坦之所以同意前往加州理工學院，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歐洲森嚴的學術等級製度和限製猶太人進入院係深造的名額。而來到美國，開放、自由的環境讓愛潑斯坦的科研熱情得到了充分釋放。在愛潑斯坦之前，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貝特曼已經成了學院的數學、理論物理係和航空學教授。
不久之後，一大批歐洲頂級專家，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獲得者亨德裏克·安東·洛倫茲（Hendrik Antoon Lorentz）、劍橋大學物理學家喬治·高爾頓·達爾文、慕尼黑大學的索末菲、萊頓大學的埃倫菲斯特、埃爾溫·薛定諤、尼爾斯·玻爾、保羅·朗之萬……甚至鼎鼎大名的愛因斯坦都以類似的形式到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科研。據統計，1933年至1940年大約有百名物理學家從德國遷至美國。[3]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是先進科學技術的載體。人力是一種資本，而科學家掌握著更多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與普通人力資本相比，是能夠從事複雜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人力資本。科學家的轉移，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先進科學技術的轉移。
20世紀初，美國有了新精煉法、熱風爐煉鋼法、科特攪煉法和酸性轉爐煉鋼法等，這些技術使美國的鋼鐵產量大幅增長，1915年的鋼產量已經超過3000萬噸。鋼鐵產業屬於重工業，處於產業鏈中端，它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建築、交通運輸和機械製造等行業的發展。紡紗、采礦、冶煉、鐵路和水路交通等部門，都是在移民帶來的技術和資本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海外移民必將帶來技術的更新、資本的流入和市場的擴張。據統計，美國因移民形成的附加資本積累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0%至20%。[4]
新興市場國家最初必然是模仿型創新，即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產業、先進生產模式，一旦模仿潛力走到了盡頭，就必須培養獨立的創新機製、創新能力，如果不能突破創新的關口，經濟增長就會陷入長時間的停滯。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了從蒸汽機到電動機的轉換，第二次工業革命恰恰就發生在美國。國外科學家的到來，隻是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本國科技人才的自強不息才是促進美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根本。
——首先，美國向德國學習技術。英國想阻礙美國的崛起，千方百計地在核心技術領域對其封鎖，希望通過“掐脖子”的戰術實現打壓美國的目標。而在歐洲，德國也想爭奪英國的殖民地和霸主地位，二者的矛盾越來越不能調和。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如此，非世界第一的德國和美國便自動站在了一起，美國選擇向德國學習。
19世紀德國爆發了學術革命，德國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影響世界。19世紀60年代，美國有1000餘人在德國大學注冊學習，到19世紀80年代已超過2000人。這些人在學術自由、提倡科研與教學並重的大學中求學、任教，將學術氛圍帶回美國。與此同時，諸如德國經濟學家弗朗西斯·希伯（Francis Cieber）等各界學者紛紛到美國任教，傳播高等教育思想。德國的教育思想為美國高等教育帶去了生機和活力，推動了美國高校的發展。
——其次，美國建立自己的科研機構。吸收、引進，再創新，是破解“掐脖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教育上，美國學習德國，於1876年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的崛起隻是美國大學興起的冰山一角，20世紀初，美國大學普遍邀請歐洲頂尖專家赴美任教、講學，以彌補自己的知識空白和科研短板。
隨著科學家的到來，一大批諸如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研究委員會、諾曼·布裏奇物理實驗室、威爾遜山天文觀測台、習明納研討會等頂級科研平台相繼建立，實現了美國實驗室的本土化。
截至1914年，美國工業試驗室和研究所已有365個，科研人員的總數達到近萬人，雄厚的人才基礎為美國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後，一大批前沿性科研成果湧現：密立根獲得19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36年，加州理工學院培養出來的卡爾·安德遜(Carl Anderson）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與此同時，實驗室成立的外部經濟效應逐漸顯現，越來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被吸引加入平台……
——再次，美國人鍾愛發明創造。舶來品沒有核心競爭力，為了破解“掐脖子”的困境，必須自主創新。美國引進技術後，並沒有停留，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量再次發明和創新。
據美國專利局記載，1850年至1860年，美國政府頒發的專利有2.52萬項，1880年至1900年，專利數每年保持在15000至25000個。[5]
奉行實用主義的美國人熱愛發明，機械師在車間聽到叮叮當當的敲擊聲，就像聽到美妙的交響樂。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本土湧現出愛迪生、貝爾、亨利·福特、萊特兄弟等一批發明家。
正如列寧所言：“美國在發展人類聯合勞動力方麵，在應用機器和一切最新技術奇跡方麵，都在自由和文明國家中間占第一位。”
眾所周知，從發明到應用，需要跨越巨大的鴻溝，經曆漫長的等待，但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美國，一旦出現技術創新，會立即投入到現實的應用場景中。從發明到應用，美國表現出驚人的效率。
——最後，得益於美國政府的支持。包括加州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諸多研究型大學，在初創期缺少經驗和資金。“一戰”期間，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積極參與，通過國家研究委員會主動與政府合作，研究軍事技術，為美國爭取到了極大的科研利益，也為自己爭取到了資金。“一戰”後，國家研究委員會作為官方機構的代表，為美國的研究型大學提供大量的科研經費，僅在1939年到1940年這一年，美國10所研究型大學就從聯邦政府手中獲得超過900萬元的科研經費。
美國聯邦政府對研究型大學的支持方向有兩個：一是美國國防部主張的應用型研究；二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張的基礎研究。盡管在1930年至1940年，美國聯邦政府對應用研究投入的經費是基礎研究的數倍，直到1950年後，美國聯邦政府才強調基礎研究，比重也逐漸上升。美國聯邦政府不僅給予經費支持，還實現了研究方向的平衡與把控。
1924年至1929年是美國經濟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時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通過引進人才，加大教育、科研投資力度，注重自主創新，實現了技術的升級、經濟的騰飛，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引領潮流，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也達到了巔峰。
從1870年到1913年，英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1.3倍，法國增長了1.9倍，而美國增長了8.1倍。1924年美國用電量達到650億千瓦，占全世界用電量的50%，電力工業躍居世界第一位，美國的產業已經進入了狂歡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