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同在一個地球村，但每個國家所擁有的資源稟賦、生產要素、生產效率和需求不同。正所謂術業有專攻，按照社會分工理論，分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正如教科書上羅列的諸如增強社會分工、提高全球經濟效率、增加競爭等好處，在自由貿易政策下，每個人、每個國家或者地區，隻做自己擅長的、效率最高的產品，然後與其他國家的產品去交換，在效率最高的情況下，所有人的需求都會得到滿足。
在自由主義貿易政策下，經濟實力強的國家可以以低成本獲得更多產品和服務，也可以輸出低成本的產品，占領更多、更大的市場；經濟實力弱的國家因獲得了更大市場，也可以實現經濟的增長。
但這僅僅是理想狀態，自由貿易政策不是固若金湯的堤壩，而是弱不禁風的防線，自由貿易體係內一旦出現裂縫，整個體係將不可逆轉地崩潰，貿易戰爭將開始。
在經濟形勢向下時，貿易經常作為優勢一國對另外一國的製裁手段之一。特別是當出現霸主之爭時，貿易戰必不可免。
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此後，為了擴大市場，英國的貿易政策由貿易保護變為自由貿易政策，與歐洲各國簽訂互惠協議，降低進口關稅，取消出口禁令。到了1875年，英國的製造品平均進口關稅已經下調為零。
“一戰”期間，為了把錢用在刀刃上，英國政府首先加強了對私營企業的控製與監督。為了把有限的外匯用在軍需品上，1915年英國政府頒布了麥克納關稅法，開始對鍾表、汽車和其他奢侈品征稅。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經濟遭受重創，世界第一的位置隨時可能被搶。為了恢複發展經濟，英國揮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1921年，通過的《保護工業部門法案》對進口的精密儀器、化學品、金屬製品征收50%的關稅。至此，英國完全拋棄自由貿易政策，走向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角落。
貿易保護主義是帝國衰落前打開的潘多拉盒子，盒子一旦開啟，直到所有人遍體鱗傷，才會真正坐下來和談。戰時的貿易政策隻是開始，隨著英美雙方經濟實力的轉變，英國越來越傾向於通過貿易實現對後來者的打壓。
貿易戰的直接表現是提高關稅，人為設置貿易障礙。眾所周知，貿易障礙的提高，會提升貿易成本，甚至導致貿易不能進行，無論是成本的提高還是交易無法達成，最終都會傳遞到國內市場，國內的消費者需要付出更高價格或者完全喪失原有的購買機會。
新興國家想要實現反超，成為世界新的霸主，除了要在核心技術上實現突破，還要運用各種策略在貿易戰的困境中出手反擊，實現逆襲。
“如果你一槍打不死我，我又活過來了，咱倆還能做生意，隻要價格公道。”就像《潛伏》裏這句經典台詞，貿易戰的最終目標不是打死對方，打貿易戰隻是手段，最終還要一起做生意，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有亮劍精神，敢拚敢打，哪怕打到兩敗俱傷才能坐到談判桌上握手言和。
貿易戰，提高關稅，正好迎合了美國國內某些人的提案，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形式，解決美國國內的生產過剩問題，同時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就業。
於是，在英國出台貿易保護政策之後，美國就開始討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施貿易反製措施。但美國人十分清楚，全麵的貿易戰一旦開啟，自己也吃不到什麽好果子。
因此，美國國內有兩方麵的聲音：一種來自貿易保護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代表人物是德·斯姆特，他在1922年就主持起草了《佛德尼—馬克昆柏關稅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1927至1928年他再次提議提高關稅。另外一種聲音是堅決反對提高關稅，主張繼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代表人物是保羅·道格拉斯、歐文·費舍爾、詹姆斯·TFG·伍德、弗蘭克·格雷厄姆等經濟學家，以及汽車巨頭亨利·福特、J.P.摩根的首席執行官托馬斯·W·拉蒙特。
與議員和總統相比，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的地位明顯處於劣勢。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簽署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主旨可以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形容——美國優先，將兩千多種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曆史最高水平。
在那個年代，美國雖然已經算是世界強國，但還稱不上絕對的霸主，即便是“鐵哥們”，英國也不會束手就擒。
先下手為強，晚下手遭殃。早在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該法案之前，就有國外政府已經開始了報複行動，或者發表聯合抗議聲明，或者直接提高關稅。盡管美國國內有一千多名經濟學家聯合簽名抵製這一法案，但最終還是通過了。
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引起了連鎖反應。法國將全部美國商品拒之國門之外；1930年6月30日，意大利對美國的進口汽車征收2倍關稅；7月22日，西班牙出台《Wais Tariff of 1930》，讓美國汽車價格高得賣不出去；9月17日，加拿大出台《Canadian Emergency Tariff》，提高關稅。
各國紛紛報複美國，英國也不會坐以待斃。
1931年9月，英國成立了以麥克唐納為首的聯合政府，他完全接受了保守黨的主張，在財政大臣亞瑟·內維爾·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的支持下，為了恢複戰前對外貿易的優勢地位，高築貿易壁壘。
1932年2月，張伯倫提出的《進出口關稅法案》規定，對所有進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關稅，並要求進口稅谘詢委員會向財政部建議征收附加稅。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貿易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上麵提到的幾個國家，還有幾十個國家紛紛以彼之道還之彼身，采取報複行動，一場全球性的貿易大戰全麵開打。正如表1-1所示，1929年至1932年間世界範圍的國際關稅平均稅率大幅提高。
表1-1 國際關稅水平（平均稅率）[6]
世界第一、第二的大佬打架，全世界跟著遭殃，特別對於那些在資本主義體係之下沒有獨立經濟體係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來說，經濟和貿易受到的打擊更加沉重。
在經濟危機衝擊之下，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市場更加迫切了，一方麵它們向其傾銷更多商品，擴大市場，轉嫁危機；另一方麵壓低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口商品的價格，獲得實惠。這樣的政策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國家的出口貿易舉步維艱，以中國為例，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向中國傾銷棉花，使中國進口棉花的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1931年進口達到高峰後，1932年出現了貿易曆史上最大的貿易逆差。
貿易戰的結果不是雙輸，而是滿盤皆輸。世界貿易數值的下降與大蕭條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各國的貿易戰更使得經貿數據雪上加霜。麵對大蕭條帶來的經濟衝擊，各國束手無策，隻能築起貿易的壁壘，通過關稅和非關稅政策對進出口進行限製，試圖來增加本國產品的銷售，保證國內的就業。
事實上，這無異於飲鴆止渴。大蕭條之後的十年，世界範圍內貿易戰中所有的國家都是受害者。
如圖1-1所示，世界工業產值和世界貿易在1929年達到峰值之後一路下跌，1932年世界貿易萎縮了約25%，且接近50%的降幅是由貿易保護導致的，貿易保護帶來的惡性競爭勢必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前途漫漫雨紛紛，世界貿易的恢複遠遠落後於世界產值的恢複，直到1935年，世界貿易仍比1929年低了約15%。事實上，貿易戰的餘波很難快速平息，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貿易仍未恢複到1929年之前的水平。
圖1-1 世界工業產值和世界貿易（1926—1938）[7]
在這次世界貿易大戰中，英國贏得了短暫的勝利。從1933年開始的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複蘇明顯強於美國，1934年的生產指數已經超過了1929年的水平，1937年的工業產值較1929年提高20%。
美國在貿易戰中並未如願以償，沒有解決自身生產過剩的問題，更沒有實現對英國的進一步反超，反而適得其反。關於1929年美國大蕭條的原因有多種說法，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引起的政治紛爭是引起崩盤的重要原因。法案通過後，美國的失業率從1930年的7.8%一路上升到1933年的25.1%。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1929年後世界貿易戰的警鍾至今仍在耳邊回響，每當美國政府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出台時，這段曆史仍會被重新提起，愚蠢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是對當政者最大的警告，曆史不可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