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自由世界的美國的政府開始動用行政的力量而非市場本身的力量直接幹預企業主的決策、企業規模、競爭行為、工資與工時和就業等。羅斯福通過加強政府的幹預，在大蕭條時創造了更多機會，給了大多人工作、吃飯和活下去的機會，從而實現了恢複和發展經濟的目標。
遺憾的是，羅斯福的主張“人命危淺”。1935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投票通過，宣布羅斯福的《國家複興法》違憲。羅斯福救美國於水火之中的重要武器之一不但被廢了，還被宣布違法。這是為什麽呢？
其實，這與政府信奉的執政理念有關，所謂的自由，已經根深蒂固地紮根在了資本主義的每個毛細血管，羅斯福式的政府幹預政策摧毀了國家機器運行的基礎，必然不能長久。
關於金融危機中政府是否應該出手在學術上存在巨大分歧，它們分別是凱恩斯學派的政府幹預主義和以古典主義學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前者我們稱之為政府幹預者，後者我們稱之為自由主義者。
政府幹預主義者認為，就像人生病了需要治療一樣，經濟出問題了要進行幹預，而且這種幹預不僅體現在經濟危機時，更應該貫穿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熨平經濟的波動，防止過冷或過熱。與之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之上，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反對政府幹預經濟。
在這裏要強調一點，兩個著名學派存在這樣完全相反的觀點，恰恰說明兩者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據，否則，就會出現一邊倒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麽胡佛在經濟崩潰前期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因，後期改變態度及羅斯福的成功，隻能說明政府幹預適用於當時的情況，並不能說自由主義完全錯誤，否則，就會變成一葉障目、斷章取義。
在做出結論之前，先聽聽兩大學派的觀點。
政府幹預者主張政府應該有所作為，理由主要有三個：
第一，救市能幫助恢複金融中介。所謂金融中介，就是在資金供需雙方中間充當媒介的主體，這裏可以簡單地理解為銀行和證券公司。
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研究這一問題時，引入了金融中介成本——即資金供需雙方達到匹配狀態的成本，包括貸款人將資金借貸給優質借款人所花費的尋找、風險、監管以及期望損失等各種成本。作為金融中介，當然希望金融成本越小越好。
金融危機時，投資者喪失信心、財富下降導致失去清償能力，有錢的不敢往外借，需要錢的人找不到借貸渠道，金融中介成本就會升高。金融中介成本的升高和信貸緊縮，導致企業流動性和有效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總產出。當金融危機發生時，政府采取幹預政策，降低金融中介成本，助力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多的研究從側麵證實了上述觀點。維諾格拉多從金融中介角度分析政府在金融危機中對銀行的救助策略，最後發現，如果政府對銀行實施救助，就會產生宣告效應和擔保效應，提升居民的信心，幫助恢複金融中介的作用。羅斯福的成功，就是對這一研究成功應用的典型代表。
第二，緩解流動性不足。在金融危機中，在趨利避害的本能驅使下，儲戶取出存款、投資者賣出股票，最終導致市場的流動性不足，出現擠兌和股災。一旦如此，個體銀行和個別股票的流動性風險就會迅速傳染至整個金融體係甚至是經濟的各個領域。
如果此時熟視無睹，流動性就會枯竭，資產價格會跌入穀底，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政府要在金融危機中進行救助，幫助那些流動性不足的企業出售自己的項目償還債務；通過購買股權，增加對銀行的長期貸款，向銀行提供流動性。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危機中提供的流動性，就像往一汪死水裏引入的一股清泉，讓原本死氣沉沉的池子流動起來，逐漸煥發生機。
第三，通過救助消除恐慌，防止風險進一步蔓延。之所以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是因為預期對金融市場有重大影響。在金融危機中，銀行的破產、股市的下跌，很容易改變市場的預期，進而產生連鎖反應，加速風險的擴散。
看完政府幹預者的觀點，再來聽聽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之所以反對政府進行金融救助，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政府幹預很容易產生道德風險。所謂道德風險，就是最大限度滿足自己效用而做出不利於第三方的行為。這很容易理解，比如在封建社會，每逢災年，總會有貪官貪汙賑濟款、救濟糧，大貪官和珅竟然在災民的米中摻沙子。道德風險的存在，主要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如果有一套有效的監管機製，再大的貪官也不敢胡作非為。
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與其進行事後救助，不如加強事前監管，儲備足夠的外匯，做好風險防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危機中政府以非正常成本的資金救助大銀行、大機構，任憑小銀行自生自滅，實際是一種歧視，這是人為製造不平等。大量低成本的資金救助金融機構，加大了債權人和金融機構本身的道德風險。
第二，救市“市場至上論”。很多人都因為胡佛的放任自由政策而去批評他，但事實上，他所依據的理論並不是一無是處，像亞當·斯密、薩伊、弗裏德曼、盧卡斯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堅定追隨者是最好的證明。他們都曾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也曾創造了偉大的理論，這裏就不再一一贅述。
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從理論層麵看，政府幹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絕對的對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麵對慘絕人寰的大崩潰，隻要能夠力挽狂瀾，就是好理論，就應該被采用。
與理論好壞相比，更重要的是在理論與經濟所處階段的匹配和執行力度。正如1929年前美國的經濟繁榮，市場的交給市場，政府隻是充當“守夜人”，才有了繁花似錦，也正是因為政府監管的失職而造成經濟的大崩潰。在大崩潰期間，羅斯福的強力幹預政策有效化解了危機，但政策並未得以延續，為什麽？因為權力的野獸不能出籠子太久，否則就會出現一係列問題。
[1] 王建華，《美國政壇精選演講精粹》，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 U.S.Congress，Congressional Record：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venty-Third Congress also special session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77，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3.
[3] 內森·米勒著，祥裏等譯，《羅斯福正傳》，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