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索羅斯連續攻陷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東南亞諸國。前車之轍，後車覆之，洞悉前路的陷阱，必須知道來者如何可追，讓我們來看一看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殺伐決斷。
1965年至1980年東盟經濟增長速度年均7.1%，東南亞人民終於富了起來，再也不用看西方的臉色行事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號稱“亞洲四小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號稱“亞洲四小虎”。
人們把四小龍、四小虎奉為東方經濟發展的典範，甚至把高度提升到價值觀的境界，認為這個經濟奇跡是儒家文化對新教文化的勝利。在此之前，馬克斯·韋伯曾認為，隻有新教精神才能造就市場奇跡，上帝隻垂青具有新教精神的人。
然而，200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東南亞經濟奇跡嗤之以鼻，尤其把“四小虎”統稱為“紙老虎”。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亞洲奇跡的迷思》，強烈批評了東南亞：“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像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驚人的資源動員來換取其快速增長的。”這位教授尤其對新加坡的經濟神話毫不感冒：“這樣的成就顯然是一種經濟奇跡。但是，這個奇跡形成的基礎是體能而非靈感；新加坡通過資源動員獲得的增長會使斯大林感到榮幸。”
克魯格曼還自封為先知，即使自己沒有任何經濟數字也能知道新加坡的奇跡不可能再繼續，因為：“新加坡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基於一種不可重複的一次性行為變化基礎之上。”搞到統計數據之後，他再次語出驚人，令人吃驚的真相得以暴露：“新加坡的所有增長都能由可計量的投入增長來解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的效率有所增長。”
克魯格曼的文章引來無數口水，民族情緒瞬間被點燃。東南亞的經濟，尤其是1994年之後，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依舊龍精虎猛，一點也看不出疲態。
今天，我們終於能擺脫非理性，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發現很多缺點確實一目了然。
最典型當公推泰國，所以索羅斯才以泰國為第一個攻擊目標。那麽，就以泰國為例，看一看東南亞究竟怎麽了。
1985年至1995年泰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8.5%，當然，能實現如此高速經濟增長是有條件的，10年間泰國年平均投資增長率高達40%。
高投資、高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原本是後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一無所有的時候無論勞動力、土地還是自然資源都很便宜，這些優勢足以支撐外向型經濟，實現國家經濟騰飛。但是，這些優勢無法持續，勞動密集型產業說難聽點技術含量最低。
對經濟欠發達國家來說，一旦實現經濟騰飛，接下來，要趕緊趁著紅利豐厚的時候，盡快實現產業轉型。否則，周邊國家很快就會模仿，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什麽秘籍，更沒有不可替代的產業優勢，一旦大家群起而學之，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無法持續。
20世紀90年代中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蓬勃興起，泰國麵臨的競爭日益激烈。泰國比其他國家早富起來幾十年，如果泰國趁著這幾十年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把高大上的產業都搞上去，從製造改為創造，那周邊其他國家就無法趕超它。
泰國偏偏未能把握前麵幾十年的機會，產業結構未能升級、沒有明確產業導向、沒有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關鍵時刻，家底兒被敗光了！大量資金被投向房地產、證券及服務等部門，而對技術研發、基礎設施及創新等部門的投入嚴重不足。1992年至1996年“七五”期間全國研發預算僅2億美元，占GDP的0.14%。
毫無征兆，1996年泰國的經濟增長率降至6.7%。即使如此，人們也不以為意，不過就是經濟增長率降1至2個百分點而已。實際情況是，這個時候泰國經濟已經危若累卵了！
未經過現代教育，人還是原來那撥人，根本幹不了高技術的活兒，何談產業升級，何談產業轉型。這就成了泰國新興市場致命的缺陷：沒有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卻有著同樣高昂的勞動成本，賺不到錢還要使勁花，怎麽可能長久？
當時，80%以上的泰國勞動力實際達不到小學以上教育水平，幹不了高技術的活兒又要高工資，那就隻能使投資者產業轉移了。
1996年曼穀的投資者已很難雇到合格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就連一般的工程師、技工和行政人員也一定要拿高薪。當時，泰國全國平均工資為1.41美元/小時，越南平均工資卻低於0.5美元/小時。
1995年開始，泰國外貿出口出現了明顯跌幅，進口卻沒有減少，在經常項目上出現了162億美元的赤字，為當年全國GDP的8%。
麵對赤字，“天才”的泰國政府發明了一種興奮劑一樣的方法：放開對資本項目的管製以吸引外資流入，以資本項下彌補經常項下逆差。這太拗口了，接著用過日子做比喻：今年花超了，明年咱借錢接著花，還是借高利貸……
借高利貸過日子，對任何家庭來說都是敗家。此時的泰國就像一個輸急了眼的賭徒——隻要能借到錢，什麽錢都敢借，借來就玩房地產。
借來的錢用在了房地產，又靠房地產增值歸還貸款、賺取收益。泡沫吹得再大也總有吹破的一天，1997年6月危機爆發之前，泰國外債總額達到900億美元，占GDP的50%以上。其中，400億是短期外債（大家可以理解為高利貸，一兩個月就得還錢）。
就在這個時候，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家已經覬覦多時了！一旦展開攻擊，必定是一場財富屠戮。
1997年6月到12月，東南亞危機被引爆。泰銖貶值開始，瞬間席卷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新興國家經濟體。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一場龍爭虎鬥，青龍白虎被打得抬不起頭。國際炒家僅僅用了20天就擊潰了泰國央行，1997年7月2日，泰國隻好宣布泰銖與美元脫鉤，實行浮動匯率製度，當日泰銖對美元的匯率猛跌至29∶1，狂跌20%。
東南亞諸國經濟結構有很大類似之處，泰銖保衛戰中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均曾協同作戰。
泰國既已敗亡，唇亡齒寒，其他諸國也就很難保全。國際炒家既然已經得手，就想席卷整個亞洲。
第二個被推上祭壇的是印度尼西亞，在泰銖貶值之後，已經獲利頗豐的國際投機者轉而開始衝擊印尼盾。
印尼的經濟結構比泰國更糟糕，銀行體係內不良貸款偏高。這樣的經濟體更容易被攻擊，泰銖剛失守，7月25日，印尼盾對美元的匯率便跌至2613∶1，而在8月22日，一個月不到又跌至3045∶1，突破3000心理大關。當日，印尼股市大跌，短短一個月，70%以上的股票跌幅超過了50%。
印尼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漩渦中心，開始麵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馬來西亞也借助外資流入保持高速經濟增長，但是，馬來西亞對民營企業對外借款進行了嚴厲限製，100萬以上林吉特等值外幣借款需要報告中央銀行；中央銀行方麵，隻批準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借款。
理論上講，外幣借款均有外匯收入對應，即使本國貨幣貶值，也不會導致債務危機。但是，馬來西亞政府過於自大，在周圍四麵楚歌的時候還對自己建立的防火牆特別有信心，所謂防禦措施居然類似於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銀根緊縮政策和財政支出緊縮。
IMF那是對產生危機的國家說的，馬來西亞還沒危機呢就這麽做，跟武俠小說裏的自廢武功差不多。
1997年9月，馬來西亞削減2%聯邦政府支出，10月中央銀行開始控製銀行對企業貸款，要求年底貸款餘額增長率不得超過15%。這個政策原本沒什麽問題，問題是11月份馬來西亞銀行貸款增長已達到38%至40%，在餘下一個多月內把貸款規模壓到15%——那就是自討苦吃了。
所有經濟騰飛的國家，企業肯定會借助貸款迅速擴大生產、擴張市場，驟然停貸會導致國內生產急劇萎縮。
1998年1月，馬來西亞林吉特匯率的穩定走勢迅速被打破，馬來西亞央行對此視而不見，繼續維持高利率。終於在全球範圍內導致外國投資者撤回投資、拋售林吉特。1998年4月開始，美元對林吉特匯率進入加速下跌通道，緊縮政策終於把馬來西亞帶入了金融危機。
1988年1月到7月，危機蔓延至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基本未做抵抗就繳槍投降，宣布新台幣貶值，進而引發了亞洲股市整體大幅下跌，包括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也包括日本、中國香港，香港股市跌幅更是超過了25%。
信用過度擴張造成泡沫，泡沫就是經濟體中的“心腹之疾”。一旦泡沫足夠大，就會“盈必毀”。國際炒家的做法是把經濟運行中最脆弱的部分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引發金融市場的恐慌性心理，讓人對經濟徹底失去信心。私人部門一旦失去信心，就會造成天量資本外逃。這時候，央行就算有通天徹地之能也無能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