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多年來，我走遍全世界，一個天問總伴隨著我。叩問文明興衰，其他三大古老文明都消失在了曆史的塵埃之中：金字塔下行走的人們已經不是當年法老王的子孫；兩河流域至今仍然炮火連天，成為恐怖主義的大本營；看似延續至今的印度，實則也經曆了無數次的文明中斷與消亡。隻有中華文明能夠綿延至今。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今天，我們的孩子依舊在誦讀著兩千多年前那些老人家的文章，華夏文明血脈曆數千年而不斷，原因何在？
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已經不合時宜，全世界都在尋找打開中國這扇大門的密匙。其實，這把密鑰不在繁華的北上廣深，而藏在看似無足輕重的山西。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體係內的國族。中國是一個佯裝成國家的文明。
這句話，竊以為相當有見地，精準點出了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大誤區。中國並不是西方話語體係中常見的主權民族國家形態，而是一個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政治載體幾乎完全重疊發展的文明型國家，文明的傳承與帝國的延續互為表裏，互相支持，使得中國具備了極其罕見的政治文化雙重屬性。理解了這一點，對於認清今天的中國問題都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
關於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質，很多學者有過精彩論述，我在此不多贅言。我想著力指出的是，不管是“文明記憶”的起源與流變，還是“天下觀”的塑造與闡釋，山西都是極為關鍵的坐標。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治亂循環本是常事。但是，山西古今盛衰間的落差之大，可以說無出其右。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輝煌。隻有理解山西幾千年來的輝煌、動**與沉淪，方能穿越浮華，抵達文明的深處。
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從考古學來看，中國文明最早誕生於河東，即今天晉南襄汾一帶的陶寺遺址。它是中國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年代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從1978年陶寺遺址首次發掘至今，城牆、宮殿、宗廟、王陵、作坊、大型倉儲區、普通居民區乃至天文台陸續出土，深埋於地下的古中國逐漸露出真容，舉世皆驚。考古實證表明，在四千多年前，陶寺就已經成為了區域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中心，這一切都指向了遙遠傳說中的堯都——中華文明的起點。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複旦兮……”三皇五帝久遠縹緲，但晉南毫無疑問是這首《卿雲歌》中所描繪的上古華夏族曆代領袖人物的核心活動舞台，古華夏聯盟的盟主國所在地。在陶寺文明結束後，華夏文明的核心區域才跨過黃河轉移到河南，誕生了更為成熟的“二裏頭文化”。後者是夏商時代的重要遺址，年代為公元前1900―前1600年。
在考古學昌明的今天，華夏文明發軔於黃河流域基本已經成為共識，但究竟源起何處，卻是爭議紛紛，晉、豫、陝、甘各執一詞。但我認為最站得住腳的，應該是山西的古河東地區。丁村、陶寺、炎帝陵、鹽池、曆山、堯廟、蒲阪、禹王城……這片土地上，隨處可見三皇五帝的模糊身影和文明的斑斑印記。
時間再往後推移，西周初年成王剪桐封弟，將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國號為“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晉國都是黃河流域的霸主，率領各中小國和長江流域的霸主楚國相抗衡。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之後都能躋身“七雄”行列，昔日晉國之強可見一斑。盡管晉國已經滅亡兩千多年，但直至今日山西人對於“晉”這個字都有著很深的情結。
伴隨秦始皇一統天下，改封建為郡縣，恢宏的中央大一統帝國正式出現。與此同時，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頓單於“鳴鏑弑父”，挾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快速建立起南起陰山、北抵貝加爾湖、東達遼河、西逾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的強大匈奴帝國。
漢朝建立以後，高祖親自揮軍北上欲破匈奴，卻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圍”，隻能屈辱求和，這也正式標誌著中原帝國、草原帝國的對抗就此拉開序幕。這場曠日持久的鬥爭延續了近兩千年。
從誕生、征伐到融合，中原帝國、草原帝國經曆了極為深刻的相互融合與促進的過程。從狹義的天下觀來看，從文明源頭到春秋天下霸主，再到邊關軍鎮，山西在不斷地邊緣化；但如果放棄漢民族中心論的思維定式，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作為農耕-遊牧過渡區的山西，在這場漫長民族融合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國曆史上有一條很重要的線——400毫米等降水量線，這條線以北，幹燥多風，宜耕地極少，而且十分分散，隻能以放牧為生，因此這條線也成了農耕、遊牧兩種文明的分野。不同的氣候條件、地形地貌，使得兩種文明的生產、生活乃至生命哲學都截然不同。在這條線上眾多山脈綿延，形成兩大文明之間的天然屏障，但山脈的走勢與降水量線畢竟並不完全重合，這條防線上最大的漏洞就在山西。
被譽為“表裏山河”的山西，東依太行，西界黃河，山河相間，是一個半封閉的地理模塊。其內部是多個山脈交夾而成的一連串斷陷盆地。由於地形原因，山西與外界之間——甚至山西內部幾大盆地之間——的交流都相對困難，這也使很多盆地形成了獨立性很強的人文風貌。
如果說晉南是傳統的農耕區，那麽晉北就是遊牧民族的天堂，雁北地區在曆史上一直處於中原農耕文明、北方遊牧文明的交匯處。廣為人知的雁門關，是中原王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而雁門關之外，水草豐美的大同盆地常年門戶大開，中原帝國強勢時，尚可派大軍駐守於此；一旦中原王朝衰微，遊牧民族南下，以此為據點，將會對中原帝國的統治產生嚴重威脅。因此，兩千多年來，山西北部一直是中原王朝和北方遊牧民族相互攻伐的最前線，也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牧馬、問鼎中原的重要通道。
在這些問鼎中原的遊牧民族中，建立北魏的鮮卑族跟山西關係最深。
多年以來，我對魏晉南北朝史——特別是北魏史——非常感興趣。在中國曆史上，北魏是一個不受人關注但是意義重大而且耐人尋味的王朝。它在五胡十六國的大混戰之中神秘地崛起，在漢、唐兩座中國封建文明高峰之間的漫長低迷歲月中掠過曆史的天空，並逐漸使北方各族融入中華文明之中，開啟了通向隋、唐帝國的大門。
我這種興趣的萌生，跟我當時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工作有很大關係。翦伯讚先生的《內蒙訪古》中提出了一個命題：
秦漢時期或者更早，匈奴人就以一個強勁的形象出現在草原上。以後，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更後，契丹人、女真人，最後，蒙古人，他們像鷹一樣從曆史掠過，飛得無影無蹤，留下來的隻是一些曆史遺跡或遺物，零落於荒煙蔓草之間，訴說他們過去的繁榮。他們從哪裏來？最後又去了哪裏？
當時年輕的我同樣對這個問題充滿興趣，我甚至打算寫一本關於遊牧民族的書，名字都想好了，叫作《走上那高高的興安嶺》，為此我閱讀了大量資料，也跑遍了內蒙古各地。
我去了鄂倫春自治旗的首府阿裏河鎮，拜訪了聞名已久的嘎仙洞。1980年，文物考察隊員在嘎仙洞中布滿苔蘚的岩石上，發現了密密麻麻的祭文。嘎仙洞石壁銘刻的發現，其權威性和原始性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
經過考證，石洞中的銘刻與《魏書·禮誌一》中的記載“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高度相似，這證明嘎仙洞就是著名的“鮮卑石室”——拓跋鮮卑的祖廟所在之地。鮮卑族的祖先從呼倫貝爾轉東南，出大興安嶺南段東側的遼河支流烏爾吉木倫河流域，從而進入“匈奴之故地”，最終建立北魏，定都山西大同，完成了前秦苻堅之後的統一北方霸業。
中國有這樣一個說法：秦、漢、隋、唐看西安，宋、齊、梁、陳看南京，錢越、趙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麽，北魏、遼、金看大同，也是理所當然的。
大同承載著兩千多年的文明史，疊加著數十個古代民族的文化。曆史上，鮮卑人走了突厥人來，契丹人走了女真人來，蒙古人、韃靼人、沙陀種、瓦剌部走馬燈似的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與征戰，你來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離合景象，大同獨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來。
在研究北魏文化的過程中，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到過大同，直到很久之後才得以一償夙願。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應當是北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二十四歲親政後，延續馮太後的改革，文化上全麵禁胡語，改漢姓；經濟上實施均田製、三長製，最後甚至提出遷都動議，並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遷到了洛陽。
應該說，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是風雲激**、蔚為壯觀的。在魏孝文帝看來，草原民族的統治方式難以適應疆域橫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國，五胡十六國的一百多年間，既是血腥殘酷的黑暗時代，也是人種、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會、語言、風俗及習慣大融合的時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權走馬燈輪換的時代。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後，往往短短幾十年政權即陷入混亂，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適合於疆域廣闊的中原帝國。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傳承往往采用兄終弟及製，因為在草原部落聯盟中，維係凝聚力的基礎就是大汗個人的絕對強勢。草原之上征伐頻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繼製，常常會出現少兒皇帝的情況，主少國疑，很快分崩離析，因此兄終弟及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然而，兄終弟及最大的矛盾點在於，兄弟間都是同一輩分，按照最樂觀的情況來假設，一代人也不過區區百年。本代最後一位汗王過世之後，留下的是無數虎視眈眈的皇子皇孫，除非有極強勢的人物橫空出世，否則一場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將不可避免，這也是草原帝國的國祚通常不滿百年的重要原因。這樣一套政治體製隨著胡馬踏過陰山，問鼎中原，混亂自然不可避免。
魏孝文帝正是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致力於打破民族間的藩籬，形成一君萬民的政治格局。但是，這一係列改革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魏孝文帝太輕易地放棄了胡漢二元的政治架構，導致了很多鮮卑軍事貴族的強烈不滿，改革遇到了極大的阻力。遷都後不久，魏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國也在其身後三十年分崩離析；鮮卑這個古老的民族，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整體，也在不久後徹底消失在了曆史中。
於身、於家、於國、於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都難說成功。年輕有為的統治者，波瀾壯闊的政治理想，最終帶領帝國走上了一條滅亡之路。
如果站在更宏大的曆史觀上來看，我們在觀察到遊牧民族漢化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漢人的少數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國，往往在高度發達後走向腐爛，統治者窮奢極欲，官僚體係效率極度低下，帝國走向衰朽。這種時候遊牧民族的大舉入侵，看似是國難，實則是涅槃。遊牧民族的剛健、血性和某些極富想象力的製度創新，如同當頭棒喝一般，為衰朽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
從世界史角度看，遊牧民族並不僅僅是我們的北方鄰居，他們廣泛地分布在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他們的生活極端不穩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間荒蕪；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襲，險境環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導致整個群體滅絕。因此，遊牧文明會周期性地向歐亞大陸邊緣的文明發動入侵。“上帝之鞭”與“萬裏長城”其實是一個故事的不同側麵，這個故事就是遊牧文明、農耕文明的戰爭。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亂華”和羅馬帝國的“蠻族入侵”，這兩件大事大致就發生同一個時間段，歐亞大陸的兩端重新陷入了兩三個世紀的混亂，但兩者的結局卻迥異。承載了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的帝國就此隕落，歐洲分裂成無數個小國，至今都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統，並延續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公允地說，自秦一統中國以來，南北朝是中國最有可能陷入徹底分裂的時期。當時，中華民族的集體認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間江河阻隔，胡漢相異，甚至一度在風俗、思想、文化方麵也越走越遠，更關鍵的是，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互相無法控製水源與糧食，這給分裂提供了條件。
中國得以統一的功臣，就是以北魏孝文帝為代表的那一批少數民族政治家。在他們或小心或大膽、或成功或失敗的嚐試下，胡漢二元的政治製度得以形成，期間盛世離亂相繼，免不了陰謀詭計、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但正是在北魏孝文帝乃至無數失敗者的屍體之上，中華文明完成了涅槃。日後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鮮卑化的漢人，他們在無數血與火的經驗中，融胡漢之所長，成就了氣象萬千的偉大帝國，讓包容並匯的中華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陝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將相，也不是亭台樓閣，而是文明的生發。
晉南的臨汾是堯舜舞台，晉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晉中的太原是李唐龍城，文明在這裏從肇始到激**，再到成熟包容，最終走向世界。小則來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爐；中則來看，山西是中國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則來看，伴隨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最好途徑，就是發現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