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降，全國的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南方愈加繁榮，再加上國家一統，山西逐漸淪為中遊。在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亂中，山西曾獲得過短暫的喘息機會，當時兩淮-中原一帶是主戰場，殺得血流成河，而朱棣的“靖難之役”使得華北到華東硝煙密布。彼時的山西，表裏山河，易守難攻，不僅獨善其身，而且吸引了大量難民，成了離亂年間的樂土。
然而好景不長，明朝統一後，其他各地經濟凋敝、人煙稀薄，躲過一劫的山西成了全國最大的人口遷出地，累計外遷十八次，百萬山西人從洪洞大槐樹出發，走向全國，山西也成了很多姓氏的尋根問祖地。
鄙人這個“王”姓與山西同樣淵源極深。我常常自我調侃說，王姓雖然是中國有數的大姓，人丁遍及四海，可惜在曆史上文韜武略不彰。王姓的人才之寥落與人口之眾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僅有的一個皇帝王莽，還是個半吊子皇帝。
唯獨一件令我們王家頗為自豪的，是唐代詩歌界的五大王姓才子：王勃、王翰、王之渙、王昌齡、王維，從初唐到盛唐，從邊塞詩人到田園詩人，個個文采風流。我在深入了解後才發現，這五位本家兄弟居然都是山西人。不由讓人感慨：天下王氏出太原，誠哉斯言！多年前我到晉祠參觀時，拜訪了傳聞中的王氏祖祠，雖是第一次到，但香火繚繞間竟也心生戚戚之感。
多次官方組織的大移民使得山西在造福天下的同時，自身經濟實力卻受到嚴重削弱。多次的人口外遷，使得山西人口數量在明清兩朝持續下跌長達六百年之久。有清一朝，山西的經濟實力僅在東北、西南諸省之上，其間僅存的亮色就是晉商。
從曆史上看，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統治者的衝突幾乎從未間斷過。晉商的輝煌，客觀上得益於明清王朝邊疆政策的變化。明朝弘治年間，設“九邊”（九個軍區）壓製邊疆，八十多萬軍隊、三十多萬匹戰馬的物資需求給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促進了晉商的崛起。“九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山西從作戰第一線拉到了第二線，讓山西從戰場變成了商場。
作戰軍隊的後勤供應，不僅為長袖善舞的晉商提供了發財的商機，也促進了他們與皇權、官府的結合，為他們成為具有壟斷特權的皇商奠定了基礎。這是晉商崛起最重要的天時。
山西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則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
在晉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山西惡劣的自然條件——“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隻能選擇“走西口”。西口，即山西與內蒙古交界的一處長城隘口——殺虎口。從這裏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賈，更多的人卻由此走上了不歸之路。
清代初期，晉商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交易的輻射及聚合半徑就迅速擴大了：向內，擴展至內陸全境；向外，延伸至遠東、貝加爾湖，直至歐亞大陸廣袤的內陸地區。龐大的市場，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隻具有地方意義的晉商，能量迅速放大，成為一支國際商業勁旅。
然而，回顧一部晉商史，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晉商幾百年間積累下的基業在短短十數年煙消雲散，其興衰都充滿了曆史的必然。
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時，馬克思就指出，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經曆從初級形態、中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遞進階段。初級形態發生在流通領域，可以稱之為“商業資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會產生交換商品的行為，進而形成商業活動；貿易的高級形式是國際貿易。商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肯定會進入“產業資本”，再進化到“金融資本”。縱觀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都逃不掉這個規律。
但是，晉商的發展情況不太一樣。他就像一個侏儒，長到一米二就不長了，說他是大人，他的身體是小孩；說他是小孩，他卻有一顆大人的腦袋。坐在桌子上是個大人，站起來隻是個孩子。
晉商之所以會成為侏儒，原因很多，諸如資本主義的發端不是中國曆史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在封建帝製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現產業革命，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法律製度、憲政意識、產權關係。即便是近現代的中國資本主義，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機壓力下產生的。
“根”在流通領域的晉商，沒有形成完善的產業資本。晉商主要做鹽業、票號，興於官商合作的“開中法”，盛於官商勾結的稅收銀，繁榮的背後是官僚經濟巨大的泡沫，主流農民、手工業者並沒有被惠及。因此，晉商的繁榮可以說是一種工商業的“偽繁榮”，與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乃至金融市場的誕生，看似失之毫厘，實則謬以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