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工業文明席卷世界，大變革時代風雷隆隆。戰馬遠去，刀劍入鞘，遊牧文明、農耕文明幾千年的糾纏，迅速退居幕後，埋入故紙堆中。曾經顯赫一時的晉商，也隻能在一棟棟深宅大院中，在對封建皇權尊貴氣派的追憶中走向沒落。工業時代的山西，發現了自己新的價值所在——煤炭。
時至今日，“煤老板”一詞，成了很多外地人對山西的刻板印象；“黑”與“金”這兩種顏色，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山西的代表色。
這種刻板印象，源於話語權的極度不對稱。煤老板的揮金如土掩蓋了山西的整體滯後，從沒聽說過哪個工人靠挖煤挖得又多又快成了老板。一個豪擲萬金的煤老板背後，可能有成百上千個在幽暗礦井中討生活的礦工，他們沾滿煤灰的雙手，他們的破敗與絕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蓋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搖形象裏。
我很欣賞山西籍的導演賈樟柯，也頗為認同他的理念：
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
從《小武》到《山河故人》再到《江湖兒女》，賈樟柯的敘事對象，一直是麵對巨變之下無所適從的小人物，以及隱藏在其人生際遇中的真實中國。他的這個角度，我認為比講述買豪車、買豪宅、千萬嫁女等煤老板故事更貼合山西的時代本質。
山西這場黑金盛宴，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階段。如果說煤炭是工業的糧食，那麽山西就是中國工業的糧倉。大量山西淺層優質煤炭的發現與開采，為20世紀後半葉新中國的重工業發展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
幾十年來，一輛輛卡車、一列列火車滿載山西的煤支援了北京、天津，支援了上海、重慶，支援了全國其他絕大多數省區市。然而，山西煤炭由於市場和計劃錯位造成的經濟損失，卻至少在上萬億元以上。山西在給全國工業輸送糧食的同時，留下的卻是“黑大粗”煤炭重化工業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獨大”的產業困局。
中東地區的石油王國、美國的俄克拉荷馬州、德國的魯爾區等都是資源密集型地區，相比之下，坐擁巨大煤海的山西，三十多年發展居然落後於絕大多數省區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均收入都是全國倒數第一，甚至還落得個灰頭土腦的印象。
山西有煤，這毫無疑問是國家之福，但對山西來說是福是禍卻很難說。應該有不少山西人思考過：如果腳下無煤，山西的今天會是什麽光景？
2002―2012這黃金十年，是山西煤炭發展的第二個階段。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後，經濟飛速發展，煤價正式放開，再加上山西省推行煤礦產權明晰政策，第一次明確可以把礦出售給個人，大小煤礦遍地開花，無數煤老板一夜暴富。在山西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到處是煤炭改寫命運的例子。煤老板成了那個財富狂飆年代的典型縮影；但除了大量財富之外，伴隨黑金而來的，還有如附骨之疽般的詛咒。
這十年是山西腐敗發酵最嚴重的時期。煤炭的利潤之高、操作之簡易、門檻之低，僅次於搶劫。高昂的煤價，支撐著一場場權錢交易的盛宴。
在“挖就能賺錢，挖多少賺多少”的情況下，煤礦利潤的天花板就在於領導的一張嘴和兄弟的一雙拳頭。長此以往，靠山硬就挖得多，拳頭硬就挖得多，權力尋租，黑惡勢力橫行愈發嚴重。
在很多文化不高、思維模式樸素的煤老板眼中，他們拿著大把金錢送給領導，並不是行賄，隻不過是在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畢竟領導金口一張，礦上就能開工，多開工一天，就多掙一天錢，所以領導手中的權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要按天給錢的。
從2012年到現在，是山西煤炭發展的第三階段。煤炭產業的一家獨大會導致嚴重的產業結構畸形，這已經成為山西全省共識。從上至下整個山西開始了漫長的轉型期。大量私人煤窯退出曆史舞台，國家力量開始合縱連橫，優勢整合，成為主導。但隨之而來的新能源時代依舊讓整個煤炭行業遭遇寒潮，而且從長期角度看，煤炭需求總收縮會成為主要趨勢，同時山西當地的煤炭工業在環保與節能領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既要去產能，又要穩增長，還要調結構，可謂道阻且長。
在轉型升級的路上，山西麵臨的嚴重問題在於大政府、小市場，以及隨之導致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在山西百強企業中有八十家是四大傳統支柱（煤炭、焦化、冶金和電力）企業，百強企業營收的90%是國企貢獻的。
在政策、資本都向國企傾斜的情況下，民營經濟缺乏活力，很多隻能帶槍投靠。當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摩拳擦掌地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一展拳腳之時，山西的父母們還在想方設法，乃至花幾十萬把孩子送進礦務局或煤炭集團，以求一份安穩的鐵飯碗，這在其他發達地區是很難想象的。
然而，這一切還隻是表象。環境汙染並不可怕，經濟失衡也可以想辦法，人心蒙塵才是黑金真正的詛咒。三十年的黑金盛宴，影響更多的是人心。生態可以修複，經濟可以轉型，而人性共通的貪婪、虛榮、僥幸，就像癌細胞一樣，在利益的驅動下無限惡性增殖，分布極廣，荼毒極深。想要實現這一層麵的淨化，絕非一朝一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