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於“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國曆史上治亂興衰、成王敗寇的主舞台。
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
司馬光的這句詩，一語道出了河南洛陽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價值。西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記述了成王繼承武王遺誌，營建成周（今洛陽）之事。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中國”一詞的最早記錄，這個“中國”便指洛陽。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結束，先後有十三個王朝建都於洛陽。武則天尤為喜愛洛陽，把這個“東都”更名為“神都”，著力營建。由此，冠蓋如雲、氣象萬千的洛陽，正式步入巔峰。
在周、秦、漢、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間，整個華夏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關東、關隴兩大片區為重心。其中，長安（今西安）、洛陽是我國古代中前期絕對的統治重心。
西安、洛陽這兩個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參與過城市發展的策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則天為什麽要做強做大洛陽。
同為帝都，洛陽與長安在文化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長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長安城內無論士庶，皆以孔孟為尊；而洛陽卻恰恰相反。自漢明帝建白馬寺以來，洛陽便逐漸演變為佛教重地。北魏時期，拓跋氏皇族遷都洛陽，並且極力尊奉佛教，數十萬佛像的龍門石窟便於此時建成。
唐太宗駕崩後，武則天曾削發為尼，遁入空門。這段非比尋常的經曆，使武則天對佛教充滿好感，而洛陽的佛寺數量要遠遠多於長安，鍾情佛教的武則天自然偏愛洛陽。
除了個人偏好外，作為政治家，武則天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雖然長安是唐朝名義上的治所，但實際上關中的土地承載力已經嚴重不足。雖然有輪耕、休耕製度，但長安城畢竟太大了。據現當代學者估算，當時長安城的人口達到八十萬至一百萬。如此高的人口數量，給糧食供給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關中根本無力供養。為了滿足長安城的糧食供給，朝廷不得不從產糧較多的洛陽調糧。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糧食短缺，以致饑荒橫行。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武則天和其前幾個唐朝皇帝曾經親自垂範，帶著長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陽。唐朝開國百餘年，皇帝待在洛陽的時間長達五十多年，以至於皇帝都戲稱自己為“逐糧天子”。
政權東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安缺水。雖然曆史上有“八水繞長安”之說，但其流量並不大，而且多年戰亂一次次摧毀了“八水繞長安”的體係。每當統治者奪回長安，他們發現了比城郭破壞更嚴重百倍的是，長安最基本的水利係統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缺糧尚可通過漕運紓解，缺水真就問題大了。
相比較之下，河洛文化滋潤出來的洛陽，水資源非常豐富。伊、洛、澗、瀍、黃，五水繞洛陽。古人說洛陽“萬家流水一城花”，水月風花，優雅浪漫。此外，廣義上的洛-鄭-開一帶，山川翕集，形勝萬千，是絕佳的風水寶地，也是中國農耕文明的集大成者。
時至今日，河南依舊是中國名副其實的大糧倉、大餐桌、大廚房。農耕文明的發達，加上曆史悠久、王氣薈萃，使得河南的美食還是相當有水準的，畢竟調和五味的廚師“祖師爺”伊尹就是河南人。關於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麵所述的燴麵與胡辣湯外，洛陽水席、開封小吃也讓我印象深刻。
我在洛陽吃過二十四道菜的水席正宴，全跟水有關係，而且幾乎每道菜品都飄著胡椒味，燉的、蒸的、煮的、勾芡的，還有牡丹燕菜，湯湯水水，非常講究。
洛陽重場麵，開封重風情。開封小吃堪稱一絕，品類繁多，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晚上夜市，風雨無阻，夜夜笙歌，充滿了人間煙火氣。現在的浙江小籠包，其實都是北宋末年開封人南遷時的文化記憶。
然而，自北宋滅亡後，河南持續衰落。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經濟雙中心的遷移。
作為塞外民族政權的金、元，其本質是跨越中原-草原的二元製帝國。在它們的統治下，作為傳統中原的河南，政治地位逐漸衰落；溝通塞內塞外的北京逐漸開始崛起，經濟重心慢慢向東轉移到京杭大運河沿線。再加上黃河於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光宗紹熙五年）向南決口，奪淮河入海，河南原有的漕運係統被徹底摧毀，富饒的豫東平原成為“黃泛區”，從此京杭大運河幹脆不走河南，改走山東的濟寧、臨清。這使得河南的地位一落千丈，加速了自北宋滅亡後開始的衰落之路。
河南的興與衰，都離不開王權。我國帝王的權勢之大在世界上實屬罕見，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農民戰爭也同樣屢見不鮮。帝製綿延兩千餘年，“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也延續了兩千餘年。可以說，敬君是表麵，畏權是實質。於是，為君者自然擅權，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懷問鼎之誌的野心家們，時刻準備著逐鹿天下。改朝換代之時，群雄逐鹿不免殺得屍山血海。然而，英雄的對手戲在台上，台下百姓麵臨的隻有連年兵燹和瘡痍。
我國改朝換代帶來的巨大破壞性、滅絕性災難，在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據史載，西漢末年中國人口將近六千萬，王莽之亂十幾年間就使人口死亡三分之二，致使到東漢光武帝建國前人口隻剩下兩千一百萬。百年生息後，漢桓帝時人口又恢複到五千六百多萬。但是，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軍閥戰爭——三國交兵——隨之到來，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重歸一統於西晉時，原本的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隻有七百六十萬。
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滅絕，日後同樣屢見不鮮，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永嘉之亂、隋末大亂、安史之亂、五代十國……每次大亂，人口死亡率都在70%以上。作為主戰場的河南，一次次被嚴重摧毀。
近代以來，河南受創更是極為嚴重。雖然北洋軍閥的祖師爺袁世凱是河南人，但河南卻是中國中東部地區唯一沒有軍閥作為根據地的地方；正因為沒有長期穩定的統治者，使得河南成為了各路軍閥跑馬逐鹿的戰場。
從曆史上看，中原大地不僅戰爭最多，自然災害也最頻繁。“赤地千裏”“餓殍遍地”說的就是中原的旱澇災害。
這不得不提黃河。黃河在哺育和滋養中華文明的同時，也成了一條害河。對於河南人而言，黃河既是母親河，也是頭頂的一盆水。
可以說黃河造就了河南。大約十五萬年前，在河南三門峽群山之西，曾經存在一個超大型的古湖，不斷吸納上遊來水。愈來愈大的古湖最終切開山體，湖水奔湧而出，噴薄而下，直至大海。由此，現代意義上的黃河才開始形成。
衝出三門峽的黃河，在西北太行山、西部秦嶺餘脈、南部大別山共同組成的懷抱中肆意奔流，時而北奪海河、時而南侵淮河，每年攜帶的泥沙多達數億噸到十多億噸。數萬年後，一個大型的衝積平原誕生了，這就是如今包含京、津、冀、魯、豫、皖、蘇七省市的華北平原，其中河南部分更是膏腴之地。站在河南這塊土地上，你才能切實感受到黃河對於塑造中國的偉大意義。
如今，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討一個問題：人類四大古老文明中的另外三個都已經夭折，為什麽唯獨中華文明能夠浴火重生、綿延至今？
關於這個問題，解釋有很多，我在前文《發現山西》中也講到了遊牧民族的重要性，但從地緣角度而言，我認為黃仁宇先生的說法很有見地。中國作為典型的農耕民族，水（主要指的就是黃河）的利用至關重要。然而，黃河經常淤塞河床、決堤泛濫。中央集權必須要有威望能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實現有效的全流域管控。所以，當分裂時間過長，中央集權衰微時，環境上就會產生極大的壓力，呼喚大一統的再度出現。
我在河南大地上徜徉時，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就像曾經的美蘇之間的恐怖核平衡一樣，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也圍繞著黃河形成了最早的恐怖平衡。水一旦被卡住，誰都活不了，而以鄰為壑的事情又時有發生。《春秋公羊傳·僖公三年》記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傳曰：
齊公曰：“無障穀，無貯粟……”
公元前657年（魯僖公三年，周惠王二十年），周王力不能及，齊桓公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穀米的流通。興修水利涉及每個人的利益，小道理服從大道理，集中力量才能辦大事，因此，盡管大家有很多矛盾與爭執，但分裂還是要讓位於統一。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也就逐漸從應急和需要，變成了傳統和慣性，一直延續了兩三千年。這也算是更大尺度上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闡釋吧。
出三門峽後，沒有了峽穀的束縛，黃河開始慢慢沉積下攜帶的泥沙，河床逐漸抬高，在開封徹底變成了地上懸河。開封得以繁華，正因為滾滾東向之水的便利。然而，開封因黃河而興，也因黃河而衰。
開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幾座城。
這個順口溜說的正是被黃河淹沒的一座座的曆史上的開封城。在大規模戰爭衝突中，黃河多次被決開，開封古城也一次次被裹挾而來的泥沙吞沒。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已經淪為寂寞中小城市的開封，早在千年前“汴京富麗天下無”是什麽樣的情形了。
泥沙俱下，再加上支流眾多，黃河的水文情況十分複雜；而且受季風氣候的影響，黃河流域夏季多暴雨，因此，黃河在曆史上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黃河在下遊左右橫掃，製造出了中國人曾經唯恐避之不及的“黃泛區”，令人聞之色變。根據黃河水利委員會的統計，黃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間，下遊決口次數可達1590次，比較大的改道有26次。
“黃河直北千餘裏，冤氣蒼茫成黑雲。”黃河泛濫是中國北方自宋、元以後的一場噩夢。不斷泛濫改道的黃河讓定都於北方的曆代王朝焦頭爛額，成為了皇帝們的一塊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治國的三件大事，黃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記錄河南的災難，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最為典型。這部電影改編自河南作家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我們最近為劉震雲的老家延津做戰略策劃，延津人常把劉震雲掛在嘴邊，津津樂道。可以說，劉震雲是當代批判國民性較為犀利的作家之一，文風平實幽默，很見功力，對人情世故有著超人的洞察。《溫故一九四二》同樣如此，教科書上的金科玉律和來自個體微不足道的苦難“記憶”之間對照，形成強烈的反差。
導演馮小剛有著京油子特有的圓滑世故，多年來也拍了很多應景的電影，但唯獨這部沉重、不討好、不討巧、花了心血的《一九四二》讓我印象深刻、心懷敬意。
1942年，正是戰火燎原之際，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池的征伐劫掠上，幾乎鮮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發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旱災。
如同河南史上的眾多災難一樣，這場旱災給河南人民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損失；但也如同那些埋葬於曆史深處的災難一樣，這場旱災也伴隨老一輩人的逐漸離開，成為遙遠而無關痛癢的故事。而《一九四二》這部電影，重新把我們拉回曆史的塵埃中，去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麵對生死、麵對災難，也用藝術的手段重現了苦難深重的河南。
河南這塊土地上有繁華，有輝煌，也有整個中華民族最深重的苦難。
我並不是一個戲劇愛好者，但我去河南時總要去聽一下豫劇。河南人對豫劇的癡迷，也許隻有關中人對秦腔的酷愛才能與之媲美。“八百裏秦川黃土飛揚，三千萬老陝齊吼秦腔”，那是一種怎樣恢宏的氣勢和場麵！豫劇則截然不同。秦腔是吼出來的，但這種吼裏麵沒有悲，隻有壯；而豫劇從旋律、唱腔到妝容，都淒慘悲涼。《鍘美案》《三上轎》《淚灑相思地》《秦雪梅吊孝》這些豫劇名段，大多聲淚齊下，偏偏很受民間歡迎。我想，這種熱愛，可能是因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磨難與滄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