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由產生一個疑惑:戰爭頻仍、災害不斷的河南,為什麽曆來都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我想,這和中原本身的特性有關。一方麵,中原是刀光劍影的戰場,是洪水滔天的災區;但在沒有戰爭、災害的年代裏,中原氣候溫暖、雨量適中、沃野千裏,是農耕文明時期的寶地。伴隨著災難與盛世的輪轉,人口的聚集和流散也在河南周期性地發生著。在這種聚散離合的周期裏,隱藏著解讀河南人性格的密碼。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戰爭、災害無疑是不幸的;但站在文明的尺度來看,和平時期的文明傳播速度,遠遠不如戰爭期間快。利用戰爭、災害作為動力,中原文明得以更加廣泛地向外傳播。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叫作“老家河南”。作為“老家”,古之河南與今之河南可謂差別極大——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變後,中原文化南遷,甚至民族南遷,早已此地非此人了。但作為中華文明孵化器的河南,中國的許多姓氏都能在這裏找到起源。據統計,在今日三百個漢族姓氏大姓中,起源於河南的有一半多。

最近我們為號稱“廣府之源”的廣東南雄珠璣巷做戰略策劃,那裏走出了七千萬全球各地的廣府人,然而繼續刨根問底,珠璣巷的先人大都來自河南。潮汕人也同樣如此,“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韓愈就是河南人,韓愈在潮汕所受到的尊重和敬仰,不僅是文化的認同,更有一種鄉賢來了的親切感。客家人同樣來自中原,中原的每次大規模戰亂,幾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遷徙;很多客家人的族譜清清楚楚地記載著,祖先來自河南某地。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廣東走訪過幾戶葉家,先去了惠州惠陽的葉挺故居,又到了梅州雁上村的葉劍英故居。翻閱兩家葉氏族譜時,我發現這兩支都來自河南葉縣——葉公好龍的故事所在地,葉家的祖先也是因“封河南葉縣”而得名。

說到中國的大規模移民,有民間自發的山東人闖關東、閩粵人下南洋、山西人走西口,也有官府組織的湖廣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等。但像河南這樣,長達千年,一次次規模宏偉、時間長遠、走遍全國的移民潮,是前所未有的。

移民有時是和改朝換代聯係在一起,但更多的時候是在逃荒。平原地區無遮無攔,稠密的人口遇到大難,隻能四散奔逃。

在電影《一九四二》中,那些沒有餓死的幸運逃荒者們,大多順著“隴海鐵路”,過了函穀關,在西安落腳下來。當時西安火車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逃難的河南人就搭棚子住了下來,號稱“道北區”。由於以流民為主,道北區治安長期不佳,拾荒、綹竊、碰瓷、搶劫稀鬆平常,我2003年左右做西安戰略策劃的時候,當地人還對道北區域心有餘悸。如今,隨著棚戶區改造,地鐵通車,“道北”和“道北人”已經成為曆史,當年流落聚集的河南人逐漸繁衍生息,一直生活到現在,成為了西安人的一部分。現在的西安人尋根溯源,很多和河南有關係。

河南人一路往北走,走過陝甘寧,最後到了新疆。我在新疆、青海一帶做戰略策劃時發現,河南人和河南生活方式,幾乎延伸到了整個天山南北。

2005年8月,由於項目原因,我受邀去新疆天山考察,當時接待我的是新疆天山本地的首富。此人十分豪氣,把直升機直接開到了烏魯木齊的地窩堡機場。飛機把我們一行人員空降到了一片空地後,我們又匆匆轉乘幾輛汽車直接奔向了南山牧場。一進氈房,68度,被稱為“新疆茅台”的伊力特,像炮彈箱一樣放了五箱。

老板自稱不會喝酒,專門請了一個外號叫“天山酋長”的家夥來作陪,他是一個哈薩克人與河南人的混血兒,四方臉,鷹鉤鼻,滿臉橫肉,走起路來像蒙古人摔跤一樣,酒量四斤伊力特,號稱“醉了不醉,多了不多”。當時年輕氣盛,那場酒喝得真是天昏地暗。最後眼看著不能力敵,隻能智取。於是,我們兩個開始劃拳。

劃拳這個東西易學難精,其實就是找概率,抓破綻。當一個人雲淡風輕充滿自信的時候,都很會藏拙,但當他手忙腳亂、特別是內心慌張的時候,常常是欲蓋彌彰,破綻頻頻出現,因此,一定要懂得怎麽給壓力。靠著劃拳,“天山酋長”喝得酩酊大醉,而我終於走出了氈房。彼時已經晚上十點,但夕陽還掛在天邊,天還沒有黑盡,稀疏地亮著幾顆星星。那真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喝酒故事。

根據河南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河南有一千二百萬人流向全國各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流傳著酒的傳說。七八年前我在鄭州也喝過一次大酒,一位大佬在私家會所宴請我。一進房間,我嚇了一跳,怎麽有個老外?這位老兄神似電影明星徐錦江,再加上一把白胡子,典型的老外長相。一張嘴卻是滿口的河南話。我問:“你究竟是老外還是河南人?”他說:“百分百河南人。”我問他:“你是不是開封人?”他很驚訝:“你咋知道我是開封人?”我說:“我甚至懷疑你是猶太人。”為什麽我這麽肯定?背後其實有一段公案。

我們通常隻關注河南人的外流,卻沒有看到河南輝煌時的包容與接納。唐宋年間,河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各國甚至遠及地中海的很多老外,都來到了河南。在明清前的中外交流史上,凡是外來的,特別來自西域的,我們都喜歡用“胡”來代稱,例如胡姬、胡虜、胡琴、胡笳、胡蘿卜、胡瓜等。

在中原人看來,胡人不懂禮儀,是蠻夷之邦,於是用“胡”造了很多詞語。例如,“胡來”的意思就是像胡人一樣亂來,“胡說”就是像胡人一樣亂說,“胡鬧”就是像胡人一樣瞎鬧,“胡思亂想”就是像胡人一樣思想混亂。除此此外,胡攪蠻纏、胡言亂語、胡說八道、胡作非為,都不是什麽好詞。我們也通常不會關心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具體是哪個民族,用一個胡字概括了事。這批聚集在河南的胡人裏,就包括猶太人。

兩千多年前猶太民族被羅馬驅逐出耶路撒冷,其後在全球流浪。猶太人飽經苦難,經久不息,但他們堅持不被同化。可以被消滅,而堅決不會妥協。1948年猶太人複國——建立以色列——後,絕大多數流浪的猶太人都回到了故鄉,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傳奇。

然而,猶太人引以為豪的獨立性,在中國卻遭到顛覆,因為有一支流落開封府的猶太人消失了。消失不是消亡,他們隻是消融在河南這碗胡辣湯裏。在黃河灘上生活了千百年後,被稱為“一賜樂業人”的猶太人——亞當夏娃的兒女們——變成了炎黃二帝的子孫。

廣義上的胡人,不僅包括猶太人,還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栗特人等。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我陪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在廣東采訪了一個月。穆青就是河南開封人,他那個大鼻子越看越不像漢族人,所以我判斷他有可能是猶太後裔。有一天,我跟他聊了起來。

我說:“老頭(穆青為人隨和大氣,社內同事親切地稱其為老頭),我冒昧地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回民嗎?”

他幽默地說:“是啊,我是開封杞縣人,杞人憂天的那個縣。”

“我有個大膽的假說,你可能就有猶太人的血統。”

穆青很好奇:“此話怎講?”

我和穆青講了上述發現和對胡人來曆的猜想。穆青聽了以後沒有說話,但若有所思。幾年前酒席上的那個河南老兄,也從側麵驗證了我的猜想。究竟是不是如此,有待方家考證,但可以作為一個有趣的發現與大家分享。

從古至今,河南人深刻地融化在了中華民族的血脈裏。不過,大規模的流動也給河南人帶來了一定的困擾。

河南人喜歡說“中不中”,但是河南人的名聲卻是“不太中”的。關於地域黑,河南人感到很冤枉;但實事求是,這種印象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從河南內部來看,我們常說的中原地區,其實就是洛-鄭-開一線。真正被黑比較多的,其實是商丘、周口、駐馬店和信陽。這裏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農村人口相對較多,城鎮化水平低下,社會問題相對突出,在官方的說法中被合稱為“黃淮地區”,而在民間有更形象卻不忍直視的稱呼——“豫東南塌陷區”或者“黃泛區”。

近兩年來,河南高速的增長基本集中在最狹義的“中原”概念裏,也就是洛-鄭-開這一線。其能量還不足以輻射省內的偏遠地區,更別說吊車尾的“黃泛區”了。然而,長期以來這一地區名聲不顯,以至於地域黑也沒能搞清楚這是什麽地方,把河南當成一個整體來黑,沒黑到點子上。

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山東強盜,這四類是現代中國人之間最流行的地域歧視的受害者。指控對不對且不說,巧合的是,引發地域歧視的這四個地方——河南的東部、安徽的北部、江蘇的北部、山東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而且同屬“黃泛區”,也就是國民黨當年炸開黃河花園口段,造成嚴重洪澇災害的豫皖蘇一帶。

“黃泛區”可謂古已有之,其得名自黃河頻繁改道所帶來嚴重水患的地區。“黃泛區”帶來最致命的問題,不是貧困與流離,而是不穩定。

河洛大地的文明史烙印在黃河擺動的軌跡上,正是因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個先來,“黃泛區”的人們一直不太熱心自家房屋的建設,人們時刻準備著逃難,自然不會在裝修和布置上花費力氣。直到今天,豫東南農村的房屋和家具擺設還能看出湊合的味道。

《孟子·滕文公上》說: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這句話真說到了點子上。災害讓“黃泛區”的河南人很難有“恒產”,甚至連最基礎的生存保障都沒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放辟邪侈”再正常不過,坑蒙拐騙、舞刀弄槍都無所顧忌,說到底還是那句“無恒產者無恒心”造成的。

河南人的性格弱點中,災難帶來的不穩定性是一麵,另一麵則是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造就的小農意識:春種秋收導致的精明,自給自足導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導致的愚昧……

無論是“放辟邪侈”還是小農意識,河南的問題都是中國民族性的深刻體現與濃縮。人窮誌短,馬瘦毛長,整個中華民族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河南人身上濃縮著中國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惡,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楊的著作《醜陋的中國人》打開一看,對號入座,罵的幾乎都是河南人。

曾經顯赫的河南經曆了漫長的、斷崖式的衰落,中國的近代史又何嚐不是如此?

如今河南的GDP總量高居全國第五,而中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與龐大總量對應的,則是同在中等以下的人均GDP。

近年來,河南的發展走上快車道,中國也在快速地崛起。就連河南人麵對的地域黑,和中國人麵對的地域黑都如出一轍:損人不利己的精明,自以為是的保守,骨子裏的愚昧……無論說好說歹,不管優點缺點,河南就是中國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