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完皖南，再講講皖北。
1997年我去了阜陽，十分驚訝：和水墨江南的徽州比，阜陽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阜陽人口超一千萬，是安徽人口第一大市，也是安徽外出務工人口第一大市。阜陽人從口音到飲食都深受河南的影響，個性比之河南感覺更精悍，但總的來說是徹底的北方人。
我在寫河南的文中曾經講到中國地域歧視的重災區：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山東強盜，這四塊地區是彼此相連的。這片區域統稱“黃淮海地區”，也就是俗稱的“黃泛區”。在從周朝有明確紀年以來的近三千年裏，黃河下遊的河道經曆了從北到南，又從南再到北的大循環擺動，其中決口、改道不計其數。
如同中國的黃河，非洲的尼羅河也會定期泛濫，但尼羅河水帶來的是肥沃的土地，並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埃及人在大水過後重新測量被淹沒的自家土地，並且計算下一次泛濫的周期，從而衍生出了數學、幾何學、天文學等一係列學科，這些學科也被稱作“尼羅河的贈禮”。
黃河與尼羅河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含沙量，黃河洪水流經之處，土地被泥沙覆蓋，良田成為鹽堿地，讓本來就不富裕的“黃泛區”陷入了極度貧窮和社會動**，“尼羅河的贈禮”在這裏變成了“黃河的詛咒”。
但就是這塊曆經詛咒、飽受歧視的“黃泛區”，卻是中華文明的淵藪之一。
當年做安徽省文化產業戰略時，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道家為何會起源於“黃泛區”。安徽亳州就屬於“黃泛區”。遺憾的是，由於行程問題，我沒能好好在亳州探訪一番。直到日後又赴亳州，才補上這一課。今天的亳州，已經很難看到過去“黃泛區”極不穩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但這種不穩定環境和對命運的看淡，或許正是老莊思想的源頭。
要知道，先秦諸子百家關心的幾乎全都是人倫社會學的問題，極少有人關注自然，自然觀、宇宙觀、時空觀幾乎完全不在我們的話語體係中。古希臘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給後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國第一聖賢孔子留給後人的是“仁義道德”，中西方文明從開端就走上了兩條不同的路。先秦諸子百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莊。老莊哲學的大背景，就是變化與無常，對世事和生命的看淡。
在“黃泛區”這片土地上，誕生了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逍遙遊》，誕生了以嵇康、劉伶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流派。這些迥異於傳統人文思想的哲學，是否都是在“黃泛區”這種人生無常、繁華速朽的環境下產生的終極觀照？這算是我個人的一點思考，在此提出，以就教於方家。
除了道家祖庭，“黃泛區”還是孕育帝王的龍興之地。
在中國的開國帝王中，論得國之正、成事之難，當屬劉邦、朱元璋，完全是地痞流氓出身，一個銅板賭天下。他們都出生於民風彪悍、豪爽的，即使鋌而走險也能群起響應的黃淮區域。
其中朱元璋的故事最為典型。六百多年前，這位姓朱的老人在東海邊畫了一個圈，把淮海、江淮、江南三大板塊一股腦兒塞在一起。這種生拉硬湊式的地域劃分方式，直到今天，依舊影響著安徽、江蘇兩省的內部認同感，並且把南京推到了一個相當微妙的位置。
南京的地緣位置導致其遠離江蘇幾何中心，周圍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蘇人習慣揶揄南京不是江蘇人的省會，而是安徽的省會，甚至直接稱其為“徽京”。
這種說法有幾分道理，南京的確曾是安徽、江蘇兩省共同前身江南省的省會，兩省分家後，安徽的行政班子硬是在南京多逗留了近百年，才戀戀不舍地搬到安慶。
時至今日，很多安徽人依然有濃厚的南京情結。今天的南京城裏也到處都能看到安徽人的身影。印象特別深，當年我去滁州時，發現那裏半個小時就能直達南京；做蕪湖項目的時候，每次坐飛機必然是到南京祿口機場，比到合肥近多了；宣城雖然離南京稍遠一點，但也是和南京眉來眼去；更不要提馬鞍山，到南京的城鐵都快通車了。
近日，蚌埠也投懷送抱，希望加入南京都市圈。南京當然表示歡迎，希望與蚌埠密切合作，加強溝通。這麽一來，從GDP總量來看，安徽排名靠前的城市一多半投靠了南京，這也是個讓合肥頭疼的問題。
但是，即使今天的江蘇先富一步，安徽人拍起胸膛來，還是比江蘇響。畢竟當年南京的底子都是安徽人打下來的，朱皇帝就是安徽鳳陽人，“淮西二十四將”也多是鳳陽人，明朝拿下江山以後才奠定了近現代南京的基礎。
南京王朝雖多，但王氣暗淡，秦淮河邊的皇帝們，執政多是笑話，風流都成佳話，雖能偏安一隅，最終逃不了被統一的宿命，隻有朱皇帝才是真命天子，是南京唯一的大一統政權。
大明留給南京的，不止政治經濟上的地位，還有市井生活。出身微末的朱元璋成了皇帝後，很多當年的農民最喜歡吃的菜，搖身一變成了南京一絕，鴨血粉絲湯、鹽水鴨都成了南京城的代表飲食，至於珍珠白玉翡翠湯最後也成了名門菜譜。
安徽對江蘇的影響，除了食物，還有語言。南京話和天津話都與江淮官話（安徽方言之一）非常相似，南京是天子腳下，天津是天子津渡，這也是大明留下的遺產。
安徽與江蘇之間，真稱得上“剪不斷，理還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