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皖南、皖北相比，皖中平原可以說是麵目最模糊的一塊，甚至之前很少有皖中這個說法。
曆史上往往以長江為界，把安徽分成皖南、皖北。1952年合肥取代安慶成了安徽省會以後，合肥及周邊地區經濟飛速發展，省會總要有個說法，皖中才慢慢提得多了起來。
無名不代表不重要。在天下分裂時，如三國兩晉、南北朝分立、五代十國，這片大別山以東、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江淮地區，都是偏安南方王朝的西北大門，甚至成為南北博弈的勝負手，乃至於誕生了一個專屬戰略詞語叫作“守江必守淮”。三國魏、吳便在此對峙。由於合肥長期在魏國手中，對東吳國都建業（今南京）造成了巨大的戰略威脅，魏、吳雙方多次交戰，不少名將都殞命於此。
今天的安徽，皖中天然是條拉鋸戰線，一省之內打得戰火連天。從這個角度看，皖南人和皖北人互相看不順眼簡直是天經地義。有個笑話這樣講：一個皖南人和一個皖北人在一起，幾乎沒有共同話題，但當提起合肥時就有了共同話題。
如果說南京作為省會有些微妙，那麽合肥作為省會多少有些尷尬。盡管合肥這些年來發展飛速，但安徽人民對合肥還是意見頗多：
合肥合肥，合而肥之。
安徽人甚至給合肥取了個外號——霸都，即霸占一省資源為己用之意。說句公道話，合肥的城市首位度在全國來看也不見得真有多高，關鍵是鎮不住場子。
雖然今天的合肥是省會，但在清朝近三百年間，安徽省的中心一直在安慶。那時候的合肥（古廬州）僅僅是個小縣城。20世紀中期，國民政府把省會由安慶遷到合肥，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考慮：無論是安慶還是蕪湖都在長江邊上，合肥則相對居中。作為戰時中心，合肥迅速發展了起來。
新中國成立以後，從發展經濟角度考慮，安徽省幾次提出動議，要把省會從合肥遷往安慶或蕪湖，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被毛澤東否決。正所謂“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陸麵臨著嚴重邊患，如果台灣在美國海軍的支持下反攻大陸，長江流域極易失守，無論是安慶還是蕪湖，都有陷落的危險，而合肥在安徽中部，有足夠的戰略縱深，是戰時省會的最佳選擇。
時過境遷，合肥的戰時使命早已完成，但陸路交通的崛起讓合肥再度占據優勢。而且，合肥位於安徽省的幾何中心；安慶偏於西南一隅，很難對全省進行有效控製。曆史的輝煌無法掩蓋城市地緣帶來的劣勢，在交通和工業化越來越重要的近代，安慶的失勢顯得無法避免。一來二去之間，合肥也坐穩了省會的位置。
五六年前，我們和中鐵四局合作過一個合肥的項目，我在合肥待的時間多一些，也考察了一圈周邊的城市。我去淮南看過草木皆兵的八公山，腦中既有淮南王劉安雞犬升天的傳說，也有淝水之戰風聲鶴唳的故事。我也認識了皖中一個別具特色的文化圈——環巢湖文化圈。
就合肥文化本身的發展來看，它的縱深和外延即是環巢湖文化。其代表人物，古有範增、周瑜，今有李鴻章、段祺瑞、馮玉祥。清末淮軍將領群體及其骨幹分子，大多分布在整個廬、巢（及六安）地區，這裏是軍事人才的聚集地。
皖中最重要的曆史人物就是李鴻章。小至讓合肥名聲大噪，中至推動安徽順勢崛起，大至裱糊清朝國運，李鴻章都舉足輕重。
關於李鴻章的是非評判很多。在我看來，李鴻章是奸相，觀其奢靡生活便知；李鴻章是權相，觀其手下淮軍便知；李鴻章也是古今能相，觀天下便知。
有副李鴻章的對聯，在很多人——尤其是老板群——中廣為傳頌：
享清福不在為官，隻要囊有錢、倉有米、腹有詩書，便是山中宰相
祈壽年無須服藥，但願身無病、心無憂、門無債主，可為地上神仙
看似抱樸守拙、清心寡欲，事實恰恰相反。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鴻章是生活最奢華的。其籌措洋務幾十年，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不知多少，時人風傳“宰相合肥天下瘦”並非虛言。
李鴻章曾在上海的丁香花園金屋藏嬌，我專門去參觀過，感慨萬千。享受金山銀海、溫香軟玉的間隙，還能寫出這樣樸素的對聯，李中堂果然非常人也。
當然，評價曆史人物不能以德行簡單論之，也不能非紅即黑、非此即彼。人的兩麵性在李鴻章身上深刻地體現了出來，極盡奢華的另一麵是中流砥柱。
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傳頌京師：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
……該詩的作者——弱冠才子李鴻章——也踏入了曆史的舞台。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剛簽署，青年李鴻章在心憂國難的同時，也還有著對個人未來宦海生涯的躊躇滿誌。
至於李鴻章的另一首《臨終詩》，則有些悲涼：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這首詩是他在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後，上呈慈禧太後的絕命詩。詩罷不久，李鴻章辭世，享年七十九歲。在李鴻章死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大清王朝就徹底地消失在了曆史的滾滾車輪中。
細品這兩首詩，竟有些相似。“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一萬年，是對曆史的反思。曾經世界之巔的中國為什麽會衰敗如此？洋世界究竟長什麽樣？誰在書寫曆史，接下來會如何書寫曆史？這是大時代裏中國年輕輩中最優秀者的天問。三千裏，既是安徽到北京之間的距離，也是白衣到宰相的距離。和要做聖人的曾國藩不一樣，李鴻章是梟雄性格，手段更加圓融，名利之心更重，對於封侯拜相有著強烈的追求。
對比李鴻章的絕命詩“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外吊民殘”，近三百年清朝國祚眼看即將終結，八千裏疆域國土到處黎民凋殘。
這兩首詩的寫成時間前後近乎一甲子，李鴻章從欲封侯拜相、安天下濟蒼生的布衣青年，到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國之重臣，最終成了人人唾棄的“媚外賣國第一人”，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很多人喜歡假設：如果慈禧光緒母慈子孝、英明神武、銳意改革，“四大名臣”齊心協力，中國還有救嗎？
我說：失敗往往不是瞬間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筆。結果和結局從來不一樣：結果是終焉，是“是非成敗轉頭空”的一聲長歎；結局則開始在你錯過了最後一個可以扭轉局勢的路口時。
扭轉局勢，說來容易做來難；中國這艘太大的船，想要在滔天巨浪中轉身更是難上加難。沒什麽比李鴻章的絕望與希望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的挫折和努力。中國的沉淪與衰落、救亡與複興，這不是幾個人的使命，而是幾代人的宿命。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的絕命詩，今天猶在耳邊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