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區位角度來看,湖北是個好地方。

如果把中國傳統的文化版圖按照南北來劃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晉文化、齊魯文化、燕趙文化、泛東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則包括江淮文化、吳越文化、閩台文化、贛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嶺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環境特征差異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氣質不同、風格各異。

湖北雖然屬於荊楚文化,但其實是各種文化風雲際會的交鋒點。湖北的區位特點,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東西”。如果把中國擬人化,湖北就是中國的丹田。一方麵,它是由長江連接貫通的荊楚、吳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間地段;另一方麵,它也是南北文化交匯的核心樞紐。

且不說“龜蛇鎖大江”的武漢,也不說“千萬年,屏吾國”的襄陽,舉一個縣——黃梅縣——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說明什麽是樞紐。

今天的黃梅默默無聞,僅僅是黃岡市的下轄縣。但在曆史上,黃梅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長期活躍在黃梅地區,形成名揚天下的“東山法門”,從此中國禪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黃梅可以說是中國禪宗的發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問黃梅”之說。

除了禪宗,黃梅戲同樣源自黃梅,後來傳到安徽發揚光大。為什麽黃梅這個不起眼的縣城,能夠在中國文化地圖上扮演這麽重要的角色呢?

當年智綱智庫曾給江西省南昌做戰略策劃,我和市領導交流時,他曾講到一個觀點,叫作“東南鎖鑰”。中國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歸之時,中原文明往南逃有條通道,從河南第一站到達湖北,之後再順江而下,黃梅和對岸的江西九江就是這個重要的過江渡口,自然也成了軍事重地。三國時期周瑜作為東吳最重要的將領,就是領軍駐守在鄱陽湖口的柴桑(今九江)以防禦劉表、曹操。

南印度人達摩(中國佛教禪宗創始人)當年遠涉重洋到達廣州,從廣州出發前往南京見梁武帝時,也同樣經過了黃梅-九江這條通道。所以黃梅既是移民遷徙的通道,也是風雲交織的戰場,更是一個文化交融、匯聚和雜居的大熔爐。

我曾經因工作幾次到訪黃梅,當時特地邀請了湖北省文聯主席熊召政先生一敘舊情,探討關於湖北這段南渡北歸的曆史。熊先生之前也和我打過不少交道,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飛揚,七八兩酒下肚即興題詩相贈,揮筆就來,我現在家裏還掛著他當年即興贈我的詩。不隻詩書暢達,此君身上還有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人情懷,他送我的書便是自己寫的《明朝帝王師》。商界政界都人脈通達,他也算是一個奇才。

見微知著,整個湖北都是一個東南西北的大通道。

正所謂“南船北馬”,北邊騎馬,南邊行船,湖北就是馬和船的轉換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東西人文薈萃的特征,甚至可以說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鎖鑰、樞紐和丹田。

從物產角度看,湖北也是個好地方。

湖北號稱“千湖之省”,論物產豐富是沒得說,江漢平原肥沃富庶,兩江河鮮味極鮮美,在這點上,號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也比不過湖北。《洪湖赤衛隊》電影插曲裏麵唱道:

四處野鴨和菱藕,秋收滿帆稻穀香。

人人都說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魚米鄉!

此言誠然不虛。

在長江流域的所有省區市中,湖北可能是水資源優勢最明顯的省份。長江經濟帶在湖北境內全長一千多公裏。省會武漢是來往長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樞紐。將來湖北能在中部經濟地帶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長江這條黃金水道。

不過,物產豐富並不意味著無災無難,湖北還有一句俗語:

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說黃河有“黃泛區”的話,長江也有“長泛區”,正所謂“萬裏長江,險在荊江”。由於荊江段的河道非常曲折,加之江水剛從三峽的束縛中奔湧而出,導致每逢汛期荊江周邊地區極易釀成水患。在治水、修壩、建橋等技術沒有成熟的時期,江漢平原就是水鄉澤國的代名詞,長江漢水一旦洪水泛濫,整個江漢地區一夜之間桑田變滄海,昨日天府轉眼一派蒼涼。

我在寫河南的文中曾寫到“黃泛區”給河南帶來的深刻影響:周期性的水患導致了泛區人朝不保夕的心態,“無恒產者無恒心”,隻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了。

但“長泛區”跟“黃泛區”還有不同:黃河一淹就完,長江卻還能“春風吹又生”。這種一年饑一年飽的生態,對於當地人影響非常深刻。

“奸黃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漢川”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語中,涉及的三個地名都在“長泛區”的範圍內。

每次洪水衝刷過後,“長泛區”的地貌都會發生極大改變,要麽使田地變成湖澤,要麽使湖澤變成淤地,同時會帶來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這種地貌變化非常頻繁,導致江漢平原上土地、湖區秩序常常陷入無政府狀態。農民之間對田土、湖權的爭奪,隻能用暴力分出勝負。因此,以鄰為壑、宗族械鬥非常常見。

當然,這句俗語的產生,可能還和跟碼頭文化對農耕文明的欺壓有很大的關係。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截彎取直,在入江口一帶形成天然良港,漢口市鎮開始形成,並逐漸成為繁華的水陸大碼頭。碼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商業文化,經商者自然相對精明,不僅精明,甚至還要內部排個座次。老實巴交的傳統農耕文明,自然看著極為不順眼。“又奸又狡”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農耕文明對碼頭文化的嘲諷和回敬。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在蘭州上大學的時候,總聽人說起甘穀,而且是一說起來都大搖其頭,說甘穀人不地道。並不是甘穀人真的有多壞,隻是由於在鐵道線附近,南來北往,商旅眾多,甘穀形成了悠久的商業傳統,和老實巴交的農民比起來,自然顯得精明。凡是有經商傳統的地方,在農耕文明眼裏總是不地道。推而廣之,今天流傳甚廣關於湖北人精明算計的揶揄,可能也和這種心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