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個大舞台，但同時也是個小市井。
從2001年開始，做強做大武漢就成了湖北省的戰略抓手。武漢也確實爭氣，不光吐納整個湖北，而且向北拉動河南，向南影響湖南。搞得河南、湖南都頗有壓力，隻好選擇各自做強做大鄭州、長沙。
今天鄭州已經是氣象初具，其鐵路運輸實力不差武漢，航空與水運各占勝場。鄭州和武漢，一個坐擁黃河，一個坐擁長江，形成了中國中部的雙子星座。
相比之下，長沙就有些勉強了。雖然湖南也在搞“長株潭一體化”，但城市的格局和體量擺在那裏，導致長沙和武漢完全不在一個體量上。當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寫道：
（湖南的）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
由此可見，武漢之大是得到大家公認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武漢很像上海。上海是灘塗，武漢是碼頭；上海吸引了全國的精英，武漢濃縮了整個湖北的精華。上海灘真正的主角從來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個地方來的梟雄們，“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海人則退居二線；武漢也同樣如此，風雲人物大多不是武漢人。新武商和老武漢人甚至矛盾還挺激烈，很多新武商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武漢人，沒有老武漢人的毛病，我是新武漢人。”然而，金鱗豈是池中物？無論矛盾怎麽激烈，這種風雲際會、一朝化龍的契機，隻有武漢才能提供。我們說武漢大，不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種內蘊的氣象。應該說，整個楚地都給人一種遼闊之感。
思接千載，神遊八極，在中國沒有哪個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萬古很容易讓人產生關於時間的聯想，這種大氣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總能出好詩。從屈原到聞一多，從蘇軾到毛澤東，無論是不是楚人，都能在這裏留下千古絕唱。毛澤東的詩詞中，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水調歌頭·遊泳》：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這首詞不僅思接千載，用典精到，而且還不動聲色地寫出了兩大工程：長江大橋“一橋飛架南北”，三峽大壩“高峽出平湖”。這兩大工程對武漢乃至湖北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昔日武漢的交通不便，現在人很難想象。躺在江邊上的大城武漢，卻隻有一座長江橋。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情況依然非常惡劣。武漢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趕公交要跟著跑上兩三百米才能搶上去，車上的乘客擁擠不堪，揮汗如雨，搖搖晃晃一個半小時才到單位。
要是想從武昌到漢口的漢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趕集一樣：早上七點半出門，單程預留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因為公交車車次嚴重不足，還要做好扒公交車門的準備。如果說貧困年代裏整個中國都處於短缺經濟的話，武漢就是其中典型。
不僅交通不便，武漢還是“三大火爐”之一。我當年坐火車經過湖北的時候，深為此處奇觀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萬的湖北人搭鋪蓋睡在馬路上、睡在露天陽台上，天做被、地當床。據說，他們還要提前去搶地方，灑點水，鋪席子。長達三個月的酷暑，武漢人要這樣硬生生地扛過去。
後來我也曾有幸領教過武漢的夏天，真是和蒸籠一樣，熱到昏頭昏腦時，我滿腦子隻能想起一句詩，這就是所謂的“氣蒸雲夢澤”罷！當年抗日戰爭中“武漢會戰”打響時，正值酷暑，戰場溫度甚至超過了四十度，因中暑而喪失戰鬥力的日軍比戰損的還多。
試問，武漢人和其他湖北人為什麽既精明又好勇鬥狠呢？我認為跟生存質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關係。惡劣的環境對湖北人的影響是很深遠的。我曾作為新華社記者兩次到湖北采訪，住在漢口新華社招待所裏，晚上突然聽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調門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著，隻好過去調解：“你們夜半三更吵什麽，有什麽事平心靜氣地說嘛。”他們也很莫名其妙：“不是，我們在談心啊！”那時我才發現湖北人的大嗓門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氣候的炎熱有很大的關係。當然，他們現在溫和多了。所以說，空調的產生真是偉大的發明啊，把很多地方的人的性格都改變了。有人說，空調是違反自然的發明，對人不利。要我說，真應該把他送到20世紀80年代夏天的武漢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