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完潮汕，我們再講講潮汕人。潮汕人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最優秀、最聰明的族群之一，可以用三個詞來形容：勤勞、聰明、勇敢。
潮汕人的勤勞、聰明，讓他們在有限的資源裏麵，做到超乎想象的精細。
以美食舉例來說，潮汕的牛肉丸湯堪稱一絕。其實潮汕並不多養牛，我們吃到的潮牛大多是從江西、貴州甚至新疆運過去的。但是，把牛肉料理到世所罕見的精細，將一碗牛肉丸湯做到至臻至美的境地，這就是潮汕人的功夫所在了。
潮汕人做牛肉丸，第一不加任何添加劑，第二對於牛肉的各個部位如何選用也很有講究，關鍵還有一招——把牛肉內在的香味調出來。為了讓搗出來的肉糜更加細膩，潮汕人摒棄了用刀背錘的傳統方式，換用專門用來捶打肉糜的特製鐵棒。這樣的鐵棒或呈方形，或呈三角形，每根都足有三斤重，兩根鐵棒握在師傅手裏，左右開弓，捶製出來的肉漿細膩無比。揉成牛肉丸以後，放在用牛肉跟牛骨熬製出來的高湯裏麵進行二次加工。這種牛肉丸入口，用牙一咬，“砰”的一聲汁液就會爆出來，真是美味。
總之，潮汕人在吃上所花的功夫，完全超乎一般人的想象。雖然隻是一碗小吃，但其中凝結了潮汕人民的勤勞、智慧，以及精益求精的追求。
除了勤勞、聰明外，潮汕人還十分勇敢。
如今，潮汕本土有一千多萬潮汕人，潮外海內有一千多萬潮汕人，海外也有一千多萬潮汕人，故有“本土一個潮汕，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之說。
這樣的人口結構來源於潮汕獨特的地緣結構：三麵背山，一麵向海。境內雖有富饒的潮汕平原，但台風等自然災害頻仍，而且地少人稠，人均耕地不到三分田，有“耕田如繡花”之譽。僅依靠農業生產，連維持溫飽都很困難，於是大量潮汕人不畏艱險，乘“紅頭船”漂洋出海遠赴他鄉。經過長達幾百年的打拚，潮汕人終於成為世界上成就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漢族民係之一。
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身影，潮汕人創業幾乎都是從底層做起的：在泰國，盤穀銀行的創辦人陳弼臣，初期當過廚工、小販、司賬員；正大集團的創始人謝易初，從當工人做起；牛仔褲大王馬介璋，當過裁縫店學徒；皮革大王林世鏗，曾在塑膠廠打過工。太多這樣的故事在潮汕民間口口相傳。這種翻江倒海的大成就背後，就是早已融化在潮汕人性格裏的勇敢基因。
一句潮汕俗語講得十分形象：
砍頭的生意有人做，虧本的生意沒人做。
潮汕人整體的成功欲、探索欲非常強烈，表現在商業上，他們往往會具備更強的冒險精神、改變現狀的衝動。這也意味著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風險的動作獲得更高的收益。
如今，大多數人很難相信，“潮汕”這個稱呼的出現，迄今僅逾百年時間，而且和一條鐵路的通車有關。1906年11月16日，印尼著名華僑張煜南兄弟投資興建的“潮汕鐵路”建成，同名的機車頭“潮汕號”正式通車。由此開始，“潮汕”一詞才日漸為人所常用。1921年汕頭建市，汕頭開始與潮州府城並駕齊驅，“潮汕”正式成為一個地域文化的概念。但是，畢竟“潮不是汕，汕不是潮”，潮州人和汕頭人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可以說，潮汕文化是“潮”“汕”兩種文化的驕子。
潮州是儒雅的農耕文明，安土重遷、尊師重道、敬畏祖宗、耕讀傳家。
說起潮州的儒雅，不得不提唐代的韓愈。韓江本名“鱷溪”，韓山本名“筆架山”等，在宋代為紀念韓愈而改名，這都體現出了潮州人對於韓愈的懷念。其一，韓愈在文學上“文起八代之衰”；其二，他官居高位，門生故吏遍天下。也就是說，當時的韓愈既是文壇領主，也是朝廷重臣。
在韓愈晚年，唐憲宗信奉佛教，甚至宣稱找到了佛祖的舍利子，皇帝帶頭“迎佛骨”。韓愈有感於“國將不國”，就寫了一篇《諫迎佛骨》，很尖刻地表明“佛不足事”。皇上看罷大怒，把韓愈貶到潮州。在前往潮州途中，韓愈寫下一生中最經典的詩篇《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首貶謫詩成了千古名詩，但凡稍有文化素養的國人，讀後無不為之感動。我當年過秦嶺的時候，也寫了一首詩來紀念韓愈。
韓愈一路跋山涉水來到潮州，其實隻待了八個月左右。但是，他離開以後，潮州人把他的事功放大了千萬倍，甚至山河為之變名。這並不是因為韓愈有多偉大，而是潮汕人急於尋找文化的歸屬感。
自從晉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從中原遷到江南，又輾轉到閩南，最後到嶺南，前後經曆了五百多年篳路藍縷，終於站穩了腳跟。他們心懷中原，但畢竟山長水遠，教化之光難以普照到他們。沒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一下子到了他們這個地方，盡管沒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歸化之心便把韓愈越抬越高。這一“抬”，“抬”到了極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曆史。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特別多。比如，蘇東坡曾被貶惠州，“一自東坡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陽明到貴州龍場悟道三年，終成一代聖賢。其實，名人的到來哪有這麽大的作用？他們隻是薪火，真正的幹柴是中土文明和邊緣文明之間的巨大落差，以及由這種落差帶來的無限向往。
說起這些文化的傳燈者，我不由想到當年的“知青下鄉”運動。對於那些清北複交等名校的高才生來說，被強行甩到了窮鄉僻壤，前途晦暗，這無異於是命運的捉弄。但是，這批大學生到了“老少邊窮”地區，到了最基層的村寨中，他們給山區的孩子帶去了文明的火種與希望。我有一個好朋友龍建剛，他所在的那個小小苗寨，當時連電燈都沒有，隻能爬上山頂最高的那棵樹遙望縣城的燈火，但就這個小小的苗寨，日後走出了數位外交官、教授、作家等高級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是拜這批命途跌宕的知青所賜。
“潮”溫文儒雅，“汕”則大不相同。
汕頭人是典型的海洋族群。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時候當漁夫，混亂的時候就成了快樂的海盜，形成私人武裝，打家劫舍。這種“漁盜一體”的現象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都比較普遍，但汕頭表現得更典型。
“潮”和“汕”這兩種文化傳統，交織成了潮汕人兩頭搖擺的族群特質，形成了海盜與儒雅並存的文化格局。儒雅文化培育出了工夫茶、潮汕菜、潮劇等厚重的文化底蘊，還有誠信、義氣等良性文化基因。海盜文化則鼓勵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因為缺乏底線意識，隻要能發橫財，用什麽手段無所謂。
相比潮州、汕頭，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廣東有一句話叫：
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陸豐。
海陸豐於1988年改稱“汕尾”。汕尾的生猛、百無禁忌相當嚇人。“改革開放第一案”的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就是因為走私貪腐被槍斃。當時整個沿海都在走私，但總歸還有個度；然而，汕尾一搞走私，簡直是明火執仗。不僅走私，印製假鈔、製毒造毒也成建製地出現。
二三十年前，我去福建廈門采訪，坐長途客車過了汕頭再往前走的時候，售票員提醒說：“旅客同誌們注意了，前麵就是海陸豐，你們千萬不要隨便下車，不要隨便伸頭，請帶好隨身物品。”當時我就很感慨，潮州、汕頭盡管也有不守規矩者，但大多隻是以官商勾兌這種相對灰色的手段賺錢；汕尾那種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的玩法，著實嚇人。汕尾到現在發展還是不盡人意，可能也和這種生猛的風俗有一定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生產和發展成了時代的主流。潮汕人多地少的情況非常嚴重，時任省委書記陶鑄用行政手段解決了這一問題。當時的廣東省海南行政區（在1988年析置為海南省）還是刀耕火種的狀態，農業十分落後。陶鑄大筆一揮，幾十萬潮汕移民被送到了海南，所以如今的海南話裏麵有潮汕話的影子。可以說，海南是潮汕文化的一塊飛地。今日的商業明星馬化騰，其父就是潮汕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潮汕也是上海文化的一大源頭。在明清很長一段時間裏，潮汕人坐“紅頭船”去南洋闖**，對於外界的文明可以說浸**已久。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夷商到廣東來做生意，精明的潮汕人發現了其中蘊藏的機會，紛紛投身“洋務”，他們小則成為夷商的翻譯，中則成為牙商，大則成為買辦。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夷商的生意開始由廣東向上海遷移。彼時“廣州十三行”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潮汕人也在這個行當耕耘了幾代，他們非常積極地跟著夷商到了上海。
當時的上海，就像日後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一樣，基本上是文化荒地，精明的潮汕人在這個舞台上大展身手。在上海的華人人文金字塔中，第一層——塔尖——就是廣東人，這批廣東人的構成就像夾心餅幹一樣，外層是廣府人和客家人，中間的核心則是潮汕人；第二層——中部——是寧波人；第三層——基礎層——才是蘇北人、安徽人。上海灘的豪華別墅群“思南公館”，大部分別墅的原主人就是廣東人，其中潮汕人又占了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