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帆影不絕，一百年風起雲湧，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濃縮了整個時代風雲際會的大灣區生成史背後，是古老國度的艱難突圍與新生……
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到了第十四個年頭。八十七歲的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錦江大酒店第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麵貌，一邊語重心長地囑托身旁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他還自責地說道：“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
這段話後來流傳很廣，不少人也引以為憾，認為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保守使上海失去了十幾年的黃金期。但在我看來，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座巍峨大廈，上海就是支撐大廈的四梁八柱中最粗那根；當時整座大廈在風雨中搖搖欲墜，上海決不能出現任何問題，否則後果難以設想。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前途未卜的情況下，鄧小平絕對不會選擇上海去冒險。
之所以選擇福建與廣東，道理也很簡單：兩軍交戰，排兵布陣，第一排的永遠不會是精銳。從古至今，廣東一次次扮演先鋒軍和過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為其無足輕重的地位。
在絕大多數人看來，中國是以農耕文明為核心的大陸國家。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外敵幾乎都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萬裏長城、九邊重鎮不時上演著民族間碰撞、鬥爭與交融的奏鳴曲，而海洋似乎慢慢被遺忘。
但從版圖來看，中國有一萬八千公裏的海岸線，我們祖祖輩輩居住的大地東、南兩麵臨海，這樣的地理環境不可能不產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誇父逐日、精衛填海、徐福東渡、鑒真過洋、八仙過海、海上絲綢之路，無論是神話傳說、曆史事跡還是商業貿易，不僅體現了先民們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們文化中的海洋記憶與文化基因。
如果把中國的來自大陸的陸權文明和來自海洋的海權文明看作兩大向外輻射的扇麵，那麽，處於這兩個扇麵交匯地帶的廣東，是中國受海洋文明浸**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聯結界麵。
中國曆朝曆代，無論首都設在長安、洛陽、開封還是北京，背枕五嶺、麵朝大海的廣東都是統治者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從秦漢開始，嶺南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在人類發明電報之前，一道聖諭從京師六百裏加急傳到廣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馬，等消息再從嶺南傳回京師，一來一回半年已過，再大的事情都已經塵埃落定。“天高皇帝遠”的地緣特征，使得廣東在政治上也越發邊緣化。
萬裏波濤，長風相送，政治與經濟的力量此消彼長，讓廣東在不受統治者重視的同時，也醞釀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基因。這裏離僵化的禮教遠，離鮮活的市場近；離不測的君威遠，離自由的海洋近；離“天下”遠，離世界近。廣東濫觴於秦漢、發展於三國隋朝、繁榮於唐宋、獨步於明清的悠久海上貿易傳統，一方麵哺育了具有鮮明海洋意識的廣東民係，一方麵也見證了中國曾經作為海洋大國的繁榮。
珠三角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年間。秦軍南征，平定當地百越部落後，建立了與中央遙相呼應的行政體係，嶺南在名義上被納入中央王朝版圖。兩漢時期，珠三角屬於南海郡番禺縣（今廣州）管轄，而番禺是整個嶺南九郡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漢書·地理誌（下）》說：
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指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由此可見，遠在漢朝，珠三角海外貿易就很發達。各種來自海外的珍奇物品，通過海上貿易流入嶺南。番禺成為漢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到了唐宋年間，珠三角與世界的聯係越發緊密，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書籍乃至竹木金石製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了東南亞、南亞、中亞、非洲甚至歐洲，而中華文明也隨之流傳開去。當時最多曾有十萬外商聚居在廣州西門外，官府專門給他們劃了塊地叫作“藩坊”。坊間流傳的大新街的“珍珠瑪瑙次第排”美譽，就是“藩坊”繁華熱鬧的縮影。當時的廣州，既是水陸雜陳的名利場，也是風月繁華的銷金窟。
宋元之交，廣東又一次在曆史上留下了驚鴻一瞥。1279年，南宋與蒙古軍隊在崖山（在今廣東江門）進行大規模海戰。這場大宋的落幕之戰，以丞相陸秀夫背著少帝趙昺投海自盡告終，宋朝十萬軍民跳海殉國，也標誌著新舊紀元的分野。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極一時的海上貿易就此中斷。成祖朱棣即位後更是下令，把民間原有用於遠洋的尖頭船，都改成近海出行的平底船。船型轉變的背後，是日趨封閉的海洋政策。雖然也有鄭和下西洋，但也隻為“揚天朝國威”，而無關乎商貿與開拓。到了清朝，海禁更加嚴重，海邊的老百姓向內地搬遷，外貿陷入停滯。中華文明逐漸遠離海洋，蜷縮在大陸一隅。
此時，在地球的另一麵，西方各國紛紛下海。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的資助下發現“新大陸”——美洲，1519―1522年西班牙的麥哲倫船隊第一個完成環球航行，風帆所至，無遠弗屆，殖民開拓的海洋時代正式到來。西風終於壓倒了東風，故步自封的中國無可避免地走向落幕，而廣東卻在陰差陽錯間成為僅剩的那扇“南風窗”。
從明代初年開始，廣州就被指定為專門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國家進行“朝貢貿易”的唯一港口。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撤銷浙、閩市舶司後，廣州更獲得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明清以降，盡管海禁政策時有反複，但廣州作為海外貿易合法口岸的地位從未變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規定外國商船隻能在廣州進行貿易。從此，廣州獨攬全國海外貿易特權近百年。今天我們在史書記載中看到的那些西洋“珍奇之物”，如望遠鏡、西洋鍾等，大都是通過這個窗口進入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等也多是通過這個渠道遠銷海外的。“岢峨大舶映雲日”的商貿往來，成就了廣州“遊人過處錦成陣，公子醉時花滿堤”的繁華市井生活，也給整個嶺南地區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經濟活力。湯顯祖貶謫廣東途經廣州時寫下的“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堪稱這千年商都盛景的最佳寫照。
自明朝開始，為了監督市場活動、壟斷海上貿易，官方扶持廣州當地的豪強富戶開設牙行商幫，為洋商提供中介服務，這就是日後“十三行”的前身。作為中國最早精通洋務、睜眼看世界的群體，“十三行”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後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清政府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由此，“十三行”壟斷的對外貿易特權被取消，失去了“官商”地位。但是，擁有上百年從商經驗的“十三行”商人，嗅覺遠非常人可比，他們當中的一批人遠赴美國，成為最早一代華僑的前身，另一批則選擇遷往新開埠的上海開拓一片天地。沐浴歐風美雨的“十裏洋場”上海，果然迅速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十三行”商人也搖身一變，成了上海華人社會的金字塔尖。叱吒風雲的粵商群體，再次站到了中國曆史舞台的風口浪尖上。
1937年日軍侵占上海，1949年國民黨敗退，大量內地富裕人家，諸如董建華家族、包玉剛家族，還有電影界大佬邵逸夫等，都選擇遷往香港。國統區大量的財富、人才湧入香港，奠定了香港的產業基礎。“十三行”的火種又從上海飄往香港，成就了香港在20世紀中期的高度繁榮，也為日後的改革開放初期提供了最初的動力。
從“十三行”商人到上海灘精英，再到香港巨鱷，最終通過改革開放反哺內陸，“十三行”火種不熄，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傳奇。
從絲路海疆到洋務商行，因海而興、因海而富的珠三角始終得風氣之先；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也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從康梁的“公車上書”，到黃遵憲首倡仿效“明治維新”，再到孫中山誓師北伐，廣東在中國近代史上一直扮演著“報春花”的角色，對近代中國的思想、變革、革命等方麵的貢獻之大、影響之深，國內其他任何一個區域都不可比擬。在頻繁掀起時代浪潮的背後，正是“敢為天下先”的廣東精神，這也是大灣區與生俱來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