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曆來都有一個習慣：任何事情成功後，我們總要為其塗脂抹粉，重塑金身，標榜其偉大、光榮與正確。今日我們關於改革開放的態度，同樣如此。
改革開放是一場偉大的奇跡，其力度、強度、深刻度在人類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作為危機倒逼下的自救之舉，改革開放開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滿爭議。
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曾用“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來形容中國的改革開放。按照他的說法，“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係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也完全出人意料”。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這句關於特區建設簡單的話，幾乎凝縮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智慧。
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長期性的頂層設計，更沒有一張畫到底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作為這艘大船的舵手，鄧小平的立場其實很簡單：“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因此，他才能不為僵化的教條所拘束、不為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不唱高調，在徘徊迷茫、左右搖擺之中隻堅持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貫穿改革開放全局的精神內核。
細品鄧小平的這幾句話，我們才能理解他為何把福建、廣東選為開放的前沿陣地。第一，閩粵毗鄰港澳台地區，有借助外部動力的可能性。第二，正是因為閩粵位於兩種政治體製的交匯處，矛盾空前尖銳，1976―1978年間廣東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逃港事件，無數內地人訣別家人、逃赴香港。局麵之嚴峻，讓中央意識到改革勢在必行。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閩粵位於邊緣地帶，遠離中央，作為對台灣地區防衛的前沿陣地，時刻備戰。當時國家的發展戰略主要投入在“三線（內地）建設”上，基本放棄了沿海經濟發展，大型的項目幾乎都沒有在廣東落戶。因此，即使經濟特區的探索出師不利也無礙大局，這實質上還是廣東曆史上“無足輕重”特色的延伸。
在鄧小平的默許之下，所謂的經濟特區探索，本質上是一場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探索，一場以“對外開放”來推動“對內改革”的微創手術，一場收益最大化、代價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一切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改革措施，在經濟特區裏都被默許先行先試，執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寬容——“先看看再說”。一旦嚐試成功，其經驗便可以有條不紊地向全國推廣；一旦失敗，則吸取教訓，另謀新路，把損失控製於福建、廣東一隅。
以小博大，以開放促改革，這是廣東在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曆史使命。讀懂這一點，方能讀懂改革開放。擔此重任者，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起到重要二傳手作用的、被廣東人民親切稱為“廣東的鄧小平”的任仲夷。
我跟任仲夷相識，是在我離開新華社創辦智綱智庫以後。廣東商幫成立了廣東私營企業總商會，聘請我當總顧問，任仲夷也是總顧問，後來我和他在各種場合見了很多次。有的時候，我也會跟他聊起當初改革的一些事。
那時任仲夷已是近八十歲高齡。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刻，我跟一幫商會企業家一起見到任仲夷，那幫商會的老板們為了恭維我就跟任老說：“這位是我們的大策劃家，我們很多項目都是他幫助做的策劃。”然後，任仲夷居然這麽說：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的主力軍是“知本家”——“知識”的“知”，“本錢”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他們原來說的那種和資產相關的“資本家”；未來是一個“知本家”的時代，要尊重知識，尊重知識時代。從這點就看出來，這位老人家的思想真是非常了不起。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指揮官，任仲夷有幾段話在廣東廣為流傳，他說“見了紅燈繞道走，見了綠燈趕快走，沒有燈要摸著走”，反正不要停。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燈論”。
到了1984年，改革開放出現了一定動搖。當時一邊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從海外傳入，對知識界影響很大；一邊是走私猖獗，雖然政府嚴厲打擊，但被曝光者不過是冰山一角，無數人參與到了這場瘋狂的遊戲之中，同為經濟特區的汕頭、廈門，連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線，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東南沿海走私的黃金海岸，席卷了整個大陸沿海地區。有批內地老幹部到深圳參觀後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之外，遍地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特區被描繪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貨之源”。
這時候的廣東承擔了極其沉重的政治壓力，任仲夷作為操盤手硬生生地頂了下來。他說了一句充滿了辯證法和政治智慧的話，叫作“開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壞”。打開窗戶呼吸新鮮空氣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有蚊子蒼蠅飛入，我們不能夠因為出現問題就一棒子打死。他的堅定有效地稀釋掉了上麵一些極“左”的浪潮，鼓勵下麵的人繼續走。
任仲夷還有一句話更精彩，他號召幹部們“先斬後奏，邊斬邊奏，斬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紅頭文件，一旦看準就先幹了再報告；還有些事情實在拿不準的，邊做邊說，先上車後補票；還有一些事情走錯了，那就不要報告了，自己接受教訓就行了。
作為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所提出的這些充滿政治智慧、充滿辯證思想的意見，對於當時廣東積極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讓廣東的幹部和官員們解放思想，讓企業家們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開放之初，廣東另一個改革風雲人物是袁庚。1979年深圳蛇口炸響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蛇口的創始人就是袁庚。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少再聽到這個名字了，但在當時，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傳奇人物。
1975年10月，五十八歲的袁庚調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因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寶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經驗，又過了三年，時任交通部部長葉飛問他：“願不願到香港招商局去打開局麵？”於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一職。1979年，他擔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蛇口工業區的開發。
曾經有人說：“袁庚之所以搞出個蛇口，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計劃經濟一竅不通、一無所知。”第一，他因為不懂計劃經濟，才對其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計劃經濟體製的官員；第二，他有非常發達的海外關係，也知道這些年來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香港如何從落後的漁村變成現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種積極的改革開放意識，時不我待，事在人為。他一到招商局就積極配合改革開放政策，最後以招商局的名義獲得了蛇口開發區這個試驗田。
在這塊試驗田上，袁庚開始勵精圖治，按他的說法叫“試管經濟”：有別於傳統計劃經濟，而跟全球接軌，擁抱市場化和國際化。當時蛇口開發區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權力：要什麽政策，就能從抽屜裏拿出什麽文件。蛇口工業區管理局是一級地方行政組織，雖然隸屬於深圳，但實則是獨立王國，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當時，其他地方成立企業走流程要三個月，而在蛇口，企業從申報成立到拿批文隻需十天。
彼時的蛇口，不僅是改革開放的試管，更是現代經濟的一個超級孵化器——新觀念、新思想、新模具、新產業、新人物的誕生之地。招商、平安、華為……無數巨頭從蛇口走出，最終走向世界。
袁庚人生最輝煌的舉動，可能很多人都聽過。1984年，鄧小平去特區考察的時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蛇口的馬路邊豎了一個標語，就兩句話：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這是一場極其大膽的政治冒險，果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彈。一時間，蛇口成為輿論的焦點，被抨擊為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沒有想到，鄧小平看到後肯定了這條標語。改革開放的風潮由此傳遍全中國，也從某種意義上為蛇口完成了加持。
在經濟發展之外，袁庚還有蓬勃的政治追求，這也是他後來遭受詬病之處。
1987年前後，新華社麵臨一個新的任務——總結改革開放十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其中深圳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難以避開的話題。於是，總社安排我去負責報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采訪了幾乎所有的重要領導。
當時的蛇口人心浮動，香港報紙都在大量登載“袁熊大戰”。其中，“袁”就是袁庚，時任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熊”就是熊秉權，時任蛇口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當時兩人的矛盾幾乎天下皆知。這種摩擦起初不關乎個人恩怨，隻是對於改革方向的態度不同，但是，隨著矛盾愈演愈烈，兩人幾乎難以共存。在我采訪的過程中，這兩個人都向我訴苦，都想積極地影響我。
采訪完後，我得出一個判斷，熊秉權是個幹才，作為開發區的官員絕對一流。他認為，既然是開發區，埋頭搞好經濟發展就完了，千萬不要染政治。袁庚則雄心勃勃。在他看來，蛇口的經濟再發達，在共和國的經濟總量裏麵也是九牛一毛，隻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對整個中國是最好的幫助。他想搞政治特區，這才是他所謂“試管”的真正價值。
按照熊秉權的說法，袁庚這個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即所謂的政治品質不好。從某種意義上說，袁庚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權跟他發生矛盾的時候非常痛苦。在采訪中，熊秉權跟我說：“他（袁庚）名氣這麽大，能力這麽強，為什麽不實事求是？他為什麽玩弄政客手腕？”這是熊秉權感到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隻問目的、不講手段也成全了袁庚。他在先行先試的時候，如果沒有這些韜略、手段，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實證明，最終蛇口也沒存活下去。在袁庚卸任以後，我旁觀了蛇口被深圳兼並整合、走向消失的整個過程。但是，畢竟蛇口在他手裏堅持了十年，這十年也使蛇口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舊；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除了任仲夷、袁庚這兩大改革初期標誌性人物外，珠三角還有很多個性鮮明、銳意改革的官員。
在20世紀80年代，廣東佛山有兩個鄉鎮企業明星縣——順德、南海。這兩個縣的縣委書記都是廣東本地人，經曆也大致相同：從大隊支部書記開始，到公社書記，再到縣委書記。這兩個人後來都成了非常傳奇的人物。
其中一位叫黎子流，當地人稱“黎叔”。他在順德任職之後，被調到江門——破格提拔為江門市委書記，最後退休前任職廣州市市長。他在推動廣州走向複興，成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方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叔有一句話在當時的廣東傳得很廣。他是農民出身，人很樸實，普通話說得不好。他到廣州當市長的時候，很多廣州幹部看不起他，認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順德方言說了一句話：“大不大，木大返順德。”意思就是：“你們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的話，老子不過就是回到順德繼續當農民。你們看著辦吧！”
另一位更有特點的叫梁廣大，當時是南海縣委書記，後來成了珠海市市長、市委書記，人稱“梁大膽”。
今天的深圳不負眾望，成為中國經濟的新高地；但同為經濟特區的珠海，也不可小覷。論及深圳的成功，毗鄰香港占了很大的因素，這種地理優勢無可取代。相比之下，僅有二三十萬人口、產業極度單一的澳門，根本無法帶動珠海的發展，甚至還要反抽珠海的血，它和香港的差距不可以道裏計。並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經濟特區的探索不應該簡單地用經濟總量來衡量。談到珠海，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就是它的奠基人——梁廣大。
在改革開放的關鍵節點上，梁廣大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寫下了“珠海特區好”五個大字；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接近一半的重要講話是在珠海所講，這次講話將中國這輛即將脫軌的列車推回到正軌上來。2012年12月1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再次來到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人物、南中國的常青樹，梁廣大與其他三位陪同過鄧小平南巡的老幹部一起出席。暌違多年後，我再度在新聞中看到梁廣大，曾經意氣風發、指點江山的故人已經垂垂老矣，歲月的確從來不饒人。值得欣慰的是，梁廣大的心血永遠地留在了南中國的土地上，那就是珠海經濟特區。
在珠海，梁廣大四兩撥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其本身政治地位的貢獻：第一，他堅持生態優先、環保優先的高門檻，汙染行業絕對不能進珠海，給珠海留下了確立花園城市的“魂”，也留下了未來的發展機會；第二，他跳出珠海看珠海，站在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的角度，謀劃了大港口、大機場、大交通等在今天看來都相當驚人的手筆。以機場為例，他不僅要建機場，還要辦世界性的航展。很多人覺得他簡直是瘋了，但就是這麽一個人，帶著一幫土農民官員穿著皺巴巴的西裝全世界跑，去荷蘭、法國找國際航展公司談合作，硬是把航展做起來了。
在航展表麵風光的背後，是十足的辛苦與窘迫。這種思路畢竟太超前，沒有想到堅持了將近二十年後，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終於迎來了巨大發展，珠海航展成了中國展現自己的實力，甚至是出售航空航天產品的世界級平台。在2018年的航展上，殲-20、殲-10B矢量驗證機等國產先進戰機大量出現，四十三個國家的七百多家供應商、采購商紛紛出席，這些都標誌著珠海航展成功躋身於世界五大航展之列，從當初以航展為平台的大型展會，發展到現在成為中國空軍、航空工業乃至軍事工業的縮影。珠海航展不僅拉動了珠海的航空航天工業，而且給共和國提供了一個世界級的高端平台和窗口。追根溯源，梁廣大功不可沒。
從仕途之路來說，梁廣大走得不算遠，但他的命運和珠海的興衰榮辱緊緊捆在一起，這也算是從政者的另一種成就吧。
那個年代裏的廣東，出現了一大批這樣敢作敢為、披荊斬棘的人，上至省委書記任仲夷，中至蛇口先驅袁庚，下至兩個廣東“土包子”黎子流、梁廣大，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闖將。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給這批官員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舞台。
正是這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幹部，把鄧小平在南海邊畫的一個圈，種成了整個中國希望的田野，成為中國生產力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有人曾經問梁廣大：“經濟特區對改革開放意味著什麽？”他的答案是：“試驗。”也有人曾經問袁庚：“蛇口對於改革開放意味著什麽？”袁庚的答案是：“試管。”兩者異曲同工，小至蛇口、中至經濟特區、大至整個廣東省，它們對於中國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是“試管實驗”。
正是這一係列“試管實驗”的成功，給了鄧小平最大的底氣，這才使得他在第二次南巡的時候能夠力挽狂瀾。以往鄧小平在各地參觀時基本上都不發表講話，但是1992年那次到廣東時，他一反平時的沉默寡言，**飛揚，不停地問，不停地闡述他的思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就是硬道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句句擲地有聲。
第二次南巡時，在從深圳到珠海的船上，鄧小平甚至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這對於八十八歲的老人而言，其勞心費神可想而知。鄧小平仿佛是在講述他曆經風風雨雨後所得出的那些爐火純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遺言——中國之命運、中國之未來、中國之道路究竟在哪裏，這些問題解答不清楚的話，容不得他有半點懈怠。
鄧小平最後這次南巡，四兩撥千斤，把中國這趟幾乎脫軌的列車又推回到正軌上來。此後的中國大搞經濟建設，幾無偏離，成就了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跡。我有幸成為這一曆史節點少數的間接和直接的觀察者之一。
今天我們回頭講大灣區前世今生的時候，真的不能忘掉這批人，要向他們致敬。如果沒有他們提著腦袋做事情，而且又極具政治智慧和辯證能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早就夭折了，今日山呼海應的大灣區也不可能出現。他們是大灣區真正的奠基人。他們的成功，靠的不是紅頭文件，不是港資台資，而是對常識的尊重、對規律的順應、對本質的把握，這是大灣區強勢崛起的真正基石！
什麽是常識？鄧小平同誌說：“發展就是硬道理。”
什麽是規律？陳雲同誌說：“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
什麽是本質？簡簡單單兩個字：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