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銳意破局之後，大灣區終於步入了發展的下半場。這一階段的主角，正是無數為改變命運而奮鬥的普通人們，其中又以企業家最為典型。
企業家的進化史，也是大灣區的產業升級史：從20世紀80年代，部委企業進駐、“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走私販私、倒賣批文的貿易時代；到90 年代，民營企業開始起步，以華強北為代表，家電、消費電子引爆的元器件需求催生的電子時代；再到進入新千年後，中國入世，互聯網產業第一波行情開始爆發，工廠經濟向樓宇經濟轉型，手腳經濟向頭腦經濟轉型；如今，高科技產業全麵開花，大灣區成為全球產業鏈最完備的世界工廠。
大灣區的每一次跨越，都踩準了全球產業發展的節奏，也洞悉了產業轉型升級的規律，抓住了國內消費升級的趨勢，更完美演繹了一眾專家們都看不懂的中國產業化特色。每一次的跨越都驚險萬分，但每一次都實現了華麗轉身。
透過現象，歸結背後的原動力，隻有一個——就是人性的力量。
多年以來，因為職業的特性，我接觸了林林總總上千個企業家——尤其是廣東地區發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底層的草根，甚至不少巨富本來就是草根出身。他們有的是洗腳上田的農民，有的是做裁縫、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業者，有的是靠擺地攤發家的商販。盡管來路各異、生意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貧寒、兄弟姐妹眾多、文化水平不高。有的隻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從小就飽嚐生活的艱辛，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苦難的生活、強大的壓力、卑賤的地位，不僅沒有磨滅鬥誌，反而讓他們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出人頭地的願望。
他們是遍地燎原的野火，映紅了古老中國的天空。他們成為眾矢之的，也走上財富之巔，他們富可敵國，卻又如履薄冰，仿佛一葉浮萍，命運浮沉。他們或許並不知道未來之路通往何處，也無暇思考大灣區這樣宏大的命題，他們唯一知道的是：無論用怎樣的手段，必須在那混亂而野蠻的年代裏，從失敗者的屍骸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他們身上，我總結出了人性的三大特點：貪婪、僥幸、虛榮。這三大特點是所有人的共性，你我都不例外，但細分起來又有積極的、消極的兩麵。
有人把消極的一麵發揮得淋漓盡致，或是無止境地貪婪，以賺錢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或是沉迷於資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成為膽大包天的“賭徒”；或是渴望鎂光燈下的鮮花與掌聲，不斷搞出些大新聞，吸引大眾眼球，說到底都是虛榮作祟。
然而，如果一個人能夠控製人性的貪婪，把它變成雄心，那麽這個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個人能把僥幸變成膽魄，敢於冒險，彎道超車，那麽這個人就有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如果一個人把虛榮變成珍惜羽毛，愛惜名節，那麽這個人就會走得長遠。
華為與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創辦華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個在體製內一事無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說是徹底的失敗者。被公司除名下崗、清退走人，一腳踹到了體製外，彼時的任正非，妻離子散、身拖病恙，隻剩一對兒女跟六個從家鄉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這樣的絕境之下，他創辦了華為。
如今已經成長為世界級企業的華為，並不是第一天就想著引起美國總統的關注。在華為起步的時候，任正非甚至連做什麽都沒有想清楚。倒騰減肥藥、賣墓碑，這些跟如今的華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卻是當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為“倒爺”的天賦有限，任正非隻能勉強混個溫飽。偶然一次，他通過遼寧省農村電話處的一位處長牽線，開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換機。在中國農村通信市場試水賺到第一桶金後，他才決定走技工貿之路，紮根通信市場，最終使華為成為一家改變世界的偉大公司。
華為成功的秘訣，眾說紛紜，但我認為，對人性的激發和控製，構成了一部華為的發展史。在任正非看來，企業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邏輯，華為能一路披荊斬棘屹立行業之巔，就是因為團隊既能激發人性，也能節製人性，堅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則，集眾人之私，以成大公。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領導所說：“華為不是培育出來的，是自己長出來的。”華為如果要感激時代、感謝大灣區，那麽，不是感激它們的扶持，而是感謝它們的成全，感謝它們提供的機遇，感謝它們對人性的尊重。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提供的曆史機遇，任正非這些叱吒風雲的企業家們，都將會有迥異於今天的人生際遇。
除了企業家外，人性還廣泛存在於每個人身上。大灣區崛起不是少數商業明星的光輝讚歌，而是無數普通人的貪婪、僥幸、虛榮所匯成的浩**洪流。
如今的珠三角已經是世界級的大灣區，但這一奇跡的創造者無一例外都是俗人，尤其是那些來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人們。
改革開放之初，除了深圳、蛇口這種由國家主導的貿易區以外，在廣州、深圳之間一百多公裏長的走廊地帶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記者期間曾經深度調研其發展全過程，並最終寫成了一部報告文學《百萬移民下珠江》。
作為“百萬移民”的主角，農民工背井離鄉，絕非為了偉大理想，而是為了解決切實的生存問題。他們在家裏麵隻能麵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裏找食吃，甚至連自由遷徙的權力都沒有，人與土地被強行綁定在一起。
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終於迎來了一個能夠改變命運的選擇：背井離鄉，到遙遠的珠江三角洲打工。這看起來很可憐，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夜以繼日地揮灑汗水，但一個月這兩三百塊錢的工資，或許是他種地一年都掙不到的錢。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獲得的是未來。
更何況，伴隨著粵語文化的“北伐”，勁歌金曲風行全國，遠在內陸的青年們有足夠的素材和想象力來編織自己的廣東夢：車如流水、城市不夜、燈紅酒綠……“東南西北中，發財下廣東”，就是這一點微小期待，讓他們成群結隊地走向充滿未知的珠三角。
與農民工樸素的發財願望類似，香港商人們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20世紀7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快速崛起，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它們——特別是香港——已經很明顯地出現了問題：勞動力、土地資源有限，生產要素成本急劇攀升。香港一千平方公裏的一片彈丸之地，光靠製造業的轉移，人均一萬美元的GDP收入都難以實現。香港想要繼續發展，騰籠換鳥成了必然選擇。
就在這次產業轉移的契機下，中國打開了門戶，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天時。但彼時的西方資本一是看不上中國，二是也不敢來。在他們看來，這裏沒有成熟的法律法規，隻有一片朝令夕改的經濟特區，前途莫測；沒有熟練的勞動力，更沒有完善的產業集群，根本不具備投資的可能性。
但是，歐美大資本不進來，總會有人進來，膽子最大的一批人就是港商。他們錢不多，但是有信息、有訂單、有渠道，而且跟當地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為他們就是幾年前就從珠三角遊水逃到香港去的人，這批人就作為第一批港商開始回來了，在本鄉本土辦廠，並在這裏探索出一種叫作“三來一補”的發展模式。
香港商人隻要有訂單，就不用給錢，村集體拿出土地來入股，借錢找包工頭把廠房蓋好，港商隻要把設備拿過來，就可以開始生產，最後利潤兩邊對賬。港商的成本之低簡直無法想象，土地不要錢，廠房因陋就簡，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設備。隻要有訂單，工廠就可以運轉。一個個香港大小老板，把歐美訂單拿到手後，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農民租塊地建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
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麽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來一補”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但就是這樣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們，用了短短三年時間，使整個東莞從村到寨到區，崛起了成千上萬的“三來一補”企業，為日後華為等世界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溫床。
珠三角本地的農民，想法同樣很簡單。從1980年開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時間，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國的新興製造業高地，建起了成千上萬的工廠；一個小小的東莞，從隻能容納六十萬人口的縣級市，變成了能夠容納一千萬青壯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本地的農民無須費神費力，隻要在農地建好廠房，轉手租出去就能掙錢。
伴隨“三來一補”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誕生了數以萬計的廠長、經理的新職位，以至於出現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鄉村幹部（包括原生產隊會計、糧庫保管、記分員）、派出所幹部、知識分子（小學畢業生也算）悉數出任官職，人數也不夠用。在一個村擁有幾十上百家企業的情況下，每一個村裏麵的男人都可以在廠裏麵掛個副廠長的名，名利兼收，何樂而不為？
四十年多過去了，珠三角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無數民營企業蓬勃發展。聖人在哪裏？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裏？沒看到。隻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台的主角，而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人性。
一個朋友講的小故事讓我印象深刻，一位蘋果公司高管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談起自己在深圳的見聞：新一代iPhone發售前，蘋果公司突然改變屏幕設計，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擊趕工。一天午夜，一群工頭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每人發了餅幹和一杯茶。半個小時後，一條生產線開始以24小時一萬多台的速度生產iPhone。
三四十年前洗腳上岸的農民工、今天的富士康工人，為什麽都如此敬業？是因為道德水準高嗎？無非人性古今皆同罷了。
這個世界從來不是光輝溫暖的溫室花園，而是充滿殘酷搏殺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們可以用正能量引導人性向善，但千萬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聖人。一旦按照潔白無瑕的標準來要求普通大眾，這個國家隻能批量地生產偽君子。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了盛極一時的美國西部片——黃沙與烈酒共舞、牛仔與惡徒相伴的美國西部，是人性的地獄，也是野心家的天堂。但擺脫文學視角，從大曆史觀來看，始於18世紀末、終於19世紀末的美國西部大開發，大大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成為美國登上世界之巔的基石。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大灣區，正如當年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的美國西部，向所有希望改變命運的人打開大門。滄海橫流的年代，英雄輩出的舞台，激發起了中國人壓抑了許久的精氣神。被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放縱。
這種放縱不是綱紀廢弛、打砸搶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製的放開，是在對和錯之間、好和壞之間、紅和黑之間的廣泛中間地帶尋找共識。這種對不合理、非均衡社會現象的極大程度容忍，體現在諸多方麵：容忍重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容忍血汗工資製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容忍倒賣批文、合法走私貿易的存在，容忍山寨產品的風行，容忍民營企業家在法律邊緣的遊走與突破……這樣的容忍使大灣區廣受批評，成為眾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間地帶的不斷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張揚。
兩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曆了四十多年的淘選，今日的大灣區成為中國社會最文明、平均素質最高的區域之一，這種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斷向善，社會共識得以凝聚，最終使大灣區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現代化的社會形態，大私終於造就了大公。
總結大灣區四十多年生成史，關鍵詞是“生態”。這個運轉正常的生態體係就像是一把篩子：米往哪裏走、糠往哪裏走、石頭往哪裏走，各歸其位。上至執掌一方、銳意改革的政府官員，中至人生際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體，下到背井離鄉、改變命運的普通打工者，他們都是大灣區生態的一部分。
對政府來說，不需要與市場進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場失語時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對於濕地而言，維持其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在於千分之三的含鹽量；同樣，如何維持市場鹽分的合適比例，是政府職能之一。至於濕地食物鏈如何構成，是鳥吃魚、魚吃蝦、蝦吃蟲還是蟲吃土，甚至魚跳起來吃了鳥，這些都是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的主角。
在政府和企業的宏大視角之外，對於每一個希望改變命運的普通人來說，他們抓住機會，改變自身命運、家族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國家的前途，甚至改變了世界。
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50後這批被耽誤的一代精英的長期積蓄能量的釋放，8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60後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擺脫世代種地的強烈願望，9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70後的一群普通大學生受改變階層命運的理想驅使，那麽21世紀最初十年的大灣區動力就是80後作為新中國第一代不愁吃喝群體的創造力的爆發。到如今，全國各地懷揣夢想的年輕人，依舊如同潮水一般不停地朝這片熱土湧來。一代代創業者也在這片土地上崛起，消費品、房地產、互聯網成為他們新的主戰場。金錢永不眠，欲望永不眠，他們成功的背後，都是人性的激**。
政府經營環境，企業經營市場，民眾經營文化。人性的水推動了大灣區的船，順水行舟最終成就了“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大生態，這正是大灣區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