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馬上就會發現，這些現象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裏並非不常見，它們很可能是以各種或多或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我們不妨以一種新的科學理論的曆史為例，例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最初它遭到了痛苦的排斥，在數十年裏受到粗暴的否認；但是，不過一代人的時間，它便獲得了承認，成為朝向真理邁出的偉大一步。達爾文本人也獲得了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裏或立碑的榮譽。諸如此類的情況我們並不難理解。新的真理往往引起人們情緒上的抵抗；這些抵抗表現在一些爭論上，通過這些爭論，利於這個尚未流行的理論的證據就能受到排斥；看法上的爭論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一開始就有追隨者和反對者；前者的數量和重要性持續不斷地增加，直到最終他們占了上風；在整個爭論的歲月中它所關注的主題卻從未被忘記。我們很少感到驚訝，事件的整個過程竟占用了相當長時間；我們可能並不完全讚同，我們所關注的事物是群體心理學中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發現，在個體的心理生活中有恰好與這一過程相對應的類似物。如果一個人聽到了某個新的事物，以某種證據為依托，他應該認為這個事物是真實的，但這個事物與他的某些願望相矛盾，並且會動搖他以前非常珍視的某些信念，這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因此他將猶豫不決，尋找能使他懷疑這個新事物的理由，而且他自己要內心鬥爭好一會兒，直到最後才承認：“事情的確是這樣的，盡管我很難接受它，盡管讓我相信它是很痛苦的。”我們由此所了解到的隻不過是，自我的理性活動需要時間來克服強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反對意見。這種情況和我們正致力於理解的情況之間的類似性並不很大。
我們提出的另一個例子看來和我們的問題更缺少共同之處。一個體驗過某種恐怖事件——例如火車相撞——的人，他僥幸在這次事件中沒有受傷。然而，在以後幾個星期的過程中，他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精神和運動症狀，這些症狀隻能溯源於他受到的驚嚇、震驚等情況。他現在患了一種“創傷性神經症”。這是一個相當不可理喻的——就是說，一個新的——事實。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現這些症狀之間經過的那段時間被描述為“潛伏期”，是對傳染性疾病病理學的一種明顯暗示。經過思考之後，我們一定會深感震驚，盡管在這兩種情況——創傷性神經症問題和猶太一神教——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可以描述為“潛伏期”的這種特點。按照我們確定無疑的假設，在猶太宗教的曆史中，當脫離摩西宗教之後，存在著一段漫長的時期，其間沒有發現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跡，也沒有發現對儀式的輕蔑或對倫理道德的強調。因此我們提出這種可能性，我們這個問題的解決要在特殊的心理學情境中去尋找。
我們已經反複描述過在卡代什所發生的事情，後來成為猶太民族的兩個部分在當時結合在一起接受了一種新的宗教。一方麵，在那些曾在埃及生活過的人中，對於出埃及這件事和摩西這個人物的記憶仍然如此強烈而生動，因此他們要求以早期時代為依據而進行聯合。他們或許就是認識摩西本人的那些人的子孫後代，其中有些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埃及人，並擁有埃及人的名字。但是，他們完全有理由來壓抑對他們的領袖和法律賦予者所遭遇的命運的記憶。該民族的另一部分有一個決定性的目的，那就是美化這個新神。並否認他的外來性。這兩個部分同樣感興趣的是否認他們曾有過更早期的宗教，否認其內容的實質。由此便導致了第一次妥協，而且很可能不久便記錄在文字中，從埃及歸來的人隨之帶來了文字書寫，帶來了寫作曆史的願望；但是，經過很長一段時期才使曆史的寫作實現了確保不歪曲真理。起初，曆史的寫作毫無顧忌地按照當時的需要和目的，形成了對曆史的解說，仿佛它還沒有認識到偽造這個概念似的。由於這些情況所導致的結果，對同一本材料，即傳說的書麵記錄和口頭傳述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不一致。在書麵記錄中被省略或更改了的內容完全可以完整地保留在傳說中。傳說是對曆史寫作的一種補充，但同時又是與曆史寫作相矛盾的。它較少受歪曲目的的影響，或許在某些方麵完全沒有歪曲的意圖，因此，可能比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東西更真實。但是，口頭傳說的可信性往往受下述事實的損害，它比書麵文字更不穩定、更不明確，當它通過口頭交流由一代人傳給另一代人時，往往發生許多更改和變動。像這類傳說很可能會遭遇各種不同的命運。我們預期最大的可能是，它會被書麵文字所排擠，不能與之相抗衡，它會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最終將被忘卻。但口頭傳說也可能會遭遇其他命運：一種可能的命運是，傳說本身最終成為一種書麵記錄，隨著我們研究的進展，他們將不得不提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我們正在研究的猶太宗教史中的潛伏期現象，或許可以用下述這種情況來解釋，由所謂官方曆史學家的觀點所有意否認的那些事實和觀念實際上並沒有消失。有關這些事實和觀念的信息一直在該民族的傳說中持續存在著。正如塞林使我們確信的那樣，實際上還有一種關於摩西之死的傳說，它和官方的說法正好相反，而且更接近真理。我們可以設想，就像摩西宗教的某些內容不被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所接受一樣，當時已顯然不能存在的其他事情也同樣如此。
我們在這裏所麵對的顯著事實是，這些傳說並不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日漸衰弱，而是在數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強大，並且擠進了後來官方所做的曆史修正中，最終表現出強大到足以對該民族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確實，使這種結果成為可能的決定因素在目前來說超出了我們的知識範疇。
這個事實如此值得注意，以至於我們感到應該對它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問題就包含在其中。猶太人已經放棄了摩西帶給他們的阿頓宗教，並轉而崇拜另一個神，這個神和鄰近民族的巴利姆神（Baalim）[284]幾乎沒有什麽區別。以後曆代所有有意的努力都未能掩藏住這一恥辱的事實。但是摩西的宗教並沒有不留蹤跡地消失；對它的某種記憶仍然活生生地保留著——這是一種可能被掩蓋和歪曲的傳說，而且正是這種關於偉大過去的傳說（似乎是在背後）繼續發揮著作用，逐漸在人民的心理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並且終於成功地把耶和華神變成了摩西神，複活了早在數世紀之前就被引進、後來又被放棄了的摩西宗教。一種被拋棄了的傳說竟然能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生活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這種觀念我們確實還不熟悉。在這裏，我們發現我們自己處在群體心理學的領域中，對這個領域我們感到尚不通曉。我們將尋找可以類比的東西，至少具有類似性質的事實，即便是在不同領域中的事實，我相信，那種事實是能夠發現的。
那一段時期，在猶太人中摩西宗教的複活正處於準備狀態，而希臘人發現自己儲藏著格外豐富的部落傳奇和英雄神話。人們相信，公元前9世紀或前8世紀是兩個荷馬史詩的發源時間，荷馬史詩是從這些傳奇中抽取其材料的。運用我們今天的心理學洞見，我們早在施利曼（Schliemann）和埃文斯（Evans）之前就能提出這個問題，希臘人是從哪裏獲得所有這些傳奇材料的？荷馬和偉大的雅典戲劇家們在他們的傑作中依據的就是這些材料。答案應該是這樣的，這個民族很可能在他們的早期曆史中經曆過一段對外擴張的輝煌和文化繁盛的時期，在後來曆史的災難中毀滅了，但有關的含混不清的傳說卻在這些傳奇中保留下來。我們今天的考古學研究現在已經證實了這種猜想，這在過去當然被認為是太離奇了。這些研究已經發現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米諾斯——邁錫尼文明（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證據，很可能這種文明在公元前1250年前的希臘本土上就已告終結。在以後時代的希臘曆史學家中幾乎沒有發現有人提到過它：至多有一種跡象表明，曾有一段時期克裏特人統治過海洋，還有人提過米諾斯國王及其宮殿即迷宮（the Labyrinth）的名字。這就是全部的內容，除此之外什麽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這些傳說卻被詩人們抓住了。
其他民族——德國人、印度人、芬蘭人——的民族史詩也開始出現。我們是否可以設想，決定其起源的因素和希臘人的情況相同，這是從事文獻研究的曆史學家們的事。我相信，這種研究會產生積極的結果。這裏有一個我們識別出來的決定因素：在早期曆史的一段時期之後隨即便出現了大量重要而又豐富多彩，或許總是充滿英雄業績的內容。但是，它們存在於如此久遠的年代，隻有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完整的傳說留傳給了後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史詩在以後的年代中卻被湮沒了。這可以解釋為，其決定因素已不複存在。古老的材料已被散失殆盡，至於以後所有的事件，則用曆史的作品取代了傳說。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英雄業績也不可能再激勵人們寫出一篇史詩，即使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也有權抱怨說，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馬這樣的人來頌揚他了。
久遠的過去年代對人的想象力具有偉大而又令人困惑的吸引力。每當人類對其現在的環境感到不滿時——而且這種情況常常發生——他們便轉回到過去，並且希望他們現在能夠證明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黃金時代夢想的真實性[285]。他們很可能仍然處在其童年時代的魔力之下，人類並非不偏不倚的記憶使他們把童年時代作為一個無拘無束的歡樂時代。
如果所流傳下來的關於過去的一切都是我們稱之為傳說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記憶，那麽，這對藝術家來說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據他的想象的欲望來填補記憶的空白，來描繪他希望根據他的意圖來再現的那一段時期。一個人幾乎可以這樣說，傳說越是含混不清，它對於詩人就越有用。因此，對於傳說對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重要性，我們不必感到驚訝，通過和決定史詩的方式進行類比，使我們更傾向於接受這個奇怪的假說，正是關於摩西的傳說，對猶太人來說，才把對耶和華的崇拜變成了對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但是，在其他方麵這兩種情況仍然是大不相同的。一方麵其結果是一首詩歌，而另一方麵則是一種宗教；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已經假定，在傳說的激勵下它就是一種忠誠的再現，而史詩當然不可能為這種忠誠提供副本。因此，我們的問題足以表明，還需要進行更適當的類比。
（三）類比
對於我們在猶太宗教史中所發現的那些事件的顯著過程來說，唯一令人滿意的類比存在於一個遙遠的領域之中；但這種類比卻是很完滿的，而且達到了同一性。在這種類比中，我們再次遇到了潛伏期現象，這是一種需要做出解釋的不可理解的表現，即把一個早期出現的，但未被忘記的事件作為一個必要的決定因素。我們還發現了強迫性的特征，它支配著人的心理活動，同時壓製著人的邏輯思維——這是一種在史詩誕生過程中沒有描寫過的特征。
這種類比在心理病理學中，在人類神經症的產生過程中就可以遇到——就是說，在一個屬於個體心理學的領域中就可以遇到，而宗教現象必須被看做是群體心理學的一部分。我們將會發現，這種類比並不像剛開始可能認為的那麽令人驚奇——確實，它更像是一種基本原理。
我們把早期經曆過而後來被遺忘的那些印象命名為創傷（traumas），我們認為，創傷在神經症的病因學上具有極大的重要性。關於神經症的病因學是否被普遍認為是創傷性的，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對這種觀點提出的明顯的反對意見認為，不可能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能發現，在神經症患者的早期曆史中有明顯的創傷。我們一定常常滿足於認為，我們所麵對的是對影響每個人的經驗和要求的一種不同尋常的變態反應，但其他人是以可稱之為正常的另一種方式來對待這些經驗和要求的。當除了遺傳的和體質的傾向之外，我們找不到解釋神經症的方法時，我們當然傾向於認為，神經症不是獲得的，而是發展而來的。
但是，在這一點上有兩個要點必須強調。首先，神經症的產生一律都可追溯到童年期的早期印象[286]。其次，有一些情況確實可以作為“創傷”而區別出來，因為它們的效果可以毫無疑問地追溯到這些早期時代的某一種或更強有力的印象上去——這是一些沒有得到正常處理的印象，因此人們傾向於認為，如果這些印象沒有出現，神經症也就不會出現。如果我們必須把正在探討的這種類比僅限於這些創傷性的情況，這對我們的目的來說也就足夠了。但是，在這兩組（情況）之間的鴻溝並非不可逾越。要把這兩種病因學的決定因素統一在一個概念之中是完全可能的；這隻不過是一個如何給“創傷”下定義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假定，隻是由於某種數量因素的作用，經驗才獲得了其創傷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是因為對引起某種不同尋常的病理反應的經驗提的要求過高——那麽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暫時認為，在一種體質中某一事物可引起創傷，在另一種體質中卻沒有這種作用。我們便以這種方式獲得了一個所謂浮動的“補充係列”的概念[287]，其中兩種因素集中起來滿足一種病理要求。一種因素的減少被另一種因素的增加所平衡掉了；一般地說，這兩種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隻有在該係列的兩端，才可能有單一的動機在起作用。在提到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就可以不把創傷性與非創傷性病因學之間的區別視為與我們正在探討的這種類比無關。
盡管有某種重複的危險，在這裏，我們或許也可以把構成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的類比的那些事實集中到一起。這些事實如下。我們的研究已經表明，我們所謂神經症現象（或症狀）是某些體驗和印象的結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把這種結果視為病因學的創傷。我們現在麵臨著兩項任務：（1）發現這些體驗的共同特點；（2）找出神經症症狀的共同特點，而且在這樣做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粗略的描述。
（1）a.所有這些創傷都發生在童年早期，一直到大約五歲左右。一個孩子開始咿呀學語的時候的印象往往突出出來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兩歲和四歲之間的階段似乎最重要；還無法有把握地確定，這個感受性敏感的階段在出生之後多久才開始的。b.這些體驗一般地說完全被遺忘了，它們不被記憶所接受，應屬於嬰兒期記憶缺失階段，這一階段通常會被少數不同的記憶痕跡所打斷，這些痕跡就是所謂“掩蔽性記憶（screen memories）”[288]。c.它們和某種性的性質以及攻擊性性質的印象有關，無疑也和對自我的早期傷害（自戀的傷害）有關。在這一方麵，應該注意，這樣小的孩子還不能明顯地區分性活動和攻擊性活動，就像他們後來所做的那樣。（參見在虐待意義上對性活動的誤解[289]。）當然，這種性因素占據主導地位是最令人吃驚的，需要從理論上進行考慮。
這三個要點——（在人生的最初5年中）這些經驗的最早期表現，這些經驗被遺忘這個事實，以及它們的性欲一攻擊性內容——是緊密相連的，這些創傷既是患者對自己身體的體驗也是感知覺，大部分是視聽方麵的感知——就是說，既是體驗也是印象。這三個要點之間的相互聯係是靠一種理論建立起來的，是分析工作的產物，分析工作本身就能使人了解到那些被遺忘的經驗，或者更生動地但也許不那麽正確地說，把這些經驗帶回到記憶中。該理論認為，與流行的意見相反，人類的**（或以後與它相應的事物）表明在早期有一段全盛期，該全盛期在大約五歲時結束，緊跟其後的是所謂潛伏期（一直到青春期），在此期間性欲沒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已經獲得的東西確實經曆了一次退行。這一理論已經得到了關於內部**發育的解剖學研究的證實；它引導我們設想，人類是從在5歲便達到了性成熟的一個動物物種演變而來的，而且它還引起人們猜疑，人類**的推遲及其二相開始（即有兩次**）與成為人類的過程（hominization）有密切聯係。看起來人類是唯一具有潛伏期和這種性推遲的動物有機體。關於靈長類動物的研究（據我所知，這種研究尚未進行過）對於檢驗這種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幼兒期記憶缺失階段與性欲的這一早期階段是一致的，這在心理學上不可能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或許這種事態為可能發生神經症提供了真實的決定因素，在某種意義上說神經症便成為人類的一種特權，從這種觀點來看，神經症就像我們身體解剖的某些部分一樣，是原始時代的一種遺跡——一種“存活下來的殘存物”。
（2）關於神經症現象的共同特點或特征，有兩個要點必須強調：
a.創傷的作用有兩種，積極的和消極的。前者是想使創傷再次發揮作用——就是說，要記住被遺忘的經驗，或者更恰當地說，使它成為真實的，重新體驗一次；或者即使它隻是一種早期的情緒關係，在與另一個人的類比關係中也要使它複活過來。我們把這些努力統稱為“對創傷的固著”（fixations to the trauma）和一種“強迫性重複”（compulsion to repeat）。可以把它們合並到所謂正常自我中去，作為其中的一些持久傾向，它們可以賦予自我不可改變的性格特征，盡管，或更精確地說是因為，它們的真實基礎和曆史起源被遺忘了。因此，一個男人在他的童年時代過度地依附母親，而現在已把這種依附關係遺忘，那麽，這個男人可能花費畢生的時間尋找一個他可以使自己依賴的妻子，他可以努力使自己得到妻子的供養和支持。一個在其童年早期被誘奸過的姑娘可能會這樣來指導其以後的**，以便經常地引起人們對她類似的攻擊。可以很容易地猜測到，從關於神經症問題的這些發現中，我們可以深刻地理解性格形成的一般過程。
創傷的消極反應則遵循著相反的目標，被遺忘的創傷中什麽東西也不會回憶起來，任何事件也得不到重複。我們可以把它們統稱為“防禦性反應”（defensivereactions）。它們的主要表現方式就是所謂“回避”，這些反應可能會加強成為“抑製”和“恐怖症”。這些消極的反應也會對性格的形成產生最重大的影響。和它們的對立麵一樣，創傷的消極作用也是對創傷的固著，隻不過它們是有著相反目的的固著。在更狹窄的意義上說，神經症症狀就是一些妥協，其中由創傷引發的這兩種傾向結合在一起，這樣，時而這種傾向，時而另一種傾向便輪流表現出它們的支配作用。這兩種反應之間的這種對立作用往往會引起在事件的正常過程中所不能解決的矛盾衝突。
b.所有這些現象、症狀以及對自我的限製和穩定的性格變化都有一種強迫性的性質：就是說，它們具有很大的精神強度，同時它們對其他心理過程的組織也表現出一種深遠的獨立性，而其他心理過程已經適應了外部現實世界的要求，遵從的是邏輯思維的規律。它們（這些病理現象）並不完全或一點也不受外部現實的影響，並不注意它或注意它的精神方麵的代表，這樣，它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與這兩個方麵形成積極的對抗。人們可以說，它們是一個國中之國，一個令人難以接近的集合體，與它們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它們可以成功地克製住所謂正常的方麵，並強迫它為自己服務。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便意味著內部精神現實取得了對外部世界現實的統治權，通往精神病的道路便豁然開朗。[290]即使事情並未發展到如此地步，這種情境的實際重要性也是不可小視的。對那些受神經症支配的人的生活進行抑製以及他們在生活方麵的無能便構成了人類社會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可以在他們的狀況中識別出他們對其過去某一早期階段進行固著的一種直接表達方式。
現在我們不妨來探討一個潛伏期，由於類比的關係。潛伏期必定是一個使我們特別感興趣的問題。童年期的某一創傷可能會立即引發神經症，一種童年期神經症，運用了大量防禦性努力，並伴隨著症狀的形成。這種神經症可能會持續相當長時間，並引起明顯的失調，但是它也可能經曆一段潛伏的過程而被人們忽視，一般地說，防禦在其中占了上風；在任何情況下，自我的變化[291]都可以比作傷疤，是要保留下來的。童年期神經症毫無阻礙地繼續進入成年期神經症，這種情況很少發生。更經常的情況是，它成功地經曆了一段顯然不受幹擾的發展時期——這是一段由於生理潛伏期的幹預所支持或使之成為可能的事物發展過程。直到後來才發生了變化，伴隨著這種變化，已經確定下來的神經症才明顯地表現為創傷的一種推遲了的結果。這發生在進入青春期時或青春期稍後。在前一種情況下，神經症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生理成熟而被加強了的本能，現在能夠重新進行最初曾被防禦作用所打敗了的那場鬥爭。在後一種情況下，神經症的發生是由於防禦所帶來的自我的反應和變化被證明是對付新的生活任務的一種障礙，這樣，嚴重的衝突便在真正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要求之間發生了，自我則尋求保存它費盡千辛萬苦才在其防禦性鬥爭中獲得的組織作用。在對創傷的第一次反應和以後疾病的發作之間的神經症潛伏期現象必須被看做是典型的。後來發生的這種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想要治愈的努力——看做是力圖再次與被創傷的影響所分裂的那些自我的其餘的部分進行和解，並把它們結合成為一個與外部世界相對立的強大整體。但是，這種努力卻很少成功，除非分析工作對它提供幫助，但即使這樣也並非總能成功；它經常是以自我的完全破壞和分崩離析而告終，或者最終被早期分裂出去的並且現在仍受創傷支配的那一部分所壓倒。
為了說服讀者，我們有必要對眾多神經症患者的生活史做些詳細介紹。但是，鑒於這一主題非常嚕蘇和困難，因此，這樣做就會完全毀掉這本著作的特色，本書就會變成一種關於神經症理論的專著，而且即便如此，很可能隻對少數選定把研究和實踐精神分析作為其畢生事業的讀者有影響。既然我在這裏是和更多的讀者講話，我隻能請求讀者們暫時相信我以上所做的節略性的說明；而且在我這一方麵，我必須承認，隻有當這些理論的基礎被證明是正確的，我現在引導讀者得出的這些引申之意才能被接受。
然而，我能夠嚐試講述一個單一的病例。用這一病例就能特別清楚地展示我已經提那種神經症的許多特點。當然，我們一定不要指望一個病例就能說明一切情況，而且，如果其主題遠離了我們正尋求類比的那個題目，我們也不必感到失望。
就像在中產階級家庭裏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一個小男孩在出生最初幾年裏與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在他還沒有學會講話的年齡，他就一再經常地有機會觀察到他的父母之間的性活動——看到某些事情，聽到的就更多了。在他第一次自發地遺精之後立即發作的神經症中，最早期的和最麻煩的症狀就是睡眠障礙，在夜間他對噪聲格外敏感，而且他一旦被驚醒，就再也不能入睡。這種睡眠障礙是一種真正的折中症狀。一方麵，這是他的一種防禦表現，是為了抵抗他在夜間所經曆過的事情；而另一方麵，是力圖重建那種醒覺狀態，他能夠在這種狀態中傾聽那些印象。
通過這種類型的觀察，這個孩子過早地產生了一種攻擊性的男子氣，並且開始用手使他的小**興奮起來，還多次試圖對他的母親進行性攻擊，以便使自己與父親相認同，他是把自己放到了父親的位置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的母親終於禁止他再玩弄**，而且還嚇唬他說，她要告訴他的父親，而他的父親將以摘掉他這個邪惡的器官以示懲罰。這種閹割的威脅對這個男孩子產生了一種異常強大的創傷作用。他放棄了性活動，並且改變了性格。他不再把自己同父親相認同，而是害怕他，對他采取了一種消極的態度，並且通過偶爾的淘氣，激惹他實施肉體的懲罰；對他來說，這樣做有一種性的意義，這樣做他就能夠使自己和他那受到虐待的母親相認同。他越來越渴望依附他的母親，仿佛一刻沒有她的愛，他便活不下去似的，因為他在母親的愛中看到了一種保護作用，以抵禦來自其父親的閹割威脅。在這種經過改變的俄狄浦斯情結中，這個小男孩度過了他的潛伏期，他沒有受到任何明顯的障礙，他成了一個好孩子，而且在學校裏也相當成功。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追溯了創傷的直接作用，而且證實了潛伏期這個事實。
伴隨著青春期的到來，產生了明顯的神經症，並且表現出第二種主要症狀——性無能（sextual impotence）。他已經喪失了陰莖的敏感性，不想再觸摸它，也不敢為了性的目的而去接近一個女性。他的性活動僅限於精神性**（psychical masturbation），伴隨著施虐狂-受虐狂的幻想，在這種幻想中不難識別出他早期所觀察到的他的父母**的後果。隨著青春期所帶來的這種被加強了的男子氣概被用作對父親的強烈仇恨和對他進行反抗。與他父親的這種關係發展到極端，竟使他不在乎達到自我毀滅的程度，這種關係也應該為他在生活中失敗以及同外部世界發生衝突負責。他必須在職業上失敗，因為是他的父親強迫他接受這一職業的。他也不交任何朋友，而且從未和上司保持良好關係。
當他在這些症狀和無能的負擔之下，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他終於娶了一個妻子時，在他身上便出現了一些性格特質，仿佛這些性格特質就是其存在的核心，這使他與周圍的人建立聯係成為一項艱巨的任務。他形成了一種完全自我中心的、專橫而且野蠻的人格，這種人格使他清楚地感覺到有必要壓製和侮辱其他人。這是對他父親的一種忠實的拷貝，因為在他的記憶中已經形成了關於父親的形象：就是說，重新複活了對其父親的認同作用，這種認同作用在他過去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出於性的動機而表現出來。在本故事的這一部分，我們認識到了被壓抑的事物的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創傷的直接後果和潛伏期現象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把這種回歸描述為神經症的基本特征。
（四）應用
早期創傷——防禦作用——潛伏期——神經症發作——被壓抑事物的部分回歸。這就是我們為神經症的發展所列出的公式。現在請讀者進一步設想，在人類的生活中曾出現過某件事情，它和個體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相類似：就是說，假設這裏也發生了一些具有性攻擊性質的事件，這些事件留下了持久的後果，但是絕大部分都被避開了，而且被遺忘了，而且在經曆了一段漫長的潛伏期之後，這些事件又重新發生作用，並且在其結構和目的上產生了類似於神經症症狀的現象。
我們相信，我們能夠猜測到這些事件，而且我們想要說明，它們與神經症症狀相類似的結果就是宗教現象。由於進化論觀點的出現，使人們不再懷疑人類有一段史前時期，而且由於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就是說，被遺忘了——因此，這種結論幾乎具有一種公理的作用。當我們聽說，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有效的而且被遺忘的創傷與人類大家庭的生活相關時，我們可以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未曾預料到的額外收獲，我們的討論到目前為止尚未涉及。
早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我在《圖騰與禁忌》（1912～1913）一書中就提出了這些主張，在這裏我隻需重複一下這些話。我的構想起源於達爾文（Darwin，1871，第2卷，第362頁以下）的一段聲明，並且采納了阿特金森（Atkinson，1903，第220頁以下）的一個假設。這些觀點認為，在原始時代原始人過著小型遊牧部落的生活[292]，每一個部落都在一個強有力的男性統治之下。這段時期的日期無法確定，它也不和我們所知道的地理時代同步，很有可能這些人類的物種還遠未形成語言。這種構想的一個基本方麵是假設，我打算描述的這些事件在所有原始人身上都出現過——也就是說，在我們所有的祖先身上都出現過。這個故事是以相當濃縮的形式講述的，仿佛它隻發生過一次似的，而事實上它包含著數千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時期中又重複過無數次。那個強壯的男子是整個部落的首領和父親，而且他有無限的權力，他粗暴地行使這些權力。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財產——包括他自己部落中的妻子們和女兒們，或許還有一些從其他部落搶來的女人。他的兒子們的命運則十分艱難：如果他們引起了父親的妒忌，就會被殺掉，或者被閹割，或者被驅趕出去。他們唯一的辦法是以小團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過搶奪而使自己得到妻子，而且當他們中的某個人能在這一方麵取得成功時，便使自己抬高到與原始部落中的父親相類似的地位。由於自然的原因，最小的兒子便占據了格外有利的地位。他們受到母親愛的保護，並且能夠利用父親年事日高的現實，在他死後取而代之。我們似乎發現，在許多傳奇和童話故事中都有驅逐長子和喜愛幼子的反響。
對於改變這種“社會”組織的第一個決定性的步驟似乎是，那些生活在一個團體中的被驅逐的弟兄們，聯合起來推翻了他們的父親，按照那些時代的風俗，把他生吞活剝地吃掉了。我們沒有必要回避這種同類相食的現象；它持續到久遠的時代。但是，基本的觀點是，我們把同樣的情感態度運用於那些我們能夠通過分析研究而在當前時代的原始觀念中——在我們的孩子們身上——確立起來的原始人身上。就是說，我們假設，他們不僅痛恨和害怕他們的父親，而且把他作為一個榜樣來尊崇，而且他們每個人實際上都想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同類相食的行為理解為企圖通過吃掉他的一塊肉來確保與他的認同作用。
我們必須設想，在殺死父親之後，又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此期間，弟兄們相互爭奪父親的繼承權，他們每個人都想獨占這一權力。他們認識到進行這些鬥爭既危險又毫無用處，他們回想起曾在一起進行的爭取解放的活動，以及在他們被放逐期間所產生的相互之間的情感聯係，這使他們最終達成了一致，形成了一種社會契約。伴隨著本能放棄[293]的第一種形式的社會組織便應運而生了，它承認相互之間的義務，引進了明確的規章製度，宣稱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說，道德和正義開始了。每一個人都放棄了他想要獲得其父親的地位和占有他的母親及姐妹的想法。這樣便產生了**的禁忌和禁止族內通婚。由於除掉父親而解放出來的相當一大部分絕對權力便移交給了女人們：母係氏族製時代便開始了。在這個“兄弟聯盟”的時代，仍然保持著對父親的回憶。一個強大的動物——最初或許也是一種總是令人恐懼的動物——便被選作父親的替代物。這種選擇可能看起來很奇怪，但是，人們後來在人類自己和動物之間所建立的鴻溝，在原始人那裏並不存在，對我們的孩子們來說也不存在，我們已經能夠把他們對動物的恐懼理解為對父親的恐懼。關於圖騰動物，仍完全保持著對父親的情感關係方麵最初的二分法，一方麵，圖騰被視為氏族的具有血肉之軀的祖先和起保護作用的精靈，它必須受到崇拜和保護，而另一方麵，當節日到來時，便為他準備了同原始的父親所遇到的相同的命運。它被宰殺，並且被全部落的人共同分食。根據羅伯遜·史密斯的觀點（1894），這就是圖騰宴。這個偉大的節日實際上是對兒子們聯合起來戰勝父親的一次勝利的慶祝。
在這一點上，宗教的地位又當如何呢？我認為，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來看待圖騰製度，連同它是對父親替代物的崇拜，由圖騰宴所表現出來的矛盾心理，各種紀念性節日和禁律的製定，若有違犯就會被處死——我是說，我們有理由把圖騰製度視為人類曆史中宗教得以表現的第一種形式，它也進一步證實了圖騰製度從一開始就和社會規則及道德義務有聯係。在這裏我們隻能對宗教的進一步發展做出最概括性的說明。毫無疑問，它們同人類的發展及人類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同步進行的。
由圖騰崇拜所引發的第一步，是使受到崇拜的存在物人性化。人形諸神的出現取代了動物圖騰的位置，但動物圖騰的派生物並沒有消失。神要麽仍然以動物的形式為代表，要麽至少有一張動物的麵孔，或者，動物圖騰成為這個神最喜愛的夥伴，與他不可分離，或者像傳奇所講述的那樣，這個神殺死的恰好就是這種動物，而這個動物圖騰畢竟隻是他自己的一個早期階段。在這種進化的某一時期，偉大的母性神出現了，我們並不容易確定它發生在哪一時期，很可能甚至在男性神出現以前，而且此後在他們身旁受到了很長時間的崇拜。與此同時發生了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母權製被族長製的重建所取代。說真的，這些新的父親們從未達到過原始人父親的那種無限權力；他們人數眾多，以比遊牧部落更大的聯盟的形式住在一起。他們必須相互協調一致，並且始終受社會秩序的限製。很有可能母性女神是在母權製受到削弱的時代起源的，以作為對輕視母性的補償。男性之神最初是作為偉大母親身旁的兒子出現的，隻是後來才清楚地表現出父親這類人物的特色。這些多神教的男性諸神反映的是族長製時代的狀況。他們人數眾多，相互製約，而且有時還要服從一個地位更高的統帥之神。然而，下一步就把我們引向我們在這裏所關注的那個題目——回到那個有著無限統治權的單一的父親之神[294]。
必須承認，在這個曆史的概覽中有一些漏洞，而且在某些方麵還不夠確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宣稱我們對原始曆史的構想是純粹想象出來的，那麽，他就嚴重地低估了其中所包含的材料的豐富性和明顯的價值。關於過去的很大一部分材料，在這裏被連結成為一個整體，這是經過曆史檢驗的：例如，圖騰崇拜和男性聯盟。其他部分也都完全一模一樣地保存下來。權威人士們經常對古代圖騰宴的意義和內容以如此忠誠的方式在基督教聖餐的儀式中得到重複而驚詫不已，在這種儀式上，信奉者們以象征的形式分享他們的神的血和肉。大量的、被遺忘了的原始時代的遺風在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中留存下來，關於兒童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豐富材料，填補了我們對遠古時代知識的缺欠。為了幫助我們理解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兒子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我隻需提出動物恐怖症（animal phobias）即可，兒子竟然害怕被父親吃掉，這在我們成人看來是很奇怪的，而且還非常強烈地害怕被閹割。在我們的構想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完全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堅實基礎的支持。
如果我們關於原始曆史的說明可以作為完全有價值的可信的事物來接受，那麽，在宗教教義和儀式中有兩種因素將被識別出來：一種是對古代家族史及其存留物的固著；另一種則是對過去的複活，經過漫長的間隔，又回複了已被遺忘的一切。正是這後一部分迄今為止一直被人們忽視，因而也沒有被理解，在這裏我們至少舉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來說明。
特別值得強調下麵這個事實，從遺忘中得以恢複的每一部分都表現出一種特別的力量，對人民大眾產生著無可比擬的強大影響，並且提出一種不可抗拒的真理的主張，對它進行任何邏輯上的反對都是無濟於事的：這就是一種“我之所以相信它，正是因為它的荒謬”（credo quia absurdum）。[295]這個明顯的特征隻能按照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模式才能得到理解。我們早已了解到，一部分被遺忘了的真理隱藏在妄想的觀念之中，當這種妄想的觀念複現時，它必然會受到歪曲和誤解，而依附於這種妄想的強迫性信念則產生於這個真理的核心，並把它傳播出去，達到錯誤的程度，以至於得把它包藏起來。我們必須承認，像這樣的一種成分是可以稱之為曆史真理的，也包括宗教的信條在內。確實，這些宗教信條帶有精神病症狀的特征，但是，作為一些群體現象，它們不再因孤立無援而受到詛咒。
如果我們把可以不間斷追溯從動物圖騰到人形之神連同其經常攜帶的夥伴的這一發展過程棄之不顧（基督教福音的四位傳教士，每一位都帶著自己最寵愛的動物），那麽，宗教史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會像把一神教引入猶太教，並且在基督教中繼續發展那樣清晰。如果我們暫時承認，法老的世界帝國是決定一神教觀念產生的原因，我們便會發現，這種觀念從其本國的土壤裏生發出來，又被移置到另一個民族中，經過一段漫長的潛伏期之後，被他們作為寶貴財富接受和保存下來。反之，這種觀念本身通過使他們對自己成為上帝的選民而自豪，從而使他們生存下來。正是這個關於他們的原始父親的宗教，與他們獲得獎勵、榮譽以及最終獲得世界統治權的希望密切聯係著。這後一種充滿願望的幻想（wishful phantasy）早已被猶太民族所拋棄，卻仍然存留在該民族的敵人之中，他們相信有一個“錫安山長者”（Elders of Zion）的陰謀[296]。從埃及借用來的一神論宗教的獨到特性是怎樣影響猶太民族的，它怎樣通過排斥法術和神秘主義，敦促人們在理智上進步和鼓勵人們升華，而對他們的性格注定要產生持久的影響；這個民族是怎樣由於擁有真理而狂喜，被上帝選中的意識所壓倒，以及怎樣對理智的事物給予高度評價，對道德的事物非常強調的；他們那令人傷感的命運及其在現實中的失望是怎樣隻加強了這些傾向，對此，我們留待以後再行討論。現在，我們將沿著另一個方向追隨他們的發展。
重新確立那位原始父親的曆史權力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但這並不可能是終點。史前悲劇的其他部分也堅持要得到承認，究竟是什麽促使這一過程運行的，這很不容易辨別。看起來好像是，有一種日漸增長的罪疚感籠罩著猶太民族，或許也籠罩著當時整個文明世界，這是那種被壓抑的材料即將回歸的預兆。直到最後，這些猶太人中的一個成員，以為政治一宗教的煽動者做辯護為由，發現有機會把一種新的宗教——基督教——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保羅（Paul），這位來自塔瑟斯（Tarsus）的羅馬猶太人，利用了這種罪疚感，並且正確地把它追溯到其原始根源。他稱之為“原罪”（original sin）；這是一種反對上帝的罪惡，隻能以死來贖罪。死亡便帶著這種原罪降臨人世。事實上，這種應該以死來報效的原罪就是殺害了後來被奉若神明的原始人父親。但是，這種謀殺卻沒有被記載下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贖罪的幻想，由於這個原因，這種幻想才能作為一種贖罪的（福音）而受到歡迎。上帝的一個兒子，本來沒有罪，卻通過把自己殺死而自己承擔了所有的人的罪惡。他必須是一個兒子，因為他殺害的是個父親。很有可能來自東方和希臘神話的傳說曾對這種贖罪的幻想產生過影響。其中最基本的東西似乎是保羅自己的貢獻。在最恰當的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具有天生宗教傾向的人：過去的黑暗痕跡潛藏在他的心中，隨時準備爆發出來，進入更富有意識的領域。
本來沒有罪的救世主卻犧牲了自己，這顯然是一種有意的歪曲，這對人們進行邏輯的理解造成了困難。一個沒有犯謀殺罪的人，怎麽能通過讓自己被殺死，就自行承擔起所有殺人者的罪惡呢？在曆史的現實中也沒有這種自相矛盾的事情。這個“救世主”不可能是別的任何人，而是罪孽最深重的人，而是殺死了他們父親的兄弟團夥的頭目。按照我的判斷，不論有沒有如此重大的反叛和頭目，我們都必須把它作為一件尚未確定的事來處置。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牢記，兄弟團夥中的每一個成員當然都希望自己單獨去幹這件事，以便為自己創造一個非我莫屬的地位，找到一個替代物作為他與父親的認同，如果他置身於兄弟團夥之中，則他不得不放棄這一位置。如果沒有這樣的頭目，那麽，基督就是一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幻想的繼承人；如果有一個頭目，那麽，這個頭目就是他的繼承人和他的靈魂再生。但是，無論我們在這裏描述的情況是一種幻想，還是一段被遺忘的現實的回歸，不管怎麽說，關於一個英雄概念的起源都可以在這裏找到——這個英雄總是反叛他的父親，並且以某種方式殺死了他。[297]這也是戲劇中英雄的“悲劇罪疚”（tragic guilt）的真正根源，否則便難以做出解釋了。我們幾乎無須懷疑，古希臘戲劇中的英雄和頌歌代表著同一位反叛的英雄和兄弟團夥；在中世紀劇院裏重新上演的是表現耶穌蒙難的故事，這不能說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已經說過基督聖餐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中信仰者們分享著那位救世主的血和肉，重複著古老的圖騰宴的內容——毫無疑問這隻是表現了它的情感意義，表達了對他的崇拜，而不是表現其攻擊性意義。不過，支配著與父親的關係的那種矛盾心理在宗教革新的最終後果中卻明顯地表現出來。表麵的目的是向那位父親神贖罪，但最終卻把他廢黜並驅趕下台。猶太教曾是一種父親宗教，而基督教則變成了一種兒子宗教。那位古老的上帝，即父親，落在了基督的後麵；而基督，即那位兒子，則取代了他的地位，就像在原始時代每一個兒子都希望做的那樣。那位把猶太教堅持下去的保羅，最終也毀滅了它。毫無疑問，他的成功是在這個事實的第一個實例中，他通過救世主的觀念，驅除了人性的罪疚感；但是，他的成功也在於，他放棄了他的人民是“被上帝選中”的特性及其可見的標誌——割禮——這樣一來，這種新的宗教就可以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包容所有人的宗教。保羅采取這一步驟時可能有一個成分在起作用，即他的改革由於在猶太人當中遭到排斥，他個人想要予以報複；但是，它也恢複了古老的阿頓宗教的一個特征——當它被傳遞給一個新的民族，即猶太民族之後，該宗教所要求的限製性也被消除了。
和更古老的猶太宗教相比，這種新的宗教在某些方麵意味著一種文化倒退（或退行“regression”），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一些較低層次的新的人群侵入進來或者被接納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基督教在心靈這類事情上並未保持住猶太教達到的那個高度。它不再是嚴格的一神教，它從周圍民族中接受了許多象征性的儀式，它重新確立了偉大的母親女神，而且隻是稍加偽裝地為引入多神教的許多神祗找到了棲身之地，雖然他們隻是處在附屬的地位。它畢竟不像阿頓宗教和其後的摩西宗教那樣拒絕那些迷信的、巫術的和神秘的因素滲透進來，這些因素在以後兩千年的理智發展過程中，被證明是一種嚴重的障礙。
基督教的勝利是一次新的勝利，是間隔1500年之後，在更廣大的舞台上，阿蒙神教的祭司們對埃克赫那頓之神的勝利。而且，在宗教史上——即就被壓抑者的回歸而言——基督教是一次進步，從那時起，猶太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種僵死的事物。
一神教觀念是怎樣恰好給猶太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他們怎麽能夠如此頑強地保持這種觀念的，這是很值得考慮的。我認為，要找到答案是有可能的。命運已經把原始時代殺死父親的偉大行動與惡行都賦予了猶太人，使他們要在摩西這位傑出的父親般的人物身上重複此事。這是用“行動表現”（acting out）代替記憶的一個實例，在對神經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也是經常發生的。他們應該記住摩西的教義向他們提出的建議，但是，他們的反應卻是不承認他們采取過這種行動；他們隻停留在承認這位偉大的父親上，這就阻礙了他們繼續前進的道路，後來保羅就是從這裏開始繼續史前曆史的。殘暴地殺死了另一位偉人也能成為保羅創立新宗教的開端，這絕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也不是個巧合問題。這個人在猶地亞有少量的信徒，信徒們把他視為上帝的兒子，視為上帝宣告過的彌賽亞（Messiah——猶太教的複國救主），為摩西所編造的一部分童年時代的故事，後來被附會到他身上［第14頁］。然而事實上，對於他我們所知道的肯定並不比有關摩西的情況多——他是否真的就是福音書（Gospels）裏所描繪的那位偉大導師；或者相反，對於他這個人物所獲得的重要性具有決定作用的他的死，是否並不符合事實和實際情況？保羅雖然成了他的使徒，卻對他本人也並不了解。
塞林在追溯摩西的傳說時認識到，摩西是被他的猶太人殺害的（而且奇怪的是，年輕時的歌德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也承認了這種觀點[298]），這便成為我們的構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為原始時代被遺忘的事件與其後以一神教形式出現之間的一種重要的聯係。[299]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猜想，殺害摩西的悔恨之情為產生彌賽亞這一願望幻想提供了刺激物，彌賽亞一定會回來拯救他的人民，並履行讓他們統治世界的諾言。如果摩西就是這第一個彌賽亞，那麽，基督便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繼承人，而保羅就能以曆史上的某種正當理由向他的人民大聲地說：“看啊，彌賽亞真的來啦！他曾在你們眼前被殺害！”這樣，在基督複活中也有某種曆史的真理，因為他是被複活的摩西，而隱藏其後的是那位歸來的原始遊牧部落的原始父親，現在被轉型為兒子，被安置在父親的位置上。[300]
可憐的猶太人，他們懷著慣常的倔強，繼續否認對父親的謀殺，在時間的流逝過程中他們為此而進行了沉重的贖罪。他們經常遭到人們的譴責：“是你們殺死了我們的上帝！”而且，如果把這種譴責加以正確的解釋，就可以說這種譴責是千真萬確的。如果把它和宗教史聯係起來，人們就會說：“你們絕不會承認是你們殺害了上帝（那個上帝的原始圖像，那位原始父親，及其以後的再生）。”人們還應該補充說：“確實，我們也幹了同樣的事，但是，我們已經承認了，而且從此以後，我們便解脫了。”反猶主義者借以迫害猶太人後代的這些譴責，並非都能具有類似的正當理由。人們對猶太人如此仇恨，這種強烈而又持久的現象當然必定不止一種原因，我們能夠發現一係列大量的依據，有些顯然來源於現實，這無須做任何解釋；而另一些則隱藏得較深，起源於隱秘的根源，這些可被視為特殊的原因。在前一類原因中，譴責猶太人是外來者或許是最沒有說服力的，因為在如今被反猶主義者控製的許多地方，猶太人是人口中最古老的一部分，甚至在現在這些居民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了。例如，這種情況可適用於科隆城，早在科隆城被日耳曼人占領之前，猶太人就和羅馬人一起來到這裏了。[301]仇恨猶太人的其他原因則比較強烈——這樣，在他們居住的大多數地方他們是其他民族中的少數民族這些情況，由於群體共有感的需要，也為了使群體完滿，對某一外來少數民族的敵意，以及這個被排斥的少數民族的數量劣勢，便招致對它的壓迫。然而，猶太人還有另外兩個特點卻是相當難以原諒的。第一個特點是，他們在某些方麵不同於他們的“主人”民族。他們並不是從根本上不同，因為他們並不是像他們的敵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外來種族的亞洲人，而是大部分由地中海各民族的後裔組成的，是地中海文明的繼承者。但是，他們仍然是有些不同，常常是在某種無法確定的方麵不同，特別是不同於北歐各民族，而奇怪的是，種族偏執狂對這些微小的差異比對那些重大的差異表現出更為強烈的反對態度。[302]另一個特點具有更大的作用：意即他們反抗所有的壓迫，最殘酷的迫害也沒有成功地把他們滅絕，而且恰好相反，他們顯示了在商品化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一種能力，而且在他們獲得承認的地方，他們都為每一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仇恨猶太人的更深遠動機起源於最遙遠的過去的年代；它們在這些民族的潛意識中發揮著作用，而且我打算發現它們最初是不可置信的。我大膽地斷言，該民族宣稱自己是上帝父親的初生子，是他最寵愛的孩子，即使在今天，其他民族對這種說法的忌妒也還沒有消失，仿佛他們認為自己真理在握似的。另外，猶太人使自己置身其外的那些風俗，那種割禮的風俗給人留下了討厭而又離奇的印象。毫無疑問，這種風俗可以解釋為，使人想起了可怕的閹割，以及人們樂意忘卻的那些與之相伴隨的原始的過去。最後，作為這一係列原因中最新近的一種動機，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如今擅長仇恨猶太人的所有那些民族隻是在以後的曆史時代中才成為基督教徒的，常常是在血腥的強迫下才被迫接受的。人們可能會說，他們都是“勉強受洗的”。在基督教這層薄薄的外表之下，他們仍然保留著其祖先崇拜野蠻的多神教時的東西。他們還沒有忘卻對強加給他們的這種新宗教的怨恨，但是，他們把這種怨恨發泄到使他們接受基督教的根源。福音書講述了一個發生在猶太人之中，而且事實上隻表現猶太人的故事，這個事實使他們更容易產生這種移置作用。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歸根結底是對基督教的仇恨，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中，兩種一神教之間這種親密的關係，在相互敵視中得到如此明顯的表現，對此我們無須感到驚訝。[303]
（五）困難
或許通過我所說的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經症過程和宗教事件之間的類比得以確立，從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在從個體心理學向群體心理學轉移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在性質和重要性方麵都不同的困難，我們現在必須轉向這兩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我們在這裏涉及的隻是眾多宗教現象中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其他例子並未予以說明。我必須抱歉地承認，我無法給出比這個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專業知識不足以完成這項研究。以我有限的知識，我或許可以補充說，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來似乎是對猶太教的一種簡化了的重複，它是模仿猶太教而出現的。確實，穆罕默德這位先知最初看來是想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猶太教。那個偉大的原始父親的再現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使他們獲得了偉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們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盡了。與耶和華相比，真主安拉表現出更感謝他所選定的人民。但是，這個新宗教的內部發展不久便停滯了，或許是因為它缺少那種深度，這種深度曾使猶太人殺害了他們的宗教創立者。東方的各種明顯的理性主義宗教，就其實質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過去很早的重建階段，它們便止步不前了。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認一個最高的神就是他們宗教的唯一內容；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麽，我們就隻能視為宗教發展中的一種萎縮症（atrophy），並且把它和在另一個領域中所觀察到的、無數的初期神經症病例聯係起來。為什麽在這種情況下和在另一種情況下一樣，事情都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於這兩種情況，我們的知識還不足以告訴我們。我們隻能把這種責任歸咎於這些民族的個人才能，他們的活動方向以及他們所處的一般的社會狀況。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規則，那就是滿足於解釋麵前實際發生的事，而不是尋求解釋尚未發生的事。
這種向群體心理學轉移的第二個困難則重要得多，因為它引起了一個具有基本性質的新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傳說是以什麽形式出現的——這個問題不是在個體身上表現出來的，因為在個體身上這個問題是由潛意識中存在的過去的記憶痕跡來解決的。我們不妨回到我們的曆史實例中來。我們已經把卡代什的妥協歸因於從埃及歸來的那些人中所流傳下來的強有力的傳說。這種情況已不存在問題。按照我們的理論，這種傳說是以口頭交流的意識記憶為基礎的，這是當時存活下來的人從隻間隔兩三代的前輩那裏傳承下來的，而這些前輩親自參與或親眼目睹了當時的那些事件。但是，難道我們能夠相信在以後的世紀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嗎？——這種傳說是否仍然有其根據，是否能正常地由祖父輩傳給孫子輩？因為在早期時代中，我們還不清楚保留這種知識並通過口頭話語把它傳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誰這是根本無法說清楚的。根據塞林的看法，關於摩西被殺的傳說總是在祭司們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後它才在文字中得到表現，正是這種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夠發現此事。但是，這事隻能被少數人知道；這不是公眾應該知道的。而這樣難道就足以解釋其影響了嗎？難道這少數了解情況的人在廣大群眾注意到事情真相時，能有如此持久的力量去左右他們的情緒嗎？相反，看起來在那些不了解情況的群眾中一定曾發生過某種事情，它以某種方式類似於少數人所知道的情況，當事情被泄露出來時，便與它相迎合了。
當我們轉向原始時代的類似情況時，我們更難以得出一個結論。可以肯定地說，在幾千年的曆史過程中，這個事實已被忘記了，即曾經有一個我們知道其特點、也知道其命運的原始的父親；我們也不能假定有任何關於它的口頭傳說，就像我們能夠假定有任何關於摩西的口頭傳說一樣。那麽，究竟在什麽意義上我們才能確定一個傳說的來曆呢？它能以什麽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呢？
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準備插手一個複雜的心理學事態的讀者更容易理解，我將預先對研究結果做如下預期。在我看來，個體與群體之間在這一點上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體中也有一種過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潛意識的記憶痕跡中。
我們相信，在個體的情況下我們能夠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經驗的記憶痕跡在他心中保持著，但他是在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況下保持的。正如一個人了解被壓抑的情況一樣，我們可以說，個體對此也總是有所了解的。在這裏我們已經形成了某些觀念，這些觀念通過分析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證明，這些觀念就是，某些事情是怎樣被遺忘的？它是怎樣過了一段時間又重新出現的？被遺忘的東西並沒有消失，而隻是“被壓抑著”；它的記憶痕跡仍非常清楚地存在著，隻是被“反貫注”（anticathexes）[304]所孤立起來了。它們無法與其他理智過程取得聯係；它們是潛意識的——不可能成為有意識的。也有可能被壓抑的某些部分逃脫了（壓抑的）過程，可以進入記憶，偶爾也會在意識中浮現；但即便如此，它們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沒有任何聯係的外在物體（foreign body）。事情可能是這樣的，但並非必然是這樣的；壓抑也可能是全麵的，這就是我們在下麵要探討的那種替換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