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馮·N夫人的某些明顯的運動症狀實在是作為情緒的表達，而這易被認識清楚。因此，她所表現的在自己麵前伸出雙手、手指張開成彎曲狀表示恐懼，同樣她的麵部表情也是如此。這當然是她這樣教育水平和種族的婦女更生動和公開地表達其情緒的方式。實際上她本人在非癔症狀態時克製著自己，幾乎在動作表現上處於僵直狀。而其餘的運動症狀據她自己認為，與她的痛苦有直接的關係。她以不停地玩弄手指或兩手摩擦來抑製自己的叫喊。這就有力地提醒人們想起用達爾文的一個原則——興奮過剩原則（達爾文，1872，第三章）——來解釋情緒的表達。例如用這個原則來解釋狗搖動尾巴。當我們受痛苦的刺激後，我們習慣於用其他各種運動刺激反應來替代叫喊。某人決意在牙醫麵前保持頭和嘴的不動，不用手擋著，而他至少可能出現雙足咚咚敲地的現象。[201]
轉換的一種較複雜的方式，在埃米·馮·N夫人身上顯示了抽搐樣的動作，諸如舌頭發出吧嗒聲，口吃，在混亂狀態下叫“埃米”的名字，使用複合的慣用語句“保持安靜！不要說話！不要碰我！”在這些運動表現形式中，口吃和吧嗒聲可根據我所描述的機製來解釋，即關於催眠的暗示治療這篇短文中已提到的（1892～1893b），這些運動“起著對立性觀念的作用”。[202]我們現在將該病人的這一過程說明如下：這個癔症病人因擔憂和長時間坐在最後入睡的生病孩子的床邊觀察著，以至於力竭而困倦，她對自己說：“你必須完全保持安靜，不要吵醒孩子。”這種願望可能引起一種對立性觀念導致害怕，認為發出鬧聲就等於是吵醒睡覺的孩子，而她最大的願望是讓孩子睡覺。當我們不肯定自己能否完成某些重要的意願時，我們也會有相類似的對立性觀念，並且以明顯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不難發現，在神經症病人的自我感覺中有一係列抑鬱或焦慮的期望，形成較正常人更多的對立性觀念，甚至較容易發現這些觀念；而神經症病人卻將這些觀念視為比較重要。我們這個病人在衰竭的精神狀態下，其對立性觀念（在正常情況下被抵製）表現出其自身更為強烈。正是這種觀念產生了它本身的作用，對病人的恐懼來說，實際上卻產生了她所害怕的吵聲。為了解釋全部過程，可進一步假設她的衰竭結果隻起了一部分作用，用讓內及其追隨者的術語來說，它所影響的隻是她“原發的”自我，而不能削弱這種對立性觀念。
我們也可進一步假設，正是她對吵聲的恐懼產生了對抗其意誌的暫時創傷，而這種吵聲的固定保持下來可看作整個情景的軀體記憶症狀[203]。實際上我相信抽搐本身的特點是病人抽搐性地發出一係列的聲音，如**性地發聲、中間有停頓，而這最有可能聯係到吧嗒聲，揭示了其緣由的過程痕跡，表明她的意圖和對立性觀念（反意誌）之間發生的衝突，產生了**這一間斷的特征，並作為限製對立性觀念的一個途徑，而不是因為刺激了言語的肌肉器官而發出習慣化的**。
病人言語的**性抑製，她特有的口吃是一種基本相類似的興奮因素的殘餘所致。然而，這不是最終的神經支配的結果——發出驚叫，而是神經支配這個本身的過程——試圖抽搐地抑製言語器官，這成為她記憶中事件的象征。
吧嗒聲和口吃這兩種症狀因此通過其起源史而緊密相關，並繼續關聯著，在相似情況下反複出現後成為慢性症狀。自此以後它們被進一步地利用，原是由於當時強烈的害怕而引起的，以後就成為對任何害怕都產生吧嗒聲和口吃（根據單一症狀的癔病機製，這在病例5中有描述），甚至在害怕不導致對立性觀念時也產生這樣的行為。
這兩種症狀最終竟聯係著如此多的創傷，有許多根由使之在記憶中重複出現，他們持續地、無特殊原因地幹擾病人的言語，以無意義的抽搐方式表現出來。[204]然而，催眠分析能說明這種明顯抽搐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意思；假如布洛伊爾程序在這個病人身上沒有取得一次性完全消除兩種症狀的成功，那是因為心理發泄僅僅波及三個主要的創傷，沒有波及次要的有關聯的創傷。[205]
依據控製癔症發作的規則，在重現混亂的發作期間叫喊“埃米”，這將使她回憶起其女兒治療期間，她經常處於無助的狀態。這種叫喊通過一條複雜的思想線索與發作的含義聯係起來，而且叫喊是對抗發作的一種保護性習慣用語。叫喊也可能通過更寬泛的應用其意義而退化變成抽搐，而實際上這個病人已使用複雜的保護性習慣用語“不要碰我”等。在這兩個實例中，催眠治療都阻止了這些症狀的進一步發展；但隻有“埃米”的叫喊仍舊存在，而我對這叫喊的領悟是，它仍有著本身的意義，限製混亂的發作。
正如我們所見，這些運動性症狀是以不同的方式產生的：對立性觀念被轉換成結果（發出吧嗒聲）；精神興奮簡單地轉換成運動性行為（如口吃），或在癔症發作時的自主行為（保護性的方法，從叫喊“埃米”擴展更長的習慣用語）。盡管這些運動症狀可能有起因，但他們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有一個起因或與創傷有著長期的聯係，在記憶活動中作為這些創傷的象征而存在。
病人其他的軀體症狀完全不是一種癔症性的。例如頸部**確實存在，我認為是偏頭痛的變換形式，這不歸為神經機能病一類，而歸為器質性疾病。癔症的症狀則是有規則地與之結合起來，例如埃米·馮·N夫人的頸部**是作為癔症的發作時出現的症狀，而她確實沒有由自己支配下的癔症發作的典型症狀。
鑒於所觀察到的病人意識的病理變化，我將詳述埃米·馮·N夫人的精神狀態。像她的頸部**，當日使她痛苦的事（如在花園裏最近一次的譫妄）或她強烈回憶起以往任何一種創傷的事均使她進入譫妄狀態。我對這種狀態下病人觀察的少數資料中所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存在對意識的限製和一種類似於在夢中的強迫性聯係；當幻覺和錯覺上升到最高程度後，病人就會做出愚笨的或甚至不合理的推論。這種狀態，比作一種幻覺性的精神錯亂，可能意味著一次發作。我們也可以把一種急性精神病（相當於一次發作）歸為“幻覺性混亂”一類。我們發現，她的這些狀態和典型的癔症發作較相似之處，表現在過去建立的創傷記憶常常是構成譫妄的基礎。從正常狀態轉到譫妄的發生常很難覺察。她能在談及與情緒不太有關的事情時暫且顯得十分理智，而當她談及令人痛苦的想法時，我從她的一些逾常姿勢或出現她那慣常的用語等，可覺察到她處於譫妄狀態。在治療開始時，其譫妄整天持續著；因此難以確定哪些是特殊的症狀，例如她的姿勢反映了她一部分的精神狀態，隻不過被看作一次發作的症狀，或像吧嗒聲和口吃，這些是否變成真正的慢性症狀，我們常可在事後才鑒別出她在譫妄中或正常狀態下所發生的事。因為這兩種狀態在她的記憶中是分離的，所以聽到譫妄逐漸闖入她正常談話中的一些事時，她往往會非常驚訝。我與她最初的約見就是這樣一個最明顯的事例，她的兩種狀態未受到任何注意而相互交織在一起。隻有在聯係當前的事，她表現出一瞬間心理性地見到過去的事時，她正常的意識才受到影響。當她在譫妄中回答我，說她是“上一個世紀的女人”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對埃米·馮·N夫人譫妄的這些狀態的分析並不太費力，這主要是因為她的情況改善得如此之快，所以她的譫妄與正常生活能很明顯地區分開來，而譫妄隻限於其頸部**之時。另一方麵，我收集了該病人處於第三種狀態下的許多行為方麵的資料，即人工催眠的情況。而她在正常狀態下，對譫妄期間和催眠中的精神經曆全然不知。在催眠中，她出現所有這三種狀態的記憶。因此，從這個事實來說，在催眠狀態中她最為正常。確實，如果我不考慮她在催眠下比起正常生活最佳狀態時對我有更少的保留，也就是說，在催眠下，她向我提供有關家庭和某些事的信息，而在其他時候，她對我如同陌生人；進一步來說，如果我不考慮她所顯示的充分程度的催眠下易受暗示的特征，則我應當說她在催眠中處於完全正常的狀態。使我引起興趣的是注意到她催眠中的另一方麵，即沒有顯出超常的痕跡，但這是因為我們習慣於把她所有心理缺陷與意識的正常狀態聯係起來。
如下這些例子使人明白催眠中她的記憶行為。一天在交談中，她說她喜歡療養院入口處用一棵美麗的樹裝飾著。“但那樹叫什麽名字，醫生，你知道嗎？我以前知道它的德語和拉丁語名稱，但我已經忘了這兩個名稱。”她在植物方麵有廣泛的知識，當時在這種情況下，我有必要承認我缺乏植物方麵的教育。幾分鍾後，在催眠下我問她現在是否知道門廳那棵樹的名稱，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德語名是火雞冠百合花；我確實已忘了它的拉丁語名稱。”另一次，當感到很健康時，她告訴我她曾去羅馬看過地下墓穴，但卻無法回憶起兩個專業術語；我也不能幫助她。接著在催眠中我立即問她是否記起這兩個詞匯，但她在催眠中卻兩個詞兒都不知道。這樣我對她說：“現在不要再為此困擾，但當你明天下午5～6點，接近6點而不是5點鍾在花園裏時，這兩個詞匯會突然從你的記憶中冒出。”次日傍晚，當我們在談某些與地下墓穴無關的事情時，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單詞“地窖”和放骨灰的“壁龕”。我說：“啊，這些單詞正是你昨天想不起來的。你什麽時候想出來的？”“今天下午在花園裏，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間之前。”我明白她是讓我知道她在非常準時地遵循著我的指令，這正是她通常在6時左右離開花園的時間。
因此，我們發現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沒辦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識。甚至於在那種狀態中，也存在著實際的和潛在的意識。當她在催眠期間，經常發生的是這樣的情況：當我問她這個或那個現象是怎麽來的，她常常皺起前額，停頓一會兒用表示很不以為然的語氣回答：“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經常這樣說：“想一會兒，它會直接出現在頭腦中的。”停頓一會兒後，她會給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時她什麽也想不起來。於是我就答應把這任務留到明天再回憶，這樣做從未失敗過。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馮·N夫人拘泥細節地避免任何虛假，她在催眠下也從不對我說謊。然而，偶然會給我不完全的回答，隱瞞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堅持要她再次說清楚為止。一般就像我已引證的例子那樣，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話題時，她就像平常那樣，閉起嘴來不說話。然而，盡管有這些約束性的特征，總的來說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為表現是她的心理能力無抑製的一種表露，也是充分控製她記憶儲存的無抑製的一種表露。
雖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催眠狀態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響，但她遠不是現出病態的缺乏抵抗。總體上可斷言在那種狀態下，我沒有對她產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對一位完全有個人能力、完全信賴我說的話的人從精神機製上進行研究的話，則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結果。唯一的差別是埃米·馮·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狀態下那樣用某種讚同的心理態度來滿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對動物的恐懼時，我沒能給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慮這種症狀起因的精神病來曆，而是試圖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總是觀察到她臉上的緊張和不滿的表情；當我在催眠結束時，我問她是否害怕這動物時，她會答道：“不害怕，因為你堅持主張這樣。”類似這樣的回答主要是出於她對我的順從，而不是什麽成功，若我反複用簡單的暗示來代替加於她頭上的許多一般命令，可能會好一些。
但同是這樣的病人，麵對暗示治療如此頑固地纏住她的一些症狀，隻是在精神分析或個別說服下才消除，這樣的人在某個醫院環境中被人發現症狀有所減輕，這是由於治療中無關的暗示，或是沒有聯係到她的疾病的一個問題。我已在病史過程中舉例她催眠後的順從。對我來說，這行為似乎是沒有任何可反駁的。而這也是一種較為強烈的觀念一定要表現自己。如果我們探究“固定觀念”的機製時，我們發現它是有基礎的，基礎是如此之多的經曆的支持，這些經曆是這樣的強烈，以至於我們不禁驚奇地發現這些觀念能成功地保持下來，抵抗由暗示所產生的相反觀念，使病人具備僅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變的大腦才有可能通過純粹的暗示除掉因強烈的精神事件所導致的產物。[206]
當我正在研究埃米·馮·N夫人的意誌喪失症時，我開始第一次懷疑伯恩海姆的斷言“暗示最重要”，以及他聰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斷“如果是這樣，就沒有催眠這樣的事”的可信性。至今我不能理解怎麽可能在我僅僅舉起一個手指，說一聲“去睡覺吧”，就能使病人處於特殊的心理狀態，使她的記憶通向所有她過去的心理經曆中。可能是我通過暗示喚起了這樣的催眠狀態，但我並沒有創造這種狀態，由於其特征偶然被發現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驚奇。
該病史以非常簡單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間，我們所做的治療工作。這正如催眠心理治療中的一般實踐一樣，我是通過確信和禁止的方法及提出各種針鋒相對的觀念與病人的病態觀念做鬥爭的。但我並不滿足，我研究了個別症狀的起源，這樣我能針對其緣由，對抗其病態觀念。在這樣一種分析過程中，習慣性地發生了病人對帶有情感的事情，以最嚴重不安的言語表達出來，這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發現的表達情緒的發泄方法。我說不清每次由於我的暗示而在症狀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療成就，通過宣泄，我能解決多少情感問題，因為我結合了這兩種治療因素。因此，這個病例不能嚴格地看作精神宣泄治療有效的證據；同時，我必須補充的是，正是這些症狀，當我采用了精神分析後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總的來說，治療的成功是顯著的，但卻不是持久地有效。在新的創傷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傾向並未消除。任何人要承擔像這樣一位癔症病人的確切治療，他就必須比我更徹底地進入現象情結中。埃米·馮·N夫人的性格無疑帶有嚴重的神經異常的遺傳性。很可能沒有這種素質，她就不會有癔症。但另一方麵，單獨的遺傳素質也不會形成癔症。必須有產生癔症的原因，我認為這些原因必須是適當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質。我已經提到埃米·馮·N夫人這個病人的創傷性經曆中的許多情感始終保存著，她記憶的活躍性表現在不是這個就是另一個創傷浮現在她的思想中。我將大膽地對為什麽她以這種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釋。該理由與她的遺傳素質確有關聯。因為一方麵，她的情感非常強烈，性情激動，具有最強的感情；另一方麵，由於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親戚對她的迫害使她對朋友們產生懷疑，並戒備地警惕任何人對她的行為施加過多的影響。她的職責範圍很廣，她單獨做著他們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沒有一個朋友或知己，幾乎與她的家庭隔離，意識受阻，傾向於折磨自己，也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無助的女人。簡言之，這個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視的是保存大量興奮的機製，這部分是基於她的生活環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質。例如，她很不喜歡說起任何有關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驚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沒有一個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醫生。
這個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詳盡無遺了呢？我不這麽想。在兩次治療中，我還沒有提出我頭腦中想的問題，在有可能費力解釋該病例之前，這些問題我必須回答。我現在的觀點是，在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發，考慮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經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該病人給我內心深處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沒有性欲的內容，而這方麵畢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傷害，她不可能在這方麵的興奮不留任何痕跡，毫無疑問，她讓我聽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刪節的版本。病人的行為舉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沒有過分做作的痕跡。然而，當我考慮她在催眠中告訴我的有關在旅館裏她女仆小小的冒險故事時，我覺得她有保留之處，我不禁懷疑這個如此熱情和有強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經過激烈的鬥爭是不會贏得其在克製性欲需求上的勝利。那時，她盡力克製所有本能中這一最強烈的部分，這使她麵臨嚴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對我承認她不會再結婚，因為從她擁有的大量財產來說，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興趣的求婚者；也因為再結婚會損害她兩個女兒的前景而使她自責。
在結束埃米·馮·N夫人的這份病史前，我必須做進一步的評論。布洛伊爾醫生和我相當熟悉她，我們認識她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當我們把她的性格與可以回溯到早期的醫學界論著和觀點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較時，我們通常會感到可笑。我們對凱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嚴重類型的癔症與最高天賦和大多脾氣古怪的一類人有關。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在曆史和文化中，對傑出女人的傳記無疑應當寫得簡單。同樣，埃米·馮·N夫人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實例，即癔症是怎樣與潔白無瑕的品性和自我控製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這位我們漸漸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稱讚的人，她把道德上的嚴肅性看作自己的責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熱愛真理給我們兩人很深刻的印象，她樂善好施地照顧著所有依賴於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謙卑和舉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質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寫這樣一位女士為“變質”，則是扭曲那個詞匯的所有公認的含義。我們應很好地鑒別用在評價人方麵的“素質”和“變質”這兩個概念，否則我們將發現我們自己被迫承認人類偉大成就中的大部分歸功於“變質”的作用。
我也必須承認我沒有從埃米·馮·N夫人的病史中見到讓內把癔症起源歸因於“心理效能差”。[207]根據他所說，癔症素質形成意識領域中異常的局限（由於遺傳變質），從而導致對整個觀念群的漠視，以後，至自我解體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這樣，在癔症組成的精神症狀群消退後，殘存自我也必然較正常自我效能差；實際上，按照讓內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聖痕（類似基督殉難時的痕斑——精神分析術語——中譯者）的折磨，被定為單一觀念，並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誌行動。我認為讓內在這裏犯了一個錯誤，即把由於癔症而發生的意識改變的後效提高到癔症的原發的決定因素。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考慮[208]；但埃米·馮·N夫人這個病例中沒有任何這種效能差的症狀。在她處於最糟糕狀態的時候，她能並仍保持著在大企業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們的教育，與知識界傑出人士相互通信。簡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義務，以致她的疾病無人察覺。因此我傾向於認為，所有這些涉及相當超常的效率可能不會保持長久，必然會導致衰竭，走向繼發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這種效率上的紊亂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已開始顯現出來，然而也可能嚴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狀出現前已存在多年。[209]
病例三 露西·R小姐，30歲（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識的一位同事轉診給我他正在治療的一個病人，這是個有慢性再發化膿性鼻炎的年輕小姐。後來才弄清其疾病頑固存在是由於篩骨骨瘍的緣故。近來她主訴的一些新的症狀使見識淵博的醫生再也不能視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喪失嗅覺，幾乎持續受到一兩種主觀嗅覺的糾纏。她感到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勞，訴說頭有沉痛感，胃口減小，辦事失去效率。
這位年輕女士以照管維也納邊緣地區一家工廠總經理的家為生，她不時地在我的診療時間來就診。她是個英國婦女，有著嬌美的體質，皮膚有輕度的色素沉著，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顯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陳述與那位醫生告訴我的一樣。她感到抑鬱和疲勞，並遭受主觀嗅覺感的折磨。至於癔症症狀方麵，她表示有相當明顯的一般的痛覺缺失；但未喪失觸覺感，大致的檢查（用手）沒有顯示視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內完全痛覺缺乏，也沒有反射；觸壓敏感，但作為感覺器官，它對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沒有適當的感知。那時她的化膿性鼻粘膜炎正處於改善時期。
我們最初的意圖是要弄清這個疾病，為此必須解釋她的主觀性嗅覺感，因為有反複的幻覺而被看作慢性的癔症症狀。她的抑鬱可能受創傷的影響，我們應當有可能發現這些已成為主觀性嗅覺的一個客觀經曆。這個經曆也許就是個創傷，使其記憶中出現象征性的反複嗅覺感。可能把這反複的嗅覺上的幻覺與伴隨的抑鬱一起，考慮為等同於一次癔症發作而更為確切些。而反複幻覺的性質在慢性症狀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稱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在這個病人身上提出來，因為它也僅僅是剛剛開始發展著。然而，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嗅覺的主觀感覺應假設為有一個特定的來源，是來自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對象。
這種預見很快得以實現。當我問她什麽樣的嗅覺一直使其煩惱時，她答道：“一種燒焦的布丁味。”因此我隻需要假設燒焦的布丁味實際上在她的經曆中發生過，而這起著一種創傷的作用。無疑，把嗅覺選作創傷記憶的象征物是不同尋常的，但對這種選擇的解釋並不困難。該病人患化膿性鼻炎後，結果她的注意特別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覺上。我所知道的這個病人的生活環境局限於她照看著兩個沒有母親的兒童身上；他們的母親在數年前死於一種急病。
因此，我決定把燒焦的布丁味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我將可能在合適的情況下描述這個分析的過程。事實上，本來應當是一次診治的時候卻分成幾次進行。因為病人隻能在我的診療時間來，而我也隻能對她花較短的時間。再者，由於她的職責不允許她經常從很遠的工廠到我這兒來，因此一次這種討論常常需要拖延一個星期。我們常常在短時間內中斷談話，下一次又從同樣的話題繼續下去。
當我對她嚐試催眠術時，露西·R小姐並沒有進入催眠狀態。因此我是在沒有進行催眠，而實際上可能處於與平常稍稍不同的狀態下對她做全麵的分析。
我將對我的技術程序的這一方麵做詳細的闡述。1889年，當我參觀南錫的診所時，我聽到一位催眠術的老前輩李厄保醫生說：“如果我們隻是設法使每個病人處於夢遊症狀態，則催眠治療會是最有效的治療。”在伯恩海姆的門診中，似乎這一技術確實存在，也似乎有可能從伯恩海姆那兒學到這樣的技術。但當我試圖對自己的病人實踐這一技術時，我發現自己的能力至少有嚴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對一個病人三次試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話，我就沒有誘導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經驗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遠低於伯恩海姆所報道的。
因此，我所麵臨的選擇是：要麽放棄對大多數病例可能適合的宣泄方法，要麽冒險嚐試用這種方法而無催眠的夢遊症，即催眠作用很輕，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問。我似乎並不在意非催眠狀態所達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據提供的這個或那個量表測出來的，就我們所知，每一個病人通過暗示所采取的每一個不同的形式均有別於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動性運動等均不是我治療的目的，也就是說我應當用在比較容易喚醒所遺忘的記憶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棄了用各種測試來表明病人所達到的催眠程度，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樣做引起許多病人的抵抗，並動搖了他們對我的信任，而這恰恰是我實現更重要的心理治療所需要的。況且我很快厭煩起發號施令，諸如“你打算睡覺！……睡覺吧！”厭煩聽到病人對我的抗議——經常發生在催眠程度很輕時。病人抗議說：“但是，醫生，我並不困啊。”也厭煩其後對病人所做的高度規勸性的解釋：“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覺，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見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睜開你的眼睛”“總之，你無需進入睡眠”等等。我確信其他許多做心理治療的醫生比起我來能夠用更多的技術克服困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對我來說，如果某人能估計在使用一個特殊的詞匯而使自己經常處於一種窘迫的情景的話，則他避免這詞匯和困境將是明智的。因此，當我的第一次嚐試既沒有導致催眠夢遊症，也沒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發生明顯的生理改變時，我顯然就放棄催眠術，而隻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讓病人躺下，有意閉起眼睛，作為達到“集中”的一種方法。可能用這種方法，我隻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個特殊的病人達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夢遊術治療，我可能在精神宣泄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剝奪了我自己的先決條件。因為這個方法很顯然在於病人已進入記憶的意識狀態的改變，並能夠認識到不在他們正常意識狀態中的聯係。如果沒有用夢遊症擴展記憶，也就不可能確定任何致病因素，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訴醫生時好像是不知道的。當然，正如我們在《緒言》中已說過的，當病人處於正常精神狀態時，這些病態的記憶“不存在於病人的記憶中或隻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著”。
我回憶起我親眼見到伯恩海姆提出證據的情景，即在催眠夢遊期間的記憶事件卻在清醒狀態下明顯地遺忘了，而用輕微的命令詞語和用手的輕壓試圖表明意識的不同狀態可使其再現，這些回憶使我避免了這種新的窘境。例如，他給一位婦女施行催眠夢遊術後，她的不良幻覺作用不複存在，然後，他致力於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這兒來，采用包括某些果斷的帶有進攻性的方法，他沒有成功。在她喚醒後，他要病人告訴他，當她以為他不在時，他對她做了什麽。她驚奇地回答說什麽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這個回答，他堅持認為她能記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額，幫她回憶。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顯然沒有覺察到的和在清醒狀態下也明顯回憶不起來的每件事。
這個驚奇和直觀的實驗就作為我的模式。我決定從這個設想開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義的事情，問題隻是要讓他們講出來。當我達到這一治療程度時，如問病人一些這樣的問題：“這個症狀你有多久了？”或“什麽緣故？”之後，我會碰到這樣的回答：“我確實不知道。”接著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隻手放在病人的前額，或用兩隻手把住她的頭說：“你在我手的壓力下會想出來的。當我放鬆我的手時，你將會在你麵前見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會進入你的頭腦中，抓住它，它就是我們要尋找的，好，現在你看到了什麽或發生了什麽？”
在我第一次使用這個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210]，我本人驚奇地發現它產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種精確的結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從那以後很少使我遭受失敗。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個分析方法應當采納，它使我能夠在沒有用催眠夢遊術的情況下把每一個這樣的分析進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強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麽”或“我什麽也沒發生”，我會消除顧慮，將此視為不可能，並使他們相信他們肯定會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們又拒絕相信或抵製的事情。我告訴他們我準備重複用這個程序，隻要他們喜歡，我就經常用。每次他們都會看到同樣的事情。結果我總是對的。病人尚未學會緩解其危機的能力。他們否認冒出腦海中的記憶或曾經有過的想法，因為這些記憶和想法在當時是無用的，而且是一種離題的幹擾；當他們把這些告訴我後，每次都證明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況下，我在3～4次輕壓後，終於引出了信息，病人會這樣回答：“事實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時我就是不想說”或“我不希望情況是那樣的”。
當作意識受限而擴大治療是費力的。至少比起催眠術中的研究要費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術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記憶遺忘的動因。我能肯定這種遺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療的成功卻並非顯而易見的。
我發現甚或更令人驚奇的是用這樣的程序可引出從表麵判斷已遺忘很久的數字和日期，從而揭示病人會有未預料的正確記憶。
在搜尋數字和日期中，我們的選擇是很有限的，這使我們能從所熟悉的失語症理論上得到幫助。也就是說，對記憶來說，認識某事較自發地想起某事是個更輕鬆的任務。[211]因此，如果一個病人不能回憶一個特定發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們可以對他重複可能有關的年份的日期，12個月份的名稱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斷定當我們說對數字或名字時，或他感到是正確的數字或名字時，他的兩眼將睜開。實際上大多數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決定的。很可能（如凱瑟琳娜·M夫人）經常是從一段時期的紀實情況中正確地認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況下，日期的無可爭辯的正確性是從病人所回憶的事實的前後關係中推斷出來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從頭至尾點數”的方法而達到說出其日期後，她會說：“啊唷，那是我父親的生日！”並補充道：“肯定是的，因為我們正說到期待他生日這天的事！”
這裏我隻能是附帶地說到這個話題。從所有這些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是：起著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經驗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隨物均正確地保存在似乎當時已遺忘的病人的記憶中——而當時他不能在頭腦中回憶起來。[212]
在這長長而又不可避免的離題後，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這個病例上來。正如我已說過的，我對她施行催眠術的意圖不是產生催眠夢遊症（hypnobadisis）。她隻是表現出很安靜，願接受到某種適度的影響，她的眼睛始終閉著，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腳不動。我問她是否記起第一次聞到燒焦的布丁時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約兩個月以前，在我生日前兩天，我與孩子們在教室裏，和她們一起玩烹飪遊戲。”（她們是兩個小女孩）“正好郵送員送來一封信。我從郵戳上看出其手跡是來自格拉斯哥我母親那兒，我正想打開看看，孩子們衝到我跟前，從我手中搶去了信並哭叫著：‘不，你現在不能看信，你必須在生日時才能看，我們為你保存著！’正當孩子們在與我玩這個遊戲時，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氣味。他們忘了正做著布丁，而這布丁燒焦了。從此以後，我總是被這種氣味糾纏著，整天存在，當我焦慮時，氣味更強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嗎？”“與真的一樣，就好像我正在經曆著。”“什麽事使你如此焦慮？”“因為孩子們對我這麽有感情，我很感動。”“他們不總是這樣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親的信時是這樣。”“我不理解為什麽孩子們的感情和你母親的信之間存在對比，你認為似乎是什麽原因呢？”“我想回到母親那兒，但想到離開可愛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傷。”“你母親有什麽事嗎？她是否感到孤獨而召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著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強壯，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個同伴與她住在一起。”“那你為什麽非得離開孩子們？”“我不能再在這所房子裏待下去了，房主、廚師和法國女教師似乎都認為我把自己地位擺得太高了。他們聯合起來與我搗鬼，向孩子的祖父說了所有各種反對我的事情，當我向兩位先生抱怨時，我沒有從他們那兒得到我所期望的那麽多的支持。因此我給總經理（孩子的父親）一個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給他最後的決定之前，最好對此再考慮兩三周。那時，我處於不確定的狀態，雖然心想我應當離開這房子；但我現在還應待在這裏。”“除了你依戀孩子，孩子們喜歡你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特殊的事嗎？”“是的，孩子們的母親是我母親的一位遠房親戚，我在她死前保證過我將為兩個孩子竭盡全力，我不會離開他們，我將代替他們母親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卻毀了這一保證。”
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觀嗅覺的分析。實際上已弄清原先有一個客觀的感覺，這個感覺與一個經曆小場景密切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小場景中兩種對立的情感在相互衝突著：她後悔要離開孩子們，而受到輕蔑卻又使她下決心這樣做。她母親的信沒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決定，而是她打算離開這裏，與母親在一起。兩種情感的衝突在信來到時上升為一種創傷，而氣味的感覺與這種創傷聯係在一起，保持下來成為其象征。我們仍有必要解釋為什麽在實際生活中，一個場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覺中，她就是選擇了氣味作為一種象征。然而我準備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為解釋這一點的幫助。在回答一個直接的問題時，她告訴我正是在那個時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傷風，以致不能聞到任何氣味。然而當她處於不安寧狀態時，她覺察到燒焦的布丁味，這卻突破了器質上她所失去的嗅覺感的限製。
但是我並不滿足於所做的這個解釋。雖然貌似有理，但我遺漏了一些事，即為什麽這些不安寧和這樣的情感衝突一定導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為什麽所有這些事沒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換句話說，什麽是發生轉換的正當理由？為什麽她不總是在頭腦中回憶發生事情的生活場麵本身，而代之以聯係到她所選的感覺作為回憶往事的象征？如果我們在處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轉換機製是習慣性的，那麽上述這些問題則可能就是過於好奇和多餘的。但就是這個創傷，或無論如何這個麻煩的小故事畢竟使這個女孩得了癔症。
現在我從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條件：一種觀念必定在意識中有意被壓抑，並排除在聯想性的矯正之外。我認為這種有意的壓抑也是全部或部分興奮總量轉換的基礎。與心理聯想分開的全部興奮較易沿著錯誤的通路趨向於軀體的運動感覺。壓抑本身的基礎可能就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一種被壓抑的觀念和構成自我的占優勢的許多觀念之間出現不相容。而被壓抑的觀念以逐漸成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進行報複。
因此，我從露西·R小姐已屈從於癔症轉換這點而推測到在創傷性的決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個她故意要隱瞞和盡力要忘卻的因素。倘若將她對孩子的喜愛及她對這所房子裏其他成員一些事情的敏感綜合在一起，則隻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十分大膽地向病人做出這一解釋。我對她說：“我不認為你的情緒的所有理由均與孩子們有關。我相信你愛上了你的主人，即總經理，盡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覺這一點，而在現實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們母親的位置。由此，我們必然想起在你與傭人們多年平靜的生活後，而現在你卻對他們產生敏感。你怕他們窺探到你的希望並取笑你。”
她用通常說話簡短的方式答道：“是的，我想是真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愛上主人，為什麽不告訴我？”“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不想知道，我想把這想法從我的頭腦中驅走，不再想它，我覺得最近我成功了。”[213]“為什麽你不願意承認這種傾向，是否你對愛上一個男人感到害羞？”“哦，不，我不是不合情理的過於拘謹，我們畢竟不能不對自己的感情負責，令我沮喪的唯一原因是他是我的主人，我為他服務，並住在他的房子裏。我感到對他不像對其他任何人那樣有完全的獨立性。我隻是一個窮女孩，而他出身於一個好的家庭，而且又如此富有，如果人們知道我的想法，他們將會取笑我。”
現在，她毫無抵抗地道出了這種想法的緣由。她告訴我最初幾年，她在這所房子裏生活得愉快，執行著她的職責，沒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嚴肅的、過度工作的、對她總是采取保守行為的男人開始與她討論起有關孩子們養育方麵的事。他較平常隨意而又熱誠地告訴她，在照顧兩個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這樣的依賴於她；當他說這話時，他富有意味地看著她……就在那一刻，她開始了對他的愛，她甚至沉迷於因這次談話而令她高興的希望中。但是，當這種情形沒有進一步發展，當她徒勞地等待著第二次這樣親密地交流看法時，她決定放棄她頭腦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即她在與主人談話期間所見到的主人的樣子，可能是出於他對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她對主人的情感不會得到任何回報。
我期待這次討論會使她的情況發生基本改變，但眼下並沒有發生。她繼續精神低落和抑鬱。與此同時，我對她進行了水療，而治療期間，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燒焦的布丁味沒有完全消失，但出現的頻度減少，強度減弱。她說隻有在她非常不安寧時燒焦的布丁味才出現。這種記憶象征表示的持續存在導致我疑及除了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還有附屬於此事的、意味著許多小創傷的事。因此我們尋找其他可能與燒焦布丁有關的事；我們深入到這個家庭事務出現摩擦的有關事情，如祖父的行為等，當我們這樣做時，燒焦的味道日益消退。這期間，治療卻因她鼻部疾病的複發而中斷了相當長時間，這時發現了她篩骨的骨疽。
她回來後，她說聖誕節收到房子兩位男主人，甚至仆人們的許多禮物，好像他們都很焦急地要補償對她的傷害，使她掃除最近幾個月中她與他們之間衝突的記憶，但這些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對她產生任何效果。
當我再次詢問燒焦布丁味一事時，她告訴我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類似於雪茄煙的味道而困擾著。她想這種味道也許早就存在，但過去被布丁味所壓倒，現在這種煙味冒了出來。
我對這樣的治療結果並不十分滿意。實際上這純粹是對症治療：我隻是去除了一個症狀，卻又被另一個症狀取而代之。因此，我毫不猶豫地用分析方法去除這種新的記憶象征。
但是這次她不知道這種主觀嗅覺感來自何處——在什麽樣的重要場合下才具有一種客觀感覺。她說：“我們的房子裏的人每天吸煙，我確實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氣味是否與某些特殊的情景有關。”當時我堅持認為她應試著在我的輕壓下回憶起有關的事。我已經提到她的記憶帶有可塑的、生動形象的性質，她屬於“視覺”類型的。事實上在我的堅持下，她麵前逐漸開始時隱時現而又零星地顯現了一個畫麵，那是在房子的餐廳裏，她和孩子們等著兩位男人從工廠回來午餐。“現在我們都圍坐在餐桌，那兩位男人，法國家庭女教師、女管家、孩子們和我。但這似乎每天都是這樣的。”“你繼續注意這畫麵，它將會進一步展開，變得更加獨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總會計師。他是一位年長的男人，他非常喜愛兩個孩子，好像孩子們是他自己的孫輩一樣。而他經常來這裏午餐，但這沒什麽特別的。”“耐心點，繼續觀看這個情景，必然會有某些事發生的。”“沒發生任何事。我們起身離開桌子；孩子們說‘再見’，與往常一樣，孩子與我們一起上了二樓。”“然後呢？”“現在我記起來了，畢竟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當孩子們說‘再見’時，會計師想要去吻他們，我的主人突然發怒，竟然向他吼叫：‘別吻孩子們！’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當時二位主人正在抽煙，而這種雪茄煙味就印在我的記憶中了。”
因此，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樣，它起著一種創傷的作用，留下了事後記憶的象征。但這種情景造成什麽樣的結果呢？“這兩個情景，哪一個發生得較早一些？是這一個還是燒焦的布丁？”我問道。“我已告訴你的這個情景發生得早一些，大約早兩個月。”“當時你為什麽在孩子父親阻止那位老人時，感到刺痛？他的責備不是針對你的。”“他對一位老人，一位於他有價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對的，再者，他還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靜地說話。”“所以這是否隻能說是一種傷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對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嗎？或者你可能想，他為這樣一件小事對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對我這樣了。”“不，不是這樣。”“但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關，不是嗎？”“是的，當別人吻孩子時，他從來不喜歡那樣。”
當時，在我手的壓力下，第三個情景，甚至更早時候的情景出現了，這實際上是有作用的一種創傷，如這種對總會計師的情景就有著創傷的作用。早在幾個月前，有一位熟識她主人的女士來拜訪他們，在她離開時，吻了兩個孩的嘴。當時孩子父親在場，克製自己沒對這女士說什麽，但當她離開後，他的氣憤發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說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責任，她有責任製止。如果她允許別人這樣做，她要為自己的失職感到羞慚；如果這樣的事再次發生，他將把哺育孩子的責任交給其他可信賴的人。這事發生在她仍以為他是愛著她的時候，她正期待著他們第一次談話的再一次出現。而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對自己說：“如果他能這樣突然對我發怒，為這點小事發出這樣的威嚇，更何況我對此沒有絲毫的責任，以後我難免會有差錯，他可能不再對我有任何熱情，或者他們已教唆他更多地監督我。”這顯然是她記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當總會計師欲吻孩子時受到孩子父親的責備。
在最後一次分析的兩天後，露西小姐再次來看我，我不禁問她什麽事使她這麽高興。她好像變了一個人，微笑著，高昂著頭。我當時想了一會兒，但畢竟是我估計錯了，那些孩子的保姆已成了總經理的未婚妻。她消除了我的想法，說道：“沒發生什麽事。你不知道我的情況。你僅僅在我生病和憂鬱的時候看到我，現在我始終很快活。昨天早晨當我醒來時，已不再覺得有精神負擔了，從此以後，我感覺很好。”“在這所房子裏，以後你怎麽想？”“我很清楚這點，我知道我已沒問題了，我不要再使自己為過去而不快。”“那麽你現在會與傭人們很好相處嗎？”“我想我的過分敏感大多與那些事有關。”“你仍愛著你的主人嗎？”“是的，當然是這樣，但那不會有什麽差別，畢竟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然後我檢查了她的鼻子，發現她對疼痛敏感，幾乎完全恢複了反射興奮性。她也能區別不同的氣味，盡管不太肯定，而隻能區別強烈的氣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氣味感覺損害上起著多大的作用？這是我的一個疑問。
這一治療持續了整整9周，4個月後我偶然在一個避暑勝地遇見了這個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確信她已保持著康複的狀態。
討論——盡管這個病人隻有輕度的癔症和少數的症狀，但我並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這個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對我有所啟發，即縱然像這樣一種疾病，當考慮其為神經症時，是徒勞的，而它是由這麽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實際上，當我更仔細地考慮這個病例的病史時，我試圖把該病例看作特殊類型癔症的一個範例，也就是說，這個疾病的表現可能是一個有遺傳傾向的人在某些相應經曆後的結果。應當這樣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獨立於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質。很可能並不存在這種癔症。但是我們並沒有認識到這類患者的素質，直至她真正成為癔症患者時才清楚；而過去又沒有這方麵的證據。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經病素質是一種不同的事情。在疾病發作前，病人大量的遺傳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異常方麵就已很明顯。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沒有這兩種因素的痕跡。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說是獲得性的，推測她可能具有相當廣泛的傾向性——獲得癔症的傾向性。至今我們尚未注意到這種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麽樣。然而，這類病例中，主要強調的是創傷的性質，當然，也要結合患者對創傷的反應。現在清楚的是癔症的獲得是因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觀念之間發展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別處表明，[214]為了躲避這種不相容性，“自我”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現不同的神經症障礙。癔症的防禦方法（如我們所見必然具有特殊的傾向性），在於興奮轉變成軀體的感覺運動；這樣轉變的好處是自我意識中的不相容的觀念受到抑製。轉而，那種意識含有經轉換形成的軀體記憶（在我們這個病人身上是主觀的氣味感），並且因情緒多少明顯附著於那個記憶而受困擾。由此而產生的這個情境不易發生進一步變化；因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這種不相容性，多虧壓抑和轉換而存在。所以產生癔症的機製，一方麵象征一種道德上的怯弱行為；另一方麵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種防禦措施。我們應充分承認通過癔症的產生而抵製增加了的興奮，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當然，我們會更多地做出這樣的結論，即較多的道德勇氣可對所慮及的個人有益。
因此，真正創傷性的瞬間是一種不相容的力量本身作用於自我的瞬間，也是自我決定拋棄不相容的觀念的瞬間。而那個觀念沒有通過這樣的拋棄而消失，隻是把它壓入潛意識之中。當這個過程第一次發生時，則發生與自我分離的精神症群形成具體化的中心，即暗示接受不相容觀念的每件事其後匯集成一個症狀群。因此，這些獲得性癔症患者的意識分裂是故意或有意的，至少他常常是通過意誌活動而引入的；所以真正的結果有別於病人預期的結果，病人所想要的是驅趕掉一種觀念，就好像它從來沒出現過一樣，但是他所做到的是從心理上把它割裂開來。
在我們展現這個病人的病史中，創傷性的瞬間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對他的孩子們被一位女士親吻，而對她發怒的那一瞬間。然而，當時的情景沒有明顯的作用（可能過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於此事的緣故，但我說不準），她的癔症症狀直至後來才發生的，而在當時可能被描述為“輔助性”的。[215]我相信這輔助的瞬間的特征是兩個分裂的精神症群暫時集中在一起，就像他們在催眠時擴展開的意識中所表現的那樣。露西·R小姐這個病例，發生轉換的第一次輔助瞬間是在吃飯時，當總會計師試圖吻孩子時的情景。這裏創傷性的記憶起著一種作用：她的行為沒有表現出她好像已擺脫每一件有關她愛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這些不同的瞬間重合在一起；轉換是在創傷的即刻作用下發生的。）
第二次附屬的瞬間相當精確地重複著第一次輔助瞬間的機製。一種強烈的印象暫時再次與病人的意識相結合，而轉換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采取的那種方式。我們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狀的發展掩蓋了第一次症狀，所以第一次症狀沒有很明顯地被察覺，直至第二次症狀被清除後才發覺。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評論一下進行分析後的逆轉過程。我對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樣的經驗，即稍後引起的症狀掩蔽著較早出現的症狀，理解整個情景的關鍵在於通過分析觸及後一種症狀。
這個病例的治療過程迫使已分離的精神症群再次與自我意識結合起來。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療後，並沒有取得很明顯的成功。而隻是在完成最後的治療工作時，病情的恢複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 凱瑟琳娜（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爾[216]，這樣我可以暫時忘掉醫學，尤其是忘掉神經症。我幾乎已成功地達到了目的。一天，當我避開大道，選一條稍偏離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鳥類禁獵棚而聞名。在費力爬到山頂後，我感到精神振奮和輕鬆，深深地置身於沉思遙遠的未來中。我的思想變得迷茫起來，最初，當有人問我：“先生，你是醫生嗎？”在我耳邊響起時，我都沒有反應過來。但這確實是向我提問。這是個看上去較沉悶、約18歲的女孩，過去曾招待過我的用餐，而女房東曾把她叫作凱瑟琳娜。根據她的衣著和舉止來判斷，她不像個仆人，似乎毫無疑問是女房東的女兒或親戚。
我反應過來後答道：“是的，我是醫生，你怎麽知道的？”
“先生，你在來訪者簿子上簽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點時間的話……事實是我的神經壞了，我去L看過醫生——關於我的神經問題，他給過我一些治療，但我沒有好。”
因此，我在這裏再次遇到了神經症——對這個強壯的、裝束好卻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過的就是這麽回事了。我有趣地發現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經症以這樣一種方式活躍地呈現出來。因此，我進而問她一些問題。下麵我敘述銘刻在我記憶中我們之間的談話，並且我沒有改變病人說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麽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過氣來，不總是這樣，但有時會這樣，所以我想我會窒息的。”
乍一看，這似乎不像是個神經症症狀。但不久便在我麵前發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隻意味著焦慮的一次發作：她因焦慮所引起的感覺征群中，選擇了氣短這一症狀，並對這一症狀顯示了過分的緊張。
“坐在這裏，當你‘透不過氣來’時是什麽樣的感覺？”
“這種情況總是突然發生的。開始時像什麽東西壓在我的眼睛上。我的頭變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聲，我感到頭暈以致幾乎倒下。然後有某種東西壓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沒注意到你的喉嚨有什麽東西嗎？”
“我的喉嚨擠在一塊，好像我要噎住一樣。”
“你的頭部還發生了別的什麽嗎？”
“是的，有錘擊，足以敲開我的頭。”
“當這事發生時，你一點兒也不感到恐懼嗎？”
“我總想我要死了。總的來說我是勇敢的，自己到處走，進地窖和到山的各處爬。但在白天，當那件事發生後，我就不敢到任何地方去；我總在想某人會站在我背後，突然會一下子抓住我。”
事實上，這是一次焦慮發作，有一種癔症性的先兆[217]，或更確切地說，這是一次癔症發作，其內容是焦慮，總不至於還有些其他內容吧？
“當你在發作時，你想到什麽嗎？是否總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麵前有什麽東西嗎？”
“是的，我總是看到一張可怕的臉以嚇人的樣子看著我，因此我感到恐懼。”
這也許是能得到病情實質的最快途徑。
“你認識那張臉嗎？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個時候看到過這張臉？”
“不認識。”
“你知道你因為什麽而有這樣的發作嗎？”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麽時候發作的？”
“兩年前，當我仍與我伯母住在另一個山上時（她過去在那裏經營鳥棚，18個月前遷居這裏），以後就一直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會試圖做一個分析嗎？我不能冒險把催眠術遷移到這樣高的地方進行，但我也許可用簡單的談話方式進行。我應當做一次幸運的猜測。我經常足夠地發現，在女孩子身上焦慮是恐懼的結果，而這恐懼是因為當她們初次麵對性欲的情境，她們純潔的心理被懾住的緣故。[218]
因此我說：“如果你不知道，我將告訴你我是怎麽想你會有這樣的發作。在兩年前的那個時候，你必然看到或聽到過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願見到的事。”
“天哪，是的！”她答道：“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蘭西斯卡。”
“是關於那姑娘的什麽事，你能告訴我嗎？”
“我認為你可以對醫生說任何事。”“好，在那時，你知道，我的伯父，即你已在這兒見到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爾經營一個小旅館。現在他倆離婚了，他們分手是我的過錯，因為是我講出伯父與弗蘭西斯卡的事。”
“那你怎麽發現的呢？”
“是這樣的，兩年前的一天，一些男士爬山要些吃的。我的伯母不在家，而一直做飯的弗蘭西斯卡到處找不見。我的伯父也找不見，我們到處尋找，最後一個叫阿洛斯的男孩，即我的堂弟說：‘啊唷，弗蘭西斯卡肯定在我父親的房間裏！’我倆都笑了，但我們沒想到什麽壞事。然後我們到伯父的房間去，但發現門鎖著。對我來說這似乎很奇怪。這時阿洛斯說：‘在過道那兒有個窗，你可以從窗口看到房間裏麵。’我們走到過道處；但阿洛斯不願去窗前，並說他害怕。因此我就說：‘你真是個傻男孩，我去，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思想裏一點也沒想到什麽壞東西，我從窗口向裏望，房間較暗，我看到我的伯父和弗蘭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是嗎？”
“我馬上離開窗子，倚在牆邊，簡直透不過氣來——這幾乎像是發生在我頭上一樣。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眼瞼緊靠在一起，頭腦像被人敲打似的嗡嗡作響！”
“你是否在當天告訴你的伯母了？”
“哦，沒有，我什麽也沒說。”
“然而當你發現他們在一起時，你為什麽這樣害怕？你懂得什麽意思嗎？你知道會發生什麽嗎？”
“哦，不，那時我什麽也不懂，我隻有16歲，我不知道害怕什麽。”
“凱瑟琳娜小姐，如果你現在能記得當時在你身上所發生的情形，即當時你第一次發作時在想什麽，這對你會有幫助。”
“是的，如果我能這樣。但我很害怕，所以我忘了每件事。”（轉到《緒言》中的術語，這意味著：“情感本身產生了一種催眠狀態，然後在這時表現為切斷了與自我意識之間的聯想性聯係。”）
“告訴我，小姐，是否你在氣短時總是見到的那人頭是弗蘭西斯卡的頭，像那時你見到的一樣，是嗎？”
“哦，不，她看上去沒那麽可怕，而那是一個男人的頭。”
“或許是你伯父的頭？”
“我沒有看清他的臉是那樣的，因房間太暗，為什麽那時他會有這麽可怕的臉呢？”
“很對。”（思路似乎突然中斷了，也許有些她故事中其他的事浮現出來。）
“然後發生了什麽？”
“哦，他倆必然聽到鬧聲，因為他們不久便出來了。我整天感覺很不好。我一直在想著這件事。然而兩天後，正好是星期天，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頭暈，我病了，躺在**，不舒服了三天。”
我（布洛伊爾和我）經常把癔症的複合症狀與象形文字做比較，在經過少數兩種語言文字的使用後，我們發現其症狀就明白易懂了。因為字母作嘔意即憎惡，因此我說：“如果三天後你作嘔，我相信這就意味著在你向房間裏看時，你感到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