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部問題是如此複雜，有必要更細致地探究它。問題的錯綜複雜歸之於兩種因素：俄狄浦斯情結的三角特征和每一個人身體上的雌雄同體。
男孩子的情況可以簡單地做出如下敘述。在年齡還很小的時候，小男孩就發展了對他母親的一種對象貫注，它最初和母親的**有關，是在所依賴的原型上最早的對象選擇的例子[214]；男孩子用以父親自居的方法來對付他的父親。這兩種關係一度曾同時存在，直到對母親的性願望變得更加強烈，而把父親看作是他們的障礙；這就引起俄狄浦斯情結。[215]於是他以父親自居的作用就帶上了敵對色彩，並且變成了希望驅逐父親以取代他對母親的位置。此後和父親的關係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認同作用中這種內在的矛盾心理好像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來了。對父親的矛盾態度和對母親的那種充滿純粹深情的對象關係構成了男孩子身上簡單積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內容。
隨著俄狄浦斯情結的退化，男孩子對母親的對象貫注就必須被放棄。它的位置可被這兩種情況之一所取代：要麽以母親自居，要麽加強以父親自居的作用。我們習慣上認為後一結果更為正常；它允許把對母親的深情關係在一定限度內保留下來。這樣，俄狄浦斯情結的解除[216]將加強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氣。小女孩身上俄狄浦斯態度的結果，以完全類似的方式，可能就是加強以其母親自居的作用（或者這種作用是第一次這樣建立起來）——這種結果將會使孩子的女性性格固定下來。[217]
由於這些認同作用並不把被放棄的對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們並不是（我們以前在第29頁論述過）我們所期望的東西。但是這種二擇一的結果也可能出現；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觀察到。分析常常表明，當一個小姑娘隻好不再把她的父親看作戀愛對象之後，就把她的男子氣突出出來，並且以其父親自居，即以失去的對象自居來代替以其母親自居。這將明顯地依賴於她的性情中男子氣是否足夠強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麽構成的。
由此看來，在兩種性別中，男性女性性傾向的相對強度決定著俄狄浦斯情結的結果將是一種以父親自居還是以母親自居的作用。這是雌雄同體借以取代後來發生了變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方式之一。另一種方式甚至更為重要。因為人們得到的印象是，簡單的俄狄浦斯情結根本不是它的最普遍的形式，而是代表一種簡化或圖式化。的確，這對實際目的來說常常是非常恰當的。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示更全麵的俄狄浦斯情結，這種情結是雙重的（消極的和積極的），並且歸之於最初在童年表現出來的那種雌雄同體：就是說，一個男子不僅對其父親有一種矛盾態度，對其母親有一種深情的對象選擇，而且他還同時像一個女孩那樣，對他的父親表示出一種深情的女性態度，對母親表示相應的敵意和妒忌。正是這種由雌雄同體所帶來的複雜因素使人難以獲得一種清楚的事實觀念，這些事實與最早的對象選擇和認同作用有聯係，而且更難以明白易懂地描述它們。甚至可能把在與父母的關係中表現出來的矛盾心理完全歸咎於雌雄同體，如我剛才所說，它不是由於競爭的結果而從認同作用中發展起來的。[218]
在我看來，特別是涉及神經症患者時，假定存在著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結，一般地說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經驗則表明，在很多情況下它的構成成分總要有一方或另一方的消失，除了那些隻有依稀可辨的痕跡之外；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係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積極的俄狄浦斯情結，另一端則是倒置的、消極的俄狄浦斯情結，而其中間的成分將展示兩個成分中占優勢的那種完全的類型。隨著俄狄浦斯情結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種傾向將以這樣的方式把自己組織起來，以產生一種父親認同作用和母親認同作用。父親認同作用將保留原來屬於積極情結的對母親的對象關係，同時將取代以前屬於倒置情結的父親的對象-關係；母親認同作用除在細節上做必要修正外，將同樣是真實的。任何個體身上兩種認同作用的相對強度總要在他身上反映出兩種性的傾向中的某一種優勢。因此，受俄狄浦斯情結支配的性欲期的廣泛普遍的結果可以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種沉澱物，是由以某種方式相互結合在一起的這兩種認同作用構成的。自我的這種變化保留著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種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與自我的其他成分形成對照。
但是，超我不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對象選擇所遺留下來的一種沉澱物，它也代表反對那些選擇的一種能量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它和自我的關係並不限於這條規則，即“你應該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親那樣）”；它也包括這條禁律，即“你絕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親那樣），就是說，你不能幹他所幹的一切；有許多事情是他的特權”。自我理想的這種兩麵性是從這個事實中獲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對俄狄浦斯情結施加壓抑作用的任務。的確，它的存在正是應該歸功於那一革命事件。顯然，壓抑俄狄浦斯情結絕非易事。孩子的父母特別是父親被看作是實現俄狄浦斯願望的障礙；這樣，這個幼小的自我便獲得了強化，通過在自身之內建立這個同樣的障礙以幫助進行壓抑。做到這一點的力量可以說是從父親那裏借來的，這種出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行動。超我保持著父親的性格，當俄狄浦斯情結越強烈，並且越迅速地屈從於壓抑時（在權威、宗教教義、學校教育和讀書的影響下），超我對自我的支配，愈到後來就愈加嚴厲——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許以一種潛意識罪疚感的形式。我在後麵將提出一種它以這種方式支配權利的根源的建議，這個根源，就是以一種絕對必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它的強迫性格的根源。
如果我們再次考慮一下我們已經描述過的超我的根源，我們將認識到，它是兩個非常重要因素的結果，一個是生物因素，另一個是曆史因素，即在一個人身上長期存在的童年期的無能和依賴性，以及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事實和我們已經表明的那種壓抑，都和力比多潛伏期的發展中斷有關，而且也和人的**的雙重發動能力有關。[219]根據一個精神分析學的假設，人們最近提到的那個對於人類來說似乎很獨特的現象，是冰河時期所必需的文化發展的一個遺產。於是我們發現，超我從自我中分化出來無非是個機遇問題：它代表著個人發展和種族發展中那些最重要的特點；的確，由於它永遠反映著父母的影響，因此，它把其根源歸之於這些因素的永遠存在。[220]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責，說它不顧人類本性中較高級的、道德的、超個人的方麵。這種指責在曆史學和方法論這兩方麵都是不公正的。因為，首先我們從一開始就把進行壓抑的功能歸之於自我中道德和美學的傾向；其次，一般人都拒絕承認精神分析研究不能產生一種全麵、完善的理論結構，就像一種哲學體係那樣。但不得不通過對正常和不正常現象的分析解剖，沿著通往理解心理的錯綜複雜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出路。隻要研究心理上這個被壓抑的部分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對存在著更高級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擔心。但是，既然我們已著手進行自我的分析，我們就可以對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驚的人和那些抱怨說人體中一定有某種更高級性質的人做出回答：我們可以說，“千真萬確，在這個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們確有那種更高級性質，它是我們和父母關係的代表，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這些更高級性質了。我們既羨慕這些高級性質又害怕它們；後來我們把它們納入到我們自身中來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者，因而也是本我的最強有力的衝動和最重要的力比多變化的表現。通過建立這個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俄狄浦斯情結，同時使自己處於本我的支配之下。鑒於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現實的代表，而超我則和它形成對照，是內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間的衝突，正如現在我們準備發現的那樣，將最終反映現實的東西和心理的東西之間、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之間的這種對立。
通過理想的形成，生物的發展和人類種族所經曆的變遷遺留在本我中的一切痕跡就被自我接受過來，並在每個人身上又由自我重新體驗了一遍。由於自我理想所形成的方式，自我理想和每一個人在種係發生上的天賦——他的古代遺產——有最豐富的聯係。因此，這種我們每個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層的東西，通過理想的形成，才根據我們的價值觀標準變成了人類心靈中最高級的東西。但是，試圖給自我理想定位，甚至在我們已經給自我確定了位置的意義上[221]，或者試圖對自我理想進行任何類比（借助於這種類比，我們曾嚐試勾畫出自我和本我之間的關係），都隻能是白費力氣。
顯而易見，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麵都符合我們所期望的人類的更高級性質。就它是一種代替做父親的渴望而言，自我理想包含著一切宗教都由此發展而來的萌芽。宣布自我不符合其理想，這個自我判斷使宗教信仰者產生了一種以證明其渴望的謙卑感。隨著兒童的長大，父親的作用就由教師或其他權威人士繼續承擔下去；他們把指令權和禁律權都交給了自我理想，並且繼續以良心的形式行使道德的稽查作用。在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實際表現之間的緊張是作為一種罪疚感被經驗到的。社會情感就建立在以別人自居的基點上，建立在具有同樣的自我理想的基點上。
宗教、道德和社會感——人類較高級方麵的主要成分[222]，最初是同一個東西。根據我在《圖騰與禁忌》中提出的假設，它們的獲得從種係發生上講源自戀父情結：即通過掌握俄狄浦斯情結本身的實際過程而獲得宗教和道德的限製，和為了克服由此而保留在年輕一代成員之間的競爭的需要而獲得社會情感。在發展所有這些道德的獲得物時似乎男性居領先地位；然後通過交叉遺傳傳遞給婦女。甚至在今天，社會情感也是作為一種建立在對其兄弟姐妹的妒忌和競爭的衝動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而在個體身上產生的。由於敵意不能得到滿足，便發展了一種與從前競爭對手的認同作用。研究同性戀的適當案例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懷疑，即在這種情況下，認同作用也代替了繼敵意、攻擊性態度之後的深情的對象選擇。[223]
然而，隨著種係發生的提出，新的問題產生了，使人們想從這裏沮喪地退縮回去。但是，這是毫無助益的，因為我們必須做出嚐試——盡管我們擔心它將揭露我們的全部努力的不適當，問題在於：究竟是哪一個，是原始人的自我還是原始人的本我，在他們的早期就從戀父情結中獲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他的自我，為什麽我們不略述一下這些被自我所遺傳的東西呢？假如是本我，它是怎樣和本我的性格相一致的呢？或者說，我們把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間的分化帶回到這樣早的時期是錯誤的嗎？或者說，難道我們不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關於自我過程的整個概念對理解種係發生毫無幫助，也不能應用於它嗎？
讓我們先回答最容易回答的問題。自我和本我的分化必須不僅要歸因於原始人，甚至要歸因於更簡單的有機體，因為這是外界影響的不可避免的表現方式。根據我們的假設，超我實際上起源於導致圖騰崇拜的經驗。到底是自我還是本我經驗到並且獲得了這些東西，這個問題不久就不再有什麽意義了。思考立刻向我們表明，除了自我之外，沒有什麽外部變化能夠被本我所體驗到或經曆過，自我是外部世界通往本我的代表。因此，根據自我來談論直接遺傳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裏，實際個體和種係概念之間的鴻溝才變得明顯起來。另外，人們一定不要把自我和本我之間的差異看得過分嚴重，但也不要忘記，自我基本上是經過特殊分化的本我的一部分。自我的經驗似乎最初並不會遺傳，但是，當這些經驗足夠經常地重複，並在隨後許多代人身上有了足夠的強度之後，可以說，就轉移到本我的經驗中去了，即成為遺傳所保留下來的那種印跡。因此，在能被遺傳的本我中貯藏著由無數過往自我所導致的存在遺跡；並且當自我從本我中形成它的超我時，它或許隻是恢複已經逝去的自我的形象，並且保證它們的複活。
超我借以產生的方式解釋了自我和本我的對象-貫注的早期衝突是怎樣得以繼續進行，並和其繼承者（超我）繼續發生衝突的。假如自我在滿意地掌握俄狄浦斯情結方麵沒有獲得成功，那麽，從本我產生的俄狄浦斯情結的精力-貫注將在自我理想的反向作用中找到一種發泄口。在理想和這些潛意識的本能衝動之間可能發生的大量交往解決了這個難題，即理想本身是怎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潛意識的，無法達到自我的。在心靈的最深層曾經激烈進行的鬥爭，並未因迅速的升華作用和認同作用而結束，現在是在更高的領域內進行著，就像在科爾巴赫的油畫中“漢斯之戰”一樣，是在天上解決爭端的。[224]
第四章 兩類本能
我們已經說過，假如我們把心靈分為本我、超我和自我，而這種區分代表我們的認識的某種進步的話，就應該能使我們更徹底地了解心理內部的動態關係，並且更加清楚地描述它們。我們也已經得出了一個結論，自我特別容易受知覺影響，廣義地說，知覺對自我就像本能對本我一樣具有同樣的意義。同時，自我和本我一樣也容易受本能的影響，事實上，自我隻是本我的一個經過特殊變化的部分。
最近我曾提出一種本能的特點[225]，在這裏我將繼續把它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根據這個觀點，我們不得不區分出兩類本能，其中之一就是愛欲（Eros）或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這是迄今為止更引人注目和更易於研究的。它不僅包括不受禁律製約的性本能本身和受目的製約的或由此派生的具有升華性質的本能衝動，而且包括自我保存本能，必須把這種本能分配給自我，而且在我們的分析工作之初，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使之與性的對象本能相對立。而第二類本能則不那麽容易下定義；最後，我們開始把施虐狂（sadism）作為第二類本能的代表。出於受生物學支持的理論上的考慮，我們假定存在著一個死的本能，它的任務是把有機的生命帶回到無生命狀態；另一方麵，我們假定愛欲的目的在於把裏麵分散著的生物物質微粒越來越廣泛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生命複雜化，同時它的目的當然就是保存生命。既然這兩種本能都致力於重建一種由於生命的出現而受到幹擾的狀態，那麽，照此行事，這兩種本能從詞的最嚴格的意義上講就都是保守的。生命的出現就會因此而被看作是生命繼續的原因，同時，也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原因；而生命本身則是這兩種傾向之間的衝突與和解。生命的起源問題仍將是一個宇宙論的問題；對生命的目的和目標問題就會做出二元論的回答。
基於這種觀點，一種特殊的生理過程（合成代謝或分解代謝）將和兩類本能之一發生聯係；這兩種本能在生命實體的每一個微粒中，雖然是在大小不等的實體中，卻都是活躍的。這樣，某一個實體就可以成為愛欲的主要代表。
這種假設並未清楚明白地顯示出這兩類本能借以互相融合、混合和合鑄在一起的方式，但這種有規律的，非常廣泛發生的現象卻是我們的概念所必需的一個假設。看來，由於把單細胞機體結合成多細胞的生命形式，單個細胞的死的本能就可以成功地得到抵消，破壞性衝動就能借助於一個特殊器官的媒介而轉向外部世界。這個特殊的器官似乎是肌肉組織；而死的本能，作為一個指向外部世界和其他有機體的破壞性本能，似乎就會因此而表明自己的意思——雖然可能隻是部分的表明。[226]
我們一旦承認了兩類本能相互融合的概念，就把“解離”它們——基本上是完全解離它們——的可能性強加於我們。[228]性本能的施虐狂部分是本能融合服務於一個有用目的的典型事例；施虐狂促使它自身獨立的這種性反常行為則是解離，雖然不是絕對完全的解離。從這一點上，我們便獲得了以前在這一方麵未曾考慮過的一係列事實的一個新觀點。我們發現，出於發泄的目的，破壞性本能習慣上是為愛欲服務的；我們猜想癲癇病發作就是本能解離的一個產物和跡象。我們開始理解，本能的解離和死的本能的明顯出現，是許多嚴重的神經症——如強迫性神經症最值得注意的表現。為了作出迅速的概括，我們可以假設，力比多退行（regression of libido）的實質，（例如，從**期退化到施虐狂的肛欲期）就在於本能的解離之中，相反就會像從早期階段向發育完全的**階段的進展將以增加性成分為條件一樣。[227]在神經症的構成傾向中往往異常強烈的通常的矛盾心理是否不應被看作是一種解離的產物，這個問題也提出來了；然而，矛盾心理是這樣一種基本現象，以至於它更能代表一種尚未完成的本能融合狀態。
顯然，我們現在應該把興趣轉向詢問，在我們假定存在著的結構——自我、超我和本我——和兩類本能之間是否不可能有什麽指導性的聯係可循。再者，支配心理過程的快樂原則是否可以顯示出，它和兩類本能及我們在心理上做的這些分化有什麽固定的聯係。但是，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消除一種懷疑，它和表述問題本身的術語有關。對於快樂原則，那是沒有什麽可懷疑的，自我內部的分化也有很好的臨**的理由，但是，兩類本能的區分似乎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人們發現，很可能臨床分析的事實就與它相矛盾。
這樣一個事實看來是存在的。對兩類本能之間的對立來說，我們可以放上愛和恨這兩個極端[229]，要發現愛欲的一個代表是沒有困難的；但我們必須慶幸的是，我們能夠在破壞性本能中找到一個難以捉摸的死的本能的代表，恨就可以作為它的一個代表。現在，臨床觀察表明，不僅愛總是以意想不到的規律性伴隨著恨（矛盾心理），不僅在人類關係中恨常常是愛的先河，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恨會變成愛，愛也會變成恨。假如這種變化遠不隻是一種時間上的相繼關係——就是說，如果其中一方實際上變成了另一方——那就顯然沒有根據像區分性本能和死的本能那樣存在著基本的差別。這種劃分能預測確實存在著相互對立的生理過程。
某人對同一個人先愛後恨（或者相反），因為那個人使他產生了這樣做的原因，現在這種情況顯然和我們的問題無關。在另一種情況下，還不明顯的愛的感情最初是用敵意和攻擊性傾向來表現自己的，這也和我們的問題無關；因為情況可能是，在對象-貫注中的破壞性成分在這裏勝過了**，隻是以後**才加入進去。但我們知道神經症心理學中的幾個例子，其中有更好的基礎來假設的確發生了某種變化。在迫害妄想狂（persecutory paranoia）中，病人采取一種特別的方式來防備自己對某人產生過分強烈的同性戀；結果，他曾最愛的那個人變成了一個迫害者，病人對他采取的常常是危險的攻擊。這裏，我們有權插入一個以前的階段，這個階段把愛變成了恨。分析研究隻是到了最近才使我們認識到，在同性戀的根源和失去性欲化的社會情感的根源的案例中，存在著引起攻擊欲望的非常強烈的敵對情感，隻有在克服了這些情感之後，以前恨過的對象才變成了愛的對象，並引起某種自居作用。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是否在這些事例中我們打算假定恨可以直接轉變成愛。顯然，這裏的變化是純內部的，對象行為上的變化對它們不起作用。
然而，通過對與妄想狂的變化有關的這一過程的分析研究，我們開始了解到，可能還有另一種機製。一種矛盾的態度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來，並且這種轉變是依靠貫注的一種反應移置來起作用的，能量以此從性衝動中退縮回去並補充到敵對的衝動中。
當克服了一種導致同性戀敵意競爭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不盡相同，但卻類似的事情。敵對態度沒有任何滿意的前景，因此——就是說，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它被一種愛的態度所取代，對此有更多的令人滿意的前景，也就是發泄的可能性。所以我們發現，無論在什麽情況下，我們都不滿意把恨直接轉變成愛的假設，這是和兩類本能之間質的區別毫不相容的。但是，人們將注意到，通過引入另外一個把愛變成恨的機製，我們就默默地做了另一個應該得到明確闡述的假設。我們已經推斷，好像在心理上——不管是在自我中，還是在本我中——存在著一種可替換的能量，它本身雖然是中立的，卻能要麽和性的衝動，要麽和破壞性衝動通力合作，這兩種本能有質的不同，並能增加它的全部精力貫注。如果不假設存在這種可替換的能量，我們就無法取得進展。唯一的問題是它來自何方，屬於什麽，表示什麽意思。
本能衝動的性質問題及其在經曆了各種變化後繼續存在的問題仍然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現在尚未得到解決。在有性成分的本能中，這是特別易於為觀察所理解的，可以把屬於同一範疇的這些過程的工作看作是我們正在討論的東西。例如，我們發現，在成分本能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交往，還發現從某一特定的性欲來源中獲得的一個本能可以把它的強度進行轉移，用來強化發自另一根源的另一個成分本能，我們還發現，一種本能的滿足可以取代另一種本能的滿足，以及更多具有同樣性質的事實——所有這一切必將鼓動我們勇於提出某些假設。
再者，在目前的討論中，我隻是提出了一種假定；我也提不出什麽證據。下麵這個觀點似乎是有道理的，即這個在自我及本我中都同樣活躍的中立的可移置的能量，都毫無疑問地是從自戀的力比多的貯存庫發出的——這是個失去性能力的愛欲（總起來說，性本能看來比破壞性本能更有可塑性，更容易轉移和移置）。由此，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繼續假設，這個可移置的力比多是受快樂原則雇傭，為避免能量積壓和促進能量釋放服務的。在這種關係中很容易觀察到某種冷淡，隻要發生了能量釋放，對釋放借以發生的道路就會很冷淡。我們知道這個特點，它是本我中精力貫注過程的特點。在性欲貫注中發現，那裏表現了一種對對象的特別冷淡，它在從分析所產生的移情（transferences）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不管它們的對象可能是誰，它都必然要表現出來。最近，蘭克（1913）發表了一些很好的關於方法的實例，用這種方法能說明報複性的神經症活動指向的是錯誤的人。這種潛意識方麵的行為使人們想起了三個鄉村裁縫的喜劇故事，其中有一個裁縫必須被處以絞刑，因為村裏唯一的一個鐵匠犯了死罪。[230]處罰必須實施，即使處罰的並不是犯罪者本人。正是在夢的工作研究中，我們第一次在移置作用中遇到了這種由初始過程所引起的放縱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被下降到僅僅是次要地位的也正是這些對象，正如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種情況一樣，它是釋放能量的道路。過分講究對象的選擇和能量釋放的道路似乎成了自我的特點。
如果這個可移置的能量是失去性能力的力比多，就可以把它也描述為被升華了的能量；因為就它幫助建立了那種結合，或結合的傾向而言，這是自我的特殊性質仍然保持著愛欲的主要目的——統一和結合的目的。假如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把思維過程包含在這些移置作用中，那麽，思維活動也要從被升華了的性動機力量中得到補充。
這裏我們確定了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可能性，即升華作用可以通過自我的調解而有規律地發生。讓我們回憶另一種情況，自我對付本我的第一次對象-貫注（當然也包括對付以後的貫注），是通過把從中接收的力比多納入到自身之中，並把它結合到通過認同作用而產生的自我矯正中實現的。把性欲力比多轉變為自我力比多當然包括放棄性目的，即失性欲化。這在任何情況下，都表明了在自我和愛欲的關係中所具有的一個重要功能。通過由此而從對象貫注中獲得力比多、把自身作為唯一的戀愛對象，以及使本我的力比多去性欲化或使本我的力比多升華，自我就努力和愛欲的目的相反，它使自身服務於相反的本能衝動。它隻好默認另外一些本我的對象-貫注，可以說，它隻好加入到它們之中。後麵我們還將返回到自我的這種活動的另一個可能的結果上來。
這似乎表示自戀理論的一種重要的擴充。最初，所有的力比多都是在本我中積累起來的，而自我還在形成過程中，或者說它還很不健全。這個力比多的一部分被本我釋放出來，成為性欲的對象-貫注，於是，現在日益強大的自我就試圖獲得這個對象力比多，並把自身作為戀愛對象強加給自我。自我的自戀因此就被看作是次要的，是由於力比多從戀愛對象身上撤回而獲得的。[231]
在追溯本能衝動時我們一再發現，本能衝動是作為愛欲的派生物來表現自己的。要不是出於對《超越快樂原則》中所提出來的考慮，和最終為了依附於愛欲的施虐狂成分的緣故，我們就難以堅持我們基本的二元觀點[232]，但是，既然我們無法擺脫那種觀點，我們便被迫作出結論，死的本能在本質上是緘默的，生命的叫喊大部分是從愛欲發出的。[233]
生命的叫喊也是從反對愛欲的鬥爭中發出的，毋庸置疑，快樂原則在同力比多——即把這種障礙引入生命過程的一種力量——的鬥爭中是作為一種指南來為本我服務的。如果生命真受費希納（Fechner）的恒定性原則（principle of constancy）支配，它就會不斷地向死亡滑下去；愛欲的要求、性本能的要求以本能需要的形式阻止了下降的水平，並把新的緊張引入進來。受快樂原則——即受不快樂知覺——所支配的本我以各種方式來防止這些緊張。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盡可能快地遵照非失性欲化（non-desexualized）力比多的要求去做，就是說，努力滿足直接的性傾向。但是，它進一步並且以一種更全麵的形式這樣做了。這種形式與一個把一切成分的要求都納入其中的特殊的滿足形式有關——就是說，通過釋放性物質（sexual substances），這些物質可以說，是性緊張的飽和的管理者。[234]在性活動中，性物質的排放在某種程度上是和軀體及種質的分離一致的。這就說明了在死亡和追求完全的性滿足之間的相似性，說明了死亡和某些低等動物的**活動相一致這個事實。這些生物在再生產活動中死亡，因為當愛欲以通過滿足過程而被排除之後，死的本能就可放手實現它的目的了。最後，如我們所知，自我通過使某些力比多本身及其目的的升華，在它對緊張加以控製的活動中幫助了本我。
第五章 自我的依賴關係
我們的論題的複雜性一定可以作為下述事實的一個借口，即本書各章的標題沒有一個和它們的內容完全一致，並且在轉向該題目的新的方麵時，我們要經常回到已經研究過的那些問題上來。
如同經常所說的那樣，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認同作用中形成的，認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本我放棄的貫注；這些認同作用中的第一種總是作為自我中的一個特殊職能而進行活動，且以超我的形式和自我相分離，而後來，當它強壯起來時，自我就可能更堅決地抵抗這種認同作用的影響。超我把它在自我中的特殊地位或與自我的關係歸於必須從兩個方麵考慮的一種因素：一方麵它是第一種認同作用，是當自我還很脆弱時就發生的認同作用；另一方麵它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者，因而把一些最重要的對象引入到自我中去了。超我和後來自我所產生的變化之間的關係，大體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後來在青春期之後的**之間的關係。雖然它很容易受後來的一切影響，但它一生仍然保留著從戀父情結派生給它的特點——即和自我分離並統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對自我以前的虛弱和依賴性的一種紀念，成熟的自我仍然受它的支配。就像兒童曾被迫服從其父母那樣，自我也服從由它的超我發出的絕對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於本我的第一次對象-貫注，派生於俄狄浦斯情結，這種派生對它來說還有更大的意義。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那樣，這種派生把它和本我在種係發生上獲得的東西聯係起來，並使它成為一個以前的自我結構的再生物，這個自我結構已把它們的沉澱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總是和本我密切聯係著，並能作為它和自我聯係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內，並且由於這個理由而比自我更遠離意識。[235]
通過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某些臨床事實，我們就能最好地理解這些關係，這些事實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理論探討。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當獨特的方式行事。當我們滿懷希望地對他們講話、或對治療的進展表示滿意時，他們則露出不滿的神情，而且他們的情況總是變得更糟糕。人們一開始把這種情況看作是挑戰，看作是試圖證明他們比醫生更優越，但後來則開始采取一種更深刻、更公正的觀點。人們開始認識到，不僅這種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揚或稱讚，而且還對治療的進展做出相反的反應。每一種應該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確引起了症狀的改善或不再惡化的那種局部的治療方法，卻在他們身上暫時引起了病情的惡化；這些病人在治療期間病情加劇，而不是好轉，他們往往表現出所謂“消極的治療反應”（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毫無疑問，在這些人身上有某種堅決與康複作對的東西，它害怕接近康複，好像康複是一種危險似的。我們習慣上說，在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複的上風。假如我們以通常的方式來分析這種抵抗——那麽，即使我們容許病人對醫生的那種抵抗態度，容許病人想從疾病中獲得各種好處的那種固戀，大部分抵抗仍然遺留下來：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複健康的一切障礙中最強大的，甚至比諸如自戀的難接近性（一種對醫生的消極態度，或對生病好處的依戀）這種熟悉的障礙更強大。
最後，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正在對付一種所謂“道德的”因素，這是一種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獲得滿足，並拒絕放棄受病痛的懲罰。我們把這個相當令人失望的解釋作為最後的結論是正確的。但是，就病人而言，這種罪疚感是無聲的；並沒有說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覺得有罪，隻覺得生病了。這種罪疚感隻表現為一種對極其難以克服的身體康複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這種動機是他繼續生病的原因，這也是特別困難的；他堅持那種更明顯的解釋，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療對他的病情來說是毫無補益的。[236]
我們的描述適用於這種事態的最極端的例子，但是，這個因素在非常多的病例中，或許在一切較嚴重的神經症的病例中都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考慮。事實上可能正是這種情況下的這個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態度決定著神經疾病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更全麵地探討罪疚感在不同條件下借以表現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