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劉 平 譯
廖鳳林 校
邵迎生 修訂
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對列奧納多·達·芬奇的長篇評傳。他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和傳記研究的方法，詳盡介紹了達·芬奇童年以來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曆史的發展過程，著重闡釋了他的藝術與科學活動的心理起源。主要觀點：（1）強調童年經驗（記憶）的重要性和“戀親情結”對他的創作（如《蒙娜麗莎》、《聖安妮和另外兩個人》等）及其一生命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2）指出他是一個特殊類型的同性戀者和強迫性神經症者，把想象特別是幻想（“禿鷲幻想”）視為創作的出發點和主要形式。（3）宣稱藝術家的創作是他性欲的一種宣泄，主張藝術和科學成就是性本能升華的兩種表征。（4）提出以“性壓抑”為本源的科學研究本能的三種類型，即神經性抑製型、強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華型。此文不僅對研究達·芬奇這一曆史人物的心理構成有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學思想也有重要意義。
英文版編者導言
《達·芬奇的童年回憶》，是艾倫·泰森修改了標題後的完整的新譯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56]的信中的一句話表明他對列奧納多[57]的興趣由來已久，他說：“或許最著名的‘左利手’[58]就是列奧納多，沒人知道他有過任何的風流韻事。”他的這種興趣不是暫時的，他在回答一份關於“自己特別喜愛什麽書”的調查問卷時，我們發現他曾提到了米萊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關於列奧納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寫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現的他的一個患者。他在10月17日給瓊斯的信中說，這位患者似乎與列奧納多有著相同的性格，隻是沒有他的天才而已。他還說，他剛從意大利搞到一本有關列奧納多青年時代的書。這就是下文中將要涉及的斯克納米傑羅（Scognamiglio）的專題論文。
在讀過這篇論文和一些其他有關列奧納多的書之後，12月1日他回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報告了這一研究課題。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於5月末出版。
弗洛伊德對此書再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補充。這中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補了有關“包皮環割術”（circumcision）的短注釋，選錄和引用了裏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關於倫敦漫畫的討論。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個在著作中用臨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曆史人物生活的人。這類實驗已經有人做過了，尤其是賽德格已出版的對邁爾（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59]雖然弗洛伊德沒有從事過這類完整的傳記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經依據作家們的作品的部分章節，進行過片斷的分析。事實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給弗利斯寄去了有關邁爾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說的研究，這篇小說描寫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這篇關於列奧納多的專著不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後一次在傳記領域裏的長途旅行。這本書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經預料到的譴責和誹謗，因而他在第六章的開頭就為自己作了辯解，這種辯解至今對傳記作家和評論家仍然是普遍適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還沒有一個評論家能指出這本書的最大弱點。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寫的是列奧納多對食肉鳥落到他的搖籃的記憶或者說是童年幻想。在列奧納多的筆記本中把這隻鳥命名為“nibio”（現在寫作nibbio），是意大利語中一個意為“鳶”的詞，而弗洛伊德始終把這個詞譯成德文的“Geier”，在英語中卻隻能譯作“禿鷲”。[60]
弗洛伊德的錯誤似乎來自他閱讀和參考過的那些德文譯著。如赫茲菲爾德在她的譯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來翻譯搖籃幻想，規範德文該譯為“鳶”。從弗洛伊德有記號的藏書裏能看出，最重要的影響可能來自米萊茨可夫斯基關於列奧納多的著作的德文譯本，從中他第一次發現了這個故事，也獲得了大量有關列奧納多其他方麵的情況這個譯本也把搖籃幻想譯成“Geier”，雖然米萊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確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語中這個詞譯為“鳶”。
因為這個錯誤，某些讀者可能會拒絕接受整個研究，覺得它沒有價值。無論如何，更冷靜地檢查這種處境，詳細地考慮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無效的論爭和結論的確切方麵，仍將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須拋開列奧納多畫中“隱藏著的鳥”。即便它真的是鳥，也是隻禿鷲，根本就不像鳶。這是費斯特“發現”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紹，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當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語的問題。作為象形文字的埃及語“母親”（mut）一詞很肯定地象征著禿鷲，而不是鳶。加德納在她的權威性著作《埃及語法》（1950）中確認“Gyps fulvus”就是鷹頭獅身的怪獸禿鷲。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推斷列奧納多幻想中的鳥代表他母親的觀點，在埃及神話中無法獲得直接的支持，而且這種經驗性的問題與埃及神話也沒有關係。[61]幻想與神話之間似乎沒有最直接的聯係。雖然如此，這兩者又各自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古代埃及人把“禿鷲”和”母親”聯係起來的思想是怎樣來的呢？是像埃及學者解釋的僅僅是某種語音上的偶然巧合嗎？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關“兩性同體”的女神的討論就必定有它自身的價值，無論這種討論與列奧納多的情況關係怎樣，列奧納多有關鳥落到他的搖籃並把尾巴放到他嘴裏的幻想都應繼續尋求解釋，即使這隻鳥不是禿鷲。弗洛伊德關於幻想的精神分析與這種糾正並不矛盾，而僅僅是失去了一個有力的支持。
除由埃及語討論導致了離題而外，盡管這仍然保持了它很大的獨存價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題沒有受到他的錯誤的影響，即對列奧納多的研究起始於他幼年的感情生活，描繪了他的藝術衝動和科學衝動之間的衝突的不同側麵，深刻剖析了他的性心理曆史的產生。除了這個主題外，這個研究還向我們展示了若幹很重要的相關問題：關於創造性藝術家的心理活動和心理本質的一種更普遍的討論，關於同性戀的一種特殊類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對自戀概念的充分展開，所有這些，都對精神分析理論的曆史有著特殊的影響。
第一章
精神病學通常選取意誌薄弱的人作為研究對象，一旦這種研究接觸到人類中的偉大人物，外行人就會認為沒理由這樣做。“使輝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62]，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圖填平將偉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離開來的鴻溝，會讓人感到不滿意。然而，研究不能不發現那些傑出人物們可以被認識、理解的每件有價值的事，並且相信他們同樣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動規律的控製和影響。
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時代人稱為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在當時他就像個謎，如同我們今天的感覺一樣。他是一個非常全麵的，隻能推測其輪廓，卻永遠也不能界定的天才。[63]繪畫在他一生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使我們認識到的是自然科學家（工程師）[64]與藝術家結合起來的偉大。雖然他的繪畫傑作留了下來，可他的科學發現卻沒能發表和應用。在其發展過程中，他的調查研究的特質從沒完全給藝術創作以自由，並且經常是科研在藝術創作中反客為主，最終使他受到抑製。依瓦薩利（Vasari）的說法，在列奧納多臨終時，他自責由於他在藝術創作中的失職而觸怒了上帝和人類。[65]雖然瓦薩利的這個故事屬於傳說，沒有多少內在的可能性，甚至在這位神秘的大師生前就已開始編撰，但作為當時人們所相信的證據，它仍然具有無法否認的價值。
究竟是什麽造成了列奧納多的同時代人對他的個性不理解呢？這肯定不是因為他的多才多藝和知識淵博，正是這種多才多藝的淵博知識使得他把自己推薦給米蘭宮廷的公爵、被稱為摩洛二世的斯弗爾茲，並讓其作為他自己的一項發明——封泥的執行者。他還給這位公爵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來誇耀自己作為建築師和軍事工程師的成就。文藝複興時期，人們相當常見在一個人的身上具有多種能力的有機結合。列奧納多便是這種結合範例中最才華橫溢的人之一。他不屬於從自然界中接受了極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類天才，也不屬於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隻重視關心人類而精神上充滿痛苦的憂鬱的那一類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勻稱的身材，容貌完美無缺，體魄不同尋常，他的言談舉止充滿魅力，善於雄辯，待人可親。他熱愛周圍美的事物，喜歡豪華的服裝，注重每一種生活優雅。他在一篇有關繪畫的專題論文中的一段——這篇論文表現了他對享受的強烈的感受力，把繪畫與它的姐妹藝術相比較。他描寫了有著許多不便在等待著的雕塑家：
“他臉上沾滿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個麵包師，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蓋，好像他的背落滿了雪花，他的房間裏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塵。畫家的情形就相當不同了，因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著考究，手執精巧的畫筆，蘸著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間裏掛滿了使人高興的畫並且一塵不染。經常有音樂和讀著美妙佳作的男士們陪伴著他，他可以在沒有錘聲和其他吵鬧聲中，心情極為愉快地欣賞著它們。”[66]
列奧納多的洋溢著喜悅、幸福和享樂的生活，僅僅限於他藝術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內，確實可能如此。後來，摩洛的統治垮台，迫使他離開了他活動的中心和保證他地位的米蘭，過著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國找到了最後的避難所。這時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麵暴露得越來越明顯。此外，他的興趣從藝術轉移到了科學，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科學的興趣與日俱增，這必然擴大了他與同時代人之間的鴻溝。當他不得不為完成訂貨而勤奮作畫，並且變得富有時（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學皮魯金諾那樣），在那些人看來，他隻是在為那些反複無常的瑣事而工作，甚至懷疑他在為“黑色藝術”服務，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認為是浪費時間。因為我們能從列奧納多的筆記裏了解到他所從事的藝術實踐，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們尚未熟悉不依據任何預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權威開始取代教會權威的時代，作為一個先驅者，列奧納多的價值絕對可以與培根、哥白尼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當他解剖馬的屍體和人的屍體時，當他設計飛行器時，當他研究植物的營養及它們的中毒反應時，他必然與亞裏士多德似的評論家有很大的背離，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煉金術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時間裏，他隻有在他的實驗室裏進行他的實驗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這種情形對他繪畫的影響在於他很不情願執筆繪畫，他畫得越來越少，起初創作的一些作品，到這時大部分還沒有完成，他幾乎不關心它們的最終命運。他為他的同時代人所指責：他對他的藝術的態度，在同時代人看來成了一個謎。
列奧納多的某些原來的崇拜者試圖為他開脫其性格不穩定的指責。他們聲稱他被指責之處正是偉大的藝術家們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開朗基羅——一個完全沉溺於自己的創造性勞動的人，也留下了許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奧納多和米開朗基羅的情況相類似，他們都一樣沒有錯誤。而且，他們極力主張，就某些畫來講，甚至於沒有未完成的問題，而應看作它們就是那個樣子。在外行人看來的傑作，對藝術作品的創造者來說，僅僅是他意圖的不能令人滿意的體現。
他對完美有一些朦朧的概念，但又對一次次地複製相像的完美感到絕望。他們聲言，最不應該的是讓藝術家對他的作品的最終命運負責。
盡管這些辯解可能是有根據的，但仍然掩蓋不住我們麵對的列奧納多的全部情況。對一幅作品反複創作的艱辛感到苦惱，最後從其中脫身出來，但又不關心它的未來命運，這在其他許多藝術家身上都會再現，可是毫無疑問這種行為在列奧納多身上已達到了極端。索爾密（1910，第12頁）引用他的一個學生的評論：“當他進行繪畫時，整個過程裏，他看起來一直在顫抖，他從未完成過任何一幅已經開始的作品，並且他總能在那些別人認為是非凡的作品中發現缺陷，這表明他非常尊重藝術的偉大。”索爾密還說：列奧納多最後的一些畫，如《麗達》、《聖母瑪利亞》、《酒神巴切斯》、《年輕的教徒聖·約翰》都處於未完成的狀態。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種情況。羅馬佐在複製《最後的晚餐》時，在一首十四行詩中提及了列奧納多沒能完成他的作品的這種壞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從不放下他的畫筆，卻比得上非凡的芬奇——沒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徹底。
列奧納多的繪畫速度慢是眾所周知的。在進行最詳盡的準備、研究之後，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為米蘭的聖瑪利亞修道院畫了《最後的晚餐》。他的一個同時代人、作家班德利，當時是修道院中年輕的修道士，他說：列奧納多經常早早地爬上腳手架，一直在那兒待到傍晚，不曾放下畫筆，忘記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卻沒畫一筆。有時他會在畫前待上幾個小時，僅僅是在頭腦中構思。他也時常從米蘭城堡的庭院直接來到修道院，為他在那兒給斯弗爾茲製作的騎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幾筆，然後就突然中斷了。根據瓦薩利的說法，列奧納多用了四年的時間為吉奧孔多的妻子蒙娜麗莎畫肖像，最終也沒能完成。這種情形可以說明這幅畫為什麽從未交給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奧納多保存，並由他把它帶到法國的事實。[67]後來這幅畫被國王弗朗西斯一世買下來，成了今天盧浮宮最燦爛的瑰寶之一。
如果我們把關於列奧納多的工作方式的這些報告與他留給後人的大量的、形式豐富多彩的、展示其作品中每一個主題的草圖和研究資料進行比較的話，我們一定會否定這種說法：不穩定及草率的特質對列奧納多的藝術產生了些許影響。相反，我們可以觀察到非同一般的深奧性和隻能在猶豫中取得決定的豐富的可能性。同時，也能觀察到難以滿足的要求和實際工作中受到的限製，甚至藝術家自己也說不清楚這些限製如何不合他的理想。緩慢——列奧納多工作中一直明顯存在的特性——被看成是這種限製的特征，也是他後來從畫壇退出的先兆。[68]也是這一點決定了《最後的晚餐》所應得到的命運。列奧納多不適應那種在未幹好的底色上迅速作畫的壁畫技法，因此，他選擇了油彩。油彩的幹燥過程拉長了作品的創作時間，這適合他的心境與閑適。然而，被塗在底色上的顏料又與底色分開，並且脫離牆壁，加之牆壁的殘缺，建築物本身的未來命運都決定著繪畫不可避免地將遭到毀壞。[69]
一個相似的技術實驗的失敗斷送了《安格哈裏戰役》。後來，在與米開朗基羅的競爭中，他把這幅畫畫在了佛羅倫薩會議廳的牆上，並且沒有完成就被列奧納多放棄了。這似乎是一種不同的興趣——在實驗中——開始是促進這件藝術作品的，隻是到後來才損害了這件作品。
列奧納多這個人的性格顯示出另外一些不同尋常的特征和明顯的矛盾。消極和不以為然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當任何人要想得到自己的最大的活動範圍時——沒有對別人的強烈侵害，就無法達到這個目的——列奧納多卻以默默地保持和平、回避所有的對抗和爭吵而聞名。他溫和、慈善地對待每一個人。據說他不吃肉，因為他認為剝奪動物的生命是不應該的。他會特別愉快地到市場上買回鳥，再放飛他們。[70]他譴責戰爭和流血，並且描繪人不是動物世界的國王，而是最壞的野獸。[71]這種帶有女性溫柔的感情沒有妨礙他在刑徒去刑場的路上陪伴他們，以便研究他們被恐懼扭曲了的臉孔，並在筆記本上為他們畫素描；沒有妨礙他設計出最殘忍的進攻型武器，且作為一個軍事總工程師為伯爾吉阿服務。他時常表現得對善惡毫不在意，或者堅持用特殊的標準衡量善與惡。在最殘忍、最狡猾的敵人侵占羅曼納的戰役中，他以權威身份跟隨著皇帝。然而在列奧納多的筆記本上沒有一行字對那些日子的事件加以任何評論與關注，這完全類似於法蘭西戰役中的歌德。
如果這部傳記研究企圖真正達到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話，那它就不必——好似在絕大多數傳記中存在著謹慎或拘謹的情況——默然忽略主人公的性行為和性個性。關於列奧納多這方麵的情況，人們幾乎不了解，但這方麵的事卻充滿了重大意義。在同那個**欲橫流與悲觀的禁欲主義相鬥爭的時代，列奧納多表現出了作為一位藝術家和女性美的畫家不該有的情形——對性欲的冷漠拒絕。索爾密下麵引用的列奧納多的一句話證明了他的性冷淡：“生育行為和與之相關的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惡心，以致如果沒有傳統風俗、沒有美麗的臉蛋兒和激發美感的天性，人類很快就會消亡。”[72]列奧納多死後出版的作品不僅論述了最重大的科學問題，而且也論及了我們覺得不該是他這樣偉大的人去思考的瑣事（寓言性自然史、動物寓言、笑話和預言）。[73]這些作品是純潔的，人們甚至說它們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純文藝作品中此種程度的純潔也會使人們感到驚訝。它們如此果斷地避開有關性的每件事情，似乎唯獨厄洛斯，這個所有生命的保護神，對於追求知識的研究者來說是沒有價值的材料[74]，人們都很了解，偉大的藝術家們是怎樣常常通過他們的性感的甚至**裸**的畫來宣泄他們的幻想。相反，在列奧納多的諸多資料中，我們隻能見到一些有關女性內部**和子宮裏胚胎的位置等的解剖草圖。[75]
值得懷疑的是列奧納多是否曾熱烈地擁抱過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過任何密切的精神聯係，就像米開朗基羅和維多利亞一樣。當他還是一個學徒，住在他的師傅瓦羅奇奧家時，他被控告和某些年輕人搞違法的同性戀，這次事件的結果是他被判無罪。因為他雇用了一個名聲掃地的男孩做模特兒[76]，他似乎就陷入了被嫌疑之中。當他做了師傅，他被他學生中的那些漂亮男孩和青年包圍著。其中最後一個學生邁爾茲陪同他到了法國，並一直伴他到去世。列奧納多指定邁爾茲為他的繼承人。我們與現代的列奧納多傳記作家們所肯定的情況不同，這些作家們自然地要否定列奧納多與他的學生們有性關係的可能性，認為這是對這位偉大人物的侮辱，我們可以認為列奧納多與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年輕人——這正是當時的習俗——有感情關係十分可能，但這並沒有擴展到有性行為的程度。高度的性行為不屬於他。
隻有一種方法即聯係他作為藝術家和科學研究者的雙重品性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理解列奧納多的情緒和**的特殊性有關。就傳記作家來說，心理學的探討途徑是非常不同的。就我了解隻有一個人——索爾密（Edmondo Solmi），研究解答了這個問題。作家米萊茨可夫斯基選擇了列奧納多作為一部大型曆史小說的男主角，圍繞著這位非凡的人寫了一本與那小說相類似的讀物，作家（通過想象）用富於創造性的語言，而不是直白的語言，清晰表達了人物的思想。索爾密（1908）給列奧納多做了如下結論：“然而對周圍的每一事物的認識和以冷靜的優於他人精神探究美好事物的最深層奧秘的不滿足的欲望，決定了列奧納多的作品永遠處於未完成的狀態。”
在《佛羅倫薩討論會論文集》裏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奧納多的一段話，它們體現了他的信念的自白，提供了關於他本性的答案：“一個人如果沒有獲得對事物本質的徹底了解，那他就沒有權利愛或恨這一事物。”[77]列奧納多在另一篇有關繪畫的論文中重複了這段話，他似乎在保衛自己，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評論家最好保持沉默，因為那（種處理方式）就是認識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的方式，這也是愛這樣偉大的發明者的方式。因為實際上，偉大的愛來自於對被愛對象的深刻認識。如果你隻了解它一點點兒，那你就隻能愛它一點點兒或者根本就不愛……”
在他們傳達的重要的心理事實中，沒有找列奧納多這些論述的價值，因為它們所宣稱的顯然是錯的，而且列奧納多必定同我們一樣清楚這點。人類在研究和熟悉了感情所適用的對象之後才去愛或恨這個對象的說法是不真實的。相反，他們衝動地去愛，來自於與認識無關的情感動機（emotional motive），其作用頂多是經過反應和考慮使之減弱。那麽，列奧納多的意思僅僅是人類進行的隻是不適當的和無可非議的人，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去愛：控製感情，讓它服從反應過程，隻有當它勇敢地麵對思維的檢驗時，才能讓它進行下去。同時我們也理解，他希望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正在他身上發生，並且假如別人都像他那樣對待愛和恨，那將是很有價值的。
發生在他身上的情況似乎確實如此。他的感情被控製著，並且服從於他的研究本能。他不愛不恨，卻要探討自己愛什麽恨什麽的起源和意義。因此他首先必然會表現出不加區分地看待善與惡、美和醜。他在調查工作期間擺脫了愛和恨的肯定與否定的印記，把二者都轉變為智力興趣。
實際上，列奧納多不是缺少**，也不缺少天才的火花——這一所有人類活動背後隱含著直接或間接的驅動力。他隻是把他的**轉變成為求知的渴望，然後他依靠從熱情中獲得的執著、堅定和洞察力來使自己適應調查研究，並使智力活動達到了巔峰。當贏得了知識之後，他才會把長期受約束的感情釋放出來，任它們自由流淌，就像源於大河的小溪。在發現的巔峰，當他審視到全部聯係的大部分時，他會被情緒所折服，會用欣喜若狂的語言來讚美他研究中具有創造性那部分的輝煌，或者——用宗教措辭——造物主的偉大去讚美它。索爾密正確地理解在列奧納多身上的這種轉變過程，他在引用了列奧納多稱頌莊嚴的自然法則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後，寫道（1910）：“把自然科學轉變為一種宗教情感，是列奧納多手稿的一種獨有的特征，在那裏，這種事例比比皆是。”
因為他對知識的無法滿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求，列奧納多被稱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避開關於研究的本能可能轉化為生活樂趣的疑慮，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轉變當作浮士德悲劇的基礎——那我們就會冒險地得出一種觀點：列奧納多的發展與斯賓諾莎的思想模式相接近。
心理本能的力要轉化為各種活動形式，同體力的轉化一樣，沒有損失或許是達不到的。列奧納多的例子教會我們，有多少其他事情我們必須在與這些過程的聯係之中加以考慮。直到充分地獲得知識才去看，其結果是知識代替了愛。一個在知識的國度裏暢通無阻的人不能適當地被說在愛和恨，他總是超越了愛和恨。他用調查研究代替了愛。這或許就是列奧納多在愛情方麵的生活比其他偉人、藝術家更不幸的原因吧。可激勵可消沉的暴雨般的**本性——其他人可在其中享受到最富有的體驗——看來並沒觸及他。
還有一些更進一步的結果，研究同樣取代了活動和創造。一個對宇宙所具有的複雜性、法則的宏偉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忘掉自身的微不足道；迷失在讚頌和充滿虔誠之中，他太容易忘掉自己也屬於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記一條路向他開放著。他根據自己的力量嚐試著去改變這個世界注定過程的一小部分，而這個世界的一小部分並不比那大部分缺少精彩和意義。
像索爾密認為的那樣，列奧納多對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開始於他的藝術。[78]為了保證對自然模仿的準確，他直接努力研究光、色彩、陰影和透視的性質與規則，並且給其他人指出了這種方法。當時他可能過高地估計了這些知識門類對藝術家的價值。隨著他的繪畫需要的不斷引導，驅動他去研究畫家的創作主題，動植物、人體的比例，並且通過它們的外部來獲得其內部結構和生命機能的知識，這些知識確實在它們的外部得以表現，並且它們也要求在藝術中被描繪。最終，無法抵擋的本能席卷了他，直到這種研究本能與他的藝術要求的聯係被割斷，結果他發現了力學的一般法則、推斷出阿諾山穀中岩石分層和化石作用的曆史，直到他在自己的書中很抒情地寫下了這一發現：“太陽不動。”實際上他的調查研究已伸展到了自然科學的每一領域，並且在每一個單獨的學科中，他都是一個發現者或者至少是個預言家和先驅者。[79]他的求知欲總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某些事情使他遠離了對人類精神的研究，卻使他在“芬奇研究院”中，為該院畫了一些精致的纏結的符號，給心理學研究留了一席之地。
那麽，當他嚐試著從調查研究回到他的起點藝術訓練時，他發現自己被興趣的新方向所幹擾，並改變了他心理活動的本性。在一幅畫中什麽使他感興趣是最重要的問題，在這個首要問題的背後，他明白還有無數其他問題會產生，就像他經常在自己無盡的和不知疲倦的自然研究中遇到的那些問題一樣。他不能再限製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孤立地去看藝術作品，更不能把它從他理解的它所屬的廣泛聯係中分割開來。在耗盡許多努力在藝術作品中去表達與他思想中的藝術相聯係的每件事以後，他被迫在作品未完成的狀態下放棄它或者聲稱它尚未完成。
這位藝術家曾收了一個研究者幫他繪畫，現在，這位“仆人”強大起來，並壓製了他的師傅。
當我們在一幅表現了一個人的性格的畫裏麵發現本能發展了一種過分的力時，就像列奧納多的求知欲那樣，我們尋找著用特殊傾向來解釋——雖然有關它的決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的一切，我們還幾乎不了解。我們對神經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讓我們預構了兩個進一步的預期結果。在每個特別的案件中，我們都滿意地找到預期結果的驗證。我們認為像這種過分有力的本能可能在有些傾向的人的童年時代的早期就已經活躍起來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確立了這個本能的優勢。我們做進一步的假設，過分有力的本能從原始的性本能力量中找到了援助。結果後來它能夠代替人物**的一部分。例如，這種類型的人會以強烈的犧牲精神（而另一類型的人則把這種精神獻給愛情）來追求研究事業，並以科學研究來代替愛情。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不僅在研究本能的事例中有性援助，而且在大多數特別強烈的本能事例中亦如此。
觀察人們的日常生活，呈現給我們的是，多數人把他們的性本能力量相當大的一部分成功地指向了他們的專業活動。因為性本能具有升華能力，所以它特別適合做出這種奉獻。就是說，它有能力讓其他具有更高價值的、不是性的目標來取代它的直接目標。我們承認這已被證明了的過程，一個人童年的經曆，即他的精神發展的曆史，會顯示出在他童年裏，這個強有力的本能是為性興趣服務的。我們找到了進一步的證明，如果成熟的**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衰退的話，那一部分性活動就將被強有力的本能活動所取代。
應用這些預想對強有力的本能情況的研究似乎特別困難，因為大家恰好不願相信兒童具有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興趣。無論怎樣，這些困難容易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們不知疲倦的愛提問題的過程中顯示出來，孩子們沒完沒了地提問是因為他們想以此來代替沒有提出來的那個問題。如果成人不了解這是孩子迂回累贅的陳述，就會大惑不解。當孩子長大一些，變得更懂事了，這種好奇心的表現就常常會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給我們一個完滿的說明，告訴我們可能大多數兒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有天賦的兒童，大約從他們三歲開始，就要經曆一個被稱作“幼兒性研究”（infantile sexual researches）的時期。就我們所了解的來說，這個年齡的兒童的好奇心不會自發地覺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留下的印象所喚醒——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的事實，或者被他們出生的客觀經驗的恐懼所喚起，這些經驗使孩子領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了威脅。研究導致了嬰兒從哪來的問題，孩子確實在尋找抵製不喜歡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這方麵，我們驚訝地了解到，孩子們拒絕相信給他們的些微信息。例如，不相信富有神話意義的鸛的寓言，他們的聰明才智表現為懷疑行為，他們經常體驗到與成人的嚴重對立。
事實上，他們在後來絕不諒解成人有關事實真相對他們的欺騙。他們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研究，推測嬰兒在母體中的存在，隨著自己性欲衝動的引導，得出嬰兒來源於吃飯，再通過人的腸子生出來，以及父親在其中起著模糊的作用等理論。那時，他們已經有了性行為的概念，而性行為在他們看來是敵意的、狂暴的東西。可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性的結構尚未達到能生孩子的程度，他們關於嬰兒從哪兒來的研究難免一無所獲，並因不能解決而被放棄。第一次智慧嚐試的失敗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種長久的、深深的、沮喪的印象。[80]
當幼兒性研究時期被精力旺盛的性壓抑的**所結束時，研究本能麵對性**有三種清晰可能的變遷，這都由於研究方法與早期的性興趣有聯係。第一種類型，研究均分享了性欲的命運。
從那以後，好奇心處於抑製狀態，智力的自由活動可能在此人的整個一生中都受到限製，尤其是此後不久這種對思想有力的宗教抑製被教育強化之後。這是一種具有神經性抑製特征的類型。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帶來的弱智非常易於引發神經症。第二種類型，智力發展強大到足以抵抗約束它的性壓抑。當幼兒性研究的時期結束以後，已強壯起來的智力時常會回憶起舊的聯想，試圖幫助逃避性壓抑。研究被抑製的性活動以強製的沉思的形式，自然也是以被扭曲的和不自由的形式從潛意識中再現出來，然而性活動會用充足的力量給思想本身賦予性的特征，用屬於性過程本身的歡樂和焦慮給智力工作塗上色彩。在這裏，科學研究成為一種性活動，經常是唯一的活動，並且出自一個人頭腦的決定及其感情代替了性滿足，可是事實上孩子在研究活動中的無止境的提問特征，仍在不停地思考和渴望不斷重複著縮短尋找答案的過程。
因一種特殊素質的效力，最寶貴、最完美的第三種類型逃避了思想抑製和神經強迫思考的抑製。這裏確實也發生性壓抑，但是它不會把這些性渴望的本能降至潛意識中。代替它的是力比多，從一開始就升華為好奇心，依附於強有力的研究本能作為援助力量來逃避受壓抑的命運。研究活動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強迫和性活動的替代物。但是，由於潛在的心理過程完全不同（升華代替了來自潛意識的闖入），神經症的特性沒有出現，這兒沒有對原始嬰兒性研究活動情結的依附，本能能夠自由地運轉來為智力興趣服務。性壓抑通過給本能添加了升華的力比多，使本能如此強壯，它避免與性主題有任何關係，但它仍然受到本能的驅動。
如果我們認識到列奧納多身上並存的過程的研究本能和**的衰退，我們就應該稱他為第三種類型的典範。他的本性的核心與奧秘顯示出，在他的好奇心於幼年時被激活來為性興趣服務之後，他便成功地將大部分的力比多升華為對研究的強烈渴求。但是要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確實不容易。要能證明這一點，我們應需了解他童年早期心智發展的一些情景，僅僅希望從有關他的生活情況的很少且不可靠的材料中得到證實似乎有些可笑。有關情況信息不詳的問題甚至在我們這個時期也沒能引起觀察家的注意。
關於列奧納多年輕時的情況我們了解得極少。1452年他出生於佛羅倫薩與愛姆波裏之間的一個被叫作芬奇的小鎮，他是一個私生子，當時沒有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社會恥辱。他的父親叫瑟·皮羅·達·芬奇，是一位公證人，出生於一個農民和公證人（姓氏來自於當地的地名）結合的家庭。他的母親叫卡特琳娜，好像是一個農村姑娘，後來與芬奇這個地方的另一個人結婚了。這位母親沒有在列奧納多生活的曆史中再出現過，隻有小說家米萊茨可夫斯基相信他成功地找到了她的某些蹤跡。關於列奧納多童年時代的唯一比較可靠的資料來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這份文件是佛羅倫薩征收土地稅的登記簿，其中提到列奧納多是芬奇家庭中的一員，[81]是瑟·皮羅的5歲的私生子。瑟·皮羅與阿爾貝拉結婚以後沒有孩子，因此就可能把小列奧納多留在他父親家裏養育。他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家，直到不知是在幾歲時，他作為一名藝徒進入瓦羅奇奧的畫室。
1472年，列奧納多的名字已經出現在畫家團體的成員名單中了。就是如此。
第二章
據我所知，在列奧納多的科學筆記本上，僅有一個地方記載了一段有關他童年時的情況。這一段描述的禿鷲的飛行情形，他突然中斷敘述，追憶起湧現在腦海裏的一個早年的記憶：
“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與禿鷲永遠有這樣深的關係，因為我憶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當我還在搖籃裏的時候，一隻禿鷲向我飛來，它用尾巴撞開了我的嘴，並且還多次撞我的嘴唇。”[82]
我們在這裏見到的是一個童年的記憶，當然是非常奇特的一種記憶。因為它的內容及它所標定的年齡都很奇特。一個人能夠保持他在乳兒期的記憶或許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保持無論如何不能看成是確定的，列奧納多這個記憶裏宣稱的禿鷲用尾巴撞開小孩子的嘴的情形，聽起來不太可能、太離奇了。那麽，對此記憶的另一種觀點，能夠同時解開兩個疑難的觀點，會更有助於我們對該記憶的判斷。依照這個觀點，禿鷲的情況不是列奧納多的記憶，而是他在後來的日子裏形成、並且變換到童年時代裏去的一個幻想。[83]
童年時代記憶的起源常常是這樣的方式。童年記憶與成年期的有意識的記憶全然不同，它們不是被固定在經驗著的那個時候，而是在後來得以重複，而且在童年已經過去了的後來時刻才被引發出來。在它們被篡改和被杜撰的過程中，實現著為此後的趨勢服務。所以一般來說，不能把它們很準確地從幻想中識別出來，如果把它們與起源於古代人中的曆史寫作加以比較，或許能最好地說明它們的本質。隻要民族弱小，它便不想著要去記載自己的曆史。它的人民耕種土地，為了生存同鄰國抗爭，嚐試著從人家那裏奪取領土和獲得財富。這是英雄的時代，不是曆史學家的時代。然後，是另一個時代，思考的時代來到了，人們意識到自己要富裕和強大起來，這又是怎樣發展的。曆史記載以對現在情況的不斷記錄開始，同時也要一瞥過去，采集傳統和傳奇，解釋在風俗和習慣中幸存下來的古代蹤跡，通過這種方式就創造了過去的曆史。這種早期曆史應該是當前信仰和願望的表達，而不應是過去的真實畫麵——這是必然的。因為許多事情從民族記憶中被遺漏了，另一些被扭曲了，還有一些過去的遺跡，為適應現在的觀念被給以錯誤的解釋了。此外，人們寫曆史的動機不是客觀的好奇心，而是期望以此來影響他們的同時代人，鼓動和激勵他們，或者在他們前麵豎起一麵鏡子。一個人對成年期的事件有意識的記憶各個方麵都可與第一類曆史記載［即當時事件的編年史］相媲美。就他對童年時代的記憶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與民族最早期的曆史是相一致的。當然這曆史後來是為了具有傾向性的理由而匯編的。[84]
那麽，如果列奧納多有關禿鷲落到他的搖籃的故事僅僅是後來一個時期的幻想，人們就會覺得在它上麵花那麽多時間很不值得。有人也許會滿足於基於列奧納多的愛好對此做出的解釋：他（指列奧納多）不隱瞞自己的愛好，他把自己對飛鳥的專注看作是命運的預先安排。可是若低估了這個故事，一個人就會很不公正，就好像很粗心地否定了在民族早期曆史中發現的傳奇、傳統和所做的解釋一樣，即使有歪曲與誤解，它們仍然代表著過去的現實。它們是早期年代裏的人們形成的經驗，並且是在曾經很強有力的、今天仍起作用的動機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我們能夠借助於所有起作用的知識力量把被歪曲的事扭轉過來的話，那揭開傳說材料背後的曆史事實並不困難。同理，這也可揭開一個人童年時代的記憶或幻想。一個人對他童年時代的記憶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殘存的記憶，恰恰掩蓋著他的心理發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難以估價的證據。[85]現在，當我們以精神分析技術這一極優秀的方法，幫助我們把隱蔽的材料顯現出來時，我們就可以通過分析列奧納多童年時代的幻想，大膽填補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
如果這樣做，我們還不能滿意我們所取得的確定性，我們就不得不用這樣的思考來安慰自己了，關於這位偉大的、謎似的人物的許多其他的研究同樣沒有遭遇到更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