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可以回憶一下在本學年第一次上課時，我曾描繪過一個女人患有妒忌的幻想。現在我們的演講就要結束了，你們肯定很想聽一下從精神分析上如何理解這種幻想。但對此我能告訴你們的要比你們所期望的少得多。幻想和強迫觀念一樣，它不受邏輯和實際經驗的影響，可用它們與潛意識材料之間的聯係來進行解釋；這些材料一方麵受到幻想或強迫觀念的阻止，一方麵又可借幻想或強迫觀念表現出來。二者之間的不同建立在這兩種疾病的地形學（topography）及動力學之間的差異之上。
對於妄想症和抑鬱症（可分為許多不同的臨床形式）來說，我們已發現某種線索，使我們有可能對這種疾病的內在結構獲得某些了解。我們已發現，這些患者深為苦惱的無情的自我責備，實際上都與自己已失去的或因為某種過錯而不再加以珍視的性對象有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抑鬱症患者確實都把自己的力比多從對象上撤回了，但是，通過我們所稱的“自戀性認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過程，這個對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來，用自我替換了對象（這裏我隻能給你們一種敘述的觀念，並且不用地形學及動力學名詞進行說明）。[407]於是，患者的自我被看作那已被拋棄了的對象；那些要施加於對象之上的一切攻擊性行為和凶惡的表示都轉加於自我。由此，抑鬱症患者的自殺衝動可以通過下麵的假設更清楚地得到了解：即患者對自我的痛恨，與其對那些既愛又恨的對象的痛恨一樣地強烈。在抑鬱症和其他自戀錯亂中，患者情緒生活中有一種我們習慣於稱為矛盾情緒（ambivalence）的東西出現（自布洛伊爾之後）。我們用這個詞來表示對於同一個人有兩種相反的情感——即愛和恨的情感[408]。不幸的是，我在這些演講中不能給你們講更多的有關這種矛盾情緒的東西。
除了自戀神經症的認同之外，還有一種癔症的認同形式，這是我們早已知道的。[409]我希望能用一些清楚的區分給你們說明兩種形式之間的不同。我可以給你們講一些有關抑鬱症的周期或循環性，我保證你們會感興趣的。因為在適當的條件下（我曾兩度體驗過）通過分析治療有可能在患者神誌清楚的時候阻止在同樣的或相反的情緒狀態中這種條件的再現。從這些病例中我們知道在抑鬱症、躁狂症（mania）及其他病症中，都有一種特殊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在進行著。你們可以想象得出在這個知識或領域中還有多少需要精神分析去探討。
我也告訴你們，我們希望有關自戀性障礙（narcissistic disorders）的分析會使我們了解一種方式，我們的自我以這種方式把不同的部分組合和構造成為整體，我們從前對這一點已做過初步的探討。[410]從對所觀察的妄想的分析中，我們已得出結論：自我有一種官能，它不斷地在觀察、評判和比較，並且以這種方式和自我的另一部分相互對抗。因此，我們相信患者的抱怨，認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監視，每一個思想都有人知道並且受到批評。這其實已給我們道出了另一個鮮為人知的真理。他的唯一的錯誤是把這種不舒適的力量看作是某種他自己很陌生的，存在於他自身之外的東西。他真實地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創造出一種理想自我（ideal ego），他在自己的自我中覺得有一種官能的界尺，可利用這種理想自我來測量他的實際的自我和一切活動。
我們也相信這種創造帶有自我滿足的意圖，這種自我滿足與幼時的主要的自戀有關，但從那時起便屢受幹擾和阻止。我們知道這種自我觀察的官能就是以前所稱的自我稽查作用[411]或“良心”，就是夜夢中表現為對不道德的衝動的抵抗。如果這種官能從被監視的妄想中分離出來，我們就能知道它起源於父母師長及社會的影響——即與這些模範人物的認同。
這些是精神分析應用於自戀神經錯亂所獲得的一些發現。無疑，這些還很不夠，並且它們還欠準確，它們隻能從建立起來、熟悉的新領域中獲得。之所以能產生這些結果是因為使用自我力比多或自戀力比多的概念；由於有這些概念的幫助，所以我們能夠將移情性神經症方麵的結論推廣到自戀性神經症。然而，現在你們可能會問是否自戀性神經症及精神病的所有一切失調都可以用力比多來進行解釋，是否疾病的發展都是由於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與自我保存本能的失常完全無關。女士們、先生們，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似乎不需要馬上回答，並且更重要的是現在做出判斷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把它留待將來科學工作的進步來解決。那時一定能夠證明：致病的力量乃是力比多衝動特有的，所以，力比多理論無論是“真性”神經症方麵或是最嚴重的人格障礙方麵，都可以獲得勝利。我們畢竟知道力比多的特性就是不屈服於現實和必要性的支配。但我又認為自我本能在此也有聯帶的關係，既然力比多有致病的情感，那麽自我本能的機能就不得不因此而受到擾亂。即使我們發現在嚴重的精神病中自我本能自身是首要的受害者，我也不認為我們研究的方向會因此而失敗，無論如何，將來會給你們回答的。
然而，讓我們再次暫時回到焦慮問題，來說明我們前麵所留下的模糊不清之處。我曾說過焦慮和力比多之間的關係很明確，但難以與下麵的假定相調和：麵對危險而發生的現實的焦慮似乎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現。但是，如果焦慮的情感不來源於個人主義的自我本能，而是來自於自我的力比多，那麽，我們應如何處理呢？畢竟焦慮狀態時常是不適當的，並且它愈是強烈，這種不舒適就愈明顯。在這些例子中，它時常幹涉那唯一的可以保存自我的行動，不論它是逃避的或是防禦的行動。因此，如果我們將現實性焦慮的情感部分歸於自我力比多，並且把這種伴隨行動歸於自我保存本能，那麽，我們將會擺脫這種理論困境。畢竟你們不會深信一個人逃避是由於他感到焦慮。一個人感到焦慮並且為一個由觀察到的危險引起的同一動機而逃避。經曆過許多致命危險的人告訴我們，他們一點也不害怕而隻是行動——如他們用槍瞄準進攻的野獸——並且，這無疑是最有利的方法。
第27講 移情作用[412]
女士們，先生們：
由於我們的討論現在已接近尾聲，你們頭腦中肯定會有一種期望，並且不應使之落空。你們無疑會認為我在討論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複雜的難題之後，決不會不講治療就結束演講，畢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療為基礎的。再者，這個問題我決不能略而不談，因為與它相聯係，我還要給你們講一個新的事實。
缺乏這個事實，你們對我前麵所探索過的疾病，就不能有更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們不會期望我告訴你們有關實施精神分析治療的技術，你們隻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療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況。並且你們有知道這一切的權利，誰也不能否認。然而，我不把它告訴你們，而是堅持讓你們自己去發現它。
請你仔細地考慮一下吧！你們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實，無論是引發疾病的條件，還是患者患病後起作用的因素。這些究竟在哪裏為一些治療的影響留有餘地呢？首先，有遺傳傾向的存在。
我們不常談及這種遺傳傾向，因為它在其他的科學中已得到了強調，我們沒有什麽新的東西要說。
但是請不要認為我們低估了它；作為治療者我們對它的力量認識得十分清楚，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改變它。我們也必須把它看作是給定的東西，它對我們的努力加以限製。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經驗的影響的存在，在分析中，我們往往十分重視這些材料：它們屬於過去，並且我們對它們也毫無辦法。再者，是我們總結為“真實的挫折”的一切東西——生活中的不幸，它來自於愛的剝奪、貧窮、家庭爭吵，婚姻中伴侶的錯誤選擇，不利的社會環境，以及嚴格的倫理標準對個體的壓製等。盡管這些方麵有進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維也納傳奇中的約瑟王（EmperorJoseph）[413]施恩降禍的方法才行——即通過有權勢的人的任意的專製，才可以使人們都順從，使困難都消失；然而，我們這樣的人能采取這種恩惠作為我們治療的方法嗎？我們在社會上隻靠醫術謀生，無錢無勢，甚至不能像其他醫生那樣對貧苦的眾生施展醫術。我們的治療也是很花時間和精力的。然而，你們或許堅持認為前麵所提及的許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種能得到治療的可能。
如果社會所要求的倫理限製在對患者所施加的剝奪中起作用，那麽治療能夠給他們力量或勸告去打破這些障礙，以犧牲理想為代價來換取滿足和健康。雖然這種理想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對此不能時常堅持。這樣，通過性的完滿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會健康起來。這當然使分析治療蒙上了違反一般道德的陰影。因為它給予個人的東西正是它從社會團體索取的。
但是，女士們，先生們，究竟是誰給你們留下這種嚴重的錯誤印象的呢？對患者完滿**的勸告不可能會在分析治療中起作用——如果隻因為我們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衝動與性的壓抑之間，在禁欲與肉欲的趨勢之間會發生不易克服的衝突。通過幫助一種趨勢戰勝另一種是不能解決這種衝突的。我們確實看到禁欲主義占有上風，結果是被壓抑的性衝動在症狀中尋找出路。
如果我們反過來使肉欲方麵有勝利的可能，那麽被忽視的對**產生壓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狀中去尋求補償。這兩種方法都不能解決這種內在的衝突，總會有一方不能得到滿足。而那種由於這種衝突不很強烈，由醫生的勸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則很少，這些病例並不需要分析治療。那些易於受醫生影響的人，在沒有醫生的情況下也能夠自己找到解決的辦法。你們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讚成非法的**，或一位未得到滿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尋求放鬆，那麽他們不一定要得到醫生或他們的分析者的允許。
在這種聯係中，人們時常忽視一個要點——神經症中致病的衝突不應與心理衝動之間正常鬥爭相混淆，因為這兩種心理衝動有同樣的心理根基。存在於同樣的心理領域中。就致病的衝突來說，其兩種力量中的一種進入前意識和意識階段，而另一種則被壓抑到潛意識階段。由於這種原因，衝突不可能有個結局，衝突雙方相距甚遠難以會麵。隻有在雙方處於同一場所時，才可能達成一個真正的協議。要使這成為可能，我想隻有依靠我們的治療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你們在想象中認為分析也主要是勸導人生或指導行為，那你們就搞錯了。相反，我們盡可能避免扮演導師的角色，隻希望患者能夠自己解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勸告患者在治療期間暫時不要對生活做出重要的決斷，而要到治療完成後再說，如有關事業、婚姻的選擇，或離婚等的決斷。你們肯定會承認所有這一切都與你們所想象的不同。隻有對於那些年輕而不能自立的人，我們才不進行這種限製。我們對於他們隻能既為醫生又為教育者。而每當這個時候，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且謹慎從事。[414]
但是，你們不要從我堅持分析治療和不鼓勵完滿的生活中得出結論，認為我提倡傳統的道德觀念。這都不是我們的實際情況。確實，我們不是改革者，而隻不過是觀察者；然而，要觀察就會有批判，所以，我們不可能擁護傳統的性道德，不會讚成社會對於**問題的實際調整。我們可以證明，社會道德所需要的犧牲時常超越它本身的價值；道德行為既不基於誠實，又不免於呆板。對於患者，我們決不隱瞞這些批判，使他們對性問題也像對其他問題一樣，都能習慣於做不帶任何偏見的思考；在治療完成之後，如果他們能在性的放縱和絕對的禁欲之間找到適中的解決辦法，那麽，不論結果怎樣，我們都不受到良心的譴責了。不論是誰，隻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會永遠抵禦不道德的危險，盡管他的道德標準在某些方麵可以與一般的人不同。我們也不要過高地估價禁欲在引發神經症上的重要性。隻有在少數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後的力比多積聚才可以通過不難獲得的這種**來治愈。
因此你們不能根據精神分析允許完滿的**而解釋其療效。那麽，你們必須尋求其他的解釋。我記得在我反對你們的這個建議時，我曾提出一個觀點，可使你們走上正確軌道。我們所使用的東西無疑是由意識的東西來代替潛意識，並把潛意識的東西轉譯成意識。是的，正是這一點。
通過將潛意識的東西轉譯成意識的東西，我們取消了壓抑。這就使症狀形成的前提條件消除了。
我們將病源的衝突轉化成正常的衝突，這種衝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種解決辦法。我們給患者帶來的一切隻是這種精神的改變：它達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幫助的標準。在沒有壓抑（或類似的精神過程）等待解除時，我們的治療就算完成了。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公式來表達我們努力的目的：使潛意識成為意識、消除壓抑作用，或填補記憶的空缺——所有這些都指同樣的東西。但或許你們對這種解釋不滿意。你們已形成了一個有關這種神經症患者恢複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艱苦的治療之後，他會變成另一個人。所以，似乎總的結果是使潛意識的材料較以前減少，而意識的東西較前增多而已，你們或許低估了這種內在改變的重要。雖然一個受到過治療的神經症患者在本質上依然故我，但他確實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也就是說，他已成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所能成為的最好的人。但這就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們能知道我們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們用很大的努力來引起這種個人精神麵貌的顯然是平常的改變，那麽，你們就肯定開始認識到精神水平中這種不同的重要了。
我暫時離開本論題，來問一下你們是否知道所謂病因治療（a causal therapy）的意義。病因治療是指拋開疾病的表現形式，尋求突破點，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種治療方法。那麽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種病因治療呢？回答這個問題並非一件易事，但我們由此卻可以深信這類問題毫無價值。
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不以消除症狀為直接目的時，它很像病因治療。而在其他方麵二者則不同，因為我們早就通過壓抑而將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傾向，它們的相對強度，它們的發展過程中的偏差。
現在假如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化學方法幹預這種機製，隨時增減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犧牲另一本能為代價來增強一個本能——這就會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病因治療，我們的分析也就成為尋求病因時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們所知道的一樣，目前還沒有這種影響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過程之中。運用我們的精神分析治療，我們向另一點發動進攻——不是針對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現象的根源之處，而是遠離症狀，這個地方隻有在很特殊的環境下才有可能使我們接近。
那麽，我們必須要做什麽工作才可由意識的東西來代替患者的潛意識呢？有一個時期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十分簡單：隻需要找出這種潛意識的材料並將其告訴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們現在已知道這是一個目光短淺的錯誤。我們有關潛意識材料的知識與患者的知識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將我們的認識告訴他，他不是接受它，並替代自己的潛意識材料，而是把它置於一邊，並且很少改變自己的認識。我們不得不以地形學的觀點來對待潛意識材料，我們必須從患者記憶中最初由於壓抑而形成潛意識的地方去尋求它。壓抑必須被消除——之後由意識材料代替潛意識材料的工作才能順利完成。那麽，我們如何消除這種壓抑呢？至此，我們的工作進入第二個階段。首先，是發現壓抑，其次，是消除維持壓抑的抵抗力。
那麽，我們如何消除這種抵抗呢？方法是同樣的：通過發現它並將其展示給患者。確實，這種抵抗也源於壓抑——源於我們試圖消除的，或早期發生過的壓抑。它由反精神貫注建立，這種反精神貫注是為了壓抑被拒絕了的衝動而產生的。這樣，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樣，即進行解釋，發現並告知患者，但現在我們是真正做對了。抗拒或抵抗不屬於潛意識，而是屬於自我，自我一定會與我們進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識的，那也無什麽妨礙。我們知道，這裏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潛意識”一詞：一是作為一種現象，二是作為一種係統。雖然這聽起來很難理解，並且模糊不清，但它畢竟隻是前麵所講過的東西的重複。[415]我們已為它做好了鋪墊。在我們能由此解釋辨別出抵抗的所在時，我們希望這種抵抗會被放棄，並且反精神貫注會退避。但是，有什麽動機力量由我們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尋求恢複健康的欲望，使他願意與我們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幫助，我們通過解釋來支持這種智慧。如果我們能夠給患者一些提示，那當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識別出這種抵抗力，並在潛意識中找到與這種抵抗相應的觀念。如果我對你們說：“向天空看！那裏有個氣球！”這與我隻讓你們向上看，並看你們是否能看到某種東西相比肯定會更為容易地發現這個氣球。同樣，在學生初次學看顯微鏡時，教師必須告訴他要注意看什麽，否則，盡管這種東西在鏡下可以看到，學生卻根本看不到它。
現在請看一些事實情況吧！[416]就神經症的許多形式來說——如癔症、焦慮現象、強迫性神經症等，我們的期望都得以實現了。通過以這種方法來尋找壓抑、抵抗及被壓抑的觀念，那麽，我們就可以克服這種抵抗，消除這種壓抑，並將潛意識材料轉化為意識材料。我們這樣做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每一種抵抗力被克服時，患者的內心就在進行著一種激烈的鬥爭——一種正常的心理鬥爭，它建立在同樣的心理基礎上、發生於尋求維持反精神貫注和準備使之放棄的兩種動機之間。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壓抑作用的老動機；後者則為新近引發的動機，它可以用來幫助我們解決衝突。我們已成功地將前已因壓抑作用而暫時平息的衝突再次引起，用來作為對此事的新的貢獻。首先，我們必須向患者表明早期的決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導致健康的恢複；
其次，告訴患者自從原初的拒絕之時起，所發生的情況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那時，自我柔弱、幼稚，也許無法抵禦危險的、強加的要求。現在，自我變得既強大，又富有經驗，並且還能夠得到醫生的援助。這樣，我們就可以期望將再次引起的衝突引導到一個比壓抑作用更好的結果；像我已講過的一樣，我在癔症、焦慮和強迫性神經症方麵的成功可以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然而，還有其他形式的疾病，雖然情況相似，但我們的治療方法卻不見得有效。在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間存在一種原初的衝突，並引發壓抑作用——盡管這個衝突和移情神經症的衝突有地形學上的不同之處，我們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壓抑發生之處；我們運用同樣的程序，準備做出同樣的許諾，並且給患者同樣的幫助，為他提供先行的觀念；再者現在和壓抑之間的時距也會有助於這種衝突產生一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仍沒有成功地消除一種抵抗或一種壓抑。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鬱症者以及患早發性癡呆症者，從總體上說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療的影響，或抵製精神分析治療。可能是什麽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當然患者需要具備某種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聰明並能進行演繹的妄想狂來說，難道是因為其智力趕不上他人嗎？其他任何動機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鬱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們對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識。但這並不使他們更有可能受到影響。我們在此又遇到一種我們難以理解的事實，並因此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明白了我們有可能成功地治療其他神經症的所有決定因素。
如果我們現在繼續專門討論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馬上就會遇到第二個出人意料的事實。因為不久，我們就注意到這些患者對我們表現出一種十分奇特的行為。我們確信，我們考慮了治療所涉及的所有動機，並且還充分地估計到了我們自己與患者之間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個十分可靠的結論；但是，除了我們已估計到的這些之外，似乎還有什麽沒有估計到的，這種意外的新奇的東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現。我給你們講一些較常見的而且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們注意到，病人本應隻注意自身的精神衝突的解決，然而他們卻忽然開始對醫生本人發生某種特殊的興趣。與醫生有關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並且從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醫生與他的關係一時也變得十分融洽，他特別地順從醫生的旨意，盡可能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顯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醫生也因此對患者形成一種好感，並且以能為這樣一種有特殊價值的人格提供幫助而感到慶幸。如果醫生有機會與患者的親屬談話，他也會為聽到患者對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興。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讚揚醫生，並認為醫生有種種美德。
他的親屬會對你說：“他對你非常的熱情，異常地崇拜你，你說的一切，在他看來都像是聖旨。”也許不時有眼光敏銳者說：“太令人生厭了，他除你之外別的東西一概不談，並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掛在嘴邊。”
我們希望醫生很謙遜，把患者對他的尊重歸為希望自己能恢複患者的健康，並由於治療的影響，使患者感到吃驚和愉快，增長了見識。在這些條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患者理解醫生的暗示，並把注意力集中於治療工作，他源源不斷地提供記憶和聯想的材料。他的解釋的正確可信使醫生都感到吃驚，以為這些新的心理觀念本來深為外界健康的人所駁斥，不料患者卻如此願意接受，這真使人感到高興。再者分析工作期間的這種友好合作關係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斷地好轉。
但這種好天氣不能持久，總有烏雲壓頂的一天。這表現為治療中的困難；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麽了。他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他不再對這項工作感興趣了，如果有時你讓他說出他隨時想到的東西，而不要加以批駁，他再也不願意聽了。他表現出自己好像是治療的局外人，並且他好像從未和醫生有過合作融洽的關係一樣。他顯然由什麽東西占據了；並不願講給外人。這種情形對於治療十分有害。我們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抵抗。但做何解釋呢？
如果我們能夠再次弄清楚這種情況，那麽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幹擾的原因在於患者轉移到醫生身上的一種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通過醫生的行為和治療的關係所能夠解釋的，它表現的方式和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也會隨著醫生與患者兩人之間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如果這裏所涉及的一個為年輕的女子，一個為年輕的男子，那麽我們會產生二人正常相愛的印象；我們會發現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個女子時常與一個男子見麵，又常談及內心之事，而這位男子又處於支配地位，她對他產生愛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一位患神經症的女子其愛的能力存在著障礙。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與我們假定的情況相比愈是深入，我們就對發現這種情感關係的不斷發生愈是感到吃驚。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婦女受到醫生的深深的吸引，而醫生也還未有所愛，那麽，她若願離婚而委身於他，或這樣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愛，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但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吃驚地聽到已婚婦女和女孩令人吃驚的自供，她們對於治療問題有一種特殊的態度。她們說，她們已經知道除了愛情之外，沒有別的可以治療她們的方法；在治療的開始，她們就已期望從這種關係中最終可以獲得現實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這種願望，給治療帶來了這麽多的困難，並且克服所有這些困難來披露她們的思想——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補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難以相信的東西。但是，這種承認使我們感到吃驚：它使我們的一切估計都化為烏有。我們能夠在我們的討論中留下這最重要的成分嗎？
確實，我們的經驗愈豐富，我們就愈難以抵製做出這個修正，盡管這會使我們的科學的估計感到羞愧。在前幾次，人們可能會認為分析治療由於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幹擾——即一件非意願的也不是治療所引發的事件，但在這種患者對醫生的情感——依戀一時常在各種新的病例中重複發生時，就連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況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發醫生之間，根本沒有引誘，這種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麽，這時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須看到這種現象與疾病本身的性質有著密切的聯係。
我們十分不願意承認這種新的事實，我們不得不把它稱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們是指患者移情於醫生，因為我們不能用治療的情境來說明這種情感的發展。相反，我們認為這些情感的整個準備來自於其他地方，它們已先在患者的內心形成，然後借治療的機會轉移到醫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現為一種愛的情感需求或較為緩和的形式；在一個女孩與一位老翁之間，可出現一種使女孩成為老人的寶貝女兒的願望，來取代戀愛的願望。力比多的願望經過稍微改變而成為一種理想的柏拉圖式的友誼願望。有些婦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華，並且對它進行模塑，使它獲得一種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婦女則隻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並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一樣的，請不要忘記它們有著同樣的起源。
在我們探索這種新的事實的範圍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對它的有關描繪。如果是男性患者會發生什麽呢？人們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別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發的令人討厭的移情作用。然而我們的回答必定與婦女患者的情況極為相似。同樣存在著對醫生的依戀，他同樣地過高估計醫生的品質，同樣地順從他的旨意，同樣妒忌現實生活中與醫生十分親近的每一個人。移情的升華形式在男子之間更為常見，而直接的**則為數較少，這正好像患者所表現出的同性戀傾向可以表現為其他的方式一樣。分析者還發現男性患者時常具有另外一種表現方式，這種方式起初看來似乎與前者所描繪的相矛盾——一種敵意的或負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須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療的開始就存在於患者的內心，並且暫時是其有所進步的最強有力的動機。我們捕捉不到它的蹤跡，也不需要打擾它，隻要它有利於分析工作的進步。如果它之後變成一種抵抗，我們就必須關注它，並且表現出兩種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顯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內心對自己的反抗；第二，敵意取代了情愛衝動。一般來說，敵意情感的發生較晚於友愛情感，並且用友愛情感作為掩飾；如果二者同時發生，就可作為情緒衝突的範例，這種情緒衝突支配著人們之間的所有的最為親密的關係。這樣，不好的情感和友愛的情感都屬於一種依戀的情感，正如雖然反抗與服從意義相反，但它們卻都有依賴於他人的存在一樣。我們無疑可以將患者對醫生的敵意的情感稱為“移情作用”，因為治療的情境不是引發這種情感的原因。
因此，這種負移情作用的觀點使我們確信我們對於積極的或友愛的移情作用的判斷是正確的。
那麽，這種移情作用究竟來自於哪裏呢？它給我們造成了什麽困難？我們如何才能克服這些困難？以及我們最終從它那裏會得到什麽好處呢？——這些問題隻是在對分析做詳細的技術性指導時才討論的，我今天隻簡略地談一下。由於受到移情作用的影響，患者才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當然要順從患者的這些要求，不然的話，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絕他們，那就太不應該了。我們要克服移情作用，隻有通過告訴他，他的情感不是來自目前的情境，也與醫生本人無關，隻不過是重現了先前發生於他身上的某些東西而已。[417]以這種方式，我們迫使他將他的重演（repetition）轉化為記憶。通過這種方法，不論是友愛的或是敵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轉化為治療的最便利的工具，來提示心理生活的隱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說幾句話，以使你們對這種出乎意料的現象的出現所感到的驚奇得以緩解。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還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體那樣正在繼續發展著。在治療的開始，還不能製止這個發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療之後，其整個病情的變化都向一個方向——即他與醫生的關係之上。這樣，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樹的木材層和皮層之間的新生層，隻有通過它才會有新組織的形成以及樹幹半徑的擴大，當移情作用發展到這種程度時，患者的回憶工作就退居於次要的地位。之後，我們就可以說已不再是關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療隨之而來的新形成的改造過的神經症了。我們可以追溯這種舊症的新版的起點，我們已觀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長，我們能夠找到出路，因為作為移情的對象，我們處於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狀都已拋開了它們原初的意義，並且適應於新近的意義，這個意義存在於與移情作用的關係之中；或者這些症狀的持續隻在於能夠經受這樣的改變。如果我們能把握這種新的人為的神經症，就相當於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們的治療工作。如果患者能和醫生保持正常的關係，克服了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的影響，那麽在脫離了醫生之後，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這種正常生活。[418]
移情作用對於癔症、焦慮性癔症以及強迫性神經症等的治療來說處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於這個原因，可以把這些神經症一並歸屬於“移情性神經症”。無論是誰，如果他能通過分析的經驗對移情的事實有一個全麵的印象，那麽他就不會懷疑那些在症狀中求得發泄的被壓抑的衝動的性質了，並且不再需要更強有力的有關其力比多特性的證據了。可以說，我們隻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現象之後，才深信症狀的意義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滿足。
我們現在有充分的理由來改進我們從前有關治療作用的動力解釋，以使它與我們的新的發現相一致。在我們通過分析發現用抵抗解決通常的衝突時，患者需要一種強大的推動力，來幫助他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決策，達到康複。不然的話，他也許會重蹈覆轍，使已進入意識的東西再次退回到壓抑之下。從這一點看，鬥爭的結果並不取決於患者的智力頓悟——它既不強，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這樣的成就——而隻取決於他與醫生之間的關係。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積極的，他就會認為醫生具有權威性，並轉而深信他的話語和解釋。如果沒有這種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極的，那麽醫生以及他的觀點就很難打動患者。這裏的信任來源於愛，一開始並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愛的人提出的，那麽隻是到了後來他才對它們加以審查。沒有這種支持，論點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響。這樣，一般來說，一個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隻有當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貫注於客體對象時，才有受到影響的可能。我們有理由認為，自戀的傾向對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術產生的療效形成一定的障礙。
將力比多對象貫注轉向他人身上的能力當然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們談的神經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傾向隻不過是這一普遍特殊的變本加厲而已。這麽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沒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這確實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銳的眼光，曾將他的有關催眠現象的理論建立在這個每人都某種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論基礎之上。
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實就是移情作用的傾向，由於他某種程度上大大地縮小了這種傾向的範圍，以至於沒有將負移情作用包括在內。但是，伯恩海姆從未說明暗示是什麽，以及它是從何而來的，對他來說，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他也沒能說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謂的“暗示感受性”依賴於**和力比多的活動。我們認識到，在我們的技術中之所以放棄催眠，隻是想重新發現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暫停一下，讓你們有講話的機會，我已看出你們這時已有一種強烈的抗議，如果我不給你們插話的機會，就難以讓你們聽下去了：“啊！你終於也承認了它，你在暗示的幫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幫助下一樣！這是我們思考很久了的東西。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又為什麽迂回曲折地去尋求過去的記憶，發現潛意識，解釋和翻譯各種歪曲——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時間和金錢——而最終有效的東西卻隻是暗示呢？為何你不像別人（誠實的催眠者）一樣直接用暗示來治療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認為在這種曲折的方法和幫助下，可以使隱藏於直接暗示背後的許多重要的心理事實顯露出來，那麽，用什麽來證實這些發現呢？難道它們不是暗示或無意圖的暗示的結果嗎？你難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來是正確的東西嗎？”
你們對我的這些抗議十分有趣，我必須予以答複。我現在不能回答：因為我們已沒有時間了。
到下一次再說吧！你們等著，我會回答你們的。但今天我必須結束我的話題了。我保證你們在這些有關移情作用的事實的幫助下，能夠理解為什麽我們的治療努力對於自戀神經症是無效的。
我隻講幾句話就夠了，你們會明白這個謎是多麽的易於解開，以及各種東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觀察顯示，來自自戀性神經症的痛苦在於沒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們拒絕醫生，對醫生不是懷有敵意，就是不感興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也不能受到醫生的影響；他們對醫生說的話反應冷淡，沒有印象，所以，對於其他人有很好療效的治療——如複活致病的衝突和克服由於壓抑的抵抗對他們則不起作用。他們自我封閉，時常隻是通過自己對導致病態結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來恢複健康。無論如何，我們都愛莫能助。
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我們認為這些患者的精神貫注對象必須放棄，並且他們的力比多必須被轉移成自我力比多。通過這個特性，我們使他們與第一組的神經症（癔症、焦慮性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相區分。這種揣測現在為這些患者受治療時的行為所證實。他們由於沒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們的努力，並且不能被我們治愈。
第28講 分析治療[419]
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講什麽。在我們承認我們的影響主要依賴於移情作用——即暗示時，你們問我，為何我們不在精神分析治療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們還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我們承認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麽還能保證心理發現的客觀性嗎？我曾答應你們，我會給你們以詳細的答複。
直接暗示是針對症狀顯現的暗示，它是你們的權威性和患病的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你們自己不關心這些動機，而隻要求患者克服它們在症狀中的顯現。不論你們是否使患者處於催眠之下，其原則都沒有什麽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銳的目光再次認為暗示乃是催眠現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為暗示的結果，或一種暗示狀態[420]，並且他還喜歡在清醒狀態下運用暗示，這種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你們想要先聽什麽——是經驗的東西呢，還是理論的思考？
我們以前者開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個學生。1889年，我在南錫拜訪他，並且我把他的一本有關暗示的書譯成了德文[421]，我運用催眠治療多年，起初用“抑製性暗示”（prohibitorysuggestion），後來則與布洛伊爾的詢問患者的方法相結合使用。[422]因此，我可以根據廣泛的經驗來談論催眠或暗示治療的結果了。如果根據古人有關醫學的見解，一個理想的療法應迅速、可靠，並不為患者所厭惡，伯恩海姆的方法實現了至少兩個這種要求。它能夠迅速起效——或者說要比分析治療快得多，並且它既不會引起患者的困擾，也不會引起其不愉快。但在醫生看來，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它顯得很單調；因為無論對什麽人，他都運用同樣的方式，阻止各種各樣症狀的出現，而無法了解症狀的意義。它是機械的工作，而非科學的活動，並且它具有江湖術士的意味，然而為了患者的利益，這一點可以不計較。要說明的是，這種治療缺乏第三種品質：這種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這種方法，而另外一些則不能。對於一些患者來說，它很起效，而對於另外一些來說則不然，並且人們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什麽。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治療結果不能持久；過了一段時間後，你就會聽到患者又舊病複發，或得了新的病症。盡管可以再次給他催眠，但在其周圍會有一些有經驗的人告訴他，勸他不要再由於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像服用了麻醉藥一樣嗜此成癖。當然有時實施催眠法之後，也如人所願，經過幾次努力，獲得了成功，並可以使療效永久保持。[423]但決定這種有益結果的條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過短暫的催眠治療，完全治好了一位婦女患者，但她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我感到怨恨，並舊病複發。後來，我又再次醫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對我再次表示憤恨。還有另外一次，還是一位婦女患者，我曾通過催眠多次地使她擺脫神經症狀態，但在我有一次為她治病時，她突然用雙臂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424]出現了這種情況後，人們不可避免地（無論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療中人的權威性的本質和起源的問題了。
以上這些都是經驗。它們向我們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來代替。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稍加說明，催眠治療的實踐對患者或醫生的要求都很少。它與大多數醫生所堅持的有關神經症的觀點相吻合。醫生對神經症患者說：“你沒有什麽毛病，這隻是一個神經問題。可以用簡短的幾句話在兩三分鍾裏消除你的困擾。”但是不花費力氣，也不采用任何適當方法作為幫助，就能治好一個嚴重的病症，這與我們所持的有關能量規律的觀點不符。隻要條件是可比的，經驗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經症。但我認識到這種論點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偶然獲得成功這樣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據從精神分析中所獲得的知識，我們可以將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間的區別描述如下：催眠治療尋求掩蓋和粉飾心理生活中的東西；分析治療尋求揭露並去除這些東西。[425]前者像是在化裝，而後者像是在手術。前者使用暗示來阻止症狀，它隻增強壓抑量並不改變導致症狀形成的過程；分析治療在引發症狀的衝突中，尋找病源之所在，並通過暗示來改變這些衝突的結果。催眠治療使患者處於不活動並無改變的狀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誘因時，他就難以抵抗了。分析治療則要求醫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內心的抵抗。這種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變，有了更為高級的發展，並且具有了防止舊病複發的能力。[426]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療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須實現這一點，並且醫生通過一種有教育意義的暗示的幫助為患者提供這種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精神分析治療可以稱為一種後教育（after education）。[427]
我希望我現在已向你們講清楚了，我們分析治療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療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麵存在著不同之處。從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實中，你們也可以認識到分析法以暗示來輔助治療，而催眠法則隻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療的結果就不那麽可靠，而分析治療的結果則較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賴於患者的移情能力狀況，我們卻不能影響這種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許是消極的，或通常的情況是模棱兩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態度來防止自己的移情，對此我們一無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則著眼於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發展，並成為治療的幫助。這樣，我們有可能從暗示的力量中獲取幫助，我們控製它，不論患者如何地喜歡，他都不能對自己進行暗示，我們引導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性。
但是，你們現在會對我講：無論分析背後的動機力量是移情還是暗示，我們對於患者的影響使我們的發現的客觀正確性產生了疑問。對我們的治療有利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研究的損害。這是最常提出的對精神分析的反對意見，並且必須承認盡管這些話沒有理由，但我們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麽精神分析將不過是暗示治療的特別方式，是其中最為有效的一種，這就不必再重視那些所有有關患者過去生活的經驗、心理動力以及潛意識等的結論了。這正是我們反對者所認為的；並且他們還認為我們不過是先由自己設想出與性經驗的重要性有關的東西，然後將這些經驗的意義——甚至經驗本身——灌輸給患者。這些指控通過經驗要比通過理論的幫助更易於反駁。不論是那一位親自運用過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夠使自己確信，在很多情況下，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對患者進行暗示。當然醫生毫不困難地使他成為某個特定理論的支持者，並且這樣會使他對自己具有某些錯誤的認識。在這一點上，患者會像其他人一樣（像一位學生一樣）行事，但這隻影響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畢竟，假如給予他的這種預先的觀念與他實際具有的相吻合，那麽他的衝突才會被成功地解決，並且他的抵抗才會被克服。而那些醫生推想的錯誤，在分析過程中將會逐漸地被消滅[428]，並被更為重要的和正確的東西取而代之。我們試圖用一種很慎重的技術，來避免由於暗示所帶來的過早的成功；但即使它們真的發生，也沒有什麽危害，因為我們並不滿足於第一個成功。在疾病的疑難沒有得到解決，記憶的缺失未能填補起來，並且壓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來時，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分析就算完結了。我們把太快獲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礙而非幫助。直到我們徹底解決了它們可依賴的移情作用，我們才算最後成功了。這個最終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療有別於純粹的暗示治療，使分析可得的療效不同於暗示所得的療效。
在各種其他的暗示治療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細心的維護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為治療對象，並且不斷地就其所有的形式進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療的最終，移情作用本身必須被消除，如果這時成功是持久穩定的，那麽這種成功不一定來自於暗示，而是由於患者內心已發生了改變，患者內在的抵抗這時已通過暗示被克服了。
個人意義上的對暗示的接受無疑受到以下事實的支持，即在治療期間，我們不斷地與能夠將自己轉化為負麵的敵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鬥爭。我們還必須指出，分析的許多單個的發現，雖然可以被懷疑為暗示的產物，卻可以從另一個並且無可指責的源泉那裏得到證實。這種情形可見於癡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們當然不會有受到暗示影響的嫌疑。這些患者為我們所提供的有關侵入意識內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轉化等，都與我們從對移情神經症患者的潛意識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結果相一致，這樣證實了我們的解釋的客觀正確性，盡管對此時有疑慮。我想，如果你們在這些方麵信賴分析，那麽你們就不會陷入歧途。
我現在要通過力比多理論的公式來說明治療的機製了。神經症患者既無能力享樂，也沒有效率——前者是因為他的力比多本來就不能指向於任何真實的對象，而後者則因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獲得的能量用於維持壓抑他的力比多，而沒有力量來表現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發生衝突，那麽他的自我就可以控製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療的工作在於使力比多從其目前的避開自我的依戀物中解放出來，使其重新為自我服務。那麽神經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裏呢？很容易發現：它依附於症狀，這種症狀使他得到一時的替代的滿足。因此，我們必須使自己把握這種症狀並解除它們——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們去做的事情。為了解除這些症狀，我們必須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們必須診斷它們所產生的衝突，並且在動機力量的幫助下（這些動機力量過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們必須將它引向不同的結果。要對壓抑作用做這種考察，就必須利用引起壓抑作用的記憶線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這種工作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部分是在患者與醫生的關係或移情作用中，即過去的衝突的新的表現；患者都喜歡做出與過去同樣方式的行為，而我們則可以通過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種新的解決。這樣移情作用就成為所有鬥爭的力量相互交鋒的戰場。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對它的東西都隻集中於與醫生的關係之上。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剝奪症狀的力比多。由人為建立的移情疾病來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種各樣的不真實的對象也被醫生這個想象的對象取而代之。但是，通過醫生的暗示的幫助，圍繞著這個對象的新的鬥爭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衝突出現。由於一個新的壓抑作用被避免，自我與力多比之間的隔閡被取消，並且患者的心理便恢複了統一。在力比多被再次從其暫時的對象即醫生身上解脫時，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對象之上了，而是交給自我掌握了。
我們治療工作期間在這個鬥爭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麵由於自我對力比多傾向的厭惡，表現為壓抑的傾向；另一方麵則由於力比多的堅持性，不願意離開它從前曾發泄過的對象。
這樣，我們的治療工作進入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狀轉向移情，並集中於這裏；第二個階段，鬥爭圍繞著這個新的對象展開，並且力比多被從中解放出來。這種對有利結果具有決定意義的改變是在這種新的衝突中去除壓抑作用，以使力比多無法通過逃入潛意識而再次擺脫自我。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患者的自我由於分析者的暗示的幫助而有了改變。通過這種解釋工作，潛意識的東西被引入了意識；自我乃因潛意識的消逝而得到擴大；並通過教育而與力比多取得和解，這樣，自我也願意使力比多在某種限度內得到滿足；由於自我能夠使少量的力比多為升華之用，所以它對於力比多要求的懼怕也趨於減弱。治療中的事件與這種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療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製在於：（1）缺乏力比多的靈活性，力比多不願離開其對象；（2）自戀的穩固性，它不允許對對象的移情超過某種限度。如果說我們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們身上，並掌握了脫離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麽治療過程的動力學或許就更為明確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並不能使我們直接得出有關從前患病時的力比多傾向的性質的結論。假如我們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對待父親的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的患者，那麽，我們不能認為他患病的原因隻是由於他對父親有一種潛意識的力比多的依戀。他的父親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隻是我們控製其力比多的戰場；患者的力比多從其他的方向指向它。
一個戰場不必與一個敵人的關鍵的堡壘相一致。敵人防禦首都，也不必隻在城門前作戰。而隻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後，我們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確立疾病背後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們現在從力比多理論的觀點對夢的問題再講最後幾句。一個神經症患者的夢，像他的過失和他的自由聯想一樣，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他的症狀的意義，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願望滿足的形式它們向我們顯示什麽願望衝動服從於壓抑，以及擺脫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戀於什麽對象。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夢的解釋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起巨大的作用，並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長的時期裏是我的工作的最為重要的工具。我們已經知道睡眠狀態自身導致有關壓抑的某種放鬆。既然壓抑的沉重壓力得到減弱，於是被壓抑的衝動在夢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狀中有更為明白的表示。因此，夢的研究成為了解被壓抑的潛意識的最為便利的方法，這種脫離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壓抑的力比多的一個部分。
但神經症患者的夢在任何主要的方麵都與正常人的夢沒有什麽不同；確實，它們簡直無法區分。要是說對於神經症患者的夢的解釋不能用來說明正常人的夢，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們必須說神經症患者與健康人之間的不同隻在白天成立。就夢生活來說，這種不同就不能成立。我們不得不將有關神經症患者的夢和症狀之間所得到的那些結論適用於健康的人。我們不能否認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夢或症狀的因素；並且我們必須得出結論：他們也可以構成壓抑，而且要花費一定數量的能量來維持這種壓抑的力量，他們的潛意識係統也儲藏著富有能量的被壓抑的衝動，而且他們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脫離了自我的支配。這樣，一個健康的人實質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經症患者；但是夢成為他能夠形成的唯一的症狀。實際上，如果你們對於健康人清醒時的生活加以仔細的觀察，就可以發現與這一情況相矛盾的東西，即這個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許多瑣碎而實際上不重要的症狀。
這樣，神經質的健康人和神經症患者之間的區別可縮小為一個實踐的問題，並且可由結果來決定——如通過這個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夠的享樂和勝任能力。這個區別或許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壓抑束縛的能量之間的相對大小，並且是一個量的而非質的差異。有必要告訴你們這個發現是對下麵的信念的一個理論說明：即神經症雖然建立在體質傾向的基礎之上，但原則上有治療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經症患者的夢的一致性使我們能夠推斷出健康的特點。但就夢本身而言，我們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推論：（1）我們不應使它脫離與神經症的症狀的聯係；（2）我們不應認為它們的基本性質可完全被壓縮為“將思想轉譯成為古代的表現形式”這樣一個公式；（3）我們必須假定它們為我們展現了力比多分配和實際存在著的對象精神發泄。[429]
我們不久就要結束演講了。你們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對於這樣一個精神分析治療的主題，我卻隻給你們講些理論，而不談治療時的情況和治療的結果。我不討論這兩者：前者是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給你們就如何進行精神分析做實際指導的意圖；後者是因為好幾個原因使我避開這個問題。我們在開始演講時，我曾強調在有利的條件下，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決不會次於其他方麵的醫學治療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我現在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補充——即其他的治療方法是不可能取得這種成功的。如果我在此還要再誇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懷疑我是在自吹自擂，並想以此消除反對者的駁斥了。我們醫學界的“同事們”曾多次反對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眾的集會上也是如此），他們指出，如果將分析的失敗和有害結果的情況公布於世，就使受害的公眾明白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價值的。但是，避開這種做法的惡意不說，就失敗材料的收集本身來說不可能形成對分析的治療效果的正確判斷。你們知道分析治療還處於其年輕時期；它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來確定其技術，並且這隻能在工作的過程中和在不斷增長的經驗的影響下才能實現。由於傳授這種技術的困難，初學精神分析的醫生要比其他專家更要設法發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療結果決不能用於作為判斷分析治療效果的依據。
在早期的分析期間，人們錯誤地進行了許多治療的嚐試，因為即使分析者對那些不適合於采用分析療法的各種病症也要進行治療，而現在根據我們有關治療法的特征，我將這些病症不包括在這種治療之中。但這些療法也隻能通過實驗而獲得。在那些日子裏，我們不知道妄想狂和早發性癡呆症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時，分析法就不能發揮其效能了，當然，我們有權利嚐試用這種方法來治療各種錯亂現象。但這些早期治療的大多數失敗不是由於醫生的錯誤，或對患者不適當的選擇，而是由於不利的外部條件。這裏，我們隻講過患者不能避免和戰勝內在的抵抗。而來自於患者環境的外在抵抗雖具有很小的理論意義，但都具有最大的實際意義。精神分析治療可以與外科手術相比，須施用於最適當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獲得成功。你們知道外科手術采用很多前期的預備措施：合適的房間、好的燈光、助手、回避患者的親屬等等。現在請你們考慮一下，如果外科手術都處於患者全家麵前，家人都來圍觀，看到手術就大聲地哭叫，那麽這樣的手術能有幾次收到療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親屬的幹預是一個很大的危險，而且是一個人們不知道如何對付的危險。我們的目的在於患者內心的抵抗，並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們應怎樣防禦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們既不能通過任何解釋可以說服患者的親屬們，又不能勸說他們使其站在一邊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