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賀嶺峰 譯
戴淑豔 校
郭本禹 修訂
按語
本文亦稱《精神分析的起源與發展》，是弗洛伊德1909年應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請，為該校20周年校慶所做的五次演講稿匯集而成。1910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該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論述精神分析的主題和發展的一篇著作。它從敘述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合作研究癔症開始，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和觀察事例，比較係統地介紹了精神分析關於宣泄法、壓抑、夢、失誤、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第1講
女士們，先生們：
當我來到這個新世界，麵對著聽眾們真誠的求知期望來演講，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覺得有點兒勉為其難。無疑，我擁有如此殊榮僅僅是因為我的名字與精神分析有關；因此，我想要給大家講的就是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我將盡可能簡要地介紹這種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的曆史概況和發展過程。
如果說使精神分析誕生於世是一大功勞的話，那麽這功勞並不是我的。[172]我並沒有參與精神分析的最初創建。當一位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醫生[173]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這種療法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並且正在準備我的期末考試。現在讓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這個病例及其治療情況，有關細節你們可以在後來布洛伊爾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174]（1895）一書中找到。
不過，我想先做一說明。我聽說我的聽眾中大多數都不是醫學專業人員，這並沒令我感到不快。無須擔心聽懂我講的內容需要什麽特殊的醫學知識。的確，在我們旅程的開始階段將與醫生們同路而行，但我們很快就會與他們分手，而與布洛伊爾醫生一道去探索一條十分獨特的道路。
布洛伊爾醫生的病人是一個21歲的才華出眾的姑娘。她的病持續了兩年多，這期間出現了一係列顯然不容忽視的身心障礙。她的身體右側兩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覺喪失；而且左側也不時受到同樣病症的影響。她的眼睛運動失調，視力受到多種阻礙。她的頭擺動困難，還患有嚴重的神經性咳嗽。她厭食，有一次盡管渴得難受，卻一連幾周無法喝水。她的語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無法聽說自己母語的地步。最終，她陷入失神、錯亂、譫妄，以及整個人格都發生改變的狀態，這些症狀是我們下麵所要關注的。
當你們聽了我所列舉的這些症狀時，即使你們不是醫生，也可以滿有把握地認為，我們所麵臨的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很可能會波及大腦，這使得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並且可能會導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會聽到醫生們說，在一些有著同樣嚴重症狀的病例中，有理由采取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加樂觀的態度。如果一個年輕的女病人表現出這種情況：她的重要內部器官（心髒、腎髒等）經客觀診斷均屬正常，她卻經常表現出強烈的情緒波動——而且，如果她的各種症狀在某些細節方麵與人們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麽，醫生們不會把這個病例看得很嚴重。
他們認為他們所麵對的不是一種大腦的器質性疾病，這種莫名其妙的症狀被古希臘醫學稱之為“癔症”（hysteria），具有產生一係列嚴重疾病的幻覺症狀的能力。他們認為這沒有生命危險，而且恢複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複——也是可能的。要把這樣一種癔症同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區分開來並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們無須知道對它們如何做出區別性診斷，隻要確信布洛伊爾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種任何一位合格的醫生都會診斷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這裏，我們還可以從這個病人的病曆報告中引證這樣一個深一層的事實：她的病是在她護理病入膏肓的父親期間發作的。她全心地愛著她的父親，但她由於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棄了對父親的護理。
至此與醫生同伴而行使我們受益匪淺，但是分手的時刻就在眼前。因為你們不要認為，通過把這種所謂的癔病轉而診斷為大腦的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醫學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質性的改善。在多數病例中，醫療技術對嚴重的大腦疾病無能為力，而醫生對癔病性失調也無計可施。
這樣醫生隻有聽憑仁慈的造物主來決定他的樂觀的預後效果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得以實現。[175]
因此，把這種病看成是癔症對病人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對醫生來說卻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醫生對癔症患者的態度與患器質性疾病的病人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對前者不像對後者那樣懷有同情心，因為癔症事實上並沒有那麽嚴重，但卻似乎要求把它當成嚴重的病來看待。而且，這裏還有一個更深一層的因素在起作用。醫生通過研究，掌握了許多門外漢一無所知的東西，他能夠對某種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如中風或惡性腫瘤患者大腦中的變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於這些知識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許多具體症狀，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這些知識——他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方麵所受的訓練——在他麵對癔病現象的具體問題時卻幫不上他什麽忙了。他無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麵前他自己成了門外漢。這對於任何一個通常重視自己知識的人來說，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醫生的同情。醫生把他們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學規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異教徒一樣。他把所有劣跡都歸於他們身上，指責他們誇大事實、故意欺騙、裝病，於是他就通過不再理睬他們來施以懲罰。
但布洛伊爾醫生對他病人的態度卻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開始他不知如何來幫助她時，也給予了她極大的同情和關注。正如他在她的病曆記錄中所說的，看起來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個性品質減輕了醫生治療中的難度。此外，他的熱心而詳盡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幫助病人初期治療的方法。
他觀察到，當病人處於“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錯亂［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狀態時，她會習慣地對自己嘟噥幾句什麽，這些話好像是產生於占據其頭腦的某種思緒。醫生在把這幾個詞記錄下來以後，常常使她進入一種催眠（hypnosis）狀態，再把那幾句話重複給她聽，以引導她以此作為開始。病人果然依計而行，並以這種方式在醫生麵前把那些在“失神”狀態下占據其心靈的精神創造物再現出來，她講出來的這些隻言片語吐露出了這些創造物的存在。
它們都是深沉而憂鬱的幻想——我們可以稱之為“白日夢”（daydreams）——時常有著詩一般的美麗，開頭通常是一個姑娘坐在父親病榻旁的身姿。當她涉及幾個這樣的幻想，就好像獲得了自由，恢複了正常的精神生活。這種狀況的好轉會持續幾個小時，但到第二天又會陷入“失神”狀態。這種病狀照樣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讓她把新建構起來的幻想用語言表達出來——來消除。這使我們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病人在“失神”狀態下的心理狀態是這些高度情緒化的幻想刺激的結果。說來奇怪，病人此時隻能用英語理解和表述，並把這種新穎的治療命名為“talkingcure”（談療法），且常常戲稱為“chimney-sweeping”（掃煙囪法）[176]。
似乎是出於偶然，醫生很快就發現這種把心靈打掃幹淨的過程所達到的成效遠遠超出了暫時緩解她反複出現的精神錯亂。事實上，如果讓她在催眠狀態下，伴有情感的表達，回憶起某種症狀最早出現的場合及相關的經曆，就有可能消除這種痛苦的症狀。“那是夏天最炎熱的幾天，病人受著幹渴的折磨，因為不知道為什麽，她突然發現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樣把杯子拿開了。每當她這麽做的時候，顯然有兩三秒鍾是處於‘失神’狀態。為了減輕那折磨人的幹渴，她隻能以西瓜等水果為生。這樣大約持續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狀態下嘟噥著談到了她的英國‘女傭人’，這個人她並不喜歡。接著帶有厭惡的神情講起，有一次她走進這位女傭人的房間，看到她那隻小狗——可怕的牲畜！——怎樣在一個玻璃杯子裏喝水。出於禮貌，這位病人當時沒有說什麽。當她把當時壓抑的憤怒一股腦兒地發泄出來後，她就想要點什麽喝，並毫無困難地喝了大量的水。她從催眠狀態下醒來時，杯子尚在嘴邊上。從此，這種心理障礙就消失了，再也沒有複發。”[177]
請各位允許我在這個問題上再多說幾句。以前從未有人采用這種方法來消除過癔症的症狀，也從未有人對病因有過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夠證實病人的其他症狀——也許是大多數的症狀——是以同樣的方式產生和消除的，那麽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布洛伊爾不遺餘力地來證明這一點，他進而對病人其他的更為嚴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係統的考察。事實確實如此，幾乎所有的病症都是這樣形成的，即形成於情緒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殘留物或可稱為“沉澱物”（precipitates）。據此，後來我們把這些體驗稱為“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利用病症與引發病症的創傷性情景的關係對病症的特性進行了解。用一個專業術語來說，這些病症是由那些記憶殘留下來的創傷性情景所“決定的”，沒有必要再把它們說成是神經症造成的變幻無常、神秘莫測的產物。但是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值得重視。促使症狀形成的往往並不隻是一種體驗；恰恰相反，這種結果通常是由幾種創傷聚合所致，並常常是通過大量類似創傷的反複出現而導致的。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或者確切地說是相反的順序，即從現在開始追溯過去來再現整個致病記憶的曆程；要想跳過最後出現的創傷，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說服力的創傷，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經給你們講過的由於厭惡狗從玻璃杯裏喝水而對水產生恐懼的例子，想必你們現在會要我多講幾個導致癔症發作的事例。不過如果我要按我的計劃講，就應該約束自己少舉例子。
例如，關於這位病人視功能障礙的問題，布洛伊爾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這樣一種情景：“當她眼含淚水坐在父親的床邊，父親忽然問她幾點鍾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把手表貼近她的眼睛。表盤現在看起來非常大，在她眼裏，表盤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強忍住淚水，以免病中的父親看到。”[178]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現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那段時間。“一次她在半夜裏醒來，心中非常焦急，因為病人正在發高燒。當時她正急切盼望著一位維也納來的醫生快來給她父親做手術。她的母親剛出門，安娜坐在床邊，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處於半夢半醒之間，恍惚看到一條黑色的蛇從牆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後麵的田地裏確實有蛇，並且曾使這位姑娘受到過驚嚇，因此這些都為她的幻覺提供了素材。）她試圖把蛇趕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覺，像被麻醉了似的動彈不得。當她看自己的手時，發現手指都已變成了長著死人腦袋（指甲）的小蛇。（看來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趕走那條蛇，而它的麻痹就與關於蛇的幻覺聯係起來了。）當蛇消失後，她在驚恐中想要禱告，卻發現語言難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說的語言了，直到最後她想到了幾句英語童謠，然後她發現自己隻能用這門語言來思考和禱告了。”[179]當病人在催眠狀態下回憶起這一情境時，曾經在患病一開始就嚴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療宣告結束。
當幾年之後我開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運用布洛伊爾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時，我的經驗與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歲的小姐患有抽搐症，當她每次激動的時候，甚至有時並沒有明顯的原因，嘴裏就會發出一種奇特的“喀喀哢哢”聲。這種病症來源於她的兩次經曆，兩次的共同之處都在於，每次當她決定不發出任何聲音時，事實上都有一種反意誌（counter-will）驅使她以同樣的聲音打破了沉默。這兩次經曆中的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她的一個孩子病了。當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最終哄她的孩子入睡後，她對自己說一定要保持安靜，不要驚醒孩子。另一次，當她在一個雷雨天帶著兩個孩子駕車出門時，馬驚了，她小心翼翼地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音，害怕加重馬的驚慌。[180]
我這裏所講的隻是《癔症研究》中記錄的幾個例子之一。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允許我簡要概括一下的話——在如此簡略的敘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們迄今所學到的歸納為：我們的癔症患者受到來自記憶的折磨。他們的症狀是特定的（創傷性的）體驗的殘留和記憶的象征。如果我們把這種象征同其他領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較，那麽我們就能獲得一種對這類象征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裝飾的那些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記憶的象征。如果你到倫敦的大街上散步，你會發現在一個大火車站前麵矗立著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圓柱——查令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國王命令將他心愛的埃莉諾王後的遺體運往威斯敏斯特，並在王後靈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根哥特式十字架。
查令十字架是這些紀念送葬儀式的紀念碑中最後的一座。[181]在倫敦的另一個地方，離倫敦橋不遠，你會看到一根高聳入雲的、更為現代的大圓柱，它隻是被簡單地稱為“紀念碑”。它是為了紀念1666年在此燃起並燒毀了大半個倫敦的那場大火而設計的。因此，作為記憶的象征，這些紀念碑同癔症的症狀是相似的，在這一點上，這種比較看起來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位倫敦人會在埃莉諾王後的葬禮紀念碑前停下來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現代工作條件的要求忙於自己的事務，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個年輕貌美的王後而感到愉悅，我們會作何感想呢？再者說，如果一位倫敦人站在為了紀念被大火化為灰燼的心愛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紀念碑前黯然淚下，全然不顧現在的都市遠比當初絢麗輝煌，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可是，每個癔病或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就像這兩個不現實的倫敦人一樣。他們不但能回憶起久遠的痛苦經曆，而且在感情上對它們依依不舍。他們無法從往事中擺脫出來，但由於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實的目前的生活。這種精神生活中對於致病的創傷的“固戀”（fixation）便是神經症最為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特征之一。
我覺得此時基於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史，你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異議，這是合乎情理的，我隨時準備洗耳恭聽。確實，病人所有的創傷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這段時間，而且她的病症隻能被看成是她父親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記憶符號。因而它們相似於哀悼的表現，在一個人死後這麽短的時間內對死者的固著性記憶當然不能算是病態的。相反，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感過程。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從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例來看，她對於創傷的固戀並沒有什麽奇異之處。但是在其他病例中——正如我所治療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上——一種對過去經曆的不正常的依戀的特征是非常明顯的。看起來如果布洛伊爾的病人在經曆創傷和症狀發作之後沒有及時接受宣泄治療的話，她也會出現類似的異常特征。
至此，我們隻是討論了癔症症狀與病人生活事件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布洛伊爾的觀察中，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能使我們就患病過程和治療過程形成某種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布洛伊爾的病人在幾乎所有的病態場合，都不得不壓製一種強烈的情感，而不是讓這種情感以適當的情感表現形式——如語言或行動——釋放出來。在關於她的女傭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慮到女傭人的感情，她壓製了內心非常厭惡的情感，而完全沒有外露。
當她守護在父親的床前，她始終注意不讓生病的父親看出她的焦慮和痛苦的抑鬱。後來當她在醫生麵前重複這些情景的時候，當時被抑製的情感就像被貯存了好長時間似的，極其強烈地迸發出來。事實上，這些情景所遺留下來的症狀，當接近其決定性病因的時候，就會達到最強烈的程度。
隻有當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來時，症狀才會消失。另一方麵，如果出於某種原因病人在回憶這些情景時沒有觸及任何情感，那麽這種在醫生麵前的回憶就不會產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為致病和治療決定性的因素。我們不得不這樣假設，疾病發作的原因是病態中所表現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質就在於這些“被窒息的”情感繼而發生了一種變態的作用。它們一部分保留下來成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負擔和產生持續性興奮的源泉；另一部分則經曆了向非正常的體內的神經分布和神經壓抑的轉化，成為疾病的生理症狀。為後一種過程，我們創造了一個術語“癔症性轉換”（hysterical conversion）。與此相區別的是，我們心理興奮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著神經分布的道路前進，就會產生我們平時所說的“情緒表達”。癔症性轉換誇大了充滿感情的心理過程中的宣泄階段，它們代表了一種更強烈的情緒表達方式，並進入了一種新的途徑。當河床被分成兩個水渠時，如果其中的一條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礙，另一條就會立即溢出水來。正如你們所看到的，把情感過程優先考慮，我們就獲得了一套關於癔症的純粹的心理學理論。
布洛伊爾的第二個觀察，再次迫使我們在一係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視各種意識狀態。布洛伊爾的病人處在正常的意識狀態的同時，也表現出一些心理異常：失神狀態、精神錯亂和性格改變。在正常意識狀態下，她對那些致病情景及其與症狀的聯係一無所知。她忘掉了這些情景，或徹底切斷了這些事件的致病環節。當病人處於催眠狀態時，付出可觀的努力，就有可能回憶起這些情景，通過這種回憶工作，症狀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狀態的體驗和實驗中找到了這種方法，對這種事實進行解釋將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對催眠現象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在同一個人身上可能有幾種心理集合體，它們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獨立，也可能彼此“一無所知”，還可能在所控製的意識狀態下相互轉化。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現在已使我們感到司空見慣了。以上這一類現象有時會自發出現，便是被稱為“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ence）[182]的例子。如果發生這樣的人格分裂，意識有規律地依附於兩種心理狀態中的一種，我們稱之為有意識的心理狀態；而另一種脫離這種心理狀態的意識稱為潛意識的心理狀態。在一種類似的“後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況下，一個在催眠狀態下發出的指令會在後來正常狀態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這個現象為了解潛意識狀態對意識狀態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子，也為我們提供了闡釋癔症現象的模式。布洛伊爾提出了一個假設：癔症症狀產生於他稱之為“類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狀態。根據這種觀點，在類催眠狀態下產生的興奮很容易成為病因，因為這種狀態不為興奮過程的正常發泄提供機會。這種興奮過程進而就產生了一種不尋常的產物——症狀。症狀像異質體一樣進入了正常狀態，轉而就對類催眠的致病情境一無所知了。哪裏有症狀，哪裏就有遺忘（amnesia）——一種記憶缺口，填補這一缺口就意味著消除了症狀產生的那些條件。
恐怕我敘述的最後一部分使你們覺得不是特別清楚。但是你們應該記住，我們講的這些既新穎又有難度，把它們講清楚也許是不可能的——這說明掌握有關這一課題的知識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爾的“類催眠狀態”理論已經表現出沒有必要，甚至成為一種障礙，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拋棄。以後，你們至少會對布洛伊爾豎起的這道類催眠狀態的屏幕後麵所發現的影響和過程有所了解。你們還會形成一種正確的看法，即認為布洛伊爾研究的成功之處隻在於為他所觀察到的現象提供了一種很不完全的理論和一種並不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是完整的理論不會是現成地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有人在其觀察一開始就給你們提供了一套無懈可擊的完整的理論，你們可能就更有理由懷疑了。這樣的理論隻能是他推測的產物，而不可能是對事實進行無偏見考察的成果。
第2講
女士們，先生們：
大約在布洛伊爾對其病人使用“談療法”的同時，巴黎的傑出人物沙可（J.M.Charcot）也在薩爾拜特利爾醫院開始了對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導致了對這種疾病的新的理解。當時，他的發現在維也納是不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後，當布洛伊爾和我合作發表關於癔症現象心理機製的《緒言》（1893a）時，我們已經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們把病人的致病經曆看作是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把它與軀體創傷（somatic traumas）等量齊觀，而軀體創傷對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響是在沙可那裏得到最早論證的。沙可在催眠狀態下人為地再現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爾關於類催眠狀態的假說隻不過是這種事實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過這位偉大的法國實驗家的學生，他本人不傾向采用心理學的觀點。
是他的學生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首次嚐試對癔症中表現出來的特定的心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學自讓內。你們會發現在讓內癔症理論中，當時在法國盛行的遺傳（heredity）與退化（degeneracy）觀點占有重要位置。據他所言，癔症是神經係統的一種退化形式，本身表現為心理綜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複雜的心理活動統合為一個統一體方麵是先天無能的，因此才表現出精神分裂傾向。請允許我打一個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讓內的病人使我們想到一位體虛的女子，她出門去逛商店，回來時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兩隻胳膊和十隻手指卻拿不了這麽多東西。所以，一開始是一樣東西從她的懷裏滑落了，當她彎腰去把它撿起來的時候，另一樣東西又掉了，如此反複不已。這種分裂現象不能完全證實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為當我們發現患者綜合統一能力不足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觀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種補償方式。當布洛伊爾的病人忘記了她的母語和其他語言，而隻記得英語時，她對英語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於給她一本德語書，她就能正確而流利地直接讀出它的英語譯文。
當我後來以自己的力量繼續開展布洛伊爾所開創的研究工作時，我很快就對癔症性分裂（意識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這種分歧對其後的一切研究都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不像讓內那樣從實驗室裏的實驗出發，而是從我心中的治療目的出發的。
我首先是從實際需要中獲取前進的動力的。布洛伊爾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須使患者進入深度的催眠狀態，因為隻有在催眠狀態下，患者才能觸及他在正常狀態下所遺忘的那些病因性關係。但是我很快就開始不喜歡催眠術了，因為它是一個變化無常、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盟友。當我發現不論我怎麽努力都隻能使一小部分患者進入催眠狀態時，我決定放棄催眠術，讓宣泄法從它裏麵獨立出來。既然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改變我的多數患者的心理狀態，我就開始研究正常狀態患者。我必須承認，在最初，這看起來像一種既無意義又無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務是從患者那裏了解對我來說連患者都一無所知的東西。一個人怎能期望了解到這些東西呢？這時對一項既出色又有指導意義的實驗的回憶給了我很大啟迪，那是當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錫一起工作時（1889）親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訴我們：那些被他帶入催眠的夢遊狀態並在其間體驗到了各種經曆的人，隻是看上去似乎對夢遊狀態下的經曆喪失了記憶。但這些記憶卻有可能在他們正常的狀態下得到恢複。確實，當他問及患者那些夢遊經驗時，他們開始堅持說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拒絕讓步，堅持追問，並使患者確信他們肯定知道，那些被遺忘的經曆總能再現出來。
於是，我對我的病人也如法炮製。當我問到他們堅持說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時候，我就明確指出他們對此肯定是知道的，隻要說出來就行了。我甚至大膽宣稱，隻要我把手一放到他們的額頭上，那些正確的回憶就會湧現出來。用這種方式，無須催眠，我就成功地從病人那裏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證據，以建立病人所遺忘的情景與這些情景所遺留的症狀之間的聯係。但這是一項費力的方法，時間長了會使人精疲力竭，不適合充當永久性的技術。
然而，在我用這種方法獲得決定性的證據之前，我一直沒有放棄它。我發現能證實如下事實：
被遺忘的記憶並沒有真正喪失，它們依然屬於患者，並隨時會在聯想到那些還被記得的事情時再顯露出來。但是，確實有一種力量在阻止它們進入意識，而迫使它們處於潛意識狀態。這種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確定的，因為當你試圖把病人的潛意識記憶引入到他的意識中時，你會覺察到一種與此相關的力量在對抗它。這種保持致病條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麵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正是基於抵抗的觀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對癔症中心理事件的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療效果，事實證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從治療的機製出發，也就有可能對疾病的起源形成相當明確的看法。
現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現，阻止被遺忘的材料進入意識的那些力量，想必當初就曾導致了遺忘，並把那些致病的經驗排除在意識之外。我把這個假設的過程稱為“壓抑”（repression），我認為抵抗的不可否認的存在證明了這一點。
下一步我們可能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如這些力量是什麽？在我們現在所認識到的癔症的致病機製中的壓抑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麽？在宣泄法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病因性情景，對此進行比較性研究就有可能對以上問題做出回答。所有這些經驗都與一種願望衝動的出現有關，這種願望衝動與患者的其他願望形成鮮明的對照，並被證明與其人格中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格格不入。它們發生過短暫的衝突，這種內在衝突的結果是，把這種不可調和的願望輸入到意識中的念頭成了壓抑的犧牲品，並把與此相關的記憶一起排除在意識之外，且從此被遺忘了。因此，與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願望是壓抑的動機；患者的倫理標準和其他標準是壓抑的力量。接受這種不相容的願望衝動或者延長這種衝動都會產生嚴重的不快，這種不快可以通過壓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壓抑看成是保護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舉出很多的例子，隻引用一個我本人診治的病例，從中可以充分地證明壓抑的決定性因素及其長處。針對當前的情況，我還要縮簡其病史並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個女孩[183]，在她參與了護理之後，失去了敬愛的父親——這與布洛伊爾的病人的情況很類似。
在此後不久，她的姐姐結婚了，她的新姐夫喚起了她心中一種特殊的同情感，這種情感很容易在家庭親情的幌子下被掩蓋起來。又過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當時病人和她的母親都不在場。當她們被匆匆召來的時候，並不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當這位姑娘趕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個念頭在她腦海中瞬間閃過，大概可以用文字表達成：“現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們可以斷定，這個念頭把她自己不曾意識到的對其姐夫的深深的愛戀在其意識中暴露出來；但隨後就被壓抑了，這是因為出於感情上的反抗。這位姑娘出現了嚴重的癔症症狀，當她接受我的治療時，表現出完全忘記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腦海中出現的那種可憎的自私的衝動。在治療過程中，她又都回憶起來了，並伴隨著極其強烈的情感重現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療的結果是，她又恢複了健康。
也許我們可以從當前的實際情景中舉一個粗略的比喻，來就壓抑及其與抵抗的必然聯係向你們提供一幅更加生動的圖畫。我們假設，在這個講堂裏，在這些聽眾中間，他們的安靜和專心令我不勝感激；但是卻有一個人在製造混亂，他的無禮笑聲、嘰嘰喳喳的說話聲、用腳在地上蹭來蹭去的聲音幹擾了我對所講問題的注意，我不得不聲明我無法繼續講演了。這時，你們當中有三四個身強力壯的人站起來，經過一場短暫的爭鬥，把這個擾亂者趕到了門外。於是他就被“壓抑”了，我也能夠繼續自己的講演了。為了防止幹擾再次發生，為了防止被推出講堂的人再次衝進來，那幾位用行動實現我的意願的先生用他們的椅子頂住了門，因而他們就在完成“壓抑”之後又建立起了“抵抗”。現在如果你把門裏和門外兩個場所釋譯成精神分析術語“意識”和“潛意識”，在你的麵前就呈現出一幅關於壓抑過程的恰到好處的圖景。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觀點與讓內的觀點有何不同之處。我們並不認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綜合能力所造成的。我們從動力學角度來解釋，即依據對立的心理力量的衝突來解決，把它看成是兩個對抗的心理集合體積極鬥爭的結果，但是我們的觀點又會引發大量的新問題。心理衝突的情境當然是相當普遍的；那種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憶而沒有造成精神分裂結果的現象也是相當常見的。我們必定會認為，如果這種衝突最終導致了分裂，那麽一定會有更深一層的決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願意向你們承認，壓抑的假設並不是使我們麵臨著一種心理學理論的終結，而是麵臨著它的開端，我們隻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獲得全麵的知識還必須等待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試圖用壓抑的觀點來解釋布洛伊爾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與這一目標是不適合的，因為它的發現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幫助達到的。隻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響，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壓抑”，才能對真正的致病事件的曆程形成正確的看法。催眠掩蓋了抵抗，並使得心靈的某一領域敞開，讓人接近；但是，與此形成對立，催眠又在這一領域邊界處，用抵抗築起了一堵牆，使得牆後麵的一切都變得難以接近。
我們從布洛伊爾的探索中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他所證明的，在症狀與病因性經驗或心理創傷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但我們現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壓抑理論的觀點來看待這些發現。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條從壓抑通向症狀形成的道路確實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對此做複雜的理論闡述，倒願意回到剛才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比喻上去。你們不妨這樣想，把搗亂者清除出去和在門口設置崗哨並不意味著事情的結束。也許那個被趕出去的人變得怒氣衝天、不計後果，想給我們找更大的麻煩。確實，他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我們已經擺脫了他的存在，擺脫了他的無禮笑聲和無聊評論。但是在某一方麵來說，壓抑並不成功。因為現在他在門外肆無忌憚起來，大喊大叫，用拳頭砰砰地砸門，比剛才的無禮行為更嚴重地幹擾了我的演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尊敬的校長斯坦利·霍爾博士願意充當調解者與和事佬的話，我們一定會感到高興。霍爾博士會去與門外那個不守規矩的人談一談，然後回來要我們無論如何還是應重新接納那個人，他親自擔保那個人會表現好些。鑒於霍爾博士的威望，我們決定解除壓抑，並再次獲得了和平安寧。對於描述心理醫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症時所承擔的任務來說，這個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錯的圖景。
說得更直接些，對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未能成功地壓抑那些不被容許的願望所依附的觀念。的確，他們已把它逐出了意識和記憶之外，並且明顯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這種被壓抑的願望衝動繼續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正在窺視著被激活的機會，一有機會，那些被壓抑的觀念就會以一種經過偽裝、難以辨認的替代形式成功地進入意識之中，而原來認為可以通過壓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緒現在又與這些替代物聯係在一起。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症狀——能夠防止來自於防禦性自我的進一步攻擊。取代過去的短暫衝突，現在出現了一種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狀中歪曲的臨床表現為依據和線索，我們就能從中找到與最初被壓抑的那些觀念相類似的殘跡。替代物發揮作用的途徑可以從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尋到蹤跡。為了達到治愈的效果，必須使症狀沿著同樣的途徑回溯，使其重新變成那個被壓抑的觀念。如果被壓抑的觀念再次被帶回到有意識的心理活動中——這一過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為前提——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種心理衝突會有一個較理想的結果，這會獲得比壓抑更好的結果。有很多這樣適當的治療方法，它們可以使心理衝突和神經症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這些方法可以結合使用。我們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絕接受致病的願望是不對的，而且有可能引導他們全部或部分地接受這種願望；或者也可能把這個願望本身引向一個更高的、不會招致反對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升華”）；或者把對願望的拒絕看作是正當的，但是那種自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壓抑機製，將在最高級心理功能的幫助下，被一種譴責判斷所取代——這樣就實現了對願望的有意識的控製。
如果在現在被稱之為“精神分析”治療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我沒能為你們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請大家千萬要原諒我。困難不隻在於這一課題的新穎性。那些不可調和的願望，盡管受到壓抑，依然成功地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有什麽樣性質？當壓抑失敗、替代或症狀形成之前，必定會存在於一個人身上的那種主觀的、構造上的決定因素是什麽？——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將在以後做進一步的闡述。
第3講
女士們，先生們：
不說錯話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當一個人必須說得簡明扼要的時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糾正我在上一次演講中說的一句錯話。當時我說，在放棄了催眠術之後，我仍然堅持讓我的病人把一切與我們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東西都告訴我，並且使他們相信，其實他們知道每一件表麵上看起來被遺忘的事，在他們腦海中出現的觀念[184]都確鑿無疑地包含著我們正在尋找的內容。我接著告訴你們說，進入我病人頭腦中的第一個觀念確實產生了預期的效果，被證明是記憶中被遺忘部分的延續。但通常並非如此，我隻是為了簡捷起見才說得這麽簡單。實際上，隻是在最初的幾次，在我簡單的堅持追問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遺忘的事得以揭示出來。當更深入應用這一方法時，不斷湧現出來的觀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為它們不合適，連患者本人也覺得不對勁兒而摒棄了它們。
在這一點上，堅持追問並不能給我更大的幫助，於是我發現自己又一次後悔放棄催眠術了。
在不知所措之際，我固守著一個偏見。這種偏見的科學合理性幾年後被我的朋友榮格及其在蘇黎世的弟子們所證實了。我不得不說，有些時候抱有偏見是極其有用的。我很重視心理過程是被嚴格決定的這種觀點，我覺得很難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緊張時產生的觀念具有隨意性，而且與我們正在尋找的那個觀念毫無關係。兩個觀念並不同一的事實從事件的假定心理狀態中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在接受治療的患者身上，總有兩種力量在相互對抗：一方麵，他的有意識努力把遺忘在潛意識中的觀念帶入意識中；另一方麵，我們已知的那種“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壓抑的觀念或其衍生物進入意識。如果這種抵抗的力量很小或幹脆就沒有，被遺忘的觀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進入意識。因此，如果抵抗這種觀念進入意識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這種假設是有說服力的。因此這種觀念就像一種症狀一樣在患者腦海中出現了，它替代了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觀念，它是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新鮮、造作、稍縱即逝，並且在由於抵抗的影響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與被壓抑的觀念極不相似的。但是，由於它的性質就像一個症狀，所以必然與我們所尋找的那個觀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強大的話，我們應該能夠從前者中猜到後者。在患者頭腦中出現的觀念必定具有成為被壓抑因素的某種隱喻（allusion）的性質，就像用間接的語言對其做出表述一樣。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領域，我們知道好多這樣的例子，其中那些與我們假設相類似的情形都產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詼諧。精神分析的技術問題迫使我去研究開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給你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巧得很，這是一個英語的笑話。
這是一段軼聞。[185]有兩位不很檢點的商人在一連做了幾筆風險很大的生意之後，成功地發了大財，於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想躋身上流社會。有一個辦法令他們非常動心，使他們覺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請城裏最有名望、收費最高的畫家為他們繪製頭像，而這位畫家的畫是非常出名的。兩幅昂貴的油畫在一個大型晚會上首次露麵了。兩位主人親自把本城最有影響的鑒賞家、藝術評論家領到並排掛著兩幅畫像的牆前。這位鑒賞家兼評論家對這兩幅畫仔細地研究了好長一會兒，然後搖了搖頭，好像漏看了什麽東西似的，用手指著兩幅畫之間的空檔輕聲問道：“可是耶穌基督在哪兒呢？”我看得出你們都覺得這個笑話很有趣。現在讓我們接著分析一下。很明顯，鑒賞家的意思是說：“你們是一對無賴，就像耶穌基督受刑時，在他一左一右被釘上十字架的那兩個盜賊一樣。”但是他沒有那麽說。相反，他卻說了一句乍聽起來很奇怪不合時宜而又毫不相幹的話。但是，我們稍後一想，就意識到這是他心中鄙視的一種隱喻，而且是一種絕妙的替代。我們不能指望從詼諧中找到患者頭腦中出現的觀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但是我們必須重視詼諧的動機與這種觀念中動機的一致性。為什麽這位批評家沒有對這兩個無賴直截了當地說出心中的想法呢？因為他的心中還有一種“反動機”（counter-motives）在抑製著他想把這些話當麵說出來的欲望。恥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們隨時都可以召來一批揮舞拳頭的打手，這自然是很冒險的事。很容易就會遇到和我上次講演中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搗亂者一樣的下場。這就是為什麽那個批評家沒有直接表達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隱喻”的方式來表達的原因。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的患者創造出一個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來取代我們正在尋找的那個被遺忘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