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副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著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著寫好了的標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鍾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著“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著“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抬頭見喜”，有什麽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麽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麽分別？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裏，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裏，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泄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麽，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麽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麽“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麽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麽，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曆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裏，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薑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麽豆腐店的張老板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著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為什麽他元旦開門時嘴裏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裏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隻有另一個說法，隻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板的祖宗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泄，隻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裏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泄在牆頭的標語上麵了。
這樣的發泄情感，比什麽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麵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周，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