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起於戊戌維新運動。戊戌運動的意義是要推翻舊有的政製而采用新的政製。後來梁啟超先生辦《新民叢報》，自稱“中國之新民”，著了許多篇《新民說》，指出中國舊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許多“美德”，如公德，國家思想，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合群，毅力，尚武等等；他甚至於指出中國人缺乏私德！這樣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國固有的文明，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吳趼人，劉鐵雲，李伯元等人的“譴責小說”，竭力攻擊中國政治社會的腐敗情形，也是取同樣的一種態度。
但那時國內已起了一種“保存國粹”的運動。這運動有兩方麵，王先謙，葉德輝，毛慶蕃諸人的“存古運動”，自然是完全反動的，我們且不論。還有一方麵是一班新少年也起來做保存國粹的運動，設立“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開“神州國光社”，創立“南社”。他們大都是抱著種族革命的誌願的，同時又都是國粹保存者。他們極力表章宋末明末的遺民，借此鼓吹種族革命；他們也做過一番整理國故的工作，但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隻是借學術來鼓吹種族革命並引起民族的愛國心。他們的運動是一種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他們的領袖人才，除了鄧實劉光漢幾個人之外，至今成為國民黨的智識分子。柳亞子，陳去病，黃節，葉楚傖，邵力子……諸先生都屬於這個運動。因為這個緣故，國民黨中自始便含有保存國粹國光的成分。
孫中山先生雖然不是《國粹學報》或南社中人，但他對於中國固有的文明也抱一種頌揚擁護的態度。他是一個基督徒，又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他的民族思想很強，到了晚年更認定民族主義是俄國革命成功的要素，故在他的《三民主義》第四第六講裏很有許多誇大中國古文化的話。
這種說法，在中山先生當時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後來《三民主義》成為一黨的經典，這種一時的議論便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誇大狂的心理，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
中山先生又說：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第四講）
他又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第六講）
這些話都可以表示中山先生實在不能了解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新文化運動的大貢獻在於指出歐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中國高明，連思想學術，文學美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的多。陳獨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隻是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吳稚暉先生後來加上一位穆拉爾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歡迎科學，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卻不幸在這裏極力用誇大的口氣，抬高中國的舊政治思想和舊道德，說話之間稍有輕重，便使讀者真以為中山先生相信“歐洲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了。這種附會的見解，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新黨的言論裏毫不足奇怪，但在中山先生的講演裏便是很可詫異，更可惋惜的了。
中山先生又曾說：
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第六講）
三十年周遊歐美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說這樣沒有事實根據的話，怪不得不曾出國門的葉楚傖先生要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吳稚暉先生的偉大。他老人家在六十歲時還能大膽地宣言中國人的道德低淺，而西洋人的道德高明。孫中山先生也並非不明白這種事實，不過他正在講“民族主義”，故不能不繞彎子，爭麵子。吳稚暉先生是個世界主義者，沒有衛道的熱心，故他敢老實說西洋人“什麽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有作法，較有熱心”。但吳老先生這種論調是國民黨中的“國粹”分子所不能了解的。
以上所說，都可以證明國民黨的曆史上本來便充滿著這保存國粹和誇大傳統文化的意味。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大震動，決計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這種曆史的守舊性質和衛道態度暫時被壓下去了，不很表現在《星期評論》《建設》《覺悟》的論壇裏。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國民黨中吸收了許多少年新分子，黨的大權漸漸移入一班左傾的激烈分子手裏，稍稍保守的老黨員都被擯斥了。所以這種曆史的反動傾向更不容易出現了。直到近兩年中，鍾擺又回到極右的一邊，國民黨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傾向的人也就漸漸被這沙汰的運動趕出黨外，於是國民黨中潛伏著的守舊勢力都一一活動起來，造成今日的反動局麵。
即如上文指出國民黨對於文學革命的態度，我們從曆史上看去，毫不足奇怪。許多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孫中山，汪精衛，王寵惠諸先生對於新文學運動都曾表示不讚成的態度。國粹保存家與南社詩人反對新文學，更不用說了。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三章裏，很明白地說古文勝於白話（中略），這種見解的大錯誤，九年前我在《國語的進化》一篇裏已有詳細的駁論了。中山先生此書成於民國八年春間，在新青年同人提倡文學革命之後二年，他這種議論大概是暗指這個運動的。他在當時很不讚成白話文學的主張，這是很明白的。這種議論雖然是他個人一時的錯誤，但也很可以作為後來國民黨中守舊分子反對新文學的依據。中山先生有“手不釋卷”的名譽，又曾住過歐美，他尚且說中國“曆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怪不得一班不能讀外國文學的國粹家和南社文人要擁護古文駢文了！
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的刊物幾乎都改用白話了，《星期評論》和《覺悟》成了南方的新文學重要中心。然而十年之後，革命的國民黨成了專政的國民黨了，新文學和新思想的假麵具都可以用不著了，於是保存國粹的喊聲漸漸起來，於是古文駢文的死灰又複燃了，八九年前在新文學的旗幟之下搖旗呐喊的人物，到今年雙十節便公然宣告胡適的《嚐試集》和同善社的《性欲叢書》是同樣害人的惡勢力了。這種情形，毫不足奇怪，因為在擁護古文駢文的局麵之下，《嚐試集》當然成了罪魁禍首了。這不是死文學的僵屍複活，這不過是國民黨原有的反動思想的原形呈現而已。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