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製度的推行，曾經過兩條路子：一條是一個民族自己逐漸演進，如英國之例；一條是采用別國已成之製，如近代許多新起的民治國家。無論在那一條路上，都曾有過很腐敗的時代；英國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六七年兩次選舉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樣的政治罪惡。民治製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製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采用現成民治製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方才采用民治製度，那麽，他們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
民治製度所以有被他國采用的可能，全靠製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實這個道理很不稀奇。慣用菜油燈盞的中國人，居然會用電燈了；向來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商業的中國人，居然會組織大銀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雖然沒有電燈電話那樣簡單，其實也隻是有組織的生活的一種。這種組織的生活是學得會的。可是講到了“學”字，就得有“學”的機會。講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實地的學習。民治的製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製度，因為它是全國一致的，是有公民資格的人都可參加的。要使這個大學校辦的有效，隻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上課，就是不準學生逃學。我們往往說，中華民國十二年的經驗究竟有了什麽成績可說？這話錯了。這個中華民國政治大學雖掛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信心太薄弱的人們嗬，你們且等這個學校正式開學上課之後再來批評成績，還不遲罷。
西洋各國采用民治製度，也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失敗的大原因不是由於上課太少，就是由於逃學太多。凡經過長期民治製度的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的多。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兩年，曾去參觀美國的選舉。我到了投票場，討得了選舉票的“樣張”，見了上麵的許多姓名和種種黨徽，我幾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樣票去問在場的選民，請他們教我。我故意揀了幾個不像上等人的選民，——嘴裏嚼淡巴菰的，或說話還帶外國腔調的，——不料他們竟都能很詳細地給我解釋。那些嚼淡巴菰帶外國腔的美國選民，他們何嚐讀過什麽《政治學概論》或什麽《公民須知》？他們隻不過生在共和製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裏，受了製度的訓練，自然得著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裏讀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的多！
有人說：“那不過是公民知識的長進，與公民的道德無關；也許那些有公民知識的人未必都是良好的公民罷？”我的答案是：公民知識是公民道德的要素；公民知識的普及是公民道德養成的重要條件。公民的知識不充分，所以容易受少數舞法奸人的愚弄。且不要說什麽了解國民天職的好聽話頭。單說大家都明白了政治製度的作用，都“戳穿了西洋鏡”，都曉得利在何處弊在何處了，那時候，作弊自然不容易了，監督的方法自然更完密了。防弊之法加密，作弊之機會減少；公民道德的進步其實不過如此。什麽“人心丕變”“民德歸厚”，都不過是門麵話。要想公民道德的進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隻有兩條路：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是實行民治的製度；第二要減少他為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
（《〈政治概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