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進會教我今晚上來這裏和諸位談一談。我很喜歡諸位沒有存什麽大希望，隻要得著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這一個禮拜可惜沒有工夫給我預備，我隻可把我個人研究社會問題的經驗，和書本上的理論，綜合起來略略地說一點，恐怕其中還有條理不分明的地方。
我今晚所要講的題目是“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既是研究社會，自然就和研究社會學的方法有關係。但這兩種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會學所研究的是社會狀況；社會問題是研究個人生活狀況。
社會學是科學的，是普遍的；社會問題是地方的，是特別的。研究這兩樣的傾向既然不同，那研究的方法也該有區別。
再者，社會學的目的有兩樣：第一，要知道人類的共同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在社會裏頭，能不能把人類社會的普通道理找出來。第二，如果社會裏的風俗習慣發生病的狀態，應當用什麽方法去補救。研究這兩個問題，是社會學的目的。但我們研究社會問題，和它有一點不同。因為社會問題是特別的，是一國的，是地方的緣故。社會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知道要等到社會裏某種製度有了毛病，問題才能發生出來。如果沒有毛病，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好像走路、呼吸、飲食等等事體，平時不會發生問題，因為身體這時沒有病的緣故。到了飲食不消化或呼吸不順利的時候，那就是有病了，那就成為問題了。
中國有子孝婦順的禮教，行了幾千年，沒有什麽變遷。這是因為當時做兒子的和做媳婦的，對於孝順的製度沒有懷疑，所以不成問題。到現在的時候，做兒子的對於父母，做丈夫的對於妻子，做妻子的對於丈夫等等的禮法，都起了疑心。這一疑就是表明那些製度有點不適用，就是承認那些製度已經有了毛病。
要我們承認某種製度有了毛病，才能成為社會問題，才有研究的必要。我說研究社會問題，應當有四個目的。現在就用治病的方法來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麽地方。第二，病是怎樣起的，他的原因是那裏。第三，已經知道病在那裏，就得開方給他，還要知某種藥材的性質，能治什麽病。第四，怎樣用藥。若是那病人的身體太弱，就要想個用藥的方法：是打針呢？是下補藥呢？若是下藥，是飯前呢？是飯後呢？是每天一次還是每天兩次呢？醫生醫治病人，短不了這四步。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是這樣。現在所用的比喻是醫生治病，所以說的都是醫術的名詞，各位可別誤會。
在未入本題之前，我們需要避掉兩件事：
一、須避掉偏僻的成見。我們研究一種問題，最要緊的就是把成見除掉。不然，就會受它的障礙。
比方一個病人跑到醫生那裏，對醫生說：“我這病或者是昨天到火神廟裏去，在那裏中了邪；或是早晨吃了兩個生雞蛋，然後不舒服。”如果那個醫生是精明的，他必不聽這病人的話。他先要看看脈，試試溫度，驗大小便，分析血液，然後下個診斷。他的功夫是從事實上下手，他不管那病人所說中了什麽邪，或是吃了什麽東西，隻是一味虛心地去檢驗。我們要做社會的醫生也是如此。
平常人對於種種事體，往往存著一種成見。比方娼妓問題和納妾問題，我們對於它們，都存著一種道德的或宗教的成見，所以得不著其中的真相。真相既然不能得著，那解決的方法也就無從下手了。
所以我們對於娼妓的生涯，是道德，是不道德，先別管它；隻要從事實上把它分析得明明白白，不要靠著成見。我們要研究它與社會的經濟，家庭的生計，工廠的組織等等現象，有什麽關係。比方研究北京的娼妓問題，就得知道北京有什麽工廠，工廠的組織是怎樣的？南北的娼妓從那裏來？與生計問題有什麽關係？與南方的工廠有什麽關係？千萬不要當他做道德的問題，要把這種成見除掉，再從各種組織做入手研究的功夫。
二、須除掉抽象的方法。我們研究一種問題，若是沒有具體的方法，就永遠沒有解決的日子。在醫書裏頭，有一部叫做《湯頭歌訣》，鄉下人把它背熟了，就可以掛起牌來做醫生。他隻知道某湯頭是去暑的，某湯頭是補益的，某湯頭是溫，某湯頭是寒：病人的病理，他是一概不知道的。這種背熟幾支“歌訣”來行醫的醫生，自然比那看脈、檢溫、驗便、查血的醫生忽略得多；要盼望他能夠得著同樣的效驗，是不可能的。
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有時也犯了背“歌訣”的毛病。我們再拿娼妓問題來說，有些人不去研究以上所說種種的關係，專去說什麽道德啦，婦女解放啦，社交公開啦，經濟獨立啦；……要知道這些都和《湯頭歌訣》一樣，雖然天天把它們掛在嘴上，於事實上是毫無補益的；不但毫無補益，且能教我們把所有事實忽略過去。所以我說，第二樣要把抽象的方法除掉。
已經知道避掉這兩件事情，我就要說到問題的身上，我已經把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分做四步，現在就照著次序講下去。
一 病在什麽地方？
社會的組織非常複雜，必定要找一個下手研究的地方；不然，所研究的就沒有頭緒，也得不著什麽效果。所以我們在調查以前，應當做兩步功夫，才能夠得著病的所在。
第一步，分析問題。我們得著一個問題，就要把它分析清楚，然後檢查它的毛病。比方納妾問題，分析出來，至少也有兩種：一種是獸欲。基於這種動機而納妾的人，社會上稍有道德觀念的，都不承認他是對的。一種是承嗣的，這是因為要有後嗣才去納妾，自然和那獸欲的有分別。再從細裏分析，獸欲的納妾的原因，大概是在哪裏。他與財產製度、奢侈習慣、娼妓製度等等有什麽關係。研究第一種的納妾，在這些問題上，都要下功夫去研究才能夠明白。說到第二種的納妾呢，我們就不能和以前一例來看。有許多道學先生，到了四十多歲還沒有兒子，那時候朋友勸他納妾，兄弟也勸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勸他。若是妻子因為丈夫要納妾承嗣的話，就起來反對，人家必要說這做妻子的不賢慧。
這樣看來，第二種的納妾是很堂皇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要研究中國的宗教。人為什麽一定要有後？
為什麽要男子才算是後，女子就不算數？要有男子才算有後，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是什麽根據？他的結果怎樣呢？他有什麽效果，是不是有存在的理由？這些問題，都和獸欲納妾問題不同，是研究的人所當注意的。
再舉一個例，娼妓製度，決不是用四個字就可以把它概括起來的。我們亦把它的種類分析起來，就知有公娼私娼的分別。公娼是納稅公開的，他們在警察廳權限底下可以自由營業；私娼是不受警察廳保護的，他們要秘密地營業。從娼妓的內容說，還有高等和下等的分別。從最高等到最下等的娼妓，研究起來，還可以分析到極細微。這種分析非常有用，切不可忽略過去。從賣**的心理考察，也可以分出好幾種。有一種是全由於獸欲的，她受了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影響，所以去做賣**的生活。但是從日本的娼妓研究下去，就知其中不全是如此。日本的娼妓，在它們的社會裏頭，早就成為一種特別的階級。她們的賣**，並不根據於獸欲，是以這事為一種娛樂。獸欲與娛樂是兩樣事體，所以研究的方法也不能一樣。
第二步，觀察和調查。分析的功夫若是做完，我們就可以從事於問題的觀察和調查。觀察和調查的方法很多，我可以舉出幾條來給各位參考。
我們知道社會問題不是獨立的，他有兩種性質：一種是社會的，是成法的，非個人的。比方納妾問題，決不是一兩個人能夠做成，乃是根於社會製度或祖宗成法而來。一種是個人的，社會問題的發生，雖不在乎個人，然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他與個人自然有關係。因著這兩種性質，我就說研究社會問題有兩方麵：一方麵是內含，一方麵是外延；我們要從這兩方麵研究。所以調查的功夫，越精密越好。我們拿北京的車夫來說，他會發生問題，也許與上海、廣東有關係，也許與幾千年前聖賢的話有關係。你去問他們的境況，雖然是十分緊要，若是能夠更進一步，就得向各方麵去調查。
西洋現行的觀察和調查的方法，總起來可以分做三樣：
一、統計。統計的功夫，是國家的。他的方法，是派人分頭向各區去調查，凡出入款、生死率、教育狀況等等的事體，都要仔細地調查清楚，為的是可以比較。
二、社會測量（Social Survey）。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測量社會，要像工程師測量土地一樣。我們要選定一個區域，其中各方麵的事體，像人口、宗教、生計、道德、家庭、衛生、生死等等，都要一一測量過，然後將所得的結果，來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三十年前，英國有一位蒲斯（Booth）專做這種社會測量的功夫。他花了好些金錢，才把倫敦的社會狀況調查清楚。但三十年前的調查方法，不完全的地方很多，不必說的。此後有人把他的工作繼續下去，很覺得有點進步；近來美國也仿行起來了。社會測量的方法，在中國也可以仿行。好像天津，好像唐山，都可以指定他們來做一個測量的區域。我們要明白在一區裏頭種種事體，才可以想法子去補救它。因這社會問題過於要緊，過於複雜，決不能因著一家人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全體的。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大毛病就是把調查的功夫忽略了。要是忽略調查的功夫，整天空說“婦女解放”、“財產廢除”、“教育平等”，到底有什麽用處，有什麽效果。
三、綜合。用統計學的方法，把所得的材料，綜合起來做統計書，或把它們畫在圖表上頭。統計的好處，是在指明地方和時間，教我們能夠下比較的功夫。他不但將所有的事實畫在格裏，還在底下解釋它們的關係和結果。我們打開圖表一看，就知道某兩線是常在一處的，某線常比其他的線高，某線常比其他的線低，我們將沒有關係的線，先擱在一邊，專研究那有關係的，常在一處的。到我們得著解釋的時候，那病的地方就不難知道啦。
我前次到山西去，看見學校行一種“自省”的製度。督軍每日裏派人到各學校去，監察學生自省和誦讀聖書。我覺得奇怪，就向人打聽一下，原來這製度是從前在軍營裏行的。軍營裏因為有了這自省的方法，就把花柳病減少到百分之六十。督軍看見這個結果好，就把他用到學校去。我說這事有點錯誤，因為隻靠花柳病減少的事實，就歸功在自省上頭，這樣的判斷是不準的。我們要看一看山西的教育在這幾年的進步如何，太原的生活程度是不是高了，醫術是不是進步了。這幾方麵，都應當用功夫去研究一下，看他們和軍人的行為有什麽關係，有什麽影響。要是不明白種種的關係，隻說是自省的功夫，恐怕這種判斷有些不對。而且宜於軍人的，未必宜於學生，若冒昧了，一定很危險。遺傳說食指動就有東西吃，食指動和有東西吃，本來沒有關係，因為食指動是沒有意識的。若在食指動以後，果然有東西吃，就把這兩件事聯起來做一個因果，那是不對的。我們對於原因結果的判斷，一定要用邏輯的方法，要合乎邏輯的判斷，那事實的真原因，才能夠得著。所以我們研究社會問題，要用邏輯的方法，才能夠知道病的確在什麽地方，和生病的原因在哪裏。不然，所做的功夫，不但無功，而且很危險，這是應當注意的。
二 病怎樣起？
我們把病的地方查出來以後，就要做第二步的功夫，就是要考察那病的來源。社會的病的來源，可以分做兩麵看：一方麵是縱的，一方麵是橫的；可以說一方麵是曆史的，一方麵是地理的；一方麵是時間的，一方麵是空間的。社會上各種製度不是和時間有關係，就是和空間有關係，或是對於兩方麵都有關係。所以研究社會問題，最要緊的是不要把這兩麵忽略過去。
先從空間的關係說罷。我們拿北京的娼妓來研究，就知道它和中國各處都有關係。我們要用第一步的方法，研究那些娼妓的來路，和那地方所以供給娼妓的緣故。還有本地的娼妓，多半是旗人當的。
我們對於這事，就要研究北京的旗人，她們受了什麽影響，致使一部分的人墮落。又要研究她們多半當私娼的。由男子方麵說，他們為什麽專下南方去販女人上來？為什麽不上別處去？他們為什麽要在這裏開娼寮？這些問題是空間的關係，我們都應當研究的。我再具體舉一個例來說，南妓從前多半由蘇州來，現在就從上海來，這是什麽緣故呢？我們應當考究上海和蘇州的光景怎樣變遷，上海女工底境遇如何，他們在紗廠裏做工，一天賺幾十個銅元，若是女孩子，還賺不上十個。因為這個緣故，就有些人寧願把女兒賣給人或是典給人，也不教他們到工廠裏去做工。從北京這方麵說，在旗人的社會裏，一部分的人會墮落到一個賣**的地步，也許是他們的生活狀況變遷，也許北京現有的職業不合他們做。這兩個例就是橫的、地理的、空間的關係，要把他們看清楚才好。
社會問題，在時間上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時間的關係是什麽呢？比方承嗣的納妾問題，就是一種縱的、曆史的、時間的關係。古代的貴族很重嫡子，因為基業相傳的緣故，無論如何，嫡子一派是不能斷的，大宗是不能斷的。但事實上不能個個嫡子都有後，所以要想法子把他接續下去。有人想，若是沒有宗子的時候，有了庶子，也比無後強得多，這就是納妾製度的起因。到後來貴族的階級消滅了，一般人對於後嗣的觀念仍然存在。如果沒有兒子，就得納妾，為的是不讓支脈斷絕了。所以我說為有後而納妾，是曆史的關係。知道這個，才可以研究。孔子說得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這幾句話，就是指明凡事都有一種曆史的原因。所以對於問題，不要把他的曆史的、縱的、時間的關係，忽略過去。
我再舉一個例。辦喪事的糜費，大概各位都承認是不對的。從前我住在竹竿巷的時候，在我們鄰近有一戶洗衣服的人家，也曾給我們洗衣服，所賺的錢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到他辦喪事的時候，也免不了糜費。中國人辦喪事要糜費，因為那是一種大禮。所以要從喪禮的曆史去研究，才能得著其中的真相。
原來古代的喪服製度，有好幾等。有行禮的，有不行禮的。第一等的人，可以哭好幾天，不必做什麽事；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辦理，所以他整天躺著，哀至就哭，哭到要用人扶才站起來。
所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就是說這一等的喪禮，要行這樣禮，不是皇帝諸侯就不能辦得到。次一等的呢？有好些事體都要差人去辦，所以自己要出主意，哭的時間也就少了。
起來的時候，隻用杖就可以，再不必用人去扶。所謂“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就是指著這一類說的。古代的大夫、士，都是行這樣的禮。下等的人，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去做，可以不必行禮，隻要不洗臉就夠了。所以說“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麵垢而已”。這幾等的製度，都是為古代的人而設的，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上不大夫”。就是表明古禮盡為“士”以上的人而作，小百姓不必講究。後來貴族階級打破了，這種守禮的觀念還留住，並且行到小百姓身上去。
現在中國一般人所行的喪禮，都是隨著“四民之首”的“士”。他們守禮，本來沒有“杖而能起”，“扶而後能行”的光景，為行禮就存著一個形式，走路走得很穩，還要用杖。古時的喪服，本來不縫，現在的人，隻在底下衩開一點，這都是表明從前的帝王、諸侯、大夫、士所行的真禮，一到小百姓用的時候，就變成假的。所以我們從曆史方麵去研究喪禮，就知道某禮節從前可以行，現在可以不必行；
從前行了有意思，現在就沒有意思。我們從這方麵研究，將來要改良它，就可減少許多阻力。
以上說的是第二步功夫。我們要知道病的起源，一部分是空間的關係，一部分是時間的關係，因為明白這兩種的關係，才能夠診斷那病是怎樣發生的。以下我就要說開方和用藥的方法。
三 怎樣用藥？
要是我們不知道病在什麽地方，不知道病從何而來，縱使用了好些藥，也是沒有功效的。已經知道病在那裏，已經知道病的起因，還要明白藥性和用藥的方法。我們在這裏可以舉出兩個法子來：第一是調查。我們把問題各種特別的情形調查清楚，然後想法子去補救，這是我已經說過的，現在可以不必講。第二是參考。我曾說用湯頭來治病是不對的，因為有些地方要得著參考材料，才可以規定用藥的方法。檢查溫度，試驗大小便，分析血液，這些事體要醫生才知道，若是給我做也做不來。這是什麽緣故？因為我不是醫生，沒有拿什麽大小便、血液來比較或參考過的緣故。若是我們對於一個問題，不能多得參考的材料，雖然調查得很清楚，也是無用。
我們所用參考的材料，除用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和其他的參考書以外，還要參考人家研究的結果。比方對於娼妓製度，要看人家怎樣對付，結果又是怎樣。禁酒問題，人家怎樣立法，怎樣教育，怎樣鼓吹，結果都是什麽。我不是說要用人所得的結果來做模範，因為那很容易陷到盲從的地步。我們隻要知道在同一的問題裏頭，哪一部分和人相同，哪一部分和人不同。將各部分詳細的比較，詳細的參考，然後定補救的方法。
有人從美國回來，看見人家禁酒有了成效，就想摹仿人家。孰不知美國的酒害與中國的酒害很不相同，那裏能夠把他們的法子全然應用呢！美國的酒鬼，常常在街上打人，或是在家裏打老婆；中國的醉翁，和他們是很不相同的。情形既然不同，就不能像人家用講演或登報的方法來鼓吹。譬如要去除北京的酒害，就得調查飲酒的人，看他們的酒癖和精神生計等等，有什麽關係。何以酒害對於上等人不發生關係，專在下等人中間顯露出來。我們拿這些事實來比較，又將別人所得的結果來參考，然後斷定那用藥的方法。我們能夠聚集許多參考材料，把它們畫成一張圖表，為的是容易比較，所以參考材料不怕多，越多越好比較。
四 用藥的功效
這裏所謂功效，和社會學家的說法不同。社會學家不過把用藥以後的社會現象記出來，此外可以不計較。社會改良家，一說就要自己動手去做，他所說的方法，一定要合乎實用才成。天下有許多好事，給好人弄壞了，這緣故是因為他有好良心，卻沒有好方法，所以常常僨事。社會改良家的失敗，也是由於不去研究補救方法而來。現在西洋所用的方法很多，我就將幾樣可以供我們參考的舉出來。
一、公開事業。有許多問題，一到公開的時候，那問題已是解決一大半了。公開的意思，就是把那問題的真相公布出來，教大家都能了解。社會改良家的職分，就是要把社會的秘密，社會的黑幕揭開。中國現在有許多黑幕書籍，他說是黑幕，其實裏頭一點真事也沒有，不過是一班壞人，有些枝枝節節的方法，鼓吹人去做壞事罷了。這裏所說的公開，自然不是和那黑幕書一樣。比方北京娼妓的情形，這裏的人到南方去買女子，或是用幾十塊錢去典回來；到北京以後，所有的雜費、器具、房屋都不能自己預備。做妓女的到這時候就要借錢，但一借就是四分利息，縱使個個月都賺錢，也不夠還利息的。娼妓因為經濟給這班人拿住，就不能掙脫，隻有俯首下心去幹那醜生活。久而久之，也就不覺得痛苦了。遇著這種情形，若是調查社會的人把它發表出來，教人人明白黑幕裏的勾當。以後有機會，再加上政治的權力把那黑幕除掉，那問題就完全解決了。
二、模範生活。現在有許多人主張大學移殖事業。這種事業，英文叫做Social settlement.翻出來就是“社會的殖民地”。但我以為翻做“貧民區域居留地”更好。移殖事業是怎樣的呢？比方這裏有許多大學的學生，暑假的時候，不上西山去，不到北戴河去，結幾個同誌到城市中極貧窮的區域去住，在那裏教一般的貧民念書、遊戲和作工等等日用的常識。貧民得著大學生和他們住在一塊，就漸漸地受感化，因此可以減掉許多困難的問題。我們做學生的一定要犧牲一點工夫，去做這模範生活，因為我們對於這事，不但要宣傳，而且要盡力去實行。
三、社會的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會的立法，就是用社會的權力，教政府立一種好的法度。這事我們還不配講，因為有些地方，不能由下麵做上來，還要由上麵做下去。我在唐山看見一種包工製度，一個工人的工錢本來是一元，但是工頭都包去招些七毛的；得七毛的也不做工，包給六毛的；得六毛的就去招一班人來，住在一個“烏窯”裏頭。他們的工錢，都給那得六毛的、得七毛的、得一元的工頭分散了。他們一天的生活，隻靠著五個銅子，要教他們出來組織工黨，是不成功的。歐美各國的工人，都能要求政府立法，因為好些事是他們自己的能力所辦不到的，好像身體損傷保險，生命保險，子女的保護和工作時間的規定，都是要靠社會的立法才能辦得到的。上海的女子在工廠裏做工，隻能賺九個銅子，教他們自己去要求以上那些事，自然辦不到，所以要靠著社會替他們設法。
我們由曆史方麵看，國家是一種最有用的工具，用的好就可以替社會造福。社會改良家一定要利用它，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好些事。
以上三種方法，不過是略略地舉一些例。此外還有許多方法，因為不大合我們的采用，所以我不講。
五結論我已經把研究社會問題四層的功夫講完了。總結起來，可以分做兩麵：一麵是研究的人，自己應當動手去做，不要整天住在家裏，隻會空口說白話。第二麵是要多得參考的材料。從前就是因為沒有參考材料，所以不發生問題。現在可就不然，所以我很盼望各位一麵要做研究的學者，一麵要做改良社會的實行家。
【注釋】
[1] 1920年5月15日胡適在北平社會實進會講，許地山記錄，初載1920年5月26日至29日《晨報》副刊。收入1991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胡適選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