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因：1.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麵，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
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的研究興趣了。2.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係統了。曆史書，一本有係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麵，《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的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功夫，使彼成為有係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的名詞，比“國粹”好得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後，這“國故”的名詞於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了現社會的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曆史的觀念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國故沒有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曆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他做曆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本來曆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確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來曆史的觀念，看看他究竟荒謬到了什麽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做曆史看，知他好到什麽地步，或是壞到什麽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的起點，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疑古的態度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有人說，《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有一部分是真的，餘外一部分，到了清時，才有人把它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裏邊，並沒有把假的刪去，仍舊讀它全書，這是我們應該懷疑的。至於《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剩十分之一，隻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於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後人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兩方麵好講：一、疑古書的真偽；二、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偽的地方。我們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麽要緊。我們知道，沒有哪一個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那就上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願做古人的奴隸，但是還要引旁人亦入於迷途呢！我們一方麵研究，一方麵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如中國的曆史，從盤古氏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麽呢？我們總要“打破砂鍋問［紋］到底”，究其來源怎樣。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偽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哪能信呢！我們是不得不去打破他的。
在東周以前的曆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曆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麽？四部書裏邊的經、史、子三種，大多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係統的研究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的書籍雖多，但有係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麽書籍，都宜要尋出它的脈絡，研究它的係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麽東西，就須從曆史方麵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製度，亦宜先研究其製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係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裏邊，去尋出係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得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後，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從前沒有係統的文學、哲學、政治裏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係統來的。
四、整理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麵講：
（一）形式方麵，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
（二）內容方麵，加上新的注解，折中舊有的注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的曆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為學識起見，並為諸君起見，更為諸君底兄弟姊妹起見。國故的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
【注釋】
[1] 1921年7月底在南京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暑期學校的講演稿。枕薪記錄，初載1921年8月4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收入開明書店出版的《我們怎樣讀書？》。又收入1995年12月上海遠東出版社《疑古與開新——胡適文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