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麵前的羅馬城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呢？相較於公元1527年，這座城市有一個明顯的變化：烏迪諾將軍和麾下的將士正在朝一道長垣前進。公元16世紀初，羅馬人還沒建造這道長垣。西班牙人和路德宗信徒把羅馬城洗劫一空後，羅馬人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修築成這道長垣，用來保護易受攻擊的城區西側。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此垣起自聖天使堡，環繞梵蒂岡和不堪一擊的雷歐利內城牆，行經賈尼科洛山之巔，環繞台伯河岸區，最後延伸至台伯河。以19世紀的建築標準，這道長垣已然不合時宜。這道由厚厚的土層築成的長垣上建有多個火炮堡壘，因此要比河對岸的奧勒良城牆高級不少。奧勒良城牆自亞拉裏克時代以來幾乎沒有變過。法軍的腳步漸漸逼近這道長垣，等待著他們的是一場惡戰。
這一次，城牆之內的羅馬既沒有膨脹，也沒有縮水，更沒有遷移。居住區有所擴大，非居住區相應縮小。綠化麵積至少占城市總麵積的50%。城市的麵積與16世紀初相比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城市的外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6世紀初穿越而來的遊客一定會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羅馬城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
此時的羅馬是名副其實的泉城，到處都能聽到泉水的叮咚聲。水從街頭的數百個水龍頭和幾十個大型噴泉裏噴湧而出，其中四河噴泉和特萊維噴泉（又名許願池）巧奪天工，堪稱藝術瑰寶。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民眾都能喝上幹淨的淡水。富麗堂皇的建築遍布整座城市。羅馬城諸多宮殿樓台中，最宏偉壯觀的當屬奎裏納爾宮。奎裏納爾宮坐落在奎裏納爾山上，可以俯瞰全城。博爾戈常年瘧疾肆虐，教皇不得不遷出此地，來到地勢高峻的奎裏納爾山上，奎裏納爾宮在過去的250年裏一直是教皇的官邸。奎裏納爾宮建築規模宏大，精致的花園錯落地分布於此。即使梵蒂岡宮珠玉在前，奎裏納爾宮卻並不相形見絀。此外，內外裝飾華麗的教堂鱗次櫛比，充滿巴洛克神韻，天頂要麽飾以金箔，要麽飾以宗教畫，畫中的聖徒正在天堂上看著人間。中世紀的教堂被翻新得富麗堂皇，古舊的石柱被五彩斑斕的大理石包裹起來。城中還散落著形形色色的廣場，有的精致小巧，有的舒適宜人，有的華麗莊嚴。聖彼得廣場便是其中的典範，兩側由兩組半圓形大理石柱廊環抱，更添恢宏氣勢。
從16世紀初穿越而來的遊客隻需登上羅馬城的任意一座山，回望這座城市的天際線，便會驚訝地發現曾經的尖頂建築幾乎全部變成了圓頂建築。到公元19世紀40年代，城中有大大小小70多座圓頂建築，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聖彼得大教堂。公元1527年，聖彼得大教堂隻是一棟尚未竣工的建築，直到公元1626年才正式宣告落成，比原定計劃晚了一個世紀。到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城中不乏秀美的街景，筆直的街道盡頭聳立著古埃及方尖碑（這些方尖碑並不全都是真品）。這些氣派的美景都經過精心地雕琢，其中最為上乘的，當屬人民廣場。廣場上南端有兩座對稱的教堂（這兩座教堂並不完全對稱，建造者巧妙地運用了視錯覺，才得以瞞天過海），是科爾索大街的起點，這條1000米長的大街一直通向卡比托利歐山。
飽覽過羅馬城秀美壯麗的景色之後，這位穿越而來的遊客說不定會把這一切歸功於風生水起的天主教會。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正是天主教會的積弊催生了今天的羅馬。公元16世紀50年代，特利騰大公會議把天主教引向恪守傳統和苛刻死板的道路。教皇庇護四世（公元1559—1565年在位）和庇護五世（公元1566—1572年在位）試圖複興天主教和羅馬城，從而應對早已風起雲湧的新教宗教改革運動。一再被推遲的下水道疏浚工作終於提上日程，建於古典時代的維爾吉內高架渠也得到了修繕。在過去的數個世紀裏，它的運水效率低得可憐。公元1570年，維爾吉內高架渠裏的水終於由涓涓細流變成滾滾洪流，這些水主要用來供應戰神廣場上的噴泉。羅馬人隨後又建造了多座噴泉，於是菲利斯高架渠於公元1587年重新投入使用。台伯河對岸的達馬斯安那高架渠得到修繕。不久後，也就是公元1612年，帕奧拉高架渠重新投入使用，為台伯河岸區和博爾戈運來了大量淡水。羅馬人不必再飲用台伯河的水，但是一部分羅馬人似乎對台伯河的水念念不忘，繼續從台伯河裏打水喝。
地表的建築也實現了升級改造。米開朗琪羅負責卡比托利歐山上建築群的重建工作，聳立在不規則四邊形廣場的元老宮、保守宮和新宮都是他的手筆。公元17世紀，兩位建築巨匠加速了這一進程：弗朗切斯科·博羅米尼（公元1599—1667年）和喬凡尼·洛倫佐·貝尼尼（公元1598年12月7日—1680年11月28日）。聖依華堂的螺旋形尖頂和四噴泉聖卡羅教堂的穹頂是博羅米尼的作品。他的對手貝尼尼還是一位多產的藝術家，人魚海神噴泉、納沃納廣場上的四河噴泉和聖彼得大教堂穹頂之下的青銅華蓋都是貝尼尼的作品。
羅馬的實質性改觀與天主教會栽的一個大跟頭有著脫不開的幹係。這位穿越而來的遊客一定想不到，城中很多新景觀都是由教皇亞曆山大七世（公元1655年4月7日—1667年5月22日在位）興建的。在當選為教皇之前，亞曆山大七世是樞機主教法比奧·基吉。他曾作為談判代表參加在明斯特舉行的和平談判，成功結束了30年戰爭（公元1618—1648年歐洲爆發的大規模國際戰爭）。最終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首次承認新教的合法地位。新教宗教改革運動曾令天主教失去大部分教區居民，是天主教最大的“攔路虎”，如今已取得了合法地位。麵對這樣的結果，基吉痛心疾首，立誌重振天主教會聲威。在他登基之初，瑞典女王克裏斯蒂娜（公元1626年12月18日—1689年4月19日在世，公元1632年11月6日—1654年6月6日在位）宣布放棄王位，改信天主教，並來到羅馬。為了吸引更多貴族顯要改信天主教，亞曆山大七世試圖恢複羅馬城往日的榮光，從而使它成為展示天主教的窗口。
在教皇亞曆山大七世的治下，城中著名的曆史遺跡都煥然一新。萬神殿裏的幾根柱子曾在中世紀的暴亂中被毀，如今被重新修複。為了凸顯萬神殿的氣派，圓形廣場被重新規劃設計。他修整了街道和廣場，迫使房主修建統一的房屋立麵；修複了舊教堂，興建了新教堂；創造了新的街景，重構了已有的街景，比如人民廣場上的雙子教堂襯托著科爾索大街；重建了包括羅馬學院廣場、威尼斯廣場和位於台伯河岸區的瑪利亞廣場在內的諸多廣場。羅馬幾個受歡迎的景點的落成都離不開他的功勞，例如彌涅爾瓦廣場上的雕塑《象和方尖碑》。這尊雕塑就是他委托貝尼尼雕刻的。此外，他還委托貝尼尼操刀設計了聖彼得廣場上的半圓形大理石柱廊。
就連非居住區也實現了升級改造。公元1527年，這裏是一片鄉野，極目遠眺，盡是莽莽的牧場和蔥鬱的葡萄園，間或有幾處教堂和農舍。到公元19世紀40年代，這裏已經成為富人的天下，所到之處皆是他們的鄉村度假別墅，周邊環繞著景觀綠地。博爾蓋塞別墅公園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園內有一個湖泊。多裏亞·潘菲利別墅公園位於羅馬古城牆之外，距離梵蒂岡外新建的防禦工事不遠，烏迪諾將軍就是從此處進羅馬城的。這座公園內有兩個湖泊，每個湖泊上都掛著一簾小小的瀑布。
教皇亞曆山大七世若泉下有知，將來發生的事情一定會令他大失所望。改造升級後的羅馬城並沒有吸引更多貴族顯要改信天主教，歐洲北部依舊頑固地信仰新教。然而，麵貌一新的羅馬城意外地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心中的旅遊勝地，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就不得不提羅馬的另一個重大變化。在公元19世紀40年代，城中擠滿了一類新遊客，這批人與朝聖者（當然，城中也不乏朝聖者）不同，他們是實實在在的遊客。“大旅行”時代已然到來。
這股熱潮已經流行過一段時間。我們在上一章中曾提到，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可謂首批來羅馬人文旅遊的遊客，後來，更多此類的遊客接踵而至。在歐洲北部的富人群體中，“大旅行”越來越受到青睞。在他們看來，“大旅行”可以為自己的學業畫上圓滿的句號。當然，這期間也出現過一些小插曲，比如教皇庇護五世絕罰伊麗莎白一世（英格蘭及愛爾蘭女王，公元1558年11月17日—1603年3月24日在位）和法國革命軍入侵意大利。拿破侖撤出羅馬後，熱衷於“大旅行”的遊客蜂擁至南方，拜倫勳爵（公元1788—1824年，英國19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大為光火。他抱怨說，歐洲大陸“都被英格蘭人玷汙了，他們可真是一幫冒著傻氣的呆子。打著哈欠，四處招搖，心比天高，奈何命比紙薄。這幫呆子趕快卷鋪蓋回家吧，好把法國和意大利還給腦袋靈光的人”。[5]
他們是不會輕易卷鋪蓋回家的。公元1846年，羅馬的遊客人數多達30萬，是羅馬人口的兩倍。朝聖者通常隻會在羅馬待一到兩個星期，“大旅行”遊客則通常從當年10月待到來年春天，這段時間城中恰好沒有瘧疾。“大旅行”遊客可謂羅馬街頭最惹眼的異域元素。他們有的是為感受當地的文化風情，有的是為沐浴南歐的豔陽，有的則是為了省錢。什魯斯伯裏伯爵曾誇口說，在羅馬避暑每年可以省下2000英鎊。他肯定沒有考慮到夏季是瘧疾的高發時節。羅馬成了這些遊客的第二個家，除了遊山玩水、訪客交友、作畫寫文，他們還不忘讓畫家為自己畫一幅肖像畫，這些畫家基本都來自歐洲北部，跟他們是老鄉。
羅馬對作家似乎有著別樣的吸引力。查爾斯·狄更斯（公元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喬治·戈登·拜倫、約翰·拉斯金（公元1819—1900年）、愛德華·利爾（公元1812—1888年）、華盛頓·歐文（公元1783年4月3日—1859年11月28日）、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公元1789—1851年9月14日）、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公元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納撒尼爾·霍桑（公元1804—1864年）都曾在這裏生活。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公元1810年9月29日—1865年11月12日）曾聲稱，在羅馬的時光是“我們人生的巔峰。女孩子們的人生會有更多幸福的可能，而我的人生就這樣了”。[6]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公元1819—1895年）是美國著名雕刻家、藝術評論家和詩人，一生絕大部分時間是在羅馬度過的。英國詩人約翰·濟慈（公元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隻在羅馬待過幾個月，卻因為病逝於此而成了名義上的羅馬人。他不是個例。在公元1849年，塞斯提伍斯金字塔正下方的非天主教教徒公墓裏埋著眾多外國名人的屍骨，這些人要麽死於疾病，例如傷寒、肺結核和瘧疾，要麽死於騎馬事故。
所幸“大旅行”的遊客們性命無虞，他們在遊樂之餘還會做一些嚴肅的事。除了古典時代的文物古跡、宮宇樓台和教堂不可辜負，繪畫也不能錯過，尤其不能錯過比阿特麗絲·森西（公元1577—1599年）的雕像。比阿特麗絲的父親無惡不作，甚至虐待欺辱她，她忍無可忍，聯合兄弟將其殺死，她本人也因弑父而被斬首，觀者無不為她的悲慘命運感到惋惜。介紹羅馬的旅行指南圖書多如牛毛，約翰·莫裏所著的《羅馬指南》於公元1843年首次出版，一經麵市，便受到廣大英語讀者的追捧，以至於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曾這樣評價道：“英格蘭人人手一本莫裏的《羅馬指南》和拜倫的詩集，一邊按圖索驥，一邊觸景感懷。”[7]
莫裏詳細記述了名勝古跡，食住遊覽，以及如何避免被敲竹杠。他的大部分建議是圍繞西班牙廣場展開的。西班牙廣場是一處相對較新的街區，廣場上的西班牙台階和特萊維噴泉建於18世紀，房屋之間的距離也比其他街區大一些，街道筆直寬闊，容得下馬車通過。到了公元19世紀40年代，西班牙廣場已成為外國人，尤其是英格蘭人的聚居區，以至於羅馬人把此地稱為“英格蘭人聚居區”。為顧及教皇的情緒，英國聖公會教堂隻能建在城外。除此之外，英格蘭遊客需要的所有服務都能在西班牙廣場上找到，而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通常也是英格蘭人。廣場上有專門麵向英格蘭人的馬房、閱讀室、流動圖書館和俱樂部。莫裏對英國商人十分推崇，“他們誠信守時、童叟無欺，比當地人更值得信賴”，他們不會“為了爭取回頭客，就私下賄賂客人的仆從”。[8]男裝裁縫、酒販、麵包師、帽匠、鞋匠、鞍匠、女裝裁縫、理發師、書販和菜販等商販群體中，都有英格蘭人的身影。西班牙廣場的台階上，時常有英格蘭人和僑居羅馬的其他外國人漫步於此。多裏亞·潘菲利別墅公園裏，英格蘭人成群結隊地在花園裏打著板球。為了去城外狩獵，英格蘭人甚至集資豢養了一群獵狗。
旅遊業的繁榮催生出一大批紀念品商店。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對這些商店並無好感，他抱怨說，“圖畫被反複臨摹，雕像被反複仿造，它們背後的故事被反複講解，沒有絲毫新意，全都千篇一律”，從《垂死的角鬥士》到《比阿特麗絲·森西》都難逃這樣的命運，“比阿特麗絲·森西的白色頭巾和發紅的眼睛不會輕易放過任何一位遊客”。[9]繁榮的旅遊業還吸引來大量遊客，尤其在聖周（複活節前的一周）期間，旅店爆滿，馬車的出租費翻了兩至三倍。狄更斯曾親眼見過教皇在西斯廷禮拜堂和保祿小堂內主持聖餐禮。他發現，在觀看這一沉悶的天主教儀式的人群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來自英格蘭的新教徒。
我們都欠“大旅行”遊客一句感謝。他們寫的遊記把羅馬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詳細程度遠超之前任何一個時代。無論是在公元19世紀40年代，還是在今天，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羅馬。不少人棄之如敝屣。納撒尼爾·霍桑對羅馬的種種抱怨不止，“餿掉的麵包……高昂的物價、貧窮的生活、乞丐、扒手、古代神廟基座上的汙物”以及“衣衫襤褸的人嘴裏叼著的劣質雪茄”。[10]青年時代的約翰·拉斯金時而棄之如敝屣，時而珍之如美玉。他對古時候的羅馬嗤之以鼻，認為這一時期的羅馬“……是個烏煙瘴氣的鬼地方，真是不招人喜歡”，但是他對羅馬的風物情有獨鍾並宣稱，“隻要做個有心人，就會發現街道的每個角落都綻放著絕對的美感。”隨後，他再次指摘羅馬，稱羅馬是“人間最陰森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人個個兒都像吸血鬼，地麵透著寒氣，教堂裏堆滿累累白骨，空氣中彌漫著令人窒息的味道，水汙濁不堪，太陽異常毒辣，房屋的灰泥顯示著凶兆，仿佛《聖經·利未記》中記載的所有災病都在房屋中發散”。[11]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珍之如美玉。即使羅馬臭氣熏天，也絲毫不影響他對這座城市的熱愛之情，“羅馬稱不上纖塵不染，但畢竟是羅馬。對於長期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來說，這裏的每一粒塵埃都有其獨特的魅力，那些以整潔著稱的城市隻能望塵莫及”。[12]
流逝的時間和昔日的榮光交相掩映，“大旅行”遊客對這種時空交錯感分外著迷。大部分堪稱偉績的古代建築已化為烏有，他們似乎很難再感受到羅馬昔日的榮光。那位從公元1527年穿越而來的遊客看到城中的古跡大批量消失，定會痛心疾首。古建築上的石頭被挪作他用，古建築上的大理石則被加工成灰泥。新聖彼得大教堂是造成這些古跡消失的罪魁禍首，羅馬鬥獸場坍塌的石料構成了新聖彼得大教堂的主體，沒有坍塌的那部分顯得更加鶴立雞群。拿破侖一世時期，拿破侖將羅馬定為法蘭西帝國的第二首都（未能如願），統治著羅馬的帝國官員為定都事宜做足了準備工作，派人清理了古羅馬廣場上積攢了幾個世紀的汙物，拆除了萬神殿周邊的建築和攤位。
城中的古跡是比以往少了些，城外卻比以往多了更多可能性。伊特魯裏亞城邦和墓地成為熱衷於獵奇探險的“大旅行”遊客的新目標。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伊特魯裏亞城邦和墓地令歐洲北部的人如癡如醉，以至於英格蘭的貴族紛紛在自家的鄉村度假別墅裏建造具有伊特魯裏亞風格的房間，喬賽亞·韋奇伍德（公元1730年7月12日—1795年1月3日）推出的伊特魯裏亞風格的陶製品（實際上大部分陶製品都是希臘風格的）受到人們的廣泛推崇。公元1769年，韋奇伍德幹脆將新工廠命名為伊特魯裏亞。在這股風潮的引領下，一項令人矚目的發現浮出水麵。公元1839年，伊麗莎白·格雷來到羅馬北部一座廢棄的古城，她發現這座古城的城牆正在被逐漸蠶食，“當地農民為了建羊圈、玉米地圍牆和圓錐形棚屋，隨意從古城裏搬石頭，甚至不惜毀掉城牆和建築的遺跡以及挖出古時候的交通要道……”[13]這座正在消失的古城正是羅馬古代的宿敵維愛。作為羅馬的第一個手下敗將，維愛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大旅行”遊客對羅馬的文化景點讚不絕口，卻對羅馬的生活抱怨連連。相較於公元1527年的羅馬，公元19世紀的羅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相較於同時代的其他歐洲城市，羅馬就顯得有些因循守舊了。這種因循守舊的做派甚至會弄得人一頭霧水。過時的官僚體製和郵政總局令遊客大為不快。遊客取信件都要去郵政總局，但郵政總局總是毫無緣由地停業，讓人摸不著頭腦。天主教節日多如牛毛，咖啡館和餐館在節日期間隻供應清淡的食物。咖啡館和餐館有時會對新教徒網開一麵，但是他們仍然牢騷滿腹。羅馬的時鍾也讓他們雲裏霧裏，表盤上隻有數字1到6和一根時針，沒有分針，時針一天轉四圈。羅馬的計時係統更讓他們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聖母頌》在日落後半小時響起，這標誌著一天的開始。當然，確切時間由官方決定，教廷每隔幾周就會在教會曆書《羅馬日曆》上公布時間調整通知。
“大旅行”遊客中的新教徒還時常抱怨天主教的一些奇怪習俗。在他們看來，這些習俗都帶有迷信色彩。在查理五世的德意誌雇傭軍的鐵蹄下，不少習俗已失傳，但是也有不少習俗頑強地流傳下來。朗基奴斯槍的殘片、聖安德魯的頭骨和維洛尼卡耶穌聖容布畫平時都珍藏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庫房裏，隻有在特殊的節日裏才會拿出來供遊人觀瞻。值得一提的是，朗基奴斯槍是一支曾經刺穿耶穌側腹的槍。至於那幅維洛尼卡耶穌聖容布畫，在1527年的戰亂中流散，有人說被燒了，也有人說在一家小酒館裏被賣了。後來，繈褓耶穌像橫空出世，令其餘三者黯然失色。這是一尊木質雕像，雕像身披綢緞，飾以金線飾帶和珍稀珠寶，收藏於天壇聖母堂。相傳，這尊雕像可以治愈疾病，醫生看診時，人們會把它放在病人的身旁。好在這些醫生真有治病救人的本領，病人們真該感到慶幸。每當雕像“坐在”馬車裏穿過大街，街上的男人都要單膝跪地，並在胸前畫十字，女人則要用頭巾蓋住自己的頭。狄更斯曾這樣描述這尊雕像：“（它）就是個小木偶，長得活像拇指將軍湯姆，就是那個美國侏儒。”[14]
羅馬的住宿問題是最令“大旅行”遊客頭疼的一件事。初來乍到的他們通常先在旅館裏住上一兩天，隨後再搬到寬敞又便宜的公寓樓裏。可是，像羅馬人一樣生活並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喬治·黑德爵士將髒兮兮的樓梯、錯位的門、劣質的鎖和透風的窗戶一一記載下來，並指出很多房子“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在羅馬以外的地方，沒人會住這種房子”。[15]這些房子有專門為抵擋夏日的酷暑而設計的係統，但是對秋冬時節住在羅馬的“大旅行”遊客來說，這種係統沒有任何助益。納撒尼爾·霍桑坐在冒著煙的火爐邊取暖，爐火總是不旺，衣服加了一層又一層，他這輩子第一次穿這麽多衣服過冬。此外，無論多好的出租屋，裏麵都有跳蚤。
羅馬的噪聲問題也著實令“大旅行”遊客頭疼。公寓樓的天花板根本沒有隔音功能，再加上公寓樓有多個入口，就像是迷宮一般。這樣一來，“樓下的租戶隻能瞪著眼睛聽著樓上的租戶蹦蹦跳跳，直到這位租戶在幾個周或幾個月後搬走才消停”，因為樓下的租戶根本找不到樓上租戶的門，所以無法當麵要求他消停點兒。“銅質容器通過圓環吊在一根鐵絲上，鐵絲是斜的，地麵上的人把水裝進銅質容器，通過鐵絲拉進樓上的窗戶，樓上的人再順著鐵絲把銅質容器滑到地麵上，取水過程中產生的噪聲非常大”，這種向樓上運水的裝置在羅馬比比皆是，令“大旅行”遊客不勝其煩。這種銅質容器精致小巧，所以住戶往往需要多次取水。每個廣場上都有六七根這樣的鐵絲，“取水過程中產生的噪聲不絕於耳，水濺得到處都是，叫人不知如何是好”。[16]
羅馬的空氣問題也時刻困擾著“大旅行”遊客。有一種匾額在城中俯拾皆是，匾額上都寫著禁止亂倒垃圾，否則絕不姑息的標語。然而，羅馬人對此視而不見，把垃圾扔得到處都是。垃圾腐爛後，散發出難聞的味道。羅馬的空氣難聞是所有“大旅行”遊客的共識。至於哪座城市的空氣最難聞，他們則各抒己見。奧古斯特·馮·科策布的答案是那不勒斯，詹姆斯·約翰遜的答案是裏斯本，而約翰·拉斯金的答案則是愛丁堡。摩根夫人宣稱羅馬的一切都無關完美。在她看來，通往聖彼得大教堂的街是羅馬最肮髒的地方。她傲慢地斷言：“歐洲最肮髒的城市是羅馬，羅馬最肮髒的街道是通往聖彼得大教堂的街道。”[17]霍桑還不忘好心地提醒去古羅馬廣場的人“注意腳下的路，以免踩到髒東西”。[18]
肮髒不是羅馬街道唯一的缺點。大部分街道都沒有鋪設石磚，所以一些街道的路麵上有不少橢圓形的大洞口，下麵就是排水溝。一個不小心，隨身攜帶的金銀細軟就會順著洞口掉到排水溝裏去。丟失財物的人不必驚慌，喬治·黑德爵士曾詳述補救之法：“一些精瘦的小骨架男孩苦練鑽洞術，能自如地進出這些洞口，找他們幫忙打撈失物易如反掌。”[19]酷暑時節，下水道成為貓群的避難所，小家夥們時常湊到洞口處探頭探腦。
最要命的是，到了晚上，街上一片漆黑，行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堪憂。這一切，都是拜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所賜，他本人對煤氣燈深惡痛絕，街道上連一盞煤氣燈都沒有。劫匪的慣用伎倆是佯裝沒帶火柴，請求路人幫忙點雪茄，趁著路人熱情地幫他點雪茄的空當，用匕首抵住對方的胸膛。奧多·拉塞爾（公元1870年5月3日—1951年12月23日，英國外交官）是英國派往梵蒂岡的非正式代表（教皇不可能接受新教國家的正式代表），他的羅馬仆人曾給他忠告：“萬一我被劫匪劫持，我不但不會掙紮，還會把身上的財物全都給他，因為他向我保證明天就能把我的錢從警察那裏要回來。劫匪曾警告我，要是我抵死反抗，就別怪他的刀子不長眼，殺了人就跑。”[20]
在外國遊客看來，羅馬民風彪悍，但是無關宏旨。那位從公元1527年穿越而來的遊客眼睜睜地看著羅馬淪為世界上無足輕重的城市，定會心如刀割。公元16世紀初，羅馬不僅是歐洲的宗教中心，而且是一個二流軍事強國的首都，羅馬在歐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市，風光旖旎，但是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自布倫努斯的高盧勁旅攻破羅馬城以後，真的很難想象羅馬城會再次淪為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整個世界都在扶搖直上，卻把羅馬遠遠甩在後麵。羅馬的人口數從1520年的約8萬人增長到1849年的15萬人，增長不到兩倍。然而，同一階段倫敦的人口數猛增40餘倍，1849年的倫敦是一座擁有超2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羅馬沒有建成一座地標建築。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裏，羅馬故步自封。這一點，可以從好些地方看出端倪，例如水磨依舊停在台伯島的岸邊。羅馬在藝術方麵也裹足不前。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羅馬隻能吸引來二流的畫家，他們靠給“大旅行”遊客畫肖像畫來維持生計。19世紀的米開朗琪羅在法蘭西、在西班牙、在德意誌、在英格蘭，卻唯獨不在羅馬。
與三個世紀前相比，19世紀前半葉的羅馬經濟也陷入停滯。就在同一時期，工業革命在歐洲北方的各個城市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讓·夏爾·德·西斯蒙第（公元1773—1842年）直接給羅馬的生產力水平判了死刑，他說：“在羅馬，除了畫家、旅館經營者、馬車夫和雜貨店掌櫃衣食無憂，其他人都一貧如洗。除了乞討業，所有的項目和行業都因資金短缺陷入了癱瘓。”[21]
羅馬貴族也跟羅馬城一樣，處在江河日下的境地。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城中像潘菲利家族那樣坐擁大片地產、別墅、宮殿和藝術收藏品的豪門不過十幾家而已，他們在歐洲北部的富人麵前也毫不露怯。然而，其餘的羅馬貴族早已名存實亡，空有一個頭銜，住在一棟勉強與身份相稱的房子裏。為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將手上的一兩處公寓租給“大旅行”遊客。約翰·莫裏曾提醒讀者：“就算房東再有排場也千萬別忘記跟他簽租房合同。”[22]
絕大多數貴族的日子大不如前，但是他們的家庭生活卻比從前的貴族溫馨得多。從前的意大利貴族都生活在人口眾多的大家庭裏，這種家庭又被稱為擴展家庭。自公元18世紀末開始，出身貴族的新婚夫婦開始效仿資產階級，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比從前緊密得多，貴族母親不再把孩子交給乳母撫養，而是凡事親力親為。此外，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也比從前和諧得多。意大利人的家庭生活可謂一枝獨秀。至少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那位從公元1527年穿越而來的遊客興許會覺得這一時期的飲食美味不足，清淡有餘），羅馬貴族的飲食要比從前好得多。自公元17世紀開始，來自東方的調味品失去了歐洲富人的青睞，部分原因是這些調味品的價格變得親民，已經無法彰顯他們的尊貴身份。酸酸甜甜的醬不再被人們追捧，糖曾經是羅馬人的萬能調味料，如今也被降格為甜點。公元19世紀40年代，佐以白醬的豆子、洋薊、西藍花、意大利麵、土豆、魚和小牛肉等清淡可口的當地菜肴受到了羅馬富人的追捧。佐以番茄醬的意大利麵和肉也深受他們的喜愛。現代人所熟知的羅馬菜終於在此時登上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