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此類的羅馬菜同樣受到羅馬窮人的追捧，這一點毋庸置疑，隻不過窮人隻能把番茄醬淋在低品質的肉上。中上品質的肉隻有富人能吃得起，窮人隻能吃得起百葉和肝等動物雜碎，不少經典羅馬菜就是在這些不值錢的雜碎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羅馬窮人的日子並沒有比從前好過多少，大部分窮人靠打零工或街頭賣藝維持生活。公元19世紀，意大利的私生子數量劇增，使用羅塔的意大利人數量達到頂峰。值得一提的是，羅塔是安裝在孤兒院牆上的圓柱形裝置，母親們可以通過這個裝置把孩子匿名送進孤兒院。棄嬰數量連年暴增，乳母卻十分緊缺。可以想見，等待棄嬰們的將是何其悲慘的命運。意大利棄嬰醫院在19世紀的嬰兒死亡率遠高於中世紀。
“大旅行”遊客是一群成日遊山玩水、吊古尋幽的富貴閑人，根本沒有心思關心羅馬窮人的生活，唯獨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是個例外。古典時代，最窮的羅馬人蝸居在公寓樓頂層，但是此時公寓樓底層成了他們的棲身之所，他們不得不終日忍受著街上傳來的噪聲和臭氣。斯托裏發現窮人們喜歡蹲在小煤爐旁取暖，煤爐是陶製的，房間由劣質的磚塊堆砌而成，四麵牆上滿是灰塵汙垢，破舊不堪的家具搖搖欲墜，“屋內連個底部裝有洋蔥形小燈的俗豔聖母像都沒有，真是太簡陋了”。[23]
羅馬經濟不景氣，對移民的吸引力下降。教皇國農村地區的經濟前景更為暗淡，所以羅馬對這些地區的農民依舊有著不小的吸引力。隨著移民的減少，性別比也隨之縮小，生活在城中的男性移民比從前更容易娶到妻子。公元1600年，羅馬的男女性別比是3:2。到了公元19世紀40年代，這一比例縮小到了原先的二十分之一。要不了多久，那些來羅馬謀生的鄉下人便會融入當地的環境，變得和當地人一樣，以至於“大旅行”遊客常常分不清誰才是土生土長的羅馬人，於是幹脆把他們都說成是古羅馬人的直係後裔。事實並非如此。在過去的1800年裏，整個地中海地區的移民紛紛湧入羅馬。很多“大旅行”遊客聲稱自己看到過長得像古典時代雕像的羅馬人。台伯河岸區的居民有一種賞心悅目的自然美，令“大旅行”遊客如癡如醉。斯托裏這樣描述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把短褂子搭在一邊肩上。女人們身著粗糙的羊毛長袍，站在門口處，透過陽台上的窗戶向外張望，頭上沒有任何飾品，黑發在燈光下泛著光澤。”[24]
在“大旅行”遊客眼中，羅馬窮人間的暴力也體現著古人遺風。鬥毆如家常便飯，多數是因為女人和榮譽，少數時候是為了一點芝麻大的小事。例如，公元1866年發生了一起鬥毆事件，有人通過窗戶從樓上拋下一枚硬幣，打賞一位正在街頭賣藝的樂師，一個圍觀的路人卻順勢將這枚硬幣踩在腳下。樂師氣得破口大罵，企圖用蠻力挪開那個人的腳，卻被另一個圍觀的路人拿刀刺傷了脖子。諸如此類的事件為“大旅行”遊客所喜聞樂見，因為在他們眼裏，這是提圖斯·李維筆下羅馬共和國英雄戰鬥精神的延續。然而，這些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與氣吞山河的英雄遺風沒有絲毫關係。窮人們是被環境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而非天性如此。他們對羅馬教廷失去了信心，隻能靠自己的雙手爭取正義。凶手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人群中，親朋好友和鄰居會不約而同地包庇他，所以落網的凶手寥寥無幾。
不過話說回來，教廷當局不太關心這類犯罪。相較之下，他們更加關心通奸罪。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社會風氣遠沒有公元16世紀初開化，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羅馬有一套嚴格的道德審查製度。這套製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特利騰大公會議，但是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後，保守派教皇登基，羅馬教廷才將這套製度徹底貫徹落實。在這一時期，裝飾華麗的耶穌像、聖母像和飛翔天使像遍布羅馬的街角，以至於羅馬的方言詩人朱塞佩·焦阿基諾·貝利這樣寫道：“SPQR是‘Solo Preti Qui Regnano, e Ssilenzio’（司鐸(1)在這片土地上說一不二，人們隻能選擇沉默）的首字母縮寫。”
在教皇利奧十二世（公元1823—1829年在位）的治下，保守思想發展到頂峰。利奧十二世恢複錘刑，這是一種古老的刑罰，行刑過程極為殘忍，劊子手用特製的大錘敲擊死刑犯的頭部，再用利刃將他的喉嚨割斷。他還下令禁止接種疫苗，理由是疫苗會造成人獸雜交，後果不堪設想。此外，他還下令關閉酒館，除正餐外禁止飲酒和打撲克、喝咖啡、跳華爾茲。公元1825年是大赦年（前來朝聖的人寥寥無幾，羅馬人覺得很掃興），利奧十二世下令每天舉行宗教遊行，隻允許演奏聖樂。通奸犯是利奧十二世的眼中釘、肉中刺，所以他命令瑞士衛隊走上街頭，搜羅身著緊身衣的妖冶女子。有時他幹脆脫去教皇法衣，穿上便裝，親自走上街頭搜羅穿著不符合要求的女子。
這樣一來，羅馬人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影響。眾所周知，自公元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這段時間，羅馬人的性觀念極為開放，至少對富人來說是如此。法國的馬爾蒙元帥（公元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日）曾在公元1790年去過羅馬，他這樣寫道：“羅馬女人的性開放程度匪夷所思，丈夫不僅默認妻子出軌，還興致勃勃地品評妻子的情人，絲毫不覺得尷尬。”[25]婚外情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白天妻子隻管跟情人花前月下，但不要忘記晚上與丈夫舉案齊眉。據說，丈夫們也樂得清閑，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也可以在白天跟自己的情人耳鬢廝磨。
教皇利奧十二世登基後，這樣的快活日子一去不複返了。羅馬的性工作者也感覺日子越來越難過。出入教皇宮殿的羅馬藝伎和複活節期間衝人群扔香水蛋的妓女都已成為曆史。公元18世紀，羅馬教廷出台了大量政策限製娼妓業的發展；公元19世紀，教皇庇護九世認為賣**是罪過，是不法行為，下令全麵取締娼妓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娼妓從此銷聲匿跡。庇護九世統治中期，法軍的首席醫療官雅可博士這樣寫道：娼妓麵臨監禁、罰款、嚴刑拷打以及各種形式的騷擾，但是羅馬依舊是“歐洲最有名的賣**基地。羅馬妓女公然攬客，街頭、漆黑的角落裏、妓院裏、廢棄的門廊下，以及偏僻的大道上，都有她們的身影”。[26]
在這一時期，教廷當局更關心形跡可疑的市民有沒有犯**戒，而不是娼妓是否仍在招攬生意。神父、憲兵和教皇密探每晚都在街上巡邏，密切關注著形跡可疑的人，防止他們做出出格的舉動。神父繪製了各個教區的犯罪地圖，定期向上級機構匯報工作。以下是一則寫於公元1823年5月23日的報告：
晚上，我親自去了瑪麗亞·格特魯德·阿米紮尼的家，去察看她有沒有嚴格遵守戒令，獨自一人待在家中。她反鎖了門，正在跟一個年輕的男人共進晚餐。我再次警告她，她試圖找各種理由搪塞過去，但是她慌張的表情已經出賣了她。[27]
教會尤其關注非法同居者，“他們往往像合法夫妻一樣住在一起。”[28]神父的文書工作不允許有疏漏，教廷當局要求神父“對來路不明的人多加留意，如果對方是外國人，則要出示證明婚姻狀態的證件……”關於鬥毆的人都有誰，教廷當局還蒙在鼓裏，卻對通奸者和妓女的行動洞若觀火，因為有大把人願意配合當局揪出他們。羅馬人熱衷於秘密地監視鄰居，妻子們樂此不疲地告發妓女和當地所有可能引誘自己丈夫的妖嬈女人。非法同居危險重重，但是仍有不少羅馬人無視法律，婚外同居。有的是因為沒錢結婚，有的是因為沒有合法證件，有的隻是單純不想結婚，有的則是因為對教會心懷不滿。作為教區神父的主要追蹤目標，非法同居者為了瞞天過海，像已婚夫婦一樣一起進餐，一起出門散步，可謂費盡心機。可是隻要有神父敲門，他們就忙不迭地搬家。
教會近乎癡狂地抓捕非法同居者，甚至波及了外國遊客，不過外國遊客大都懂得入鄉隨俗，所以被牽連其中的外國遊客並不多。一位來自英格蘭的年輕未婚女性丟下陪護自己的年長女伴，獨自在科爾索大街上租了一間公寓，一個羅馬男人經常來這裏看她，因此英國在梵蒂岡的非正式代表奧多·拉塞爾不得不出麵與她交涉。拉塞爾決定把她交給教廷當局，一支教皇憲兵隊衝進了她的公寓，她嚇得驚慌失措，連忙逃回年長女伴的住處。教廷當局通常不會為難外國遊客。此外，教皇國司法製度的怪異之處在於教廷當局也不會為難羅馬人，這跟其他國家的司法製度所遵循的原則大相徑庭。教皇國司法製度更注重認罪和寬恕，而非單純的懲罰。未婚同居的情侶一旦被抓，教廷當局一般不會對他們用刑，而是強迫他們立即完婚，因此他們的結婚地點通常是監獄。已婚夫婦跟各自情人同居一旦被抓，所麵臨的局麵要複雜一些，但是教廷當局也不會苛待他們。教廷當局通常會對他們略施小懲，要求他們懺悔認罪，並警告他們不要再跟彼此說一句話，違者將麵臨監禁處罰。
就連死囚也會獲得寬待。喬瓦尼·布加迪從公元1796年開始擔任教皇國的劊子手，直到85歲退休。死囚被布加迪處死的前夜，聖喬瓦尼·德克拉特教堂的兄弟會會派遣兩位教友拿著聖母像和耶穌受難像前去寬慰他，試圖讓他振作起來。翌日清晨，死囚便會被帶到希臘聖母堂附近的斷頭台，斷頭台傍河而建，是當年法國革命軍的手筆。行刑之前，另一幫教友會來寬慰死囚。直到死囚懺悔完，劊子手才能行刑，所以最終的行刑時間通常比預定的行刑時間晚幾個小時。運氣好的死囚甚至能死裏逃生，要麽在監獄中度過一生，要麽被調去在教皇的帆船上劃槳。這些死裏逃生的死囚犯最終的歸宿便是在城中的某一座公園裏當個忙碌的園丁。喬治·黑德爵士曾在平喬山上看到一位衛兵看押著一群死囚，他們悠然自得的神態令他驚訝不已，不由得感歎道：“要問教皇國最無憂無慮、最生龍活虎的臣民是誰，非這些劃槳的死囚莫屬。”那位衛兵“跟他們有說有笑，相談甚歡”。[29]
在其他地方受盡冷眼的人，在羅馬能獲得寬待。在羅馬，沿街乞討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所以乞討者眾，競爭頗為激烈，但是他們的日子卻比倫敦和巴黎的同行過得舒適。教會將周濟貧弱的古老傳統承襲了下來，修道院會為城裏的乞丐發放食物。要是病了，也不會被城中的醫院拒之門外，所以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城中到處都是乞丐了，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用生動的筆觸描繪了乞丐們的百態：“他們揮舞著殘臂斷肢和不堪入目的假肢，用猩紅的眼睛惡狠狠地瞪著你。”但是當他們麵對30歲以上的外國女遊客時，便會收起凶狠的眼神，諂媚地稱她們是“秀外慧中的姑娘”。乞丐們最愛向外國遊客乞討，一邊追著他們跑，一邊反複喊著：“爺，您就行行好，可憐可憐我，給點錢吧。”在斯托裏看來，“留一頭黑發，蓄著濃密的胡須，在街上抽煙……乞丐圍上來時，舉起右手食指指著他們”[30]是唯一能夠甩掉他們的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喬裝打扮成意大利人。不過，他補充說：“施舍乞丐的時候，意大利人要比遊客大方得多。”
“大旅行”遊客對羅馬的乞丐又愛又恨。這幫乞丐有著討不到錢誓不罷休之勢。“大旅行”遊客去距離羅馬城幾千米的集市上閑逛，逛著逛著猛然發現幾個麵熟的乞丐埋伏在附近。一位來自英格蘭的女遊客為躲避羅馬城中肆虐的瘧疾，不得已搬去托斯卡納，卻發現有個乞丐一路跟她來到盧卡(2)。此人就是羅馬城名頭最響的乞丐，人稱貝波大王，曾多次出現在與羅馬城中相關的記載中。他雖然雙腿殘疾，但是體格強壯，平時靠一個木製的盤形裝置出行，有時也騎在驢背上乞討。在沒有外人的幫助下，他自己就可以靠著一根繩子爬上驢背。他幽默風趣，風度翩翩，像皇帝一樣統治著全羅馬的乞丐。據說，他富得流油，乞丐都找他借錢。教會並不總是對乞丐如此優容。公元17世紀晚期，小冰河期達到巔峰，莊稼收成不好，教會不堪重負，無奈之下，隻好成立專門機構，培訓乞丐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直到公元19世紀40年代，這個名叫聖米歇爾收容所的龐大機構還在照常運轉。聖米歇爾收容所集濟貧院、監獄和學校於一體，位於台伯河岸區，聳立在台伯河岸邊。這座收容所深受17世紀法國思想的影響，因此在很多方麵走在時代前列。英國監獄改革家約翰·霍華德（公元1726—1790年）曾在18世紀90年代造訪過聖米歇爾收容所，對其讚不絕口。這座收容所的門檻很高。老年申請人必須在羅馬居住5年以上，且無人贍養；兒童申請人的年齡必須在7到11歲之間，且父親亡故，母親需撫養至少3個孩子。聖米歇爾收容所的名額有限，競爭十分激烈，所以設置門檻勢在必行。收容所會對裏麵的年輕人進行一係列的謀生技能培訓，包括木工、製鞋、印刷、織掛毯、金屬加工、印染、獎章製造、製衣、建築藝術和繪畫。前途無量的年輕畫家師從羅馬頂尖的畫家。公元1835年，聖米歇爾收容所舉辦了一次公共展覽，旨在展示這些年輕人的作品。這座收容所因此一炮而紅，受到富裕階層的青睞，他們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進這裏，不過他們的孩子得跟這裏的孤兒一樣過苦日子。
教廷當局雖然對窮人、孤兒甚至罪犯心懷仁慈之心，但是對待敵人和異己不會心慈手軟。除非庇護九世下令釋放政治犯，否則他們會一直被監禁在羅馬城北64千米以外的奇維塔卡斯泰拉納堡。值得一提的是，此堡是為曆任教皇服務的古拉格（勞動改造營）。這一時期的女子被要求足不出戶，謙遜自持，清心寡欲，隻能將心思用在綿延後嗣上，否則下場悲慘。強奸罪包括誘奸罪和通奸罪，在法律上的界定十分模糊。女性被性侵後，不但無法得到公正的審判，而且會被人告誡說要潔身自好，而真正的罪犯卻可以逍遙法外。
生活在羅馬的猶太人也概莫能外。公元19世紀40年代，猶太人依然隻能居住在隔都（在歐洲和中東地區市區中因社會、政治或經濟等因素而被劃分出來作為猶太人居住的地區）。那位從公元1527年穿越而來的遊客看到隔都一定會一頭霧水，因為在他／她生活的那個年代，設立隔都的想法簡直異想天開。公元16世紀初，教皇們曾采取措施保護猶太人免遭西班牙人的迫害，西斯廷禮拜堂的壁畫和天頂畫裏的《舊約·聖經》人物都是米開朗琪羅以生活在羅馬城的猶太人為原型創作的。
羅馬城之所以出現隔都，教皇保羅四世是始作俑者。我們曾在上一章末尾提到，這位教皇是一個麥卡錫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555年當選教皇以後，立即采取措施限製城中的猶太居民。猶太人的房產全部被沒收充公，隻能花錢租賃隔都裏的房子。這處新建的隔都位於台伯島以北的一處窪地，極易遭受洪水侵襲。隔都四周築起了高牆，猶太人隻被允許在白天離開。城中的10座猶太教堂被關閉，隻留下一座供猶太人做禮拜。猶太人必須依照中世紀的行為準則穿特殊的衣服標示身份，猶太男人需戴圓頂帽，猶太女人需穿披肩。不得不說，這些行為準則極具羞辱性。猶太人被禁止雇用信仰基督教的用人和乳母，禁止與基督徒有商業往來。城中醫術高超的醫生有很多是猶太人，但是他們被禁止為基督徒看病。猶太人原本做著體麵的工作，如今隻能靠倒賣二手貨和廢品維持生計。保羅四世登基後不久，生活在羅馬的所有猶太人每周都要去聖格雷戈裏奧神聖慈悲教堂聆聽神父講述猶太教犯下的累累罪行。
教皇製定這些限製猶太人的政策，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對猶太人心懷偏見，深層原因則是為了毀掉猶太人社區。1000年前，教宗格列高利一世規定不得強迫猶太人改宗，所以後世的教皇為了讓他們就範，隻能千方百計地限製他們，讓他們過得生不如死。隔都是教皇的一種嚐試，隻不過隔都完全沒有達到讓猶太人改宗的目的。在中世紀，羅馬城的猶太人曾是歐洲最有學問的猶太人族群，到了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城的猶太人有半數是文盲，這種現象在西歐極其不尋常，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打垮，不僅頑強地生存了下來，而且不斷發展壯大。大齋節前的狂歡節期間，羅馬教廷會舉行儀式表彰改宗的猶太人，讓新改宗的猶太人繞城遊行。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城隻有一位猶太人改宗基督教，所以教廷當局隻好年年讓他繞城遊行，“大旅行”遊客一想起這事就忍俊不禁。
不過，建立隔都的初衷雖然沒有實現，但是教皇並沒有氣餒。隔都總共存續了250年，在此期間，教皇時而放鬆、時而收緊限製，但是沒有任何一位教皇站出來對猶太人被隔離、被侮辱的現狀提出質疑。法國大革命期間，拿破侖的軍隊占領羅馬，終於讓生活在羅馬的猶太人看到了一絲自由的曙光。但是從公元1815年開始，教皇再次實施舊有的限製政策。到了公元19世紀30年代，生活在歐洲的猶太人陸續獲得公民權，羅馬的隔都顯得越發野蠻和落後。公元1836年，法蘭西、奧地利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一起敦促教皇改革針對猶太人的限製政策。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是個食古不化的人，勉強答應把欽契宮劃入隔都，然後就不再做任何讓步。
公元19世紀40年代，隔都成為廣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大旅行”遊客大都喜歡獵奇探險，所以隔都裏昏暗的小道和窄小的院子是他們的必訪之地。不少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隔都是個又髒又擠的地方。狄更斯這樣描述隔都：這裏是個“悲慘的地方，人口密度大，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怪味”。[31]在斯托裏看來，把隔都建在受洪水侵襲的台伯島以北，對猶太人來說是幸事，他給出的理由是“台伯河身為父親河，能將此地的汙穢之物通通衝走”。[32]
隔都裏的生活並非一無是處。隔都之外的風刀霜劍迫使隔都裏的猶太人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雖說他們的文化不複從前，文盲率居高不下，卻也頑強地發展壯大起來。生活在羅馬的猶太人發展出一套自成體係的意大利語，對羅馬的方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套意大利語吸收了大量的希伯來語詞匯，在表情達意方麵往往能夠產生躍然紙上的效果，例如：“一宗黑色的買賣（虧本生意）”“一條長蛇（長隊伍）”“一麵鏡子（欺軟怕硬、窩裏橫）”和“寧做寒舍之主，不做貴府之仆”。他們在飲食上也自成一家，鹽漬鱈魚、小胡瓜花包馬蘇裏拉奶酪鳳尾魚和油炸洋薊等是他們的代表菜品，這些在後來都成了羅馬的經典菜式。
相對來說，隔都是比較適合居住的地方，這一點讓人十分意外。猶太教認為保持潔淨是一種宗教義務，所以“大旅行”遊客說隔都很髒其實有言過其實的嫌疑。公元19世紀30年代，羅馬城暴發霍亂，而隔都裏的猶太人幾乎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雖然隔都位於台伯河岸邊的低窪地帶，但是沒有受到瘧疾的侵擾。這件事讓不少外國遊客百思不得其解。“大旅行”遊客猜測瘧疾是由土地散發的致病物造成的，因此他們聲稱，在陽光充足的地區駐足的遊客不要立即前往涼爽、潮濕的地方（春日裏，陽光和煦，遊客們在參觀教堂的地下室或地下墓穴時，時常這麽做），否則就會有染上瘧疾的危險。因此，一些人聲稱，隔都之所以能夠免遭瘧疾的侵擾，是因為正如威廉·韋特莫爾·斯托裏所說的那樣：“隔都裏到處都是人，這裏的土地無法散發致病物。”[33]雖說他給出的原因是錯誤的，卻也並非一點道理也沒有。隔都之所以能夠免遭瘧疾的侵擾，是因為裏麵根本沒有多餘的地方建花園。也就是說，隔都內不可能出現積水或水窪，無法為蚊子的滋生提供環境。
“大旅行”遊客異口同聲地表示隔都是個髒亂的地方，那麽羅馬城中的基督徒就一定比隔都裏的猶太人更幹淨嗎？公元19世紀40年代，羅馬城中僅有幾座公共浴室。在斯托裏看來，這僅有的幾座公共浴室的洗浴條件也要比其他城市的公共浴室差得多。他聲稱：生活在羅馬的普通人“都不愛泡澡，盎格魯·撒克遜人每天清晨洗冷水澡的習慣讓他們不寒而栗”，就算是羅馬富人也隻是“簡單衝洗一下身體，壓根不會泡澡”[34]，就跟半個世紀以前的盎格魯·撒克遜富人一樣。他們對浴盆和淋浴敬而遠之，隻肯用洗手盆衝洗身體。
相比文藝複興時期的羅馬人，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羅馬人在醫療方麵占據一些優勢。外科手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隨著聽診器的發明和推廣，醫生對疾病的診斷能力大大提高。疫苗接種運動（盡管教皇利奧十二世曾下令禁止接種疫苗）大大降低了天花疫情暴發的風險，下水道係統的改進大大降低了傷寒疫情暴發的風險，高架渠和噴泉大大降低了介水傳染病疫情暴發的風險。對於需要在羅馬消夏的非猶太人來說，感染瘧疾的風險依然很大，好在此時已經有了治療瘧疾的藥物，隻是這種藥物價格不菲。自17世紀初以來，羅馬富人便開始服用一種由金雞納樹的樹皮製成的藥物，這種藥物能有效地治療瘧疾。
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醫學理念並沒有比公元16世紀20年代先進多少，甚至也沒有比羅馬帝國時代先進多少。這一時期的醫生依舊將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理念奉為圭臬，認為疾病是由四種**的不平衡引起的。公元16世紀20年代的醫生對法國病束手無策，公元19世紀初的醫生對霍亂同樣束手無策。這一時期的醫生普遍認為霍亂產生的原因是汙濁的空氣，他們連霍亂的發病機理都沒搞明白，更別提治療了。這一時期的羅馬人的預期壽命之所以長於他們的先人，主要是因為運氣好。自公元17世紀末以來，腺鼠疫在歐洲大地上神秘地消失了，一如公元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個歐洲的那場腺鼠疫。
除了瘧疾季，羅馬城的健康問題並沒有讓“大旅行”遊客望而卻步。他們雖然表麵上抱怨不止，但是心底裏卻十分喜歡這座城市。城中的古跡和繪畫讓他們流連忘返。此外，漫步其中，觸目所及皆是視覺盛宴。不少“大旅行”遊客曾提到萬神殿周邊的小吃攤和商店。每當大齋節接近尾聲之時，這些小攤小店就會擺滿各式各樣的珍饈佳肴。不久之後就是複活節，羅馬人還可以再次一飽口福。大齋節最後一天的傍晚，聖彼得大教堂內掛起一盞盞紙燈籠，把教堂照亮，為羅馬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斯托裏這樣描述這道風景：“仿佛有人不緊不慢地扇著一塊碩大無比的煤球，聖彼得大教堂幻化成一團爐火，看上去紅彤彤的，並不算明亮，火光雖微弱，卻不會被輕易撲滅。”[35]複活節期間，朝聖者匯聚羅馬，進行複活節朝聖，大部分朝聖者都是羅馬附近的鄉下人，他們身著當地特色服裝，一邊走一邊吟詠《聖經·詩篇》裏的詩句。當然，浩**的朝聖大軍中也不乏身著傳統服裝的朝聖者，他們身披油布，手持手杖，隨身帶著念珠和扇貝朝聖徽章，“不時伸出髒兮兮的手‘索要施舍’。”[36]然而，斯托裏解釋稱，絕大多數朝聖者都是乞丐偽裝的，這是他們想出來的行乞新花招。
羅馬的街頭生活於遊客而言有著無窮的魅力。漫步其中，到處都是玩球的羅馬人。值得一提的是，這項運動始於古典時代。噴泉邊忙著浣衣的女人個個口齒伶俐，罵起人來句句押韻。對她們來說，互相叫罵就是為了打發時間，路過的路人也休想逃過她們的巧嘴。查爾斯·狄更斯曾在街上遇到一支古怪的隊伍，他的記載是這樣的：“……走在隊伍最前麵的是三個人，第一個人背著大十字架，第二個人手中舉著火把，第三個人邊走邊吟詠，這第三個人是位神父。”[37]這支隊伍正在護送一輛裝滿窮人屍體的車，他們打算把屍體扔進城外的一個坑裏。斯托裏曾目睹一場海盜的葬禮，黑色的旗幟插滿葬禮現場，“旗幟上都畫著一個骷髏加兩根交叉骨頭”，還有一隊修士出席，“白色的壽衣把他們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隻露著一雙眼睛”。[38]
到了晚上，遊客也可以學著羅馬人去城裏的劇場看演出。每當有新劇上演，劇院裏就會變得擁擠不堪，觀眾們總是忍不住為戲台上的英雄喝彩。當然，看到敗類時，他們也會忍不住喝倒彩。盡管劇情有時可能會晦澀難懂，但是至少作者的本意如此。教皇庇護九世登基後，指派審查官員審查戲劇，一幕都不放過，要刪掉對教廷當局不利的詞句，不少戲劇的劇情被刪減得支離破碎，導致很多觀眾看得雲裏霧裏，甚至連歌劇都未能幸免，凡是以宗教、反叛和醜化教皇為題材的歌劇一律禁演。觀看歌劇演出時，觀眾不得起哄，摩根夫人曾將一位觀眾因喝倒彩被抓的過程記載下來：“劇院裏擠滿了士兵（羅馬教廷是當時歐洲最為軍事化的政府），士兵將他抓去納沃納廣場，戴上足枷進行鞭撻。行刑結束後，又把他帶回劇院，讓他坐到原來的位置上，觀看餘下的部分，全然不管他有沒有興趣繼續看下去。”[39]
當然，羅馬這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宗教奇觀。老練的“大旅行”遊客能夠根據修士長袍的顏色輕而易舉地辨認出他們所屬的修道會。斯托裏跟大多數羅馬人一樣，最喜歡方濟各會和嘉布遣會的修士，修士們托缽行乞，挨家挨戶募捐。斯托裏這樣描述他們：“他們性情敦厚，過著清貧的生活，不注重個人衛生，似乎對水有著莫名的恐懼。”薩科內會的修士幾乎都是富家子弟，他們甘願過清貧禁欲的生活，身著純白色的袍子挨家挨戶募捐。“他們時常故意嚇唬外國遊客，並以此為樂……成群結隊的英格蘭女孩在母親的陪同下出神地凝視著一幅馬賽克畫或一家賣飾品的小店，一襲白袍的修士冷不丁地搖起手裏的匣子，嚇得她們驚聲尖叫。”[40]
人們總是希望能夠一窺教皇的真容，實在不行一窺身著鮮紅袍的樞機主教的真容也行。公元19世紀40年代，教皇和樞機主教們都是乘坐馬車出行。和公元16世紀20年代的教皇相比，公元19世紀40年代的教皇讓人感到冷漠疏離，可望而不可即。根據傳統，每個新教皇登基後，都要騎馬繞城一周，向人群中扔金幣和銀幣。如今，就連這項傳統活動也已漸漸式微，不複往日盛景。自公元1769年的一場事故後，教皇出行都靠安全性更高的馬車。教皇會在奎裏納爾宮的陽台上為眾人祈福，主持聖誕夜彌撒，彌撒儀式的舉行地點通常在大聖母教堂。在公元19世紀40年代，教皇隻會在每年6月末的基督聖體聖血節舉行遊行，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一件盛事。參與遊行的人包括教會學者、慈善學校和慈善醫院的成員、羅馬城各修會的修士（修士們需要一邊舉著蠟燭，一邊唱著聖歌）、羅馬七大教堂的全體教士、詠禮司鐸、唱詩班、高級教士、主教、樞機主教和教皇，人們最後會將教皇抬到一處華麗的講台上。不過，這一時期的遊行隻需繞聖彼得廣場一圈，根本無法與中世紀的馬拉鬆式遊行相提並論。
羅馬的宗教遊行的確有些乏味，這座城市因其大眾假日而聞名遐邇，這不無道理。在“泰斯塔西奧山”上舉行的十月節是唯一流傳下來的中世紀節日，羅馬市民通過舞蹈和嬉戲來慶祝這個節日。為慶祝這個節日，羅馬的貧家女孩會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租一輛馬車，有時候多達14個女孩擠在一輛馬車裏，“她們像一群狂野的印第安人，一邊大聲叫喊著，一邊拍打著手鼓”。[41]聖誕節前，大批來自阿布魯佐山區的皮費拉裏（通常兩人一組）湧入羅馬城，一位皮費拉裏負責吹奏皮費裏(3)，另一位則負責吹奏風笛。聖誕節當天，羅馬市民參加完彌撒後，會在城中漫步，品嚐一種由李子、檸檬和杏仁製成的聖誕糕點。1月初，聖歐斯塔修教堂周邊擠滿了賣發聲玩具的小攤和父母陪同下的孩子，孩子們吹著哨子和小號，打著鈴鼓，不停地製造著噪聲，樂在其中。
羅馬城最盛大的節日是狂歡節，在它麵前甚至連聖周都黯然失色。人們通常會在大齋節前的最後兩周舉行狂歡節，羅馬人將放飛自我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平時一本正經的北方人也滿腔熱情地加入狂歡的人流。狂歡節期間，人們紛紛趕往科爾索大街。上午10時左右，街上就擠滿了馬車和行人，人們都穿著精心製作的服裝，小男孩們不僅打扮成老頭子的模樣，還學著老頭子的樣子走路，留著絡腮胡子的羅馬市民身著純白的裙子，頭戴稻草帽子，大步走在街上。喬治·黑德爵士曾在自己的書中提到過一個自稱是音樂教授的人，他可以教貓唱歌。此人的肩上扛著一隻大木盒子，盒子裏有六隻貓。他時不時地唱起歌，拉扯著那六隻貓的尾巴，直到它們發出刺耳的尖叫才肯罷休。
不少人的狂歡節服裝精致考究，但是要不了多久就會麵目全非。科爾索大街上到處是售賣花束和糖果的小攤。花束由野花製成，每束花上都綁著一根細繩。糖果其實是由巴黎的石灰或石膏製成的彈丸，隻有豌豆大小。人們互相投擲花束，糖果在人們身上炸開，衣服上沾滿了白色的粉末，科爾索大街變成狂歡的戰場。行人、馬車裏的人和陽台上的人都是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戰士，沒有人是安全的。有的馬車裏擠滿了年輕氣盛的人，他們向周圍的人不斷“開火”，這時馬車宛如木頭堡壘。此時要是迎麵駛來一輛同樣滿載年輕人的馬車，那麽一場惡鬥在所難免。偶爾也會有人惹出禍端，比如一個英格蘭女孩在陽台上抓起一把彈丸朝一位教皇憲兵扔過去。被砸中的教皇憲兵登時勃然大怒，疾步走上陽台，女孩見大事不妙，趕緊溜走。好在他“脾氣還算溫厚，願意喝杯玫瑰露酒，為教皇的健康幹杯，放那女孩一馬”。[42]
狂歡節期間，每天都以一場比賽收尾。人們把14匹賽馬拉到人民廣場上，在賽馬身上綁上彩色的緞帶和迎風飄動的大片錫紙，等待著它們的將是慘烈的比賽。賽馬兩側的脅腹上分別粘了兩大塊瀝青布，每塊布上都掛著一個梨形的重型馬刺，上麵的銳刺足足有2.54厘米長。賽馬被釋放後，因為沒有騎手操控，再加上受了圍觀人群的尖叫聲和刺進皮肉的銳刺的驚嚇，所以在科爾索大街上爭先恐後地飛馳著。圍觀的人群也隨著馬群開開合合，所有人都想一睹賽馬奔騰的盛景（有人誤以為所有的馬都跑走了，所以大步走上前去，結果被奔馳而來的馬撞到，不過這是小概率事件）。直到這14匹賽馬奔跑到威尼斯廣場，被逼進廣場邊上的一個小巷，撞上提前放置在那裏的毛氈柵欄，圍觀的人群才會消停下來。
狂歡節的最後一晚以蠟燭節收尾。科爾索大街上擠滿了拿著小蠟燭的男女老少，他們都是來參加吹蠟燭遊戲的，遊戲規則是吹滅別人的蠟燭的同時保證自己的蠟燭是亮的。成功吹滅別人蠟燭的玩家會以勝利者的口吻大喊一聲：“燈滅了！”有些玩家為了提高勝算，把多支蠟燭捆在一起，甚至幹脆用火把代替。遊戲進入白熱化階段，行人會縱身跳上馬車，企圖撲滅乘客手裏的蠟燭。樓上陽台上的人衝樓下陽台上的蠟燭扔濕透了手帕，或者幹脆用帶著長柄的鋼絲套圈割斷樓下陽台上的蠟燭，陽台也隨之淪為戰場。混戰中女士們的軟帽被擠壓得變了形，人們還能看到一些平時很難見到的場景，比如喬治·黑德爵士就看到了這樣一幕——一位意大利神父、一位英格蘭牧師和一位不倫瑞克王朝的公主出現在一個陽台上，猛烈地互相攻擊，“像玩捉迷藏的孩子一樣投入。”[43]以旁觀者的姿態看這場蠟燭狂歡，科爾索大街就變成了一處別致的景色，一片星光的海洋，“燈滅了”的呼聲此起彼伏，“匯成一個難以名狀的聲音，一種隻屬於塵世之風的呼嘯聲，恰似颶風中船上飄搖的側支索聆聽到的風的呼嘯聲。”[44]
公元1847年春，整個羅馬都彌漫著令人陶醉的氛圍，人們為慶祝新教皇登基，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教皇庇護九世的紅衣主教秘書長宣布舉行理事會選舉，大批舉著火把的民眾在人民廣場上集合，沿著科爾索大街緩緩走向奎裏納爾宮，用手裏的火把點燃奎裏納爾宮前的煙花。教皇出現在奎裏納爾宮的陽台上，民眾高呼“教皇萬歲！”並紛紛單膝跪地，接受教皇的祝福。幾天後，羅馬教廷在提圖斯浴場的廢墟上舉辦麵向民眾的露天晚宴，晚宴現場的賓客可以俯瞰羅馬鬥獸場，現場還臨時建起一尊羅慕路斯和母狼的雕像。樂師奏響悠揚的音樂，不少人發表演講，一位小說家在演講中回顧羅馬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還特別提到在轟動一時的卡諾薩覲見，德意誌國王亨利四世被迫服軟，乞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網開一麵（後來奧地利人對此頗有微詞）。
公元1848年7月，牧牛人和一部分猶太人發生衝突後，人們也在城中舉行了一場同等隆重的慶祝活動。居住在雷戈拉和台伯河岸區的居民曆來與城中的猶太人不和，他們本想打著替牧牛人報仇的旗號，趁機收拾猶太人。好在經過平民領袖西塞羅奇奧一番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們決定化幹戈為玉帛。當天晚上，2000名羅馬人走進了隔都，他們唱著歡快的歌謠，舉著火紅的火把，與猶太人握手言和，這一刻在所有人眼裏都堪稱偉大。
公元1848年8月，羅馬的政治局勢陷入一場拉鋸戰。同年10月，首相羅西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收緊教皇的權力，社會氣氛驟變，教皇密探襲擊隔都，在隔都進行了為期三天的燒殺搶掠。短短幾個星期後，羅西被當街刺殺，教皇連夜逃走。公元1849年2月，羅馬人紛紛走上街頭，慶祝新共和國的誕生。兩個月後，也就是公元1849年4月30日，烏迪諾將軍率領近萬名法國士兵殺向羅馬城，改朝換代似乎又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