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謹憶周樹人君
［日本］藤野嚴九郎
林思雲譯因為是多年前的舊事了，所以記憶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確定我從愛知醫學專門學校轉職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後兩年或三年，周樹人君作為第一個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進入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因為是留學生，不需要參加入學考試，周樹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級生一起聽課。
周君身材不高，臉圓圓的，看上去人很聰明。記得那時周君的身體就不太好，臉色不是健康的血色。當時我主講人體解剖學，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地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地聽、說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於是我講完課後就留下來，看看周君的筆記，把周君漏記、記錯的地方添改過來。如果是在東京，周君大概會有很多留學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為隻有周君一個中國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並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隻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來當時的記錄的話，就會知道周君的成績，可惜現在什麽記錄也沒留下來。在我的記憶中周君不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
那時我在仙台的空崛街買了房子，周君雖然也到我家裏來玩過，但已沒有什麽特別的印象了。如果過世的妻子還在世的話，或許還可以回憶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長子藤野達也在福井中學時，主講漢文的管先生對他說：“這本書上寫了你父親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麽回事，給我們也講一講那些事情。”於是長子達也借回了周君寫的書讓我看，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譯的。
這以後大概過了半年，管先生來和我會麵，也談到了書中所講的那些事情。從管先生那裏，我知道周君回國之後成了優秀的文學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聽說在姬路師範當老師的前田先生也說過周君的一些事情。讓我再回到前麵的話題。周君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總共隻學習了一年，以後就看不到他了，現在回憶起來好象當初周君學醫就不是他內心的真正目標。周君臨別時來我家道別，不過我忘記這次最後會麵的具體時間了。
據說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掛在寓所的牆上，我真感到很高興。可是我已經記不清是在什麽時候、以什麽樣的形式把這張照片贈送給周君的了。
如果是畢業生的話，我會和他們一起拍紀念照，可是一次也沒和周君一起照過像。周君是怎樣得到我這張照片的呢？說不定是妻子贈送給他的。周君文中寫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寫，我現在也很想看看自己當時的樣子。我雖然被周君尊為唯一的恩師，但我所作的隻不過是給他添改了一些筆記。因此被周君尊為唯一的恩師，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周君來日本的時候正好是日清戰爭以後。盡管日清戰爭已過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時社會上還有日本人把中國人罵為“梳辮子和尚”，說中國人壞話的風氣。所以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也有這麽一夥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當成異己。
少年時代我向福井藩校畢業的野阪先生學習過漢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國人的先賢，同時也感到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們。這大概就是我讓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吧。周君在小說裏，或是對他的朋友，都把我稱為恩師，如果我能早些讀到他的這些作品就好了。聽說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聯係上的話，周君會該有多麽歡喜啊。
可是現在什麽也無濟於事了，真是遺憾。我退休後居住在偏僻的農村裏，對外麵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對文學是個完全不懂的門外漢。前些天從報紙上得知周君魯迅去世的消息，讓我回憶起上麵所說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現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沒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這些微不足道的親切當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靈，同時祈禱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二、懷魯迅
鬱達夫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隻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事，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時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歎，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裏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三、不朽的魯迅
鄭振鐸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中國失去了一個青年的最勇敢的領導者，也是我們失去了一個最真摯，最熱忱的朋友。他對朋友——隻要他主夥是朋友——的鼓勵與幫助，是我們所最不能忘記掉的。他為秋白刊行了他的《海上述林》，在臨死的時候，方才完畢了他的一個心願。但他還有許多未完的工作待我們為他繼續的做去。他在我們的心裏是永遠不死的！
（原載《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二號）
四、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徐懋庸十九日的正午，我從一個報館裏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中，得知了魯迅先生的噩耗，這在我心頭撒下了一種成分十分複雜的痛苦。錯錯沉沉中，跑來跑去的將這消息轉告許多朋友，跑了半天，回家以後，提起筆來，先在紙上寫了十六個字！“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然後買來了幾尺白布，將這些文字寫上去算是挽聯。
我在我和魯迅先生的私人關係上所感覺到的哀痛，總算是寄托在這十六個字之中了。次日上午九時，我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先生的遺體。看了那依然嚴肅，正直，強毅的遺容以及紛至遝來的瞻仰者，我總感到先生雖然已經“無言”，但是他的永留在中國大眾身上的影響，就是此後“知我，罪我”的代言者！先生的生前，雖然發言行事不無看錯的時候，但即使是錯誤，也從一種十分純正的立場出發，絕沒有卑劣的動機。他觀察人物，判別友敵，縱然不一定正確，但他那愛護戰友，憎恨敵人的堅強的偉大精神是一貫的。
先生的謝世，損失是多方麵的，譬如久在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的未及編成，就是中國學術界的大不幸之一。但先生早已想到，一切的損失，隻有後輩的努力可以補救，所以他在遺囑中特別叫我們各自努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五、如何永久紀念魯迅
茅盾抑住了哀痛，打起精神來奮鬥下去，此時凡敬愛魯迅先生而且痛感到這損失之巨大的人們，都嚴肅地在想著：如何永久紀念他。這是立即可以想到許多辦法的，——紀念文學獎金，紀念館，研究院，學會，翻譯他的著作廣布於全世界；這一切，都是必要，這一切即使不能同時一一辦到，隻要中國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終必能大規模地辦到，而且終必有更偉大更多樣的永久紀念他的辦法：我想像到不遠的將來“新中國”的大都市裏將聳立著巍峨的“魯迅文學院”，我想像到在將來的新中國，大陸新村一弄(如果還在)將收為公有，而在這四周將建築起莊嚴的紀念館，我也想像到紹興將是一個新名“魯迅縣”……然而要保證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有一個先決條件：學習魯迅！
不但要從他的遺著中學習文學創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的鬥爭精神。他的鬥爭精神，在疾惡如仇這一點上還是大家能夠學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學的勤奮，不顧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為民族為被壓迫者求解放，卻不是我們說一聲“要學”就能立刻學到。是這些地方，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也惟有學習到他這種偉大的鬥爭精神，我們才能跟著他的腳步從鬥爭中創造新中國，然後能毫無阻礙地按照理想的地永久紀念他！學習他就是紀念他。學習他的治學的勤奮，學習他的至死不休息的努力工作，學習他的偉大，他的腳踏實地……
年青的朋友們！魯迅先生的永久紀念方式暫時也許不能照我們理想地辦到，暫時也許我們隻能小規模地辦一下，然而將來的和他相配的莊嚴偉大的永久紀念方式能否早一點實現，就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
（原載《中流》一卷五期）
六、魯迅不怕死
林語堂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魯迅死於上海。時我在紐約，第二天見Herald-Tribune電信，驚愕之下，相與告友，友亦驚愕。若說悲悼，恐又不必，蓋非所以悼魯迅也。
魯迅不怕死，何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碌碌終日，而一旦暝目，所可傳者極渺。若投石擊水，皺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靜浪過，複平如鏡，了無痕跡。唯聖賢傳言，豪傑傳事，然究其可傳之事之言，亦不過聖賢豪傑所言所為之萬一。孔子喋喋千萬言，所傳亦不過《論語》二三萬言而已。始皇並六國，統天下，焚書坑儒，築長城，造阿房，登泰山，遊會稽，問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創萬世之業，流傳千古。然帝王之業中墮，長生之樂不到，阿房焚於楚漢，金人毀於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長城舊規而已。魯迅投鞭擊長流，而長流之波複興，其影響所及，翕然有當於人心，魯迅見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滄海之寬，起伏之機甚微，影響所及，何可較量，複何必較量？魯迅來，忽然而言，既畢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魯迅常謂文人寫作，固不在藏諸名山，此語甚當。處今日之世，說今日之言，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情所動，縱筆書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魯迅複生於後世，目所見後世之人，耳所聞後世之事，亦必不為今日之言。魯迅既生於今世，既說今世之言，所言有為而發，斯足矣。後世之人好其言，聽之；不好其言，亦聽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後人所好在彼，魯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後世或好其言而實厚誣魯迅，或不好其言而實深為所動，繼魯迅而來，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濤起伏，其機甚微，非魯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濤之前仆後起，循環起伏，不歸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長生，複奚較此波長波短耶？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嚐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世間》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願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於小人之捕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
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
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複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癩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提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為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歎。此一歎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歎興，乃歎天地，歎聖賢，歎豪傑，歎司閽，歎傭婦，歎書賈，歎果商，歎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諒者、鄉愚者，歎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尷尬人、盤纏人、累贅人、無生趣人、死不開交人，歎窮鬼、餓鬼、色鬼、讒鬼、牽鑽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飯鬼、青胖大頭鬼。於是魯迅複飲，俄而額筋浮脹，睚眥欲裂，須發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眥更裂，須更豎，乃磨硯濡毫，嗬的一聲狂笑，複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歎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
七、偉大的靈魂
葉聖陶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覺得非常慈祥。然而他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他偉大，他堅強。中華民族將來真個得到解放，必然由於人人具有了他那樣的精神。看到昨天的送殯的行列嚴肅，激昂，六七千人合成個巨大的集體。更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眾，雖然不能親自到來送殯，也必然遙寄最真摯的心情，使這個集體無形中擴大到不知多少倍。這樣，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榮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裏。而這個，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終於能夠成功的憑證。
（原載《生活星期刊》二十一號）
八、擁護他說話的自由
梁實秋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麽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
一、現在在中國台灣地區，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
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陳西瀅（1896-1970），名源，字通伯，年生。筆名西瀅。16歲赴英國留學，先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政治經濟，獲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執教北京大學。陳西瀅一生文字生涯裏惟一的一本《西瀅閑話》就足以使他躋身中國現代散文十八家之列。梁實秋說，西瀅筆下如行雲流水，有意態從容的趣味；蘇雪林則讚為文筆晶瑩透剔，更無半點塵滓繞其筆端。梁實秋又將他與胡適、周氏兄弟、徐誌摩並稱為五四以來五大散文家之一。在魯迅的筆戰史上，他是第一個論敵。20年代中期，魯迅與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閑話”作家陳西瀅之間發生過一場論戰。這場論戰以對學生運動的態度為發端，引出了一係列筆戰，也同時涉及到了對對方作品的評價問題。陳西瀅認為，《孔乙己》、《風波》、《故鄉》是魯迅“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們風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說，小說裏的“鄉下人”，“雖然口吻舉止，惟妙惟肖，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編注）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隻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裏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讚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讚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裏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幹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幹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麽體係，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麵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隻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麽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讚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麵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麵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裏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
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麽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製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讚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幹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裏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麵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裏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裏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裏麵了。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裏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裏，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在小說方麵，魯迅隻寫過若幹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鬆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麵，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麵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麵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麽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 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隻是一個偏激。
九、前無古人
老舍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是從他的著作中見到的，我沒有與他會過麵。當魯迅先生創造出阿Q的時候，我還沒想到到文藝界來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沒有訪問求教的機會與動機。及至先生住滬，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難得相見。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們約我吃飯，也約先生來談談。可是，先生的信須由一家書店轉遞；他第二天派人送來信，說：“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沒能再到上海，與先生見麵的機會遂永遠失掉！
在一本什麽文學史中(書名與著者都想不起來了)，有大意是這樣的一句話：“魯迅自成一家，後起摹擬者有老舍等人。”這話說得對，也不對。不對，因為我是讀了些英國的文藝之後，才決定也來試試自己的筆，狄更斯是我在那時候最愛讀的，下至於烏德豪司與哲扣布也都使我欣喜。這就難怪我一拿筆，便向幽默這邊滑下來了。對，因為像阿Q那樣的作品，後起的作家們簡直沒法不受他的影響；即使在文學與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啟示與靈感。它的影響是普遍的。一個後起的作家，盡管說他有他自己的創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認他欠魯迅先生一筆債。魯迅先生的短文與小說才真使新文藝站住了腳，能與舊文藝對抗。這樣，有人說我是“魯迅派”，我當然不願承認，可是決不肯昧著良心否認阿Q的作者的偉大，與其作品的影響的普遍。
我沒見過魯迅先生，隻能就著他的著作去認識他，可是現在手中連一本書也沒有！不能引證什麽了，憑他所給我的印象來作這篇紀念文字吧。這當然不會精密，容或還有很大的錯誤，可是一個人的著作能給讀者以極強極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盡妥確之處，是多麽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認識泰山，但是泰山的高偉是他畢生所不能忘記的，他所看錯的幾點，並無害於泰山的偉大。
看看《魯迅全集》的目錄，大概就沒人敢說：“這不是個淵博的人。”可是淵博二字還不是對魯迅先生的恰好的讚詞。學問淵博並不見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淵博，博覽群籍，出經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見與主張，而取著述而不作的態度。這種人好像博物院的看守者，隻能保守，而無所施展。有的人，因為對某種學問或藝術的精究博覽，就慢慢的擺出學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視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別無他物，值得探討，自己的心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假若他也喜創作的話，他必是從他所閱覽過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處，有根據；他“作”而不“創”。他犧牲在研究中，而且犧牲得冤枉。讓我們看看魯迅先生吧。在文藝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這些學問並沒把他嚇住。他寫古文古詩寫得極好，可並不尊唐或崇漢，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裏去，以自尊自限。古體的東西他能作，新的文藝無論在理論上與實驗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麵；他不以對舊物的探索而阻礙對新物的創造。他對什麽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遠不被任何東西迷住心。他隨時研究，隨時判斷。他的判斷力使他無論對舊學問或新知識都敢說話。他的話，不是學究的掉書袋，而是準確的指示給人們以繼續研討的道路。
學問比他更淵博的，以前有過，以後還有；像他這樣把一時代治學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隨時隨事都立在領導的地位，恐怕一個世紀也難見到一兩位吧。吸收了五四運動的“從新估價”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時代的東西還給每時代。博覽了東西洋的文藝，他從事翻譯與創作。他疑古，他也首創，他能寫極好的古體詩文，也熱烈的擁護新文藝，並且牽引著它前進。他是這一時代的紀念碑。在文藝上，事事他關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點的，努力比他少一點的，隻能循著一條路線前進，或精於古，或專於新；他卻像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揮著全部交通。在某一點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紀錄，可是有誰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賽呢！
也許有人會說：在文藝理論方麵，魯迅先生隻盡了介紹的責任，並未曾建設出他自己的有係統的學說；而且所介紹的也顯著雜亂不純。假若這話是對的，就請想想看吧，批判別人的時候，不是往往忘卻別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夠嗎？設若能看到這一點，我們不是應當看看自己，我們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創作，翻譯，同時並作，像魯迅先生那樣，我們的成績又能有多少呢？我們就是對於一位聖人，也應不客氣的批評，可是我們也應當曉得批評不僅是發威，而是於批評中取得被批評者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勵。魯迅先生能於整理國故而外，去介紹，去翻譯，就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一個人的精力與天才永遠不能完全與他的誌願與計劃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隻有明知這苦痛是越來越深，而殺上前去，以身殉誌的，才是英雄。魯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遠不屈不撓，不自滿，不自餒。魯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後起者也能死而後已的繼續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點以開心**，既無損於英雄，又無益於自己，何苦來呢！
還有人也許說，魯迅先生的後期著作，隻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閉戶寫作，不問外麵的事，也許能寫出比阿Q更偉大的東西，豈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