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趕上時運，得不到寵信
神宗皇帝罷免知製誥，掃**禦史台，滿朝臣子束手無策，噤若寒蟬，但一輪打擊過後朝堂上卻空出不少位子來，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宋敏求擔任過的中書舍人一職。於是神宗命重臣舉薦才俊充任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馮京第一個上奏，舉薦了三名年輕臣子：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國子監直講劉攽，集賢校理曾鞏。
接了馮京的舉薦，皇帝覺得舉薦三人中以蘇軾最適合擔任中書舍人，但有些拿不定主意，就把劄子交給王安石，問他：“宰相以為這三人可用嗎？”
看了馮京的舉薦，王安石暗暗皺眉。半天才說：“中書舍人是陛下心腹之臣，要用老成有能力的人。集賢校理曾鞏頗有才學，文章天下知名，但此人脾氣固執，不識時務，不適合做中書舍人。”
曾鞏是歐陽修的得意門生，文章天下知名，與蘇軾、蘇轍、王安石不分伯仲。可曾鞏的政治見解與歐陽修、富弼等人相似，對“新法”多有抵觸，這個人王安石是不肯用的。
其實神宗也知道曾鞏不適合做中書舍人。就問：“劉攽如何？”
王安石又搖頭：“劉攽才學極高，尤其精通史學，可這人身上有個很壞的毛病：不論時間、不分場合，見人就開玩笑，上躥下跳像個不長毛的猴子，朝廷大臣一多半被他取了外號兒，這麽個不踏實的人在陛下身邊不但不妥當，也很不得體。”
劉攽本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他這個愛開玩笑的毛病是真的，王安石說得是實話。
馮京送來的三名人選，神宗真正中意的其實是蘇軾。現在王安石把兩個人都否了，神宗才問：“蘇軾如何？”
皇帝先問曾鞏、劉攽，最後才問蘇軾，分明是要用蘇軾的意思。因為下頭報上來的隻此三人，若都否了，顯得王安石太霸道。可在這三個人中，安石最瞧不上的倒是蘇軾，忙向上奏道：“蘇軾才學過人，仁宗朝以製科超等拔擢，天下人都以為這是個英才。然而臣對此人注意過很久，覺得蘇軾隻會空談，不辦實事，根本沒有做大臣的能力。以他的本事，最多當個府判官，中書舍人非其所能！”
想不到王安石真把這三位大臣都給否了，神宗心裏有點兒不痛快，皺著眉頭問：“如此說來三人都不能用？”
王安石也知道三位大才子被他一筆勾銷顯得太霸道了。好在“拗相公”有急智，立刻奏道：“臣以為曾鞏的弟弟曾布才學不在乃兄之下，可以出任中書舍人一職。”
曾布是曾鞏的弟弟，然而這個人的政治主張與其兄相反，早在“三司條例司”成立之初就是王安石最親信的手下，議定新法的時候出力很多。王安石推薦曾布，表麵似乎與曾鞏有些關係，其實曾家兩兄弟毫無瓜葛，王安石等於在任用私人。
早在起用王安石的時候神宗就拿定主意，前頭幾年的“變法”大事盡可以讓王安石去做，至於後頭的變局，神宗自有安排。如今王安石要用親信充任中書舍人，神宗也就答應了。
就這樣，一直在開封府做推官的蘇子瞻與中書舍人一職失之交臂。
蘇學士的才華實在出眾，可惜官運似乎不旺，以前因為“浮躁”被韓琦輕視，現在又因為政見不同被王安石齟齬，後頭幾年的仕途無疑是雪上加霜。
與此同時，朝廷的變法還在步步深入，就在這一年，《農田水利法》推出，鼓勵百姓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增加糧食產量。此法與早前的《青苗法》相互銜接，規定興修水利的鄉民可以借國家的“青苗”貸款雇傭人手修築水利設施，此法一出百姓們十分歡喜，朝野上下因為《青苗法》強行推廣而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一下子緩和了不少。
然而到了熙寧三年，《保甲法》也推出來了。
《保甲法》規定鄉民每十家編成一保，每二丁取一人，授以弓箭，教習戰陣，希望在發生戰爭時這些鄉民能立刻成軍，保衛家園，初衷甚好。可惜實行起來又出了問題。
鄉民編為保甲，每兩個壯丁抽出一人參加訓練，可朝廷本身沒錢，雖然抽了壯丁，卻不發給盔甲兵器，連弓箭都讓壯丁自己去買。一張最軟最次的弓賣一千五百錢，一支箭六十錢，壯丁們本來就不願意受這個訓，當然也不肯掏這個錢，隻買破弓爛箭，這些破爛兵器戰場上哪裏能用？朝廷雖然派人訓練壯丁，地方上卻胡亂應付，一開始每五天集中訓練一次，被抽出來的鄉民胡亂湊合，教練的人也不當回事，後來五天一訓維持不下去，改成十天一訓，鄉下人穿著棉袍麻鞋拿著歪弓殘箭胡亂鬧騰一天各自散去，什麽軍陣？什麽戰術？提都不要提！
《保甲法》還引出另一個麻煩：大宋開國時強敵環伺，其版圖規模不及前朝，可耕的土地也少，至今承平百年，人口已達一億，人多地少，不少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以前朝廷有個辦法，就是把這些流民招募為兵，不為打仗，隻是賞給他們一口飯吃，免得這些人淪為盜賊。現在《保甲法》推出，朝廷不再招募流民參軍，這些沒田沒地沒手藝的流浪漢連最後的活路也斷了，隻得落草為寇，明搶明奪，拿自己的命換一口吃的。
《保甲法》剛一實施，鄉下就亂了，可朝廷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一切變法仍在強力推行。
朝廷裏的諸多事變與蘇學士無關，這時候他正呆在開封府裏處置各項雜事，從早忙到晚，手酸眼花腰疼，回到家吃個飯，哄哄寶貝兒子，和二十七娘說幾句閑話兒，稀裏糊塗把個熙寧三年混過去了。
眼看到了年底，春節將至，宮裏發給開封府一件公事：向江南購買花燈，以供節日使用。
江南地方多有巧手匠人，紮製的花燈精致無比。早在真宗年間就有定例，每年向江南購買花燈裝飾宮廷。如今變法不順，物議紛紛，神宗有意粉飾太平，也想在祖母曹太皇太後和母親高太後麵前進孝，湊個熱鬧，就命開封府多買花燈，要把內廷裝飾成花團錦簇，討太皇太後、皇太後的高興。
接了旨，開封府立刻下發文書，命杭州府工匠紮製特貢花燈四千盞，即刻運往京城以供上用，一應購製費用從優發給。
浙燈之美冠於天下，當地專有一批工匠每年指著紮製花燈賺錢養家。平時上用花燈一般隻用兩千盞，今年宮裏要用四千盞，對工匠們來說真是個發財的機會。那些有名的匠作坊無不傾盡資本購買原料，不惜重金雇請工人，極盡巧思，趕工趕時，好歹把四千盞花燈紮製出來，仔細包裹裝船，像護孩子一樣看著守著按時送進京城，交到開封府手裏。
花燈辦妥，開封府鬆了口氣，就上報三司度支郎中，請求撥發帑銀收購花燈送內廷使用。三司接了文書準備撥下銀兩。但今年與往年不同，三司衙門上頭又多了一個衙門，就是製置三司條例司，於是撥帑銀購買花燈的文書轉到了三司條例司檢詳官呂惠卿手中。
看了這道文書呂惠卿暗吃一驚，哪想到單是購買花燈一項竟要花費國庫銀錢數十萬貫！
眼下朝廷正在變法，一心要富國圖強，可皇宮裏的花銷如此驚人，光買燈一項就花費這麽大一筆款子！何況花燈不同別的東西，此物隻供節日幾天，用過就廢，也就是說幾十萬貫銅錢隻買一個熱鬧，不到一個月就全扔到水裏去了！
想到這裏，呂惠卿就上奏皇帝，請求對今年的花燈減價購買。
神宗皇帝十分英明，心裏也有省錢的打算，看了呂惠卿遞上的劄子覺得有理，就下旨命開封府將這四千盞花燈“減價收買”。開封府接旨卻犯了難：這些花燈是訂製回來的，事先已經講好了價格，現在忽然說要“減價”，怎麽個減法呢？
花燈不同於米麵布匹之類，這東西隻在春節使用，節日一過就成了爛布廢紙！而且製作花燈的成本運費也在這裏擺著，減價收購工匠就賠了！他們當然不肯。這個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販燈的人必然把花燈收回，自己拿到街上去賣，以求減免損失。這麽一來內宮就沒有花燈可用了。
皇命在前，開封府也無計可施，隻好耍了個無賴，忽然下令將四千盞花燈全部封存起來，不準匠人領回私賣，隻等著看上頭拿出多少錢來，然後按錢數折價，強行收購這批花燈。
大宋朝與別的朝代不同，皇帝特別講理，百官照顧商人，所以宋朝的商業不但比漢唐繁榮，甚至比其後的元、明、清三朝還要強得多。在這個官府頗講誠信的朝代，像這樣食言而肥、對市麵商品強爭強買的事例還從未聽說過。那些販賣花燈的匠人眼看血本無歸，全都傻了眼，可扣留貨物的是開封府，減價買燈的是皇上，幾個草民到哪裏去告狀？隻能每天跑到開封府來哭訴哀求。
官員的心是鐵打的，一開始不理他們，後來見這幫人在衙門口哭得討厭，就派了幾個皂隸，一頓棍棒鞭子把這幫賤民趕跑完事。
開封府做這些事的時候推官蘇子瞻就眼睜睜在旁邊看著。
蘇子瞻有一點與眾不同，他的眼、口、心是連著長的，隻要有不平事，他的眼看見、心想到，嘴裏就要說，不說不行！回家立刻寫了一道劄子，請皇帝不要做這無恥搶奪的事。
蘇子瞻說話一向強硬直率，給皇帝上劄子也不頭一回了，隻不過凡他遞上去的劄子十去九不回，極少有人搭理。哪知這一次卻不同，劄子遞上剛兩日，詔命下達：命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進宮見駕。
皇帝回複如此之快，連蘇軾自己都覺得意外，急忙飛奔進宮來見皇帝。
神宗皇帝正在延和殿批閱文書，見蘇軾到了就放下筆，和顏悅色地問他：“卿上了一道劄子，說朕減價收買浙燈一事不妥，此事朕不知內情，特叫你來問問。”
自從嘉祐二年考中進士，到今天已經整整十三年了，其間經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熬成了六品推官，可真正麵對麵向皇帝進言這還是第一次。真是誠惶誠恐，半天才說：“臣在開封府辦事的時候聽說陛下詔命購買花燈以供上用，花燈送到京師，卻又下旨減價收買，臣聽了實在不敢相信。陛下試想，花燈雖然華美，其實隻是賤物，饑不能食冷不能蓋，用過便拋棄了，那些以紮燈為業的匠人都是窮苦人，就指著過節紮幾盞燈賣錢養家活口。今年宮裏用的燈比往年多，這些人以為可以多賺些錢，不少人借債買來物料紮燈販運，苦巴苦業，能賺幾個錢呢？臣以為陛下乃生民父母，最應該體恤這些窮苦人，宮裏買燈的時候不但不能減價，反而應該加價收購，讓這些人多賺幾個小錢兒，過年能多買幾斤肉、多置一身棉衣，這些人必然感激涕零，天下人看了也會感念陛下的聖德。”
蘇軾這些話倒真是為皇帝設想。神宗十分英明，一聽就明白了。點頭道：“你說得在理，朕對百姓應該多施仁政。可宮裏買燈花費數十萬，都是百姓賦稅，朕也心疼……”
皇帝這個“心疼”其實牽強得很：難道下令今年采辦花燈數量加倍的不是他嗎？如今花錢太多覺得“心疼”的又是他，不肯照價付款、強令官府封存花燈的還是他！
——皇帝呀皇帝，你究竟要怎樣？是不是天下話都讓你一個人說完，天下便宜都讓你一個人占盡，你才滿意？
這話蘇軾心裏敢想，嘴上不敢問，想了想又說：“陛下有心節省宮中用度。但臣以為這些花燈畢竟是民間之物，如果陛下要買，便依原價，如果覺得太貴也可以不買，把燈發還原主，讓他們自己去販賣。至於減價收購似乎不妥，命開封府拘收封存，不準原主私販，更不妥當。”
蘇軾這些話很有道理，神宗皇帝善於納諫，沉思半晌，點頭道：“就依卿之言，今年的浙燈照原價收購吧。”
見皇帝如此聖明，當殿準其所奏，蘇軾大喜過望，真心向上謝恩。神宗皇帝微笑道：“眼下變法大事千頭萬緒，爭議極多，朕有心勵精圖治，富國強兵，正需要卿這樣的能臣直言奏明，就算指責朕個人的過失也無妨。有什麽話，都說出來！”
神宗皇帝對蘇子瞻這麽親切和藹，原因很簡單：眼下神宗正想啟用幾個大臣，蘇學士是其中的首選。
神宗皇帝借三司條例司之手打擊舊臣子，掃**禦史台，雖然完全成功，引發的爭議也不小。遭貶的官員一肚子怨氣，前朝留下的一群掌過權的老臣也對朝局不滿，反對的人太多，神宗皇帝竟有些壓製不住了。
中國曆史上隻有宋朝皇帝“不殺士”。不是不想殺，是祖宗製度在那裏，不準他們殺！最多隻是貶官外放罷了。皇帝不殺大臣，臣子們就不怕皇帝，敢說真話、敢當麵和皇帝爭執辯論的人也就格外的多，要想改變這個現狀，神宗皇帝就必須突破“不殺士”的規矩，用鋒利的屠刀封住大臣的嘴。
神宗皇帝要奪天下大權，早晚會嚐試殺幾個大臣給天下人瞧瞧了，但眼下朝廷裏正直之臣還占大多數，執政的王安石也是位正人君子，有這些人在朝廷上，皇帝想殺人，一時還辦不到。
既然不能壓服大臣，神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懷柔舉措安撫人心。但變法還在繼續，早先因反對變法被貶謫的大臣此時很難招回，想找一個與王安石唱反調、與變法不合拍卻又沒什麽後台、沒什麽根基、沒什麽本事、起用之後也不會幹擾大局的臣子，沒這麽容易。
想來想去，神宗皇帝想起了在開封府任推官的蘇軾。
基於這些考慮，神宗皇帝才借“浙燈”的因頭兒招回蘇軾，對他溫言撫慰。
蘇子瞻是個實心眼兒的老實人，哪知道皇帝的心思，聽了幾句熱呼呼的話兒隻覺心頭火熱，連眼眶子都濕了，忙向上奏道：“陛下欲至國泰民安，應該做三件事，稱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蘇軾說的結人心，是讓神宗皇帝不要急著打擊朝臣的意思；厚風俗，是請皇帝變法的腳步放慢一些；“存紀綱”三個字大概是虛的。這些神宗皇帝都聽明白了，點點頭，不置可否。
見皇帝神色慈和，微微頷首，蘇軾以為皇帝今天是真肯聽他勸說了，趕緊又說：“臣聽說天下人莫不有所依靠，百官能役使百姓，是靠了陛下的支持，陛下要治國，又靠什麽呢？”
蘇軾這一問其實沒有什麽深意，可神宗皇帝聽了暗吃一驚，誤以為蘇軾要說“皇帝治國靠納諫”，然後責備皇帝借三司條例司之手打壓禦史台。還不等他有什麽反應，蘇軾已經自顧說了下去：“人主之所恃，自然是民心了。”
蘇學士前頭的話差一點戳中皇帝的要害，倒把神宗嚇了一跳，哪知後麵跟著的卻是一個俗套子，說了等於沒說，神宗這才知道蘇軾根本沒看透朝局——以蘇學士的城府大概也看不透。於是放下心來，笑著說：“天子所恃是民心，說得好！”
聽皇帝稱讚蘇軾更來了精神，又說：“變法走到今天，大概陛下也聽到百姓的怨言了吧，為何有此怨言？是因為陛下變法太急。自太祖、太宗以來國家財賦掌握在戶部、鹽鐵、度支三司手裏，這個製度本來甚好，可陛下忽然設置了一個製置三司條例司，讓幾個年輕人把持三司條例司，任意製訂律條，迅速推行運作，不問民情，不理民怨。須知百姓耕種田地、商人販貨牟利是他們養家活口的根本，就像魚入水則活，樹紮根才生一樣，可三司條例司所行法令一經推出，百姓失其田產、商人失其生意，如魚離水，樹斷根，百姓嚇得魂不附體，哭嚎哀告，陛下卻看不到百姓的苦處，隻聽幾個心腹重臣在陛下耳邊說：‘我等變法，並無害民之心，所變之法也沒有害民之處，不怕別人議論。’這就像一幫人架鷹牽狗腰纏弓矢走進森林，卻對別人說：‘我們不是打獵的！’就像一幫人駕著小船拿著漁網進入江河，卻說：‘我們不是打漁的！’如此自欺欺人別人怎麽能信？大臣們偶爾勸陛下一句，就有人假借陛下之名出來喝斥，罵這些人是‘奸邪’，一律罷免，這麽下去怎麽得了？”
到這時神宗才知道，原來蘇軾責備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本就是皇帝麵前的“擋箭牌”，自從變法開始以來，天下人都在責備王安石，已經責備不出什麽花樣來了。蘇學士博古通今，很會講故事，一番話說得好不熱鬧。但對於城府如海的神宗皇帝而言這些都是廢話，若在平時，早就不肯聽下去了。今天正要啟用蘇軾，不妨姑且聽之。於是麵露微笑，任他說去。
蘇軾又說：“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朝廷的變法就犯了這個毛病，新法推行太快，百姓不能適應，若能假日時日緩緩推行，才有可能成功。比如這《青苗法》最怕的就是官府向百姓強行攤派貸款，陛下是聖君，當然管得住臣下，但幾十年幾百年後朝廷出了昏君佞臣，地方上出了貪官汙吏，用 ‘青苗貸款’迫害百姓，那時陛下還管得了嗎？百姓們受了迫害，都會問：‘《青苗法》始於何時，又是何人所訂？’結果發現這法是陛下訂的，是從我朝開始的，百姓們豈不要罵？”
蘇軾把話說到裏，神宗皇帝已經有了幾分困意，趁蘇子瞻低頭琢磨的時候掩住嘴悄悄打了個嗬欠，強打精神問道：“依你之言應該怎麽辦？”
蘇軾抬起頭來向上奏道：“臣以為不如罷去三司條例司，重立規矩，先整頓吏治，再求變法。”
——罷去三司條例司，正好神宗皇帝也有這個想法。
“三司條例司”成立以來辦了很多要緊的事，隻可惜“三司條例司”規模太小，人員太少，掌握朝局的力度不夠，所以神宗打算把這個機構撤銷，讓“三司條例司”的人馬跳出這個小圈圈兒擴散到整個朝廷去。
“罷去”和“擴大”本是水火不容的兩個概念。可聰明的神宗卻能把這兩個概念合而為一，讓“罷去”成為“擴大”，真是高明！
但對“三司條例司”的改動調整是一件大事，皇帝犯不著跟蘇軾這麽個小官兒商量。
正好，皇帝還沒答話，內侍上殿奏道：“三司檢詳官太子中允呂惠卿求見。”
呂惠卿是三司條例司官員，主持變法事宜，每天都有事向皇帝稟奏。按說皇帝正在聽蘇軾進言，應該讓呂惠卿等一會兒再進來，但神宗對蘇學士的長篇大論已經失去了耐心，就吩咐：“叫呂惠卿進來。”回頭又對蘇軾笑道：“你接著說。”
這時呂惠卿已經走上殿來，向皇帝行了禮，就站在蘇軾身邊。
蘇軾倒也有自知之明。剛才他提出罷去三司條例司，自己也知道這話說過了頭兒，皇帝未必肯聽從，現在呂惠卿來了，罷去三司條例司的話就更不能提了。可在皇帝麵前當麵奏事的機會難得，不把心裏話都說出來又不甘心，略想了想又說：“陛下天縱英明，博學廣聞，堯舜之心，文武之能，為政英明勤奮，決斷如神，所怕的隻是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我大宋雖有積弊，然而江山穩固，百姓歸心，能臣多有，若求治太急，竟不求穩，不問民心，不恤臣子，社稷震動在所難免。加之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能臣一言不合立刻罷黜，新進臣子充斥朝廷，兩三年間朝堂上麵目全非，時局動**社會滋擾，這是‘未得治，先得亂’。臣想陛下變法的目的絕不在此吧？”
蘇軾這些話說得懇切，在一旁的呂惠卿卻有些聽不下去了。
蘇軾指責皇帝過度提拔新人造成朝局動**，呂惠卿正是這麽一個“新人”，蘇學士這不是指著鼻子罵呂惠卿嗎？早前為了科舉中的一張試卷兩人鬧過一場，呂惠卿很不喜歡蘇軾，忍不住插進話來：“你的意思是不該變法？”
蘇軾忙說：“變法是必須的，隻看怎麽變。”
呂惠卿立刻又問：“你說該怎麽變？”
在皇帝麵前呂惠卿氣焰萬丈咄咄逼人，蘇軾氣短言虧，無所依仗，還沒辯論，已經輸了。現在被人家質問過來，蘇軾隻能盡力辯論，轉向皇帝奏道：“臣以為要變法首先必須整頓吏治，隻有吏治清明，變法才能成功。否則所立法令再好，一經實施就變了樣子，如此無論怎樣變法，最終都難以成功。所以我認為變法應該急於求吏，緩於立法。”
蘇軾所說的“急於求吏，緩於立法”是朝廷眾多大臣共同的心聲。但這樣做會有兩個後果，一是求人為先，朝臣自然更受重視，國家言論更加開放，而皇帝的君權會進一步受到限製；二是求人於前，立法於後，變法的進度就會拖緩，至少不能像現在這樣“一年一大變，三年通盤變”，神宗皇帝急著富國強兵，也等不得。所以“急於求吏，緩於立法”雖好，神宗皇帝卻不能接受。
呂惠卿在神宗身邊呆了三年，深知皇帝的好惡，立刻從蘇軾話裏聽出破綻，忙向上奏道：“臣以為法不可不變，而變法之道又有一年一變，數年一變，或者一世一變的。《周禮》有言：‘正月始和，垂於象位’就是一年一變；‘五載一巡狩’乃是五年一變；‘刑罰世輕世重’就是一世一變。而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萬世不變之法。古人變法之時並不提‘用人’，因為變法若得當，人事自然更新。所以國家有弊端就要變法，豈有坐視弊端而不變的道理？”
呂惠卿很聰明，幾句話把蘇軾那個“先求吏，後立法”的建議揭了過去。蘇軾隻能接著呂惠卿的話頭兒往下說：“變法不能急於求成、全盤變更。就像我們住的宅子，屋瓦破了就補一補，房梁歪了就正一正，不到萬不得已實在沒必要把整間房子推倒重蓋。大宋立國百餘年，國政有利有弊，好的就要保持，弊端才要革新，不能一概而論，全盤更改。如今立法過快，用人太急，法令剛擬出來就推行下去，臣子一句話不合就被罷免，這就過了。”
聽了蘇軾的話神宗皇帝暗暗皺眉。
蘇學士太老實，一不留神踩進了呂惠卿設的套子，他最後說的這兩句話無異於當麵指責了皇帝。
聽蘇軾說了這魯莽的話，呂惠卿微微一笑，就此不再動問，神宗皇帝坐在上頭也不出聲，蘇軾還沒明白殿上的氣氛怎麽忽然變了，一時惶然，也愣住了。
半晌，神宗皇帝開口了：“卿等所議各有道理。”看了蘇軾一眼，沒說別的，把手一擺，蘇軾隻得告退。
第二天，詔命下達：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特進祠部尚書。
祠部，是禮部下屬的一個衙門，祠部尚書隻是個六品官職，名字好聽，其實專管禮部衙門的各種雜事。蘇學士一人擔著史館、官告院、祠部三個閑差，看似重用，實則賦閑。
又過幾天，皇帝下詔：罷除製置三司條例司，權力並入中書五房和司農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