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王安石身上就背著“逼害呂公著、打擊三舍人”的壞名聲，現在範鎮、司馬光先後去職，坊間立刻傳出謠言，說王安石因為嫉恨蘇軾，竟指使親信誣陷蘇子瞻，同時迫害範鎮和司馬光，導致兩位翰林學士被罷！於是朝野上下人人痛罵，王安石的名聲更壞了。
王安石是個有勇氣的人，既然敢出來主持變法，就不怕這些謠言。可王安石也知道，變法才開了個頭兒，後麵的路還長著呢，單是一個《青苗法》就搞得罵聲一片，一個蘇子瞻又鬧得物議紛紛，以後事情隻會越來越難辦。於是做出個姿態，在家裏擺一桌酒席，請秘閣校理錢藻、集賢校理曾鞏、國子監直講劉攽以及三司條例司的同僚呂惠卿、呂嘉問、曾布等人前來赴宴。宴席上特意多請了一個人，就是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子瞻。
曾鞏、劉攽、蘇軾，這是早前被舉薦擔任中書舍人卻遭王安石親筆刷落的三個人。王安石把這三人請來赴宴，當然是想和朝臣們緩和關係。
王安石是個務實的人，平時在吃喝穿戴上頭從不留心，在家擺酒宴客也很少見，列席之人或是王安石的好友，或是同僚下屬，坐在一起言笑甚歡，偏蘇軾的位子不好，左邊主位是王安石，右邊坐著呂惠卿——兩人多少有些隔閡，話不投機。對麵桌上的劉攽倒是蘇軾的好友，可惜坐得遠，說話不便，於是蘇軾仰臉喝酒埋頭吃菜，話不多，主人對他也不算殷勤。
一頓酒席到了尾聲，席上眾人酒足飯飽，話也多了起來。
這時下人在王安石麵前擺了一碟醃過的紫薑。王安石夾了一筷子放進嘴裏慢慢品著，問對座的國子監直講劉攽：“孔子有‘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等語，都好解釋，其中卻有一句‘不撤薑食’是何緣故？”
劉攽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也是京師中出名的才子，尤其精於史學，造詣與司馬光相提並論，所以王安石有此一問。
劉攽這人有個特點，極好詼諧，不管何時何地麵對何人，說不上三句話就要拿對方打趣。現在王安石隨便問他一個問題，劉攽哪肯好生回答，眼珠兒一轉就有了主意，笑著說：“介甫這話問得好，孔聖人之言大有深意！這事別人不懂，隻有我考證出來了！”
劉攽這幾句神叨話把眾人的注意力都引了過來。王安石也來了興趣，忙說：“你講講吧。”
劉攽咳嗽兩聲，捋著胡須揚起臉慢條斯理地說：“《道德經》有雲：‘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可草民很精，怎麽才能‘愚之’呢？孔聖人想了個辦法：教人多吃薑！因為醫書上說薑吃多了傷腦，會讓人變笨，百姓變笨了才好治理呀。”
劉攽這話一出口，酒席上半數人都掩口而笑。偏偏王安石是個愛思考的人，竟沒意識到劉攽拿他開玩笑，自己想了想，點頭說：“原來如此……”
想不到堂堂一位博學多才的王介甫竟被劉攽捉弄了，酒席上眾人更是忍不住偷笑。劉攽是個人來瘋兒，見別人被他逗笑了，越發來勁，又衝著王安石笑道：“聽說介甫在家講學的時候曾經作了一部《字說》，把古今文字的字型字義做了解釋，其中多有奇思妙想，我想在此請問一個字。”伸手在空中比劃著，“‘鳩’這個字右邊是隻鳥，左邊是個九，古人究竟怎麽想的，為什麽要放一個‘九’在這裏呢？”
劉攽裝腔作勢，問的問題倒很有趣，席上眾官都停了箸看著王安石。偏偏王安石討論學問的時候特別認真，一本經想了半天，老實說：“這事我沒想過……”
王安石話音剛落，坐在他身邊的蘇軾已經笑道：“大人連這都不明白？《詩》曰：‘屍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屍鳩有七子，加上爹娘，不就是九隻了嗎？”
劉攽問得是個不著調的問題，偏偏蘇軾說出這麽個不著調的“答案”來，引得眾人一片哄笑，王安石這才感覺到被劉攽這個“猴兒“耍了，神色有些尷尬。
不等別人出來打岔，蘇軾緊接著又問：“介甫以為‘波’字為何從‘水’從‘皮’？”
蘇軾這個問題看似容易回答，裏麵卻有詭計。王安石想也沒想就說：“‘波’本就是‘水之皮’嘛。”
蘇軾連連點頭：“明白了。這麽說‘滑’就是‘水之骨’嘍？”
想不到蘇學士話裏竟設了圈套，王安石糊裏糊塗地又讓人家算計了，正不高興，劉攽又在旁問道：“請問介甫，牛這個東西行動遲緩，古人卻把三個牛字疊起來，讀為‘奔’，我就不明白了，三牛如何為‘犇’，難道三頭牛放在一起就能奔跑如飛了嗎？還有，鹿這個東西細瘦伶仃的，可古人把三個鹿字疊起來，讀為‘粗’，這‘麤’字更怪，難道三隻鹿在一起就都變胖了嗎？”
這樣的怪問題讓王安石怎麽回答，正在瞠目結舌，蘇軾已經接過話頭：“劉大人這問題提得好！我看一定是古人造字時造錯了，務必改正！”指著王安石對眾人說，“幸好介甫在此，這事就好辦了。”
蘇軾遞過一個話頭兒來，劉攽立刻會意，衝王安石笑道：“對！就請介甫督促司農寺下發一道文書：以後天下人務必將‘犇’字改讀為‘粗’，‘麤’字改念為‘奔’，從此牛胖、鹿快，皆大歡喜。此是改革時弊，利國利民，介甫不要推辭！”
其實劉攽那個“聖人騙百姓吃薑”的笑話就沒在諷刺朝政，現在蘇子瞻和劉貢父你一言我一語，好像兩個說相聲兒的一樣，話裏帶刺兒，句句都在諷刺王安石。在座的官員一半兒和王安石政見不合，都拊掌大笑，坐在主位的王安石給鬧得像個冤大頭，終於忍不住氣，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沉著臉說：“兩位的玩笑也夠了！變法是大事，我等都是肩負重任的臣子，飲宴之時也該多談正事，玩笑無益！”
劉攽對王安石開這些惡劣的玩笑，一半是天性使然，另一半也是因為劉攽對王安石近兩年來的諸多舉措十分不滿，借機發泄。
王安石強推“青苗法”所造成的震動和影響比他自己想象的還要大。可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王安石對質疑和反對的大臣全部施以鐵腕，挨個逐出朝廷，天下人不知道這些事件背後都有神宗皇帝的指使，於是把所有錯誤都怪罪在王安石一個人身上了。劉攽是個滑稽的家夥，可他也是個忠直熱烈的純臣，對王安石蠻橫的作派、強硬的手段實在看不下去，所以借著開玩笑的機會故意在王安石麵前說嘴找茬兒。
現在王安石發了脾氣，劉攽趕緊裝出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來，拱手說道：“介甫說得對！我等身為朝廷官員，還是多想大事為好。我這裏有一個建議說給大家聽聽：大宋人口百兆，人多地少，打出的糧食有限，聽說南方有座太湖，占地數千裏，肥沃已極！我想發動當地百姓圍湖囤墾，若能把太湖之水排盡，立刻得到良田數百萬頃！不知各位以為如何？”
劉攽這話說得極大，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驚。王安石是個一心辦大事的人，乍聽這個主意聳然動容，沉思良久才說：“若能得良田百萬頃，真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太湖平了，江河之水下瀉，又該排到何處去？”
劉攽把兩手一攤，高聲說：“這好辦！隻要在太湖旁邊另挖一個‘太湖’蓄水就行了！”
劉攽這話一出，在座各位官員哄堂大笑，連王安石的幾個親信都止不住笑得前仰後合。王安石先是一愣，頓時明白劉攽又在拿他打趣，而且話裏的意思分明諷刺他王安石辦事不切實際！
這一下子王安石真有些惱了，指著劉攽憤憤地說：“劉攽，劉攽，真是分文不值！”
王安石說劉攽“分文不值”，既是責備他不分時間場合隻知道亂開玩笑，同時這話又巧，把劉攽的“攽”字一分為二，成了“分文”二字。
劉攽是個鬥嘴的行家，腦子極快，立刻回敬一句：“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寧！”
劉攽說的兩句話十分晦澀，眾人琢磨了一會兒才明白，原來“安石”二字去了上半邊，隻剩“女”和“口”，湊起來是個“如”字，而安的上半部是個寶蓋，石的上半截像個“丁”字，湊起來是個“寧”。再細一想，“下交”是指上官和下級交往，“上頸”則是上吊的意思，劉攽這兩句話分明暗指王安石結交了一群小人，而他所推行的變法看似“安寧”，實則無異於找死！
劉攽這兩句話用字太巧，意思太硬，不但罵了王安石，連在座的呂惠卿、呂嘉問、曾布等人都被他罵了。王安石與劉攽本是極要好的朋友，平時不知被這個促狹鬼開過多少玩笑，從不生氣，這次實在忍無可忍，衝著劉攽狠狠地說：“此間雅集，粗鄙下作之人請自便！”
劉攽今天來赴這個宴會，本是想對王安石進言的，哪知自己還沒說到正題，王安石倒先惱了，劉攽的火氣也一發不可收，高聲叫道：“席間確有粗鄙下作之人，隻不知是哪一個！百姓是國之根本，沒有百姓哪有國家？有子言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現在你王介甫主持政事，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無借貸之患，反而搞什麽‘青苗貸’，天下百姓早已不堪其苦，你還在用種種借口繼續推行這惡法，子曰：‘吾誰欺，欺天乎？’這‘欺天之輩’說的就是你王介甫！如今你又仗著皇寵把持朝政，迫害同僚，大臣們隻要說一句話立刻被你罷逐，上至宰相、參政、翰林學士，下到翰林、禦史、六部官員，兩年功夫被你逐走了多少人！古往今來亂政弄權的奸賊之中，像你這樣的也少見，你拍著胸口自問一聲：你王介甫是不是一個粗鄙下作之人！”
劉攽這幾句硬話把王安石氣得臉色鐵青，手指著劉攽說不出話來。
見劉攽公開發難，蘇軾也坐不住了，站起身來對王安石拱拱手：“下官心裏有個想法，多日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既然大人以為國事要緊，宴席上也該多談政事，下官就問大人一句：‘青苗法’自推行以來效果究竟如何？”
都說宰相肚裏能撐船，王安石雖然被劉攽的胡言亂語惹急了，倒還能自製。現在蘇軾直截了當來質問他，王安石立刻把前麵的事放下，心氣也平靜下來了：“‘青苗法’效仿周公‘泉府’舊製，每年春耕時由國家發放貸款給貧戶，讓他們購買農具種籽，秋天有了收成歸還本息，其餘都歸農戶所有，推行以來百姓歡悅，國家也增加一筆收入，皆大歡喜。”
所謂“泉府”是周朝設置的隸屬於大司徒的衙門，主要掌管稅收，兼管向百姓放貸以收取利息，同時也收購市場上富餘滯銷的貨物，待機售賣。王安石早前向神宗皇帝提議：變法應該遵循“堯舜之製”，這話說得空泛了些，實際操作的時候，“青苗法”、“市易法”等具體法令皆有脫胎於周朝“泉府”製度的跡象。但周朝禮製失傳已久，後人隻知衙門名稱，並不知道“泉府”如何運作，王安石假托“泉府”製度搞出的“青苗法”隻有其名，並無其實。何況周朝的東西搬到宋朝來用，隻怕早已過時了。
聽王安石把話說得輕巧，蘇軾立刻追問：“介甫以為果真皆大歡喜嗎？”
王安石早知蘇軾有此一問，也不與他爭，隻淡淡地說：“子瞻有話不妨直說。”
蘇軾本就是個直來直去的人，就算王安石不問，他也要把話都說出來：“下官聽說自從‘青苗法’推出以來百姓深受荼毒，民間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乃是官府所放的青苗貸款利息甚高，每放出十貫錢，到秋天連本帶息要收回十二貫，這麽高的利息讓百姓如何承受？”
王安石嘴裏“嗯”了一聲：“我當子瞻抱怨什麽，原來是這件事。放貸取息，古來如此，至於兩分利息並不算高，那些沒心肝的富戶放貸時四分息、五分息也多得是，如今官府放出‘青苗貸’，取息比民間借貸便宜，有官府在這裏管著，富戶就不敢訛詐百姓，於是百姓們少擔了利息，官府也多了一份收益，這不是皆大歡喜嗎？”
王安石說的是理想化的“道理”，卻不是鄉下的實際情況。蘇軾立刻反駁道：“百姓人家有富有窮，對於青苗貸款有願意借的，有不願借的。那些富戶也許心狠，可是百姓不找他們借錢，這些人也沒有強行借貸的道理。官府則不同，為了收取利息，不問百姓想不想貸款，隻管把‘青苗錢’放出去，春天的時候百姓不想用錢也不行，到秋天還不起貸款也要還！不能還錢的，官府有棍棒皮鞭伺候，更有拆屋奪田的本事！如今田稅已經很重，地方官還要私收農具、牛皮、鹽錢、麵錢、鞋錢之類，苛捐雜稅多至十幾種，百姓早已窮極了，又加一筆‘青苗錢’，春天強借，秋天逼債，這不是把人逼死了嗎？”
蘇學士的話一說出來，在座的官員紛紛交頭接耳。王安石不急不慌，穩穩笑道：“子瞻這話不對，立‘青苗法’時早有規定，百姓用錢，官府放貸；百姓不用錢，官府不放貸，豈有強行放貸之理？”
王安石說得仍然是個“理論”，不是“實際”。蘇軾忍不住冷笑一聲：“介甫這話才真正不對！你到鄉下看看，凡推行《青苗法》的地方，哪個府哪個縣不是強攤惡收？”
地方官對百姓強行放貸的事早不是什麽秘密了，偏偏王安石這個拗相公卻不承認：“子瞻說的是貪官汙吏，這些人能有多少？天下的知府、縣令多數都是好官，自然不會害民。”
王安石這話有點強詞奪理的味道，蘇軾立刻抓住其中破綻：“既然介甫也說‘縣令是好官，就不會害民。’請問介甫，要辦成‘變法’這件大事，應該先澄清吏治還是先推行法令？”
——推行法令易，澄清吏治難！現在蘇軾問得是：變法應該先難後易還是先易後難？
“熙豐變法”的一大漏洞就在於急功近利，先易後難……
到這時王安石已漸漸被蘇子瞻問住，猶豫了一陣子才說：“整頓吏治是長期的事，其中又有無數繁難，豈能一蹴而就？但國家積弱已久，再不變法情況隻會更壞，所以應當先行變法，以求速效。”
“下官卻以為變法之時應該急抓吏治，緩立新法！吏治不能澄清，地方官都是貪婪殘暴的惡棍，再好的法令推行下去也成了害民的酷法苛政，如此搞法，變法怎能成功？”
蘇軾越說越激動，王安石是個暴脾氣的拗相公，聲音也越提越高：“地方官是朝廷考核選拔出來的，都讀過聖賢書，怎麽會變成惡人？”
“朝廷不顧民情，隻顧聚斂錢財，種種任務派給下屬，完成的升賞，完不成的罷免，那些壞官為了完成朝廷派下的任務，對百姓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反而得賞的是他們，好官們體恤百姓，就完不成任務，結果罷掉的是好官。這樣搞下去，好官盡罷，惡官橫行，國將不國，還談什麽變法？”
見王安石答不上話來，蘇軾用手指頭敲頭桌子高聲道：“也許在介甫看來忠厚之人近於迂腐，老成之法如同愚鈍，隻有嚴刑酷法才能收到速效，可自古以來，凡忠厚老成以養民的皆成盛世，那些虐害百姓的惡政酷法隻能禍國殃民！商鞅用苛法治理秦國，桑弘羊用權術輔佐漢武帝，表麵看似有效，長遠來看都是破國亡家之術！這些敗類後人隻把他們看作蛆蠅糞穢，說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介甫為國執政，豈能效仿此等敗類？”
蘇學士這話直戳到王安石的心口上，忍不住跳起身來指著蘇軾的鼻子吼道：“我推行‘青苗法’依的是周公成法，怎麽成了惡政！”
蘇軾毫不退縮，也厲聲叫道：“青苗之法盤剝百姓，如同高利貸一樣，難道還不是害民惡政！”
眼看王安石和蘇軾爭得麵紅耳赤，話也越說越重，宴席上的官員都慌了神兒，劉攽和範鎮上前拉著蘇軾就走，曾布、呂嘉問二人也跑過去安撫王安石，一場酒席不歡而散。
蘇軾、劉攽在酒宴上痛責王安石，所說得話句句在理！
變法的關鍵不在於法條，而在於執行——不是說法條不重要，而是執行更重要！因為製訂一批好的法條比較容易，把這些“好的法條”貫徹到底，從最基層處執行到位！這個是很難的。所以變法不能急，穩紮穩打是關鍵，實是求是是關鍵，急功近利、文過飾非很容易壞事。
最糟的是：上層的急功近利往往引發基層的文過飾非；一旦底下的人文過飾非，上層人物又會因為看不到具體問題而更加急功近利。大宋第一真君子、第一實幹家、第一“拗相公”王安石，就吃了這個虧。
話說回來，蘇軾、劉攽當眾批駁王安石，是否說明這兩位學士比王安石高明呢？
談不上。
蘇夫子、劉學士隻是圍觀的“高士”，嘴頭兒上的“英雄”，讓他們針砭時弊指摘錯漏，個個口若懸河，句句說到痛處。讓這兩位夫子接替王安石來變這個法？差遠了！
差遠了……
要說政事上的能力，不但蘇夫子，就把大宋朝廷千名臣子、百位忠良都算上，沒有一個人強過王安石。這場變法不順利，不是因為“拗相公”本事不濟，而是因為朝政的“內幕”太深。所以蘇夫子罵王安石並不說明他強過王安石，王安石變法不順利，也絲毫不會損害他的清譽，後人提起“拗相公”，還是要豎起大拇指讚他一聲“正人君子”。
十個罵人的君子，比不得一位做事的君子，古往今來都是這個理兒。可這種道理有時候沒得講。就像蘇夫子，在酒席上和王安石的一頓爭吵成就了他“剛直勇毅”的名聲，那些以前隻知道蘇詩蘇文的人，如今都佩服這位學士的勇氣。可以說蘇夫子是一“罵”成名。
從這天起，蘇軾這個“舊臣首腦智囊”的虛名兒算是徹底坐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