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語類》一三六《曆代類》三雲：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茲請先論唐代三百年統治階級中心皇室之氏族問題，然後再推及其他統治階級之種族及文化問題。
若以女係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故李唐皇室之女係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闡述，茲所論者專以男係父統之氏族為範圍也。
唐之皇室本有自撰之譜牒，原書今不可見。然如《冊府元龜》及《兩唐書》等唐皇室先世淵源之記載固出自李唐皇室自撰之譜牒，即唐太宗禦撰之《晉書》亦唐皇室自述其氏族淵源之要籍。故茲依據此類唐室自敘其家世之著述，複取其他史料互相參證，以討論此問題焉。
李唐世係之紀述，其見於《冊府元龜》一《帝王部·帝係門》、《舊唐書》一《高祖紀》、《新唐書》一《高祖紀》、《北史》一〇〇《序傳》及《晉書》八七《涼武昭王傳》等書者，皆不及《新唐書》七〇上《宗室世係表》所載之詳備，今即依此表與其他史料討論之。表雲：
〔李〕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勖、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複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宣皇帝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舊唐書》一《高祖紀》雲：“率豪傑鎮武川，因家焉。”《新唐書》一《高祖紀》同）。生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次曰太祖（虎），次曰乞豆。
此《表》所載必出唐室自述其宗係之舊文。茲就其所紀李重耳、李熙父子事實，分析其內容，除去其為西涼李暠之正支後裔一事以外，尚有七事，條列於下：
（一）其氏為李。
（二）父為宋汝南太守。
（三）後魏克豫州，父以地歸之。
（四）父為後魏恒農太守。
（五）父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即所擒。
（六）父為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七）子為後魏金門鎮將。
考《宋書》五《文帝紀》雲：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辛巳索虜寇汝南諸郡，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委守走。索虜攻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拒之。
又同書七二《南平穆王鑠傳》雲：
索虜大帥拓拔燾南侵陳潁，遂圍懸瓠城，太守陳憲保城自固。
又同書七七《柳元景傳》略雲：
又同書九五《索虜傳》略雲：
〔元嘉〕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中略）。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緄（《文帝紀》作琨），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並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中略）。燾遣從弟永昌王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陽。（中略）。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衛，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又《魏書》六一《薛安都傳》雲：
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拓拔燾）臨江，拔乃得還。
據上引史實，則父稱李初古拔，子稱李買得，名雖類胡名，姓則為漢姓，其氏既為李，是與上列第一條適合。李初古拔為弘農太守，弘農即恒農，後魏以避諱故改稱恒農，是與第四條適合。李初古拔為宋將薛安都所擒，是與第五條適合。《宋書·柳元景傳》言“生擒李初古拔父子”，《魏書·薛安都傳》言“執李拔等，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則李初古拔當不止一子，殆買得死難，以弟或兄代領其職，今不能確知。但《冊府元龜》一《帝王部·帝係門》及《兩唐書》一《高祖紀》等書李熙率豪傑鎮武川因而留居之記載，乃後來宇文泰所改造，並非事實，俟後詳論之。總之，李熙為金門鎮將，李買得亦為金門塢戍主，地理專名如是巧同，亦可認為與第七條適合，至於北魏諸鎮設置之時代及其地望等問題則別為一事，非茲所討論者也。又第二條李重耳為宋汝南太守一事，征諸上引史實，絕不可能。蓋既言：“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其時必在元嘉二十七年。當時前後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皆可考知，郭道隱則棄城走，徐遵之則去郡，陳憲則先行郡事，後以守城功擢補實官。故依據時日先後，排比推計，實無李重耳可為宋汝南太守之餘地。據《宋書·柳元景傳》言：“李買得為永昌王長史，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則李氏父子與永昌王關係密切可以推知。《宋書·索虜傳》又言：“永昌王北屯汝陽”，考《資治通鑒》係永昌王屯汝陽事於元嘉二十七年三月，係李初古拔被擒事於元嘉二十七年閏十月，而汝陽縣本屬汝南郡，後別為汝陽郡者，故以時日先後、地理接近及人事關係論，李初古拔殆於未被擒以前曾隨永昌王屯兵豫州之境，因有汝南太守之授。然則此唐室譜牒所言之汝南太守實非宋之汝南太守，乃由魏之汝南太守所修改而成者也。第六條之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當即與第二條有關，檢《冊府元龜》一《帝王部·帝係門》之文，豫州刺史之上有“贈”字，是豫州刺史乃後來追贈之官，故於此不成問題，可不討論矣。《魏書·薛安都傳》言：“〔安都〕仍執〔李〕拔等南遁。及世沮臨江，拔乃得還”，是李初古拔原有自北至南複自南還北一段因緣，李唐自述先世故實，竟或因此加以修改，以傅會李重耳之由北奔南，又由南歸北耶？幸賴其與他種記載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千載而後遂得以發其覆也。
複次，《魏書·薛安都傳》之李拔即《宋書·柳元景傳》李初古拔之渻稱及雅名。《梁書》五六《侯景傳》載景之祖名周，而《南史》八〇《侯景傳》作羽乙周，正與此同例。蓋胡人名字原是對音，故成繁鄙，異於華夏之雅稱，後代史官屬文，因施刪略。夫侯景稱帝，七世廟諱父祖之外皆王偉追造（見《梁書》《南史》“侯景傳”），天下後世傳為笑談。豈知李唐皇室先世之名字亦有與此略相類似者乎？又據《魏書》四二《薛辯傳》附長子初古拔傳（《北史》三六《薛辯傳》同）雲：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北史》“輅”作“轂”），本名洪祚，世祖賜名。
同書三二《高湖傳》亦附載“高各拔”之名。然則“初古拔”或“車輅拔”乃當日通常胡名，頗疑李初古拔如其同時薛洪祚之例，亦本有漢名，特以胡名著稱於史耳。
總而言之，前所列之七條，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四條之中，李重耳父子事實皆與李初古拔父子事實適合。第六條乃第二條之附屬，無獨立性質，可不別論。第二條、第三條實互相關連，第五條既言：“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則元嘉二十七年南北交兵之際李氏父子必屬於北，而不屬於南，否則何得謂為宋將所擒？故今易原文之劉宋為後魏，則第二、第三條之事實不獨不與其他諸條相反，而且與之相成。況其他諸條中含有“元嘉二十七年”一定之時間、“李氏”“薛安都”之姓名專名、“弘農”“金門”之地理專名，而竟能兩相符應，天地之間似無如此偶然巧值之事。故今假定李唐為李初古拔之後裔，或不至甚穿鑿武斷也。
抑更有可論者，據《唐會要》一“帝號條上”雲：
獻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暠曾孫、嗣涼王歆孫、弘農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為宣簡公，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葬建初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為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武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追尊懿王，鹹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廟號懿祖，葬啟運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三〔？〕月一日追封為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為啟運陵。）
《元和郡縣圖誌》一七（參閱《舊唐書》三九《地理誌》，及《新唐書》三九《地理誌》趙州昭慶縣條）：
趙州。
昭慶縣，本漢廣阿縣，屬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回八十丈。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啟運陵。高四丈，周回六十步。二陵共塋，周回一百五十六步。在縣西南二十裏。
《冊府元龜》一《帝王部·帝係門》略雲：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隴西狄道人。其先出自李暠，是為涼武昭王，薨，子歆嗣位，為沮渠蒙遜所滅。歆子重耳奔於江南，仕宋為汝南郡守，複歸於魏，拜弘農太守，贈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門鎮將。後以良家子鎮於武川，都督軍戎百姓之務，終於位，因家焉。生天賜，仕魏為幢主，大統時贈司空。生太祖景皇帝虎，封趙郡公，徙封隴西公；周受魏禪，錄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國公。生世祖元皇帝昞，在位十七年，封汝陽縣伯，襲封隴西公；周受禪，襲封唐國公。高祖即元皇帝之世子，母曰元貞皇後，七歲襲封唐國公，義寧二年受隋禪。
今河北省隆平縣尚存唐光業寺碑，碑文為開元十三年宣義郎前行象城縣尉楊晉所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有拓本，頗殘闕不可讀。茲取與黃彭年等修《畿輔通誌》一七四《古跡略》所載碑文相參校，而節錄其最有關之數語於下：
（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簡公謹追上尊號，諡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張氏追上尊號，諡宣莊皇後。皇祖懿王謹追上尊號，諡光皇帝，皇祖妣妃賈氏謹追上尊號，諡光懿皇後（中略）。詞曰：維王桑梓，本際城池（下略）。
案：李熙、天賜父子共塋而葬，即族葬之一證。光業寺碑頌詞複有“維王桑梓”之語，則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絕無疑義，而唐皇室自稱其祖留居武川之說可不攻自破矣。又據《魏書》一〇六上《地形誌》“南趙郡廣阿縣”條、《隋書》三〇《地理誌》“趙郡大陸縣”條及《元和郡縣圖誌》一七“趙州昭慶縣”條等，知李氏父子葬地舊屬巨鹿郡，與山東著姓趙郡李氏居住之舊常山郡壤地鄰接，李虎之封趙郡公當即由於此也。又《漢書》二八《地理誌》載中山國唐縣有堯山，《魏書》一〇六上《地形誌》載南趙郡廣阿縣即李氏父子葬地複有堯台。李虎死後，追封唐國公，蓋止取義於中山、巨鹿等地所流傳之放勳遺跡，並非如通常廣義兼該太原而言也。至《大唐創業起居注》所雲：
初，帝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意。
則為後來依附通常廣義之解釋，殊與周初追封李虎為唐國公時暗示其與趙郡相關之本旨不同也。然則李唐豈真出於趙郡耶？若果為趙郡李氏，是亦華夏名家，又何必假稱出於隴西耶？考《元和郡縣圖誌》一五雲：
邢州。
堯山縣，本曰柏人，春秋時晉邑，戰國時屬趙，秦滅趙，屬巨鹿郡，後魏改“人”為“仁”，天寶元年改為堯山縣。
又同書一七雲：
趙州。
平棘縣，本春秋時晉棘蒲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也，屬常山郡。
李左車墓在縣西南七裏。
趙郡李氏舊宅在縣南二十裏，即後魏以來山東舊族也，亦謂之“三巷李家”雲。東祖居巷之東，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也。三祖李氏亦有地屬高邑縣。
元氏縣，本趙公子元之封邑，漢於此置元氏縣，屬常山郡，西漢常山太守皆理於元氏。
開業寺，在縣西北十五裏，即後魏車騎大將軍陝定二州刺史尚書令司徒公趙郡李徽伯之舊宅也。
柏鄉縣，本春秋時晉鄗邑之地，漢以為縣，屬常山郡，後漢改曰“高邑”，屬常山國，齊天保七年移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北界，今高邑縣是也。
高邑縣故城在縣北二十一裏，本漢鄗縣地也。
高邑縣，本六國時趙房子之地，漢以為縣，屬常山郡。
讚皇縣，本漢鄗邑縣之地，屬常山郡。
百陵崗，在縣東十裏，即趙郡李氏之別業於此崗下也，崗上亦有李氏塋塚甚多。
昭慶縣，本漢廣阿縣，屬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啟運陵，二陵共塋，在縣西南二十裏。（“昭慶縣”條前已引及，為便於解說起見，特重出其概略於此。）
《元和郡縣圖誌》著者李吉甫出於趙郡李氏，故關於其宗族之先塋舊宅皆詳載之，若一取其分布之地域核之，則趙郡李氏其顯著支派所遺留之故跡，俱不出舊常山郡之範圍。據此，則趙郡李氏顯著支派當時之居地可以推知也。但其衰微支派則亦有居舊巨鹿郡故疆者，考《北史》三三《李孝伯傳》末附載“趙郡李氏世係”一節（《新唐書》七二《宰相世係表》“趙郡李氏”條及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二一同）雲：
楷避趙王倫之難，徙居常山。楷子輯，輯子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
案：柏仁、廣阿二縣，後魏時俱屬南趙郡，土壤鄰接，實可視為一地域。趙郡李氏子孫甚微之一支，其徙居柏仁之時代雖未能確定，然李楷避西晉趙王倫之難，下數至其孫慎及敦，僅有二代，則李慎、李敦徙居柏仁，約在江左東晉之時。李熙父子俱葬於廣阿，計其生時亦約當南朝宋齊之世，故以地域鄰接及時代先後二者之關係綜合推論，頗疑李唐先世本為趙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孫，或者雖不與趙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緣攀附，自托於趙郡之高門，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稱士族之慣例，殊為可能之事。總而言之，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跡，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別，遽爾全部信從也。
又《魏書》九九《私署涼王李暠傳》本不載重耳南奔始末，傳世之《十六國春秋纂錄》六《西涼錄》亦無其事。而湯球之《十六國春秋輯補》轉取唐修《晉書》之《涼武昭王傳》添此一段蛇足（見湯書敘例），殊為無識。今敦煌本之《十六國春秋》殘卷惜未得見，不知與此有關否？至於偽本《十六國春秋》載重耳事采自唐修《晉書》更不足辨論矣。
複次，《周書》四《明帝紀》（《北史》九《明帝紀》同）雲：
二年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鹹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隋書》三三《經籍誌（史部）譜序篇序》雲：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九？）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
據上引史文，嚴格解釋，則《隋誌》之文自“後魏遷洛”至“並為河南洛陽人”止一節，專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見於《魏書》一一三《官氏誌》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為漢姓之事也。《周書》《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三月庚申詔書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關之年（公元五三四年）後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五五四年）改有功諸將姓為胡姓（事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北史》九《周本紀上》）後亦四年，故從入關之遷洛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當在有功諸漢將改關內郡望之後也。
又《隋誌》之文自“其中國士人”至“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止一節，實專指漢人而言。然則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其改趙郡郡望為隴西郡望，即所謂“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豈非寅恪之假說得此史文而益證實耶？所不解者，昔人於此何以未嚐留意？抑別有其他較勝之說耶？此則深願求教於博識通人也。
複次，《唐會要》三“皇後”條（開元十三年光業寺碑文及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號第二五〇四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雲：
宣皇帝（熙）皇後張氏。
光皇帝（天賜）皇後賈氏。
景皇帝（虎）皇後梁氏。
元皇帝（昞）皇後獨孤氏。
據此，張賈皆是漢姓，其為漢族，當無可疑。梁氏如梁禦之例，雖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見《周書》一九、《北史》五九《梁禦傳》，又《魏書》一一三《官氏誌》雲：“拔列氏後改為梁氏”），但梁氏本為漢姓，大部分皆是漢族，未可以其中有極少數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為氏者皆屬胡族也。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確切證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為漢族，似較妥慎。然則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實也。
茲依據上引資料及其解釋，再將李唐世係先後改易之曆程及胡漢文化問題加以說明。此世係改易之曆程，實不限於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數北朝、隋唐統治階級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實中國中古史上一大問題，亦史學中千載待發而未發之覆也。
自鮮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國統治北部之後，即開始施行漢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於編戶之類（見《北史》八〇、《魏書》八三上《外戚傳·賀訥傳》，《北史》九八、《魏書》一〇三《高車傳》及《魏書》一一三《官氏誌》等），其尤顯著之例也。此漢化政策其子孫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於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六鎮鮮卑及胡化漢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漸染漢化，則為一善戰之民族，自不待言。此民族以饑饉及虐政之故激成反抗，南向遷徙，其大部分輾轉移入高歡統治之下（見《北齊書》一《神武紀上》、《北史》六《齊本紀上》、《隋書》二四《食貨誌》）。故歡之武力遂無敵於中原，終借此以成其霸業。其他之小部分，由賀拔嶽、宇文泰率領西徙，割據關隴，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國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東西並峙之局，此治史者所習知也。然宇文氏隻分有少數之六鎮民族，複局促於關隴一隅之地，終能並吞分有多數六鎮民族及雄據山東富饒區域之高齊，其故自非僅由一二君主之賢愚及諸臣材不材之所致，蓋必別有一全部係統之政策，為此東西並立之二帝國即周齊兩朝勝敗興亡決定之主因，可以斷言也。
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借，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一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始能內安反側，外禦強鄰。而精神文化方麵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在此以前，秦苻堅、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晉以來之漢化籠罩全部複雜民族，故不得不亟於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統所在之江東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僅餘一宇文泰之新途徑而已。此新途徑即就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魏孝文之遷都洛陽，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徹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複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其詳具於拙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茲不贅論。此宇文泰之新途徑今姑假名之為“關中本位政策”，即凡屬於兵製之府兵製及屬於官製之周官皆是其事。其改易隨賀拔嶽等西遷有功漢將之山東郡望為關內郡望，別撰譜牒，紀其所承（見前引《隋書》三三《經籍誌·譜序篇序》，又以諸將功高者繼塞外鮮卑部落之後（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及《北史》九《周本紀上》“西魏恭帝元年條”等），亦是施行“關中本位政策”之例證，如欲解決李唐氏族問題當於此中求之也。
概括言之，宇文泰改易氏族之舉，可分先後二階段：第一階段則改易西遷關隴漢人中之山東郡望為關內郡望，以斷絕其鄉土之思（初止改易漢人之山東郡望，其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則恐尚在其後，見前引《周書》四《明帝紀》及《北史》九《周本紀上》明帝二年三月庚申詔書），並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鞏固其六鎮團體之情感。此階段當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五五四年）複魏孝文帝所改鮮卑人之胡姓及賜諸漢將有功者以胡姓之前，凡李唐改其趙郡郡望為隴西，偽托西涼李暠之嫡裔及稱家於武川等，均是此階段中所為也。第二階段即西魏恭帝元年詔以諸將之有功者繼承鮮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後，凡改胡姓諸將所統之兵卒亦從其主將之胡姓，徑取鮮卑部落之製以治軍，此即府兵製初期之主旨（詳見拙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兵製章》，茲不贅論）。李唐之得賜姓大野，即在此階段中所為也。至周末隋文帝專周政，於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年）十二月癸亥回改胡姓複為漢姓，其結果隻作到回複宇文氏第二階段之所改，而多數氏族仍停留於第一階段之中，此李唐所以雖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稱隴西郡望及冒托西涼嫡裔也。職是之故，北朝、隋唐史料中諸人之籍貫往往分歧，如與李唐先世同列八大柱國之李弼一族，《周書》一五《李弼傳》、《舊唐書》五三《李密傳》（密為弼之曾孫）、一三〇《李泌傳》（泌為弼之六代孫），及《新唐書》七二上《宰相世係表》俱以為遼東襄平人，而《北史》六〇《李弼及曾孫密傳》、《文苑英華》九四八魏征撰李密墓誌銘則以為隴西成紀人。蓋公私著述敘及籍貫或僅據回複至第一階段立言，或徑依本來未改者為說，斯其所以彼此差異也。但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見《舊唐書》七八、《新唐書》一〇四《張行成傳》）。故隋唐皇室亦依舊自稱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偽冒相傳，迄於今日，治史者竟無一不為其所欺，誠可歎也（據《新唐書》七一下《宰相世係表》楊氏條，隋皇室自稱為弘農楊震長子牧之後。此即《隋書·經籍誌》所謂“今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者。以非本篇範圍，故不詳論，讀者可以依據有關史料類推也）。
複次，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茲舉二例以證明之：
《北齊書》二四《杜弼傳》（《北史》五五《杜弼傳》同）雲：
顯祖（高洋）嚐問弼雲：“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為譏己。
夫高齊無論其母係血統屬於何種，但其自稱及同時之人均以為其家世出自渤海蓨縣，固當日華夏之高門也。至於其所漸染者則為胡化，而非漢化。杜弼斥鮮卑，而高洋以為譏己，是漢人之受胡化者，即自命為胡人也。
又《北史》二八《源賀傳》（參考《魏書》四一《源賀傳》《北齊書》五〇《恩幸傳·高阿那肱傳》，至《隋書》六六《源師傳》刪去“漢兒”二字，殊失當時語意矣）略雲：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發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太武素聞其名，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寅恪案：鮮卑禿發部即拓拔部，一語異譯，故拓拔燾謂之同源也。）
〔玄孫〕師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雲作何顏色。師整容雲：“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
夫源師乃鮮卑禿發氏之後裔，明是胡人無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為漢兒，此為北朝漢人、胡人之分別，不論其血統，隻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確證，誠可謂“有教無類”矣。
又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致無謂之糾紛。《資治通鑒》一七一“陳宣帝太建五年”，亦紀此事，胡《注》雲：
諸源本出於鮮卑禿發，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嚐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鑒》詳書之，又一慨也。
梅磵之說固是，又其言別有所感，然於北朝漢胡種族文化之問題似猶不免未達一間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禦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故“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製，即於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蓋進士之科雖創於隋代，然當日人民致身通顯之途徑並不必由此。及武後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幹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於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係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
武周統治時期不久，旋複為唐，然其開始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壞無遺。而天寶安史亂後又別產生一新世局，與前此迥異矣。夫“關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維持，則統治之社會階級亦必有變遷。此變遷可分中央及藩鎮兩方敘述。其所以須有此空間之區別者，因唐代自安史亂後，名義上雖或保持其一統之外貌，實際上則中央政府與一部分之地方藩鎮，已截然劃為二不同之區域，非僅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即社會文化亦完全成為互不關涉之集團，其統治階級氏族之不同類更無待言矣。蓋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於唐室之滅亡，約經一百五十年之久，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為二，其理由甚明也。
又《舊唐書》一四《憲宗紀上》（參考《通鑒》二三七“元和二年”此條胡《注》及《唐會要》六三“修撰”條）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範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征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
同書一九下《僖宗紀》略雲：
〔光啟元年三月〕丁卯車駕〔自蜀〕至京師，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製。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製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四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然。
寅恪案：李吉甫所撰《元和國計總簿》雖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亂後起，迄於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財賦取辦之地域大致無甚殊異。唐代自安史亂後，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至黃巢之亂既將此東南區域之經濟幾全加破壞，複斷絕汴路、運河之交通，而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財賦以存立之政治集團，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國之形式及實質，均於是告終矣。
在此奉長安文化為中心、恃東南財賦以存立集團之中，其統治階級為此集團所占據地域內之二種人：一為受高深文化之漢族，且多為武則天專政以後所提拔之新興階級，所謂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詞科舉進身者也；一為受漢化不深之蠻夷，或蠻夷化之漢人，故其人多出自邊荒區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間身居內廷，實握政治及禁軍之權者皆屬此族，即閹寺之特殊階級是也。
自武則天專政破格用人後，外廷之顯貴多為以文學特見拔擢之人。而玄宗禦宇，開元為極盛之世，其名臣大抵為武後所獎用者（參考《舊唐書》一三九《陸贄傳》、《新唐書》一五二《李絳傳》、《陸宣公奏議》七《請許台省長官舉薦狀》及《李相國論事集》等）。及代宗大曆時常袞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自德宗以後，其宰相大抵皆由當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學士升任者也。請舉史實以證之。
《通典》一五《選舉典》三載沈既濟之言略雲：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後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後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其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鹹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為談訾，無所不至焉。
據此，可知進士之科雖設於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於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於後代，因而不改。故科舉製之崇重與府兵製之破壞俱起於武後，成於玄宗。其時代之符合，絕非偶然也。但以事關府兵製度，茲不具論（見拙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兵製章》及《玉海》一三八《兵製》三所引《鄴侯家傳》）。至王定保以為進士之科“甲於貞觀”（《唐摭言》一《述進士上篇》），及“進士科盛於貞觀永徽之際”（同書同卷“散序進士”條），則稽之史實，有所未合。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無待論也。
《舊唐書》一一九《常袞傳》雲：
尤排擯非辭賦登科者。
同書同卷《崔祐甫傳》雲：
常袞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
同書四三《職官誌》“翰林院”條略雲：
玄宗即位，張說、張九齡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嚐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為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氏長慶集》五一《翰林承旨學士記》略雲：
《白氏長慶集》五九《李留守相公（李絳）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詩（參考《容齋續筆》二“元和六學士”條）雲：
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據此，可知唐代自安史亂後，其宰相大抵為以文學進身之人。此新興階級之崛起，乃武則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間逐漸轉移消滅宇文泰以來胡漢六鎮民族舊統治階級之結果。若取《新唐書·宰相表》及《宰相世係表》與列傳所載其人之家世籍貫及出身等互相參證，於此三百年間外廷士大夫階級廢興轉移之大勢尤易明了也。至此由文學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與魏晉、北朝以來傳統舊士族之關係，則於論黨派時詳述之，茲不涉及焉。
唐代自玄宗後，政柄及君權漸漸轉入閹寺之手，終至皇位之繼承權歸其決定，而內朝之禁軍外廷之宰相，俱供其指揮，由之進退，更無論矣。其詳當於中篇《論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時述之，茲僅略言其氏族所從出之一端於下：
《舊唐書》二〇下《哀帝紀》雲：
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此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逐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隻供進蠟麵茶，其進橄欖子宜停！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吐突承璀傳》雲：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鹹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顧況古詩》（據《全唐詩》第十函）雲：
囝一章。
囝哀閩也。（原注：囝音蹇。閩俗呼子為囝。父為郎罷。）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視如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及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宦寺多冒養父之姓，其籍貫史籍往往不載，然即就《兩唐書》“宦官”及“宦者傳”中涉及其出生地域或姓氏稀異者觀之，亦可知其梗概也。
《舊唐書》一八四《宦官傳》雲：
楊思勖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內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內侍省。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裏進入宮。則天嘉其黠慧，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複召入禁中。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上》雲：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也，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