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著重講解了在各種特殊情況下的機斷措施。這裏的“九”是一個數量詞，泛指多。“變”則是指不按正常原則處置。
本篇的內容錯綜複雜，先講到了五種地形，然後又講了五種情況及根據當時具體形勢而應做的靈活應變，再次指出了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另外還提出了在戰略上指揮諸侯的方法以及強調了有備無患，最後結合上述提出了將有五危的警告。
將受命於君，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地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孫子說：凡是用兵的法則，將領從國君手中領受命令，聚集民眾組成軍隊，在“圮地”的時候不要駐紮軍隊，在“衢地”要與諸侯結交，在“絕地”不可多加滯留，在“圍地”要巧妙運用智謀，在“死地”則要拚死抵抗。
有的道路不適合通過，有的敵軍可以不加以阻擊，有的城池可以不攻克，有的地盤可以不爭奪，甚至就連國君的命令有的也可以不接受。
領兵的將領要能夠通曉各種機變的應用，就算是懂得用兵了；如果將領不懂得各種機變的方法，即使對地形十分了解，也不能充分發揮地利的條件；治軍而又不了解機變的權術，即使是知道了“有的道路不宜通過”等“五利”，也不能使士卒們充分發揮最大的戰鬥能力。
因而，高明的將領考慮問題，一定會涉及利與害兩個方麵。在不利的條件下要能夠看到有利的一麵，事情就可以順利往下進行；在有利的條件下要能夠看到不利的因素，便可以及早地解除禍患。
這就是說要用禍患威逼來使得諸侯屈服，用各種諸侯不得不做的事來役使他們，用各種小利來引誘他們，使得他們疲於奔命。
而打仗的原則是：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來攻打自己，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充分準備，嚴陣以待；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貿然進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有敵方不可攻破的條件。
領兵的將領有五個方麵的性格偏執是非常危險的：勇而無謀、一味死拚，可以進行誘殺；貪生怕死，畏葸疑懼，可以進行俘獲；浮躁易怒，剛忿急躁，可以去淩侮；矜於名節的，可以去汙辱；太過仁慈的，可以去煩擾。舉凡這五個方麵，都是將領性格上的缺陷，是用兵的大害。而全軍覆沒，將領被殺，肯定都是由於這五個方麵的危險因素造成的，是不可不警惕的。
軍無常事，戰局本身就是變化多端的，而想要掌握戰場上的瞬息萬變就要依靠靈活的頭腦和長期積累的經驗來做出最正確的判斷，這不僅僅需要對敵方首領的了解，還需要掌握對方的各種信息，做到知己知彼。但戰場上的不定因素非常多，那麽麵對突發事件的時候，隻有快速地加以處理才有可能做到力挽狂瀾或者是減少己方的損失。
裴度在唐憲宗時期曾擔任中書令的職位。一天，他手下的人慌慌張張地跑過來，對他說他的大印不見了。對於官員來說，大印相當於權力，大印丟了，就等於手裏的權力丟了，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裴度知道這件事以後，沒有驚慌，反而像沒事人一樣，點了下頭表示知道了，就讓手下的人下去了。然後他告訴左右的人不要張揚大印丟了的事情，一切如常，就好像大印沒丟一樣，誰要張揚這件事，嚴懲不貸。
左右的人對此都非常奇怪，這麽大的事，裴度卻和沒事人一樣，大家都猜不透他心中的想法。更讓他們不能置信的是，裴度好像根本忘記了丟大印的事情，該做什麽做什麽，還在府中大擺筵席，和眾人大吃大喝，高興得不得了，好像在慶祝大印丟了一樣。
酒至半酣的時候，有人迫不及待地對裴度說大印又被放回了原處。裴度聽到這個喜訊依舊陪著眾人飲酒取樂，大家盡興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