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迷信思想中，人們認為人是有靈魂的，而且如果人有怨恨或者大仇未報之時，他的靈魂便會附於他人的身上或者屍體上而複活。而這也讓很多的神婆、神棍等有了可乘之機，他們經常宣稱是某某神仙轉世、某某天神下凡為人指點迷津等。這個詞語在現代用來指曾經被消滅或被時代淘汰的事物，再以新的方式和形象重新出現。
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出現得更多。古人很喜歡師出有名，很在乎名望與眾望所歸，在其自身難以服眾之時，便假稱為亡國之君或當代名人的子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打著別人的旗號招搖撞騙，號召天下。此計在軍事戰爭中並不常見，其影響力更多地展現在政治和思想上。
比如當初陳慶之的白袍軍隊曾經顯赫一時，變成了一種神話。而在幾年後，又出現一支同樣的白袍軍，由於前者的神話意味太過濃鬱，以至於其隻要出現便燒香拜佛，成為一種精神寄托。這種現象，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比比皆是。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有用的，不可以利用，是因為我不能控製；不能利用的，要去利用，是因為我可以控製。利用不能利用的並順勢控製它，這不是我受別人的支配，而是我支配別人。
“借屍還魂”是一條很高深的謀略，通常指很多已經消失或已死的事物采用新的方式死灰複燃。從長遠意義上來說，當我方處於被動地位或麵臨失敗的局麵時，利用一切有利優勢逆轉乾坤，爭取主動，實現原先的意圖，都可視為“借屍還魂”。
每個人一生中都不可能是常勝將軍，但失敗過後卻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比較常見的一蹶不振，自暴自棄，自甘墮落；第二種則是臥薪嚐膽，總結經驗待東山再起。很明顯“借屍還魂”就是後者的謀略。此計策被廣泛應用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尤其是在朝代更替的特殊時期，起義軍們大多打著已故君王的子嗣的幌子，因為在中國打仗講究師出有名，所以打起前朝的旗幟號令天下，便是典型的“借屍還魂”。
秦末年間，秦二世昏庸暴戾，朝堂上宦官當道，百姓民不聊生，這種長時間的壓榨終於讓民眾徹底憤怒了。當時廣為流傳著一句話“欲為亂者，十室有五”，這就說明了大眾對秦政權的絕望以及反秦的願望。不過，即便秦朝已經如此**不堪，但起義反秦是大事，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否則難成氣候。
當時秦朝征發徭役時，規定凡是不能按時到達的戍卒，一律處斬。於是百姓的生存狀態幾乎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當時陳勝、吳廣被派遣到漁陽戍邊，途經大澤鄉時天降暴雨，路被淹了，一連耽擱了好多天，他們盤算著是無法按時到達漁陽了。陳勝、吳廣心想：即使連夜趕路到達漁陽，也難逃一死，還不如拚死一搏，謀條活路。而同行的戍卒們也有這樣的想法，橫豎都是死，不如戰死沙場來得痛快。
陳勝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家同是戍卒，必然無人聽其號令。而當時有兩人是民心所向，前者是秦始皇的大兒子扶蘇，此人溫良賢明，但已被陰險狠毒的秦二世殺害了，老百姓卻並不知情；後者則是楚將項燕，其戰功顯赫，愛兵親民，在當時威望極高，但在秦國統一後便不知所蹤。於是陳勝便想以兩人的名義開始起義，希望獲得大家的擁護。
陳勝利用人們的封建迷信心理，開始對自己的造神運動。有一天，軍士正在做飯，在切魚時發現魚腹中有一絲帛，隻見絲帛上寫著“陳勝王”三個大字，這件事很快在軍營中傳開。一計之下還有一計，陳勝指使人在入夜後於曠野荒廟中學狐狸叫，士兵們在不遠處的軍營裏就隱約聽到天空中傳來“大楚興，陳勝王”的口號。這下子，眾士兵開始真正地信服陳勝，因為這是天意，一定是“天意”讓他來領導大家的。
陳勝、吳廣見時機已經成熟，便親自斬殺了朝廷派的將尉。就這樣，所有人都被綁在一起，變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必須揭竿而起。陳勝說：“如今我們殺了朝廷官員，秦朝一定會派大兵前來，大家逃的話也是死，不如和他們拚個你死我活，就是死，也要死出個樣兒來。”眾人振臂歡呼，群情激奮。從此陳勝自封將軍，封吳廣為都尉，掀開了起義的序幕。在攻陷大澤鄉之後，天下將士都紛紛來投奔。他們所率領的起義軍也是節節勝利，所向披靡。後來陳勝自封為王，定國號為“張楚”。
在陳勝、吳廣舉起叛秦大旗，率先發難之後，各路義軍也紛紛群起響應。在陳勝不幸戰死之後，楚國項梁開始謀劃推舉楚王的事宜。項梁是名門之後，當時他有自立的想法，但謀士範增進言說：“當初楚懷王被騙至秦國，最終慘遭毒手，天下皆為此抱不平。而今倘若主公自稱為王，難以服眾，不如找楚王的後人來做楚王，這樣不僅能籠絡人心，還可以吸引各地起義軍前來歸附。”項梁聽從了範增的意見，就命人尋找楚王的遺孤。後來，終於找到了楚懷王的孫子——一位牧羊童。
項梁率先作表，為這位牧羊童登基造殿，仍稱為楚懷王。這一舉動的意義非同凡響，徹底地鼓動了百姓的信念，讓大家看到了反秦的希望。同時，各地起義軍也數量大增，形成了天下倒秦的強大聲勢，這一舉動便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社會，這種思想束縛都存在著，如果說一個無名小卒想自立為王，大家肯定不會對其聽而為之，而且還會罵其狼子野心。而換另外一種方式，以擁護一位賢主為由頭，大家便會甘心為他賣命。
19世紀末期，帝國主義列強再次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麵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仁人智士明白，中國必須革新變法，因為當時國家已經危在旦夕，如果不變革的話，隨時可能淪為殖民地。
但是由於封建傳統、愚民思想根深蒂固，大眾對革新變法並不熱衷，甚至並不理解為什麽要這麽做，他們更習慣於一成不變的慣性思維。當時清政府中的老頑固派竟然大言不慚地說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規，甚至還喊出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口號：“寧可亡國，不可變法。”
在政府反對、民眾一無所知的狀況下，康有為的革新變法麵臨著無法逾越的政治壓力以及社會的不認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民族之振興，中華之崛起，康有為便想到用借屍還魂這一計策來“偽裝”革新變法，簡單地說就是將新法變成古法，稱其為古訓。
聰明的康有為甚至為此編寫了一部名叫《孔子改製考》的書。但凡有常識的人可能會立刻指出其缺點，因為上古時代根本沒有字和書籍，今天又怎麽能了解當初的情況呢？但是國人骨子裏卻有一種“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的迷信上古的因子，所以他們相信這一說法。
康有為在後來談到《孔子改製考》一書時誠懇地說：“我是一位黎民百姓，很普通的那種，所以若公開革新變法，別人會拿我當瘋子抓起來。所以不如議古論今，更具有說服力，用古代聖王來倡言變法改製，這樣更容易讓大眾接受，又可避免不測之禍。”康有為此舉就將備受尊崇的孔子塑造成了革新改製的祖師爺，意義深遠。
雖然戊戌變法最終沒有成功，但是康有為這種不畏強權的精神，和在變法改製前實施的“借屍還魂”謀略，都不能不令人歎服。
“借屍還魂”之法在封建迷信時期大行其道，在戰亂年代不知有多少人為這一計策賣命。正因為從古至今，國人都信奉著“師出有名”這一傳統觀念，所以無數謀臣、梟雄才強加利用這一計策，真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