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此時，女孩的教養與男孩的教養本質上沒有區別，隻在細節上有差異。在家中她比男孩要受更多的約束，做更多的事情。雖然男孩子有時也要承擔看護嬰兒的工作，但這種工作主要還是由女孩來做的，而且在分享禮物和點心時，她也總是被忽略。她也不能像男孩那樣發脾氣。日本的小女孩是極為自由的，她們穿著鮮豔的紅衣服，在街上與男孩一起玩耍，甚至還會同男孩打架，並常常達到自己的目的。她們在幼兒時也“不知恥辱”。在六歲至九歲之間，她們通過與男孩一樣的情況和體驗逐漸懂得了對“社會”的責任。九歲時學校中的年級開始分男女班，男孩子們極為重視男孩子們之間新的團結。他們把女孩子排斥在外，害怕別人看到他們同女孩子談話。女孩子也受到母親的告誡同男孩交往是不合禮儀的。據說這種歲數的女孩變得沉悶孤僻，不易教育。日本婦女說這是“童年歡樂”的結束。女孩子的幼年期在遭到男孩子的排斥之時結束。在此以後的人生裏，除了“自重再自重”的道路外，她們別無選擇。無論婚前婚後，這一教條將永遠持續下去。
然而，當男孩學習“自重”和對社會的“情義”時，他們還沒有學到日本成年男子必須擔負的全部責任。日本人說，“男孩子從10歲起學習對名譽的‘情義’。”他們的意思當然是讓男孩子認識到在受辱後表示憤恨是一種美德。他們還必須學習各種規則：什麽情況下可以直接攻擊對手，什麽情況下要用間接手段洗刷汙名。我覺得日本人的意思並不是說要讓小孩學習在受辱後攻擊對手。男孩子既然在幼年時期就被允許粗暴地對待母親，既然已用鬥爭方式與同歲夥伴解決了各種各樣的爭執，10歲時就幾乎不必再學習攻擊了。當十幾歲的少年必須服從對名譽的“情義”的規矩時，這種規矩把他們的攻擊導入公認的模式，並向他們提供特定的處理辦法。正如前麵所述，日本人常常把攻擊轉向自己，以此來取代本會對他人施加的暴力，甚至學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學畢業後，小孩們就會麵臨著一場非常激烈的中學入學考試，大概隻有總人數15%的學生能繼續升入中學，而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較高，當他們麵臨中學入學考試的激烈競爭和每個學生在每門科目中的名次競爭時，他們必須盡對名譽的“情義”的時候也就來臨了。他們在麵臨這種競爭之前毫無經驗，因為在小學和家裏都盡量把競爭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競爭幾乎並不存在。由於這是突然而來的考驗，所以競爭也就變得激烈而又令人擔心。對名次的競爭和對偏袒的懷疑十分普遍。但是，日本人回憶的最多的不是競爭，而是中學高年級學生虐待低年級學生的習慣。中學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頤指氣使，極盡羞辱之能事，他們叫低年級學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這種虐待的低年級學生一般都抱有巨大的憤恨，因為他們並不把這種事當作開玩笑。一個低年級學生被迫跪在高年級學生麵前或被迫幹一些下賤差使，他會對虐待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齒，並會圖謀報複。由於不能當場報複，他們更加耿耿於懷。報複是對名譽的“情義”，他認為這是美德。有時他通過家庭關係，能使虐待者在若幹年後從某一工作中被解雇。有時他刻苦練習柔術或劍術，等到畢業後找機會當眾報仇，讓對方受辱。但是除非他完成報仇，否則他總有一種“心事未了”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正是日本人報仇的核心。
那些沒有機會升入中學的少年，在軍隊中也會得到類似的體驗。在日本，每四個青年就有一個被征召入伍。軍隊中二年兵對新兵的欺負比學校中高年級生對低年級生的欺負更加嚴重。軍官從來不管這種事，下級士官也隻是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幹預。日本軍規的第一條就是，向軍官求助是丟臉行為。這隻在士兵之間解決。軍官將此視為“鍛煉”部隊的一個方法，但並不幹預其中。二年兵把他們在頭一年所積聚的憤恨轉泄到頭年兵身上，想方設法羞辱新兵，以顯示自己的飽經“鍛煉”。當兵的在受過軍隊教育離隊時，常常被說成是徹底地換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真正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但這種改變並不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極權主義的國家理論的教育，當然也不是因為被灌輸了忠於天皇的思想，被迫受到各種屈辱的體驗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過日本方式教養、自尊心極強的年輕人，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變得獸性十足。他們對別人的嘲弄不堪忍受，他們把這種折磨解釋為排斥，這使他們變成虐待狂。
之所以近代日本中學和軍隊裏有這些風氣，當然是來自日本古老的有關嘲弄和侮辱的習慣。日本人對此的反應並不是由中學、更高層次的各類學校和軍隊所造成的。顯而易見，對名譽的“情義”的傳統規約，使人們對羞辱、嘲弄的反應比在美國更容易引起強烈的怨恨。每一個被戲弄的集團不久就會按順序地對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這並不妨礙被侮辱的少年一心要對侮辱他的人報仇雪恨，這也是與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在西方國家，轉泄憤恨是司空見慣的習俗，而日本卻不這樣。例如，在波蘭，新學徒和收獲季節的臨時年輕雇工被殘酷戲弄，但他們的憤恨不是向虐待他們的人發泄，而是向下一批學徒和收獲季節雇工發泄。日本的少年當然也會如此發泄憤恨，但他們最關心的事是還是直接報仇雪恨。隻有和虐待自己的人做個了斷，自己才會“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過程中，那些憂國憂民的領導人應該高度重視這種戰前在學校和軍隊中普遍存在的虐待青少年的習慣。他們盡量強調愛校精神和“同窗之情”，以消除高年級與低年級之間的對立。在軍隊中他們盡量禁止虐待新兵。雖然老兵要像軍官那樣對新兵進行嚴格的訓練，但這不是侮辱，嘲弄、虐待新兵是侮辱。如果學校和軍隊裏高級生和老兵對低級生和新兵進行的種種如學狗搖尾巴、學蟬叫、或者在別人吃飯的時候讓他們“打倒立”這樣的種種虐待，就必須受到嚴懲。如果能有這樣的改變，那它對日本的教育的意義，將比否定天皇的神聖性和把國家主義從教科書中刪除還要重要和有效。
女人並不學習對名譽的“情義”的規矩，她們沒有男孩在中學或軍隊教育中的近代體驗。她們也沒有類似的經驗。她們生活的世界比男孩生活的世界要穩定得多。從她們懂事開始，他們所受到的教養就是要使她們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男孩事事都優先，禮物、關心都是女孩享受不到的。她們必須遵守的處世規則是任何場合不能公開發表自己的主張。但是，在嬰兒和幼年時代，她們和男孩一起分享日本幼兒的特權生活。當她們是小姑娘時，她們被特意用鮮紅的衣服打扮起來，這種顏色她們在成年後將會放棄，直到她們到六十歲進入第二個特權時期後才可再穿紅顏色的衣服。在家裏，她們和男孩一樣，在母親與祖母的競爭中會受到雙方的討好。弟弟妹妹也會要求姐姐同其他任何一個家庭成員一樣與他們“最親”。孩子們會請求跟姐姐同睡表示“最親”，姐姐會常常把祖母給她的禮物分送給二歲的幼兒。日本人不喜歡單人獨睡，夜間小孩的被褥可緊緊地挨著他最喜歡的長輩。某一天“你對我最親”的證據往往就是把兩人的睡鋪放在一起。女孩甚至在年滿九歲或十歲，被從男孩的遊玩夥伴中排斥出來之後得到其他方麵的補償。她們熱衷於請人梳新的發型，在日本，14至18歲姑娘的發型是最為講究的。當她們達到一定年齡時，她們可以穿絲織衣服而不是棉織農服，這時家裏會千方百計把她們打扮漂亮。就是這樣，女孩子們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
女孩必須自我承擔那些遵守各種約束的義務，不能依靠父母強製。父母並不依靠體罰行使特權，而是靠堅定不移地期待女孩能按要求來生活。值得引用一下下麵這個體現這種教養的極端例子，因為它絕妙地顯示出那種非權力主義的壓力，而這種壓力也是比較寬大地承認孩子特權的教育方式的特征。從六歲起，幼小的稻垣鎮子（杉本夫人）就受一個博學的儒家學者教授漢文經典。
“在長達兩個小時的講課中，除了嘴和手，先生紋絲不動。我也同樣紋絲不動地坐在他麵前的草席上。有一次上課時由於某種原因我不小心動了一下，使彎曲的膝從正確的角度略微往旁邊滑出去一點兒。老師臉上微微掠過一絲驚奇；然後他輕輕地合上書本，溫和但很嚴肅地說：‘小姐，你今天的心境顯然不宜學習，請回到房間靜靜思考。’我羞愧得無地自容，卻又無可奈何。我恭順地向孔子像行禮，然後再向先生鞠躬，畢恭畢敬地退出那個房間，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父親那裏，像往常課程結束時一樣向他請安。父親感到驚奇，因為時間還未到，‘學習這麽快就結束了啊！’他無意的話如喪鍾一樣。一想起那時的事，心就像有傷疤一樣隱隱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個地方描寫一個祖母時，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態度：
“祖母態度安詳，她期待每個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無責罵，也無爭論，但祖母像絲線一樣柔軟並像絲線一樣堅韌的期待使其小家庭走在她所認為的正確道路上。”
這種“像絲線一樣柔軟並像絲線一樣堅韌的期待”會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各種技藝和技能的訓練極其周到。女孩子學到的是習慣，而不僅僅是規則。不管是兒童正確使用筷子的方法還是正確進入房間的方式，也不管是稍後才學習的茶道和按摩方法，全部都是由成年人手把手教出來的，直至成為無意識的動作。成年人並不認為當需要運用正確習慣時，孩子會“自然而然地學會”正確的習慣。杉本夫人講述了她14歲訂婚後為丈夫擺飯桌的事。她從未見過未來丈夫的麵。他在美國，而她在越後，但在母親與祖母的監管下，一次又一次地“我親手燒煮哥哥所說的鬆雄愛吃的菜肴。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給他夾菜，並勸他先嚐嚐。我就這樣學習關注我未來的丈夫，以使他感到愉悅。祖母和母親總是如同鬆雄在場那樣說話，我則如同丈夫真在房中那樣注意我的衣著和舉止。這樣，我便漸漸學會尊重起丈夫來，並尊重我自己作為其妻子的地位。”
雖然不及女孩子的教養那樣嚴格，但男孩也要通過實例與模仿接受周到的習慣訓練。習慣一旦“學會”，就不能以任何借口違反。但是，在成年以後，長輩並不教給他們求愛的習慣，而這一重要領域必須要靠他們自己的主動性摸索。家庭禁止出現任何公開的示愛行動，九歲或十歲之後無親戚關係的男孩與女孩就要被徹底隔離。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要在男孩表現出對性的興趣之前就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人們期望男孩在與女孩的交往中最好是感到“羞怯”。農村常常圍繞這一話題取笑男孩讓他“害羞”。盡管如此，男孩子們仍想辦法學會了求愛。過去，許多甚至大多數姑娘都會未婚先孕，一些農村甚至到現在還是這樣。這種婚前性體驗是“自由領域”，並不屬於人生大事。父母在安排婚姻時也不在乎這些事。但在現在，正如須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對恩布裏醫生所說的那樣，“甚至女傭也受到教育要必須保持貞操”。那些上中學的男孩所受到的教育也嚴禁與異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與輿論都致力於防止異性之間婚前的親密接觸。在日本的電影中，他們把在年輕婦女麵前表現得毫無拘束的年輕男子視為“不良”青年；而“好”青年在美國人看來則是對可愛姑娘采取冷酷甚至粗野態度的人。在姑娘麵前無拘無束意味著這些小夥子已經“玩過”或者已找過藝伎、妓女或咖啡館女郎。經常光顧藝伎館是學習示愛的“最好”方法，因為“藝伎”會教你各種事情，男人隻需怡然觀看。他不必擔心自己顯得笨手笨腳，也沒指望會跟藝伎發生性關係。但花得起錢去藝伎院的日本青年並不多，他們大多都是去咖啡館看那人怎樣親近女人。但這種觀察與他們在其他領域中受到的訓練完全不是一個類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男孩們無法擺脫害怕自己不善交際的擔憂。性行為是他們生活中必須由自己學會而不是由長輩手把手教會的領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輕夫婦結婚之時為他們提供《枕草紙》和詳細地畫著各種姿態的畫卷，正如一個日本人所說，“可以看書學習，就像學習園藝的規則一樣。父親不教製造日本園藝的方法；但當你大了之後就會自己培養這種愛好了。”雖然大多數日本青年是從書本外學習性行為的，但把性行為與園藝並列為人們從書本上學習的兩種東西仍十分有趣。總而言之，這方麵他們不需要成年人的悉心指導。這其間種種差異使青年深信，性是獨立於人生大事以外的一個特殊領域，而人生大事是由長輩們做主的，並由他們在其中不辭辛勞地對青年男子的習慣加以訓練。雖然常常懷著困惑和不安，但性卻是日本青年可以自我控製的一個自由領域。這兩個圈子有著不同的規則。在結婚後，男子可公開到外麵尋歡作樂，但這絲毫不會侵犯妻子的權利，也不會威脅婚姻的穩定。
妻子沒有與此相同的特權。她隻有對丈夫嚴守忠貞的義務。如果想與人私通，隻能**。**的日本婦女很少有不被丈夫發現的。容易激動或精神緊張常被說成是患有“癔病”。“婦女最常遇到的困難不是來自社會生活而是來自其**。許多精神不正常的婦女和大多數癔病患者（易激動、不穩重）顯然起因於**失調。婦女隻能靠丈夫來滿足性欲。”須惠村的農民說，女人的疾病大多“從子宮開始”，然後進入大腦。當丈夫去外麵尋歡作樂時，妻子可能會求助於**這一公認的日本習俗，從農村到上層家庭，婦女都秘藏著傳統的**工具。此外，在農村，女人生過小孩以後就可以隨便談論性。在當母親之前，她不會開有關性的玩笑。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與性有關的玩笑充斥於男女混雜的宴會之中。她們還會配合下流歌曲前後扭動臀部，**地跳豔舞為宴會助興。“這種餘興總會引起哄堂大笑。”在須惠村也是如此，村裏人到村口歡迎服役期滿回鄉的士兵時，女扮男裝的婦女會互相開起下流的玩笑，並假裝強奸年輕姑娘。
由此可見，日本婦女在性事方麵具有某種自由，而且，社會地位越低，這種自由也就越大。她們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必須遵守許多禁忌，但沒有一條禁忌要她們忌諱性事。當****討男人歡喜時，她們是****的。同樣，當正經使男人滿意時，她們又變得正經了。她們一旦成年，就會拋棄各種禁忌，如果她們出身低賤，就會像男人那樣下流。日本人要求婦女的行為要根據年齡、場合的改變而改變，而不是類似西方一樣簡單地分為“貞女”與“**婦”。
男人也是既有盡情放縱的時候也有謹慎克製的時候，與男性朋友一起喝酒，特別是在藝妓的侍候下喝酒，是男人最喜歡的享受。日本人喜歡喝醉，並無要求男人控製醉態的規則。幾杯酒下肚以後，他們就會放開平日的嚴肅拘謹，相互倚躺，親密無間。醉酒者除極少數“難以相處的人”會發生吵鬧以外，一般很少看見粗暴行為或打架。除了諸如喝酒這種“自由的領域”外，正如日本人所說，男人決不能幹違反常規的事。如果日本人說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麵違規，這就是日本人所用的最接近於罵人的話了，如果“混蛋”這個詞沒有其他意思的話。
一切西方人所認識到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從日本人教育兒童的方法中得到解釋。這種教育方法使他們的人生觀具有兩麵性，其中任何一麵都不可忽視。日本人在幼兒期過的都是一種有特權的和嬌縱的生活，經曆了人生稍後階段的各種訓練以後，他們對幼兒期這“不知恥辱”的年代的記憶仍不可磨滅。他們不必描繪未來的天堂，他們在過去有過天堂。他們把自己的童年改頭換麵地寫進了關於人性本善、眾神慈悲和做日本人無上光榮的理論之中。幼兒期的經驗使他們易於把自己的道德置於這樣一種極端觀念之上，即認為人人身上有“佛性”個個死後都成神，這讓他們武斷和盲目自信。正是因為以此作為思想基礎，他們才經常主動承擔任何工作，甚至是自己能力遠不能解決的艱難工作。正是因為以此作為思想基礎，他們才敢於堅持己見與政府相抗爭，並以自殺來為此作證。有時這種盲目自信會使他們陷入集團性的狂妄自大。
長到六七歲以後，“謹言慎行”與“知恥辱”的責任便被逐漸地加在他們身上，並由最嚴厲的約束力加以維持：他們如有過失，就會受到家庭的一致排斥。這種壓力雖不是普魯士紀律的壓力，但卻不可逃避。在他們擁有特權的幼兒期，有兩件事就為這樣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一件是父母堅持要訓練小孩自己撒尿並手把手地糾正他的各種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嚇唬說要遺棄他。這些早期體驗造就了孩子，使他在聽說“世人”會嘲笑他和排斥他時便會接受加諸於他的巨大約束。他壓製自己在早期生活中會隨便表現的衝動，隻是因為不合時宜而不是因為衝動是壞事。他現在已跨入嚴肅的生活。隨著他越來越多地失去幼時的特權，他也越來越多地得到成年的喜悅，但幼兒期的體驗絕不會真正消逝。他大量地從這些體驗中吸取養料，充實其人生哲學。在他對“人情”的寬容之中，他重溫幼時的這些體驗。在他成年生活的“自由領域”裏他重新體驗兒時的特權。
一種聯結著孩子早期與晚期生活的顯著環節是，獲得夥伴認可具有極端重要性的意義。灌輸在他頭腦裏的不是絕對的道德標準，而正是這一點。在孩提時代的早期，當他長大到能夠提出請求時，母親就讓他睡到他自己的睡鋪中去，他計較自己以及兄弟姐妹所獲得的糖果的多少，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他在母親心中的地位，如果遭到忽視，他會迅速感覺到，他甚至會問其姐姐“姐姐最喜歡我嗎？”在兒童時代的晚期，他要漸漸放棄自己的個人滿足，以得到“世人”的認可和接納，否則將遭到“世人”嘲笑的懲罰。在大多數文化的兒童教育中都會用到這種約束力，但在日本這被視為特別沉重。被“世人”遺棄是怎麽一回事，這已通過父母威脅說要丟掉孩子的逗弄戲劇性地印在孩子的腦子裏了。在一生中他比害怕暴力還要害怕被夥伴排斥。他對嘲笑與拋棄的威脅極為敏感，即使隻是自己想想。因為在日本社會中幾乎沒有私生活的秘密，所以“世人”實際上知曉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讚成的話，就能夠拋棄他，這決不是一種臆想。因而如果人們不滿意一個人的做法，那麽排斥他就是輕而易舉的。再加上日本房子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還都大敞其門，因此，對那些沒有能力修築圍牆和庭院的人家的私生活是一覽無遺的。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於分清他們性格中基於兒童教育的非連續性的兩個側麵。幼年期形成的側麵是“不知恥辱的自我”，他們為了了解自己還保存著多少兒時的天真而常常照鏡子。他們說，鏡子“照出永恒的純潔”。它並不助長虛榮心，也不反映出“幹擾的自我”，而是反映心靈的深處。在鏡子中，人們打開眼睛這個心靈的“窗口”，看到自己正像那個“不知恥辱”的真實的自我一樣自由自在地活著。他們在鏡中看到理想的父母的形象。正因為如此才有人會隨身帶著鏡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佛龕供上一麵特別的鏡子，以靜觀自身，反省自己的靈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參拜自己”。這並不常見，但也不麻煩。因為所有人家的神龕上都有作為聖物的鏡子。在戰爭期間，日本廣播電台曾播放一首專門的頌歌，讚揚一班女學生自己湊錢買鏡子掛在教室裏。沒有人認為這是虛榮心的表現。這被描寫成姑娘對其心靈深處平靜目的新的奉獻。對鏡自省是證明她們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種形式。
“觀察的自我”被植入孩子心靈之前，日本人就對鏡子發生感情了。他們在鏡子裏看不到“觀察的自我”。鏡子裏映出的是像幼兒時期一樣的天然的“善”的自我，是不需要“恥辱”來開導的。他們賦予鏡子的同一象征意義還成了為達到“練達”而進行自我修養的基礎，他們堅持不懈地修養自己，以消除“觀察的自我”，回到思想與行為一致的幼兒時期。
特權性的幼兒期生活對日本人產生了種種影響，盡管如此，也不會導致他們認為在後期恥辱感成為道德基礎之後的種種約束是剝奪特權。正如前麵所述，基督教的自我犧牲觀念常常受日本人攻擊，他們排斥那種觀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日本人也說是為了“盡忠”“盡孝”或為“情義”而“自願”死的，他們並不認為這屬於自我犧牲的範疇。他們說，可以通過這種自願的死來達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標，否則就會“死得像狗一樣”，這意味著死的毫無價值，而不是英語中窮困潦倒地死去的意思。並不那麽極端的一係列行為在英語中也被稱為自我犧牲，在日語中則反而屬於自重的範疇。自重始終意味著自製，而自製與自重具有同樣的價值，隻有自製才能勝任大事。美國人強調自由是實現目的的必要條件，而因為不同的生活體驗讓日本人覺得這還不夠。他們接受的主要道德信條之一就是，自製才能實現自我價值。否則，他們怎麽能控製這個危險的自我，這個充滿著可能會爆發並擾亂正當生活的種種衝動的自我呢？正如一個日本人所說的那樣：
“長年累月辛勤勞動而塗上的漆層越厚，製出來的漆器就越有價值。對一個民族來說同樣如此……有句形容俄國人的話說‘剝開俄國人的外皮，現出的是韃靼人’。人們可以同樣正確地說日本人，‘剝開日本人的外皮，刮去漆，現出的是海盜。’然而，不應忘記漆在日本是一種珍貴的東西，是製作工藝品的材料。漆中沒有絲毫虛假；它不是掩蓋缺點的塗料。至少它與坯質具有同樣的價值。”
在西方人看來日本男性行為中十分明顯的矛盾是由其教育的不連貫性所造成的，甚至在他們經曆了全部“塗漆”過程以後，他們的意識中仍深深地留下幼時的印象，那時的他們簡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裏的神，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恣意攻擊別人，他們的任何要求也都能得到滿足。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兩重性，他們在成年後既可以毫無拘束地浪漫戀愛，又能夠對家族意見絕對服從。他們既能夠不顧一切地履行極端的義務，又能夠盡情地享樂與貪圖安逸。慎重處世的教育使他們在行動中常常看起來很懦弱，但他們實際上勇敢得近乎魯莽。在等級製下他們可以表現得極為馴服，但決不會輕易服從來自上麵的控製。他們盡管彬彬有禮，卻又傲慢不遜。他們可以接受軍隊所要求的盲從的紀律，但又桀驁不馴。他們可以是狂熱的保守主義者，但又容易被新的方式吸引，就如他們既學習中國又學習西方所表現的那樣。
性格的兩重性造成緊張，對此，日本人的反應各不相同。如何協調兒時處處被寬容的驕縱經驗和後來生活裏動輒關係到自身安危的束縛，每個日本人都要對這同一個基本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許多人困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有些人一絲不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道學家一樣，唯恐放縱會跟實際生活發生衝突。因為放縱並非出自空想，而是他們曾經體驗過的東西，所以這種恐懼就更加嚴重。他們態度超然，墨守自己所製定的規則，並由此認為自己就是能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則陷於人格分裂，他們害怕自己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把它堵死在自己的心中，並以表麵的溫順來掩飾。他們常常埋頭忙於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以免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感情。每天他們都隻是對那些生活瑣事進行毫無意義的重複。還有一些人，由於過分懷念幼時生活，長大後麵臨社會對成年人的一切要求他們都感到無所適從，他們總是想依賴別人，而實際的年齡已不允許他們再這麽做。他們感到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冒犯，因此任何鬥爭都會使他們陷於巨大的緊張和激動中。凡是不能按常規處理的意外事件都會使他們感到恐懼。
日本人在極度擔心遭人排斥或受人非難的時候就會陷入這樣的危險境地。在他們沒有感到壓力過大的情況下，他們在生活中既顯示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顯示出在孩提時代所培養的不傷害他人感情的習慣。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幼年時代的經曆讓他們具備了自信，也沒有什麽罪惡感的負擔。後來被加上了名義上與夥伴步調一致的種種束縛，以及各種相互的義務。不管別人在某些事情上如何嚴重地幹預他們的願望，日本人仍在一些明確規定的“自由的領域”中，讓感情衝動得到滿足。日本人一向以善於從自然中尋找樂趣而聞名，他們賞櫻花、賞月、賞菊，或賞初雪聽蟲鳴、吟和歌、俳句，修飾庭園，插花，品茗等等。這些不應該是一個內心極度不安而又富於進攻性的民族應有的活動。他們在追逐這種生活時也不是愁眉苦臉的。在日本執行災難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日子裏，日本農村裏的閑暇生活像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那樣快樂，同時也像任何一個民族那樣勤奮工作。
但日本人律己甚嚴。為避免被排斥和受誹謗的巨大威脅，他們必須放棄已經嚐到甜頭的個人享受。在人生大事上，他們必須抑製這些衝動。少數違反這一模式的人會有喪失自尊的危險。自尊自重的人並不是在“善”與“惡”之間選擇道路，而是在“世人期望的人”和“世人失望的人”之間選擇道路，他們為迎合世人的“期望”而拋棄自己的個人要求。這些人才是“知恥辱”和謹慎的傑出人物。這些人才是為家、為村、為國增光的人。這些思想產生的壓力是巨大的，這些壓力表現為使日本成為東方領袖和世界一大強國的雄心壯誌。每個人都背負著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人們必須警惕戒備，唯恐失敗，或唯恐自己付出巨大努力從事的工作仍不免被人輕視。有時他們積壓的憤怒爆發，會表現為極端的攻擊行為。而這並不是像美國人那樣，是因為其主張或自由受到了挑戰，而是因為他們覺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誹謗。那時，他們危險的自我會噴發出來，條件允許的話他會針對誹謗者，否則就針對自己。
日本人為其生活方式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單純的自由，而美國人要像依賴空氣一樣的依賴這種自由。但我們必須記住，日本人在戰敗以來開始期望民主，能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行事，是日本人極為向往的。杉本夫人在描寫她從東京的教會學校裏得到的一塊“隨意栽種”園地時傳神地表達了這一點，她曾被送往該校學習英語。老師給每個學生一塊園圃和所需要的種子。
“這個‘隨意栽種’庭園讓我感受到了個人權利的全新感覺……人的心中存在這種幸福感，這事件的本身就讓我感到驚奇……我可以自由行動，但卻不會違背規矩、玷汙家庭的名聲，不會使父母、老師或鄉親們感到生氣，也不會損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其他學生都種花，但杉本夫人卻計劃種土豆。
“誰也不知道這種荒謬行動給予我的無所顧忌的自由感 覺……自由精神在叩擊我的心門。”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
“我家裏，庭園中特意布置了一塊看似荒野的地方……但總有誰在忙於修剪鬆樹或剪齊樹籬，每天早晨，老仆人掃淨石階，把鬆樹下那塊地方掃幹淨，然後細心地撒下從林中采來的嫩綠鬆針。”
這種偽裝的荒野對她來說象征著偽裝的意誌自由，而她以前正是在這種偽裝的自由中接受教育的。在日本到處都可以看見這種偽裝。日本庭園中每一塊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是在別處精挑細選後運來，立在小石塊組成的台基之上的。要仔細考慮以使巨石的位置與溪水、建築物、灌木和樹木能融合到一起。同樣，**也盆栽著，並為參加日本各地每年都舉辦的花展而精心加以修整，每一片漂亮的花瓣都由栽培者細心修整過，並常由嵌於鮮花之中的、不易被看見的小鐵絲架支撐著，以保持正確的形態。
杉本夫人在得到機會拆掉**上的鐵絲架時，她感到激動而純真的快樂。原來被栽在小盆中並被一瓣一瓣地精心修整過的**，在回歸自然後顯示出發自內心的喜悅。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之中，做出脫離他人期望地行動和對“恥”（恥辱）的約束力表示懷疑的，這種自由可能會把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打破。新局麵下的日本人不得不學習新的約束力。而這個變化的代價很高昂。製定新觀點和建立新道德殊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設想日本國人會立即接受新觀點和新道德並把它們變成自己真正的東西，也不應認為日本人不能最終製定出比較自由、比較寬容的倫理規範。在美國的“第二代移民”已將日本道德規約的知識和實踐忘得幹幹淨淨，任何其祖上的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墨守成規（他父母的出生國日本的規矩）。同樣，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在新的時代也能夠樹立起不像過去那樣要求個人自製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擺脫鐵絲架，並且不需要精心修整也能夠美麗鮮豔。
在進入擴大精神自由的過渡時期，某些日本的傳統道德能幫助他們保持平穩。其中之一是自我負責的精神，日本人喜歡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負責”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負責擦淨自己“身上的鏽”。正如佩刀者有責任使他的刀始終閃閃發光一樣，每個人必須對其行動的後果負責。人必須承認並接受他自己的弱點、容易動搖和無能所造成的一切結果。對自我負責的解釋，日本遠比自由的美國嚴格得多。在這一日本意義上，刀不是作為進攻的象征，而是作為自我負責的理想人物的比喻。在尊重個人自由的體製下，沒有比這種品德能更好地起到平衡的作用。而日本的兒童教育方式和行為哲學已經把這一點作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灌輸給日本人。今天，在西方的意義上來說，日本人要“放下刀”（投降）。在日本的意義上來說，他們有毅力注意讓心中那容易生鏽的刀保持光潔。若依據他們的道德術語來說，在更為自由、更為和平的世界上他們仍能夠把刀保存下來作為一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