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在管理日本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美國的政策是由8月29日無線電廣播的國務院及陸海軍部的聯合指令確定，並由麥克阿瑟將軍全權負責實施。這種自豪的原因，常常因為報紙和廣播中充斥著帶有黨派之爭的讚揚和指責而讓普通人搞不明白，隻有極少數通曉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夠正確判斷目前美國既定的對日政策是否合理。
日本人投降時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應該實行何種性質的占領。戰勝國對現任政府甚至天皇是利用還是廢除，抑或應該在美國軍政府官員的指揮下實施各市各鎮各村各地方的行政管理？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做法是，在各地設立盟軍臨時政府，作為作戰部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把地方行政置於盟國行政官手中。在日本投降之日，那些太平洋地區的盟軍臨時政府的負責人仍期待在日本也采用這種占領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還會保留多少行政權利。《波茨坦宣言》隻是說“日本領土中由盟國指定的各點應被占領，以確保我們在這裏的基本戰略目標的實現”，“那些欺騙了日本人民並將其引上歧途去征服世界的人的權力和影響”必須永遠消除。
國務院及陸海軍部給麥克阿瑟將軍的聯合指令對這些事情作出了重大決定，該項決定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麵支持。日本戰後的行政管理及重建工作由日本人自己負責。“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各機關行使其權力，隻要能促進美國滿意地完成其目標。日本政府將獲準根據他（麥克阿瑟）的指令在內政事務中行使正常的政府職能。”因此，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的管理與盟國對德國或意大利的管理完全是兩種性質。這個司令部完全是一個從上到下都利用日本各級官僚機構的組織。它的所有通告都發給日本政府，而不是國民或者各市縣的市民。其任務是確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大臣認為這些目標無法實現，他可以提出辭職，而如果他提的建議有道理，就可以按他的建議修改指令。
這種管理方式是大膽的舉措。從美國的觀點看，這一政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正如當時希爾德林將軍所說的：
“通過充分利用日本政府而獲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可供我們利用的日本政府，我們便不得直接操作管理一個擁有七千萬國民的國家。在語言、風俗、態度方麵這些人與我們截然不同。通過淨化並合理地利用日本政府的機構，我們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人力和財力。換言之，我們要求日本人用自己的手來清掃自己的國家，但由我們給予指示。”
然而，這一政策在華盛頓起草之時，許多美國人擔心日本人會采取倨傲和敵對的態度，這樣一個虎視眈眈、伺機複仇的民族可能會對任何和平計劃都進行抵製和破壞。這些擔憂後來並沒有成為事實。而這在關於被戰勝民族或其政治、經濟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原因的，這原因隻在於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也許除日本以外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如此順利地接受這種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項政策象征著從嚴酷的失敗中抹去屈辱，促使他們實施新的國策，而讓他們如此接受的原因在於日本特殊文化中所形成的特殊性格。
在美國，我們對媾和條件的寬嚴的議論無止無休。真正的問題不是寬或嚴，而是恰如其分、不多不少的嚴厲，以摧毀危險的、侵略性的傳統模式，並樹起新的目標。要根據該民族的特點及其傳統的社會秩序選擇相適應的手段。在德國，普魯士式的專製主義深深紮根於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所以要為德國製定適合德國的媾和條款。對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應該要與德國不同。德國人並不像日本人那樣認為自己是社會和曆史中的負恩者。他們奮鬥並不是為了償還不可計數的債務，而是為了避免做犧牲者。父親是一個專製的人物，他像其他所有占據較高地位的人那樣推行德國人所謂的“強製尊敬”。他得不到別人的尊敬就會感到惶恐。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兒子在青年時代都反抗其專製的父親，但他們成年後，卻還是要跟他們的父母一樣向單調無味、平淡無奇的生活屈服。青年期反狂飆運動的那幾年的生活是他們一生中最有朝氣的生活。
極端的專製主義算不上日本文化中的問題。日本父親對小孩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的觀察者們看來是西方所見不到的行為。日本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與父親之間存在某種真正的親情，而且公開崇拜自己的父親。所以父親隻要稍微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能做出父親所希望的行動。但父親對幼兒並不嚴厲，因此青年時期也不是反抗父輩權威的時期。相反，在世人的眼光中，這是一個代表著對家庭負責和孝順的時期。正如日本人所說，他們“為了練習”，“為了修養”而向其父親表示敬意，這就是說，父親作為尊敬對象隻是一種象征，他是等級製和正確地待人接物的代表。
孩子在兒童時期通過與父親相處的經驗而學會的這種態度成為貫穿日本社會的一個模式。因處於等級製上層而備受尊敬的人其實並不一定掌握實權；身居高位的官員也並不一定就能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後都有顧問和地下勢力在背後操縱。對日本社會這方麵的最準確的說明，是一個類似於黑龍會的超國粹團體的領導人在20世紀30年代初與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所談的一段話，他說：“日本社會是一個大三角，它是被固定某一角的圖釘所控製的。”換言之，三角擺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見，圖釘則是看不見的。三角有時向右偏有時向左偏，但都是以一個隱蔽的軸為中心擺動。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在反省時，我們發現人們仍在努力使專製和強權繼續蓋著神秘的麵紗，人們做任何事情都表現為對國家最高象征的忠誠，雖然大家都明白這個象征的東西往往並無實權。如日本人揭開隱蔽力量的權力之源，他們就會把這種行為看作謀私利，這行為是與他們的製度不相稱的。這種看法跟他們對高利貸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日本人因為這樣觀察其世界而對剝削和不公正進行反抗，但卻不會因此而成為革命者。他們並沒有破壞其社會組織的打算。他們可以像明治時期那樣在不破壞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實現最徹底的改革。他們將這種改革稱為“複古”，即“複歸”過去。他們並不是革命者。那些西方著述家們，他們有的希望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麵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戰時日本的地下勢力的作用並期望他們在日本投降前能奪權，有的預言日本投降後激進政策將在選舉中獲勝，而他們全都嚴重地錯估了形勢。沒有預言正確的。保守派首相幣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組閣時所發表的演說更為準確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聲。他說：
“新日本的政府采取尊重全體國民整體意願民主主義的形態……在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天皇就把國民的意誌作為他自己的意誌。這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這裏所說的民主政治就是這種精神的正確體現。”
這種對民主的表述在美國人看來簡直一文不值，但日本更樂意以這種表述為基礎，而不是以西方意識形態為基礎擴大國民自由的範圍，為國民造福。
當然，日本也將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製。西方製度並不是可以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被信賴的工具，就像在美國一樣。普選與由當選者組成的立法機關的權威將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產生更多的問題。當這些困難擴大時，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賴以實現民主的方法。那時美國人會憤怒地說這場戰爭白打了。我們對自己的辦法深信不疑，然而，今後的很長時間內，在把日本重新建立成和平國家的過程中，普選的作用無關緊要。自19世紀90年代首次嚐試選舉以來，日本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因此，不能說小泉八雲當時記述的那些舊困難不會重現：
在甚至會付出生命的激烈競選中，真的不存在任何個人仇恨；在激烈程度令陌生人感到驚愕的國會辯論中幾乎也不存在任何個人對抗。政治鬥爭並不是個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各藩之間或黨派之間的利益鬥爭，而且各個藩或各個黨派的狂熱追隨者把新政治理解為僅是一種新型的戰爭——忠於領袖利益的戰爭。
在較近的本世紀20年代的幾次選舉中，農村人常在投票前說：“洗淨腦袋準備被砍。”這句話把選舉戰與過去的特權武士對平民的攻擊同樣看待。甚至在今天，日本選舉中所含的某種意義也與美國有所不同，而且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也與此無關。
這種能力才是日本可以用來把自己改造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即它能就某種行動方針說：“這已經失敗了”，然後將其努力轉移到其他方麵。日本人的倫理是一種允許取舍的倫理。他們曾試圖以戰爭來獲得其“適當位置”，但他們失敗了。於是他們就放棄了這一方針。日本人從小到大所受到的一切訓練就把他們塑造成了能夠見風使舵的人。任何一個專製的民族在發動戰爭時總會借用“主義、原則”的名義，即使在向敵人投降時，他們也會自欺欺人地說：“可悲呀，正義伴隨著我們的失敗而消亡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們為下一次“正義”的勝利而努力。否則，他們就捶胸頓足地懺悔自己的罪過。日本人卻既不堅持“正義”，也不必懺悔罪過。日本投降五天後，美國人尚未在日本登陸，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竟能在談及失敗和由失敗帶來的政治變化時說，“但這一切對最終拯救日本是大有好處的”。這篇社論強調，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記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因為企圖僅以武力建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的努力已經失敗，此後和平道路就是日本必須走的道路。東京的另一家大報《朝日新聞》在同一星期發表文章，認為日本國內與國際政策的“重大錯誤”就是日本近年來“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論述道，“過去那種一無所獲損失慘重的舊態度必須拋棄，取而代之的就是紮根於國際合作和愛好和平的新態度。”
西方人看來這是原則性的變化，因此心存懷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關係還是在國際關係中，這都是為人處世中完整的組成部分。日本人把未完成既定目標看作是犯了“錯誤”。一旦某個方針失敗，他們就將之放棄，他們沒有固守失敗的習慣，他們說“噬臍莫及”。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是被認為獲得世界欽佩的一種手段，當然這種欽佩要用武力來獲取。這種計劃所要求的一切犧牲他們都忍受了。1945年8月14日，日本至高無上的天皇向世界宣布日本戰敗了。他們接受了戰敗所包含的一切事情：這意味著美軍的進駐，於是他們就歡迎美軍；這意味著他們侵略企圖的失敗，於是他們就主動地著手製定一部放棄戰爭的憲法。在日本投降後十天，日本的一份報紙《讀賣報知》就能夠談及“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起步”，並論述道：“一國的軍事失敗與它的民族的文化價值無關，我們心中必須要有這樣一種堅定信念。應該把軍事失敗視為一種轉機……為了使日本國民真正地麵對世界，客觀地看到事物的本來麵目，國家失敗這樣一種巨大的犧牲也是必要的。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須用坦率的分析予以消除……我們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嚴酷的事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抱有信心。”這就是說他們已嚐試過一種行動方針失敗了，從今天起要嚐試一下和平的生活藝術。日本各種報紙的社論都重複地論述說，“日本必須在世界各國中受到尊敬”，在新的基礎上贏得這種尊敬是日本國民的責任。
這些報紙社論並不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聲音，東京以及農村的街頭巷尾的普通民眾都進行著同樣的巨大轉變。這些曾經發誓用竹矛戰鬥到死而今卻變成友好國民的日本人讓美國占領軍感覺難以置信。日本人的倫理包含的許多東西是美國人難以接受的，但美國占領日本期間得到的種種經驗雄辯地證明，哪怕是一種不同的倫理，也會有很多方麵值得讚同。
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的美國對日管理當局承認了日本人開始新航程的能力。它沒有強製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礙他們的這一進程，而如果我們按西方的倫理使用這種方法的話，也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根據西方倫理的信條，羞辱與刑罰是使作惡者認罪的有效社會手段。他要洗心革麵、重新做人的話，這就是第一步。就像我們前麵所說的，日本人是另外一種看法。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所引起的一切後果負責，某個過錯的必然後果是使他確認不再這樣去做。這些必然後果甚至可能是一次總體戰中的失敗。屈辱會使日本人感到憤恨，但這些情況卻不像屈辱那樣讓人感到憤恨。按照日本人的觀點，一個人或國家是以誹謗、嘲笑、侮辱、輕蔑和堅持口誅筆伐來羞辱其他人或國家的。當日本人覺得自己受到羞辱時，報複成為一種美德。不管西方倫理如何強烈地譴責這種信條，美國占領的有效性卻取決於在這一點上的自我克製。日本人認為憤慨的嘲笑與戰敗的“必然後果”是截然不同的，根據投降條件，“必然後果”包括非軍事化、甚至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這樣的內容。
日本曾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最終戰勝了一個強國。在敵國最終投降時，日本認為它並未嘲笑過日本，日本作為戰勝者謹慎地避免侮辱遭受失敗的敵人。有一張在日本家喻戶曉的照片，記述了俄國軍隊1905年在旅順投降時的情況。照片中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唯一差別隻是軍裝不同，因為俄國人依然佩刀，並沒有被繳械。據在日本廣為流傳的著名故事說，當俄國指揮官斯托塞爾將軍表示願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軍投降條件時，一個日本大尉和翻譯帶著食物來到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托塞爾將軍自己的坐騎外，馬已經被殺光吃淨了，因此日本人帶來的禮品——50隻雞和100隻鮮蛋受到了由衷的歡迎。”斯托塞爾將軍與乃木將軍的會見安排在第二天。“兩位將軍握手。斯托塞爾稱讚了日軍的英勇……乃木將軍則讚揚俄國軍隊長期的、頑強的防禦。斯托塞爾對乃木將軍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托塞爾把自己心愛的阿拉伯良種白馬贈給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盡管他很想從將軍手中接受並留下這匹馬，但他必須首先把它獻給天皇，不過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會把這匹馬重新賜給他。他表示，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將像對待本來就是自己的馬那樣來加倍愛護它。”在日本，盡人皆知乃木將軍專門在自己宅院的前院為斯托塞爾將軍的愛馬蓋了一座馬廄。據描述，該馬廄甚至比乃木將軍自己的家更講究，而且在乃木將軍逝世後，它也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在俄國投降以後到日本占領菲律賓之前這些年間日本人的性格已完全變了，譬如說，在占領菲律賓的幾年間日本人進行的肆意破壞和殘酷虐待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對於日本這樣極易隨情況而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而言，這並不是必然的結論。第一，日本的敵人在巴丹戰役之後並未投降，隻有局部的投降。甚至到日軍自己在菲律賓投降之時，日軍還在作戰。第二，日本人從不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曾“侮辱”過他們，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被教育得認為美國的政策是“輕視日本”，或以他們的話來說是“從根本上瞧不起日本”。這就是他們對排日移民法、對美國在《樸茨茅斯條約》和《海軍裁軍條約》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的反應。美國在遠東日益增長的經濟作用和美國人對全世界有色人種的種族偏見，這些事情也讓日本人作出了同樣的反應。因此，對俄國的勝利和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形象地說明日本人明顯相反的兩麵性格：受侮辱時是一麵，不受侮辱時是另一麵。
對於日本人來說，美國的最終勝利使事情再次發生了變化。在遭到最後失敗時，日本人按其生活習慣放棄了至今實行的方針。獨特的日本倫理觀能讓他們自動消除宿怨。美國的新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避免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羞辱，而隻堅持實行在日本人看來是失敗的“必然後果”的事情。這種做法很成功。
保存天皇製的意義十分重要。這事得到了巧妙的處理。天皇先拜訪麥克阿瑟將軍，而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先拜訪天皇，這一實例對日本人產生的巨大的教育意義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據說天皇曾對勸其放棄天皇神性的提議表示反對，說拋棄原來沒有的東西會使他感到為難。天皇說，日本人並不把天皇看成西方意義上的神，事情也正是如此。可是，麥克阿瑟的司令部仍勸導天皇說，西方人認為天皇主張神性，而這不利於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忍辱負重，同意發表否認神性的聲明。天皇在元旦發表了這一聲明，並要求把世界各國對此事的評論翻譯給他看。天皇閱讀了這些評論以後，致信麥克阿瑟司令部說他感到滿意。很明顯外國人在以前對此並不理解，天皇對自己發表了這個聲明感到很高興。
美國的政策還讓日本人得到某些滿足。國務院及陸海軍部的聯合指令上明確寫道：“對在民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工業和農業的諸勞工團體，應鼓勵其發展並為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自己在許多產業中組織了起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活躍的農民組合重新興起。許多日本人認為，他們現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這就是日本在這場戰爭的後果中有所收獲的證據。據一名美國通訊記者報道，東京的一位罷工者仰頭望著美國兵興高采烈地說：“日本勝利了，你不這樣認為嗎？”今天日本的罷工與過去的農民暴動有許多相似之處，農民暴動的理由常常是因為年貢、賦稅太重幹擾了正常生產。農民暴動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也不是企圖改變製度。今天日本各地的罷工並不減緩生產速度。罷工者最喜歡用的方法是“占領工廠，繼續工作，並以增加產量使管理者丟臉。在一個三井所屬的煤礦中，罷工工人把管理人員全部趕出礦井，並把日產量從250噸提高到620噸。在‘罷工’中進行操作的足尾銅礦的工人們也增加產量，並把自己的工資升為原來的兩倍”。
當然，不管所采取的是如何通情達理的政策，治理一個戰敗國都是困難重重的。在日本，糧食、住宅和國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銳問題。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員來管理行政，這些問題會更加尖銳。由於保留了日本官員，戰爭結束之前美國當權者們就十分擔心的複員軍人問題所產生的威脅性大大降低。但即使如此，這一問題也不是輕易地就被解決的。日本人了解這些困難，去年（1945年）秋天，日本報紙富於同情心地談到戰敗對於曆盡艱辛的日本士兵該是多麽難以入喉的一杯苦酒，並請求他們不要因此影響自己的“判斷”。被遣返回國的軍人一般來說都顯示出值得稱道的“判斷”，但失業和戰敗也使一些人投身於追逐國家主義的舊式秘密結社中去。日本人不再給予他們過去那樣的特權地位，於是他們動不動就對現在的地位感到不滿。在以前，傷兵常常穿著白衣服，人們在街上向他們鞠躬致意；甚至和平時期應征入伍和退伍都要相應地開歡送會和歡迎會，這時有酒，有菜，有舞蹈，有漂亮女人的盛裝表演，而他坐在貴賓席上享受這一切。現在，複員軍人根本不會再得到那樣的待遇。僅有他的家人會安置他們。他在許多城鎮都遭到了冷遇。如果我們了解日本人對這種驟然變化多麽痛苦，我們便能很容易地想象出這些軍人多麽懷念將日本的名譽托付於軍人之手的過去時代，他對同以前的戰友相聚感到多麽滿足。他的戰友中恐怕會有人告訴他，有些幸運的日本軍人如何在爪哇、山西和滿洲重新與同盟國作戰。他們恐怕會對他說，為什麽要絕望？他也將再次作戰。國家主義的秘密結社的團體在日本由來已久，這些團體是“洗刷”日本“汙名”的組織。那些因複仇願望沒有完結，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極有可能參加這種秘密社團。像黑龍會和玄洋社之類的團體使用的暴力屬於對名譽的“情義”，是日本倫理所允許的，因此，若想消滅這種暴力，日本政府在今後的若幹年中必須繼續努力強調履行“義務”而抑製對名譽的“情義”。
為實現此點，僅僅號召“判斷”正確是不夠的。它將要求重建日本經濟，使現在二三十歲的人們得以生存並獲得“適當位置”，而且還必須改善農民的狀況。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日本人便回故鄉農村。但很多地方地塊狹小，債務繁重，並不能養活許多人口。工業也必須發展，因為反對均分遺產的感情非常強烈，所以，留在村裏的隻有長子，其他孩子都去城裏謀生，尋求成功的機會。
毫無疑問，日本人麵臨的道路是漫長而艱難的，但如果國家預算不包括重整軍備，他們就很有機會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間，日本財政的一半都花在購買軍備及維持軍隊上。如果停止這類支出並逐步減輕取自農民的賦稅，他們的國家就能為健康的經濟奠定基礎。如前所述，日本農產品的分配方式是60%歸耕種者，40%用於交租稅和佃租。這與同樣生產大米的緬甸和泰國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裏耕種者所有的傳統比例是90%，對耕種者征收的巨額稅金完全用於支付龐大的軍費。
在今後十年中，任何一個不加強軍備的歐洲或亞洲國家與加強軍備的國家相比都將占有潛在的優勢，因為這樣的國家可以集中財富用來建設繁榮而健全的經濟。在美國，我們在推行亞洲政策和歐洲政策時幾乎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因為我們知道，我國不會因國防計劃的巨額費用而陷入貧窮之中。我國並沒有蒙受戰禍。我們不是農業國，我們的關鍵問題是工業生產過剩。我們使大生產和機器設備不斷完善，其結果是，如果我們不實施軍備、奢侈品生產或福利及科研事業的大規模計劃，我們的國民就將麵臨失業。資本迫切地需要有能夠獲取利潤的投資機會。美國之外的國家甚至歐洲國家都和美國不同。雖然德國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但因為不發展軍備，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裏仍然可以奠定健康與繁榮的經濟基礎；而在法國，如果它要推行擴軍政策，那麽它就不可能建成德國那樣的經濟基礎。日本可以充分利用對中國的類似優勢。中國當前的目標是軍事化，而且美國支持它的野心。如果日本的預算中不列入軍事，那麽隻要它願意，不需多少年便能為自己的經濟繁榮打下基礎，並可成為東方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國家。它可以在和平的利益之上奠定自己的經濟基礎，並提高其國民的生活水平。這樣一個和平的日本會在世界各國中獲得榮耀的地位，而美國如果繼續利用其影響支持這種計劃，就會對日本產生更大的益處。
除美國之外任何國家都沒有做到的是，用命令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在任何一個被統治的國家中，這種方法都沒有成功的先例。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命令一個與其習慣和觀念不同的民族按他所規定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使日本人接受那些選出來的人們的權威，這是法律的力量做不到的。也不能讓他們無視確立於等級製度中的“適當位置”。任何法律也不能使他們具有我們美國人所習慣的那種自由隨便的人際交往，自我獨立的強烈要求和自行選擇配偶、職業、住宅和承擔各種義務的熱情。可是，日本人明確地認為自己需要朝著這個方向改變。日本投降以來，其公職人員曾說日本必須鼓勵其男女居民享受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雖然他們沒有明說，但是人人心裏都明白，他們對“恥”在日本社會中的作用已經開始懷疑，他們希望人民中的自由有新的發展，不必擔心受到“世人”的批評和排斥。
因為在日本，無論人們多麽自願地接受社會壓力，壓力要求人們作出的犧牲也實在太多。這些壓力要求個人隱瞞感情，放棄欲望，以家庭、組織或國家的代表的身份麵對社會。日本人表明，他們能夠忍受這種方針所要求的一切自我修養，但卻為此擔負極為沉重的負擔，他們要對自己極度克製以求得到好的待遇。他們沒有勇氣過一種心理壓力較輕的生活，結果卻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了代價慘重的道路。對生活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價，讓他們變得自鳴得意，並蔑視倫理觀念比較寬容的民族。
日本人向社會變革邁出的巨大的第一步就是把侵略戰爭視為一種錯誤和已經失敗的事實。他們希望在和平國家中重新取得受尊敬的地位，前提就是一定要實現世界和平。以後若幹年中，如果俄國和美國擴充軍備以備進攻，日本將會利用其軍事知識參與這場戰爭。但承認這種事實並不是懷疑日本有成為和平國家的內在可能性。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外在情況而改變的，如果形勢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尋找其位置；如果不是這樣，它就在武裝世界尋找位置。
眼下日本人把軍國主義視為已經失敗的政策。他們密切關注著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軍國主義是否也已失敗。倘若沒有，日本的好戰熱情恐怕會再次燃起並告訴世人他們要大顯身手。假如它在其他國家也已失敗，日本將證明它深切地記住這樣一個教訓：帝國主義侵略的企圖絕不是通向榮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