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新渡戶稻造 著立剛 譯
第一章 作為道德體係的武士道
武士道就像它所象征的櫻花一樣，同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不是保存在我國曆史標本集裏的古代美德的幹枯標本，現在它仍舊是我們中間鮮活的力與美的對象。雖然它沒有可供觸摸的任何形狀或狀態，然而它卻讓道德的氣氛散發香味，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如今依然在它的強力支配之下。催生它並培養它的社會形態早就消失了，但是正像那些存於過去消失於現在的星星一樣，它們的光仍舊照在我們頭上。武士道作為封建製度的產物，在它的母體製度消亡之後卻活了下來，並且還在照著我們的道德之路。在歐洲，當與它類似的騎士製度消亡而無人理睬的時候，有一位伯克在它的棺木旁發表了令人為之動容的頌辭，我現在能以這位伯克的母語（英語）來表達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感到由衷的快樂。
由於對有關遠東的知識的欠缺已達到可悲的程度，導致像喬治·米勒博士這樣博學的學者，竟武斷地斷言，騎士製度或與它類似的製度，無論在古代的哪個國家或現代的東方都不曾存在過。但是，對這種無知可以表示諒解。因為這位善良的博士在第三次出版他的這部著作的時候，佩裏將軍正在敲打我國閉鎖的國門。經過十多年之後，當我國的封建製度眼看要壽終正寢的時候，正在寫作《資本論》的卡爾·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說，讀者應該注意研究封建社會和政治製度獨特的方便之處，這在當時隻有日本一個鮮活的例子。同樣，我也願意為西方的曆史和倫理研究者指點一二——去研究現代日本的武士道。
對歐洲和日本的封建製度和騎士製度的曆史進行比較探討，是件很吸引人的事，但本書的目的不是對其進行詳細闡述。我最試圖闡明的是：第一，我國武士道的起源及淵源；第二，它的特性及信條；第三，它對人們的影響；第四，它的影響的持續性和永久性。在這幾點中，對第一點的闡述要簡單和粗略一些，不然我就將把讀者引入我國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巷裏去了。對第二點的探討要詳細得多，因為它會讓國際倫理學和比較行為學的研究者們對於我國國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產生興趣。剩下的幾點將作為結論來闡述。
我大略地翻譯成chivalry的這個日本詞，其原始含義要比騎士製度含蓄得多。武士道在字麵意義上指的是武士在其職業上和日常生活中謹守之道。用一句話來說，即“武士的信條”，它是伴隨武士身份而產生的義務。既然已經知道了這個詞的原意，以後我就將使用它的原詞。使用原詞，以另外的理由來說也很好解釋。如此與眾不同的、產生出地域性的獨特的心靈和性格信條，在外表上應該有獨特的標誌；因此，一些深刻地表現了民族特性的詞，具有民族語言特質，即使是最傑出的翻譯家也不能完全正確地翻譯出它的原意，有時甚至反而會被加上不恰當、不貼切的含義。有誰能完美地翻譯出德語中“Gemüth”所表達的意思？英語的“gentleman”和法語的“gentilhomme”口語發音非常接近，但是誰沒有感覺到它們之間的差異呢？
像上麵所說的，武士道就是要武士遵守或者指示其遵守的道德法則或規矩。它並不是書麵形式的法典。最多不過是一些口口相傳或者借助若幹著名武士或者專家之筆而流傳下來的格言。通常它都是一部不言不文的法典，是一部銘刻在內心深處的律法。正是它不言不文，在實際行動中才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它既不是某個人的憑空創造——不管他有多麽傑出的才華，更不是基於某個人物的生平的產物——不管他有多高的聲望，而是經過數十年、數百年的武士生活的發展中有機形成的。恐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可以和英國憲法在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相提並論。然而，武士道沒有能同大憲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比較的東西。17世紀初，的確製定過武士法令，但是這十三條武士法令，大多是關於婚姻、城堡、社團等的規定，對訓導規則隻是稍稍提及。因此，我們不能指出任何確切的時間和地點說“這裏就是源頭”。不過，由於它帶有封建時代的烙印，所以從時間上說，可以認為它是起源於封建時代的。不過，封建製度本身複雜交錯，所以武士道也具有了錯綜複雜的性質。據說英國的封建政治製度起源於“諾曼底征服”時代，我們可以說武士道在日本興起於12世紀末，和源賴朝的統治時代大體相同。然而，正如在英國，遠在威廉時代就有了封建製度的萌芽一樣，在日本，封建製度的萌芽也遠在先前提到的源賴朝時代之前就有了。
另外，和歐洲一樣，當日本的封建製度正式形成之際，職業武士階層便順其自然地嶄露頭角。他們被稱為“侍衛”（samurai）。字麵意思就像古英語的cniht（knecht，knight，騎士），意思就是衛兵或仆從，其性質類似愷撒記述的“阿奎塔尼亞”的勇士（soldurii），或者如塔西佗說的跟隨著日耳曼首領的衛士（comitati），或者再往後作個類比，就像在歐洲中世紀見到的鬥士（militesmedii）。日文中一般還采用漢字的“武家”或“武士”這個詞。他們是特權階級，最初肯定以戰爭為職業的生性粗野之人。這個階級在長期的頻繁戰鬥中，自然是從最勇敢、最富冒險精神的人中征募而來，這個篩選的過程不斷發展，孱弱懦弱的人全被淘汰，借用愛默生的話來說，隻剩“一群具有陽剛之氣的、具有野性力量的、粗野的人”才得以生存下來，進而形成了武士的家族和階級。伴隨崇高的榮譽和巨大的特權而來的是重大的責任。武士階層總是處於交戰狀態又隸屬於不同家族，他們需要一種共同的行為準則——就像醫生以職業道德來限製同行競爭，又像律師違反了職業規範要出席質詢會一樣，武士也必須有某些準則來使他們的不端行為受到最終的裁決。
戰鬥要公平！在這種野蠻、天真的原始意識中，存在著極其豐富的道德理想。這難道不是一切文武之德的基礎嗎？我們嘲笑（好像我們已經到了不屑於此的年齡了！）那個英國孩子湯姆·布朗的天真的願望：“但願成為一個流芳百世的既不威嚇小孩子，也不拒絕大孩子的人。”但是，誰不知道這種願望正是那規模宏偉的道德建築所賴以建立的基石呢？如果我說就連最溫和的、最熱愛和平的宗教也讚成這種願望，難道是誇大其詞嗎？英國之所以偉大，多半是基於湯姆的願望之上的建築。而且我們馬上便會發現，武士道屹立的基礎與之相比並不遜色。縱使像貴格派教徒已證實的那樣，無論戰爭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都是野蠻和錯誤的，我們還可以和萊辛一樣地說，“我們知道，美德源自我們的缺點。”“卑劣”“怯儒”對那些具有健全的、純真的人格的人而言是最恥辱的綽號。兒童就是伴隨著這種觀念開始其人生旅程的。武士也是如此，不過，隨著生活的擴大化，和關係的複雜化，早期的信念為了使它自己得到確認、滿足和發展，便要從更高的權威和更理性的來源那裏尋求認可。如果隻是實行了軍事體製，而沒有得到更高的道德的支持的話，那麽，武士的理想便會遠遠地落後於武士道。在歐洲，基督教不僅用於解釋騎士製度的合理性，還向它注入了精神元素。拉馬丁說：“宗教、戰爭和榮譽，是一個完美的基督教騎士的三個靈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幾個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