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誠實和真誠，禮儀就隻是一場鬧劇。伊達政宗說：“禮之過則諂。”一位古代的詩人的告誡超越了波洛尼厄斯：“心如歸於誠之道，不祈神亦佑焉”。孔子在《中庸》裏尊崇誠，賦予它超自然的力量，幾乎視之為神。他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他還滔滔不絕地論述了誠的深遠和悠久的性質，以及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的力量。“誠”這個漢字，是由“言”相“成”組成的，使人不禁想到它與新柏拉圖學派的邏各斯（logos）學說非常相像——孔子以他那非凡的神秘的飛躍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謊言和顧左右而言他都被看作是怯懦。由於武士的崇高地位，要求他們比農民和市民更高的誠實標準，所謂“武士一言”——德語的Riterwort恰好與它相當——就是對所說的話的真實性的充分保證。武士看重遵守諾言，一般不需要書麵憑證就能履行。書麵憑證被認為是對其身份的侮辱。很多流傳的恐怖的故事，都記載著武士的“食言”而死。
由於注重誠實達到這種高度，以致最優秀的武士都認為發誓是對自己名譽的恥辱。這一點與大多數基督徒不同，他們經常違背上帝明確的“不要發誓”的命令。我知道武士以眾神或佩刀來發誓，但是他們的誓言決不會墮落成空洞形式或毫無誠意的感歎詞。有時為了強調誓言，甚至會用歃血的做法來證明。關於這種現象的解釋，讀者去看一下歌德的《浮士德》就行了。
最近有一位美國人的書上說，如果你問一個普通的日本人謊言和失禮你來取哪一個？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謊言”。皮裏博士的說法一部分對一部分錯。他對在普通的日本人甚至連武士也會像他所說的那樣做出回答；他錯在把日語的謊言（ウソ）這個詞譯作“falsehood”（虛偽），加重了它的含義。所謂“ウソ”這個日本詞，大都用來表明不真實（“マコト”）或非事實（“ホントウ”）。如果引用洛厄爾的說法就是，華茲華斯分不清真實和事實，普通日本人在這一點上與華茲華斯相同。詢問日本人，或者有些教養的美國人，他是否喜歡你或者是否有胃病，很可能他會不假思索地說謊：“我很喜歡你”，或“我很健康，謝謝”。當然，僅僅為了禮儀而犧牲真實，便成了“虛禮”“心口不一”。
我知道我現在談的是武士道的誠實觀。但是多少說些我國國民的商業道德，應該不算不妥吧。關於這點，我看到很多國外的書刊雜誌的諸多抱怨。鬆散的商業道德確實是我國國民聲譽上最糟的汙點。不過，我們在痛罵它、或者因此輕率地譴責整個民族之前，我們最好先冷靜下來好好研究一下，如此，我們會對未來稍感安慰。
在社會上所有大的行業類別中，商業是離武士最遠的了。商人被置於所謂的士農工商的職業階層中最底層的位置。武士靠土地獲得收入，而且，假如他願意的話，他甚至可以參與業餘農業。但是櫃台和算盤卻受到他的嫌棄。我們知道社會這樣安排是聰明的。孟德斯鳩早已表明，使貴族遠離商業就可以預防財富積聚於掌權者手中，這是一項值得稱讚的社會政策。權力和財富的分離會使財富的分配更趨均衡。迪爾教授在他所著的《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世紀的羅馬社會》中，論證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原因之一就是允許貴族從商，結果導致少數元老家族壟斷了財富和權力，這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因此，封建製度下的日本商業，從未發達到在自由情況下它所能達到的程度。對這種職業的蔑視，就自然而然地讓那些不顧社會聲譽的人匯集於這個範圍。“說他是賊，他就會去偷。”如果某一職業被侮辱，那麽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就會理所當然地照此確定他們的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萊克所說：“正常的良心可以上升到它被要求的高度，又很容易下降到它所被期待的底限。”不論商業還是其他職業，任何職業沒有行業道德準則都不能運行，這顯而易見。封建時代的日本商人之間也有一套道德準則，要是沒有，諸如行會、銀行、交易所、保險、票據、匯兌等基本的商業製度，盡管正處於萌芽狀態，但也不會取得發展。但是，在與行業外的人們的關係方麵，商人的生活與人們對他們這一階級的評價完全吻合。
在這種情況下，當國家對外開放貿易時，隻有最富冒險精神並且不擇手段的人才奔向港口，那些有名的商號，盡管當局一再要求其開設分店也還是表示拒絕。那麽，武士道無力去阻止商業上的不知羞恥的趨勢嗎？我們等著瞧吧。
正如熟悉我國曆史的人都會記得，我國在開放通商口岸開展對外貿易僅僅數年之後，封建製度就被廢除了。相應地也取消了武士的俸祿，以發給公債作為補償，這時他們可以把公債自由地投資於商業。於是，你們可能會問：“怎麽他們沒把引以為榮的誠實應用到他們的新的事業關係中去，並用以改革舊的受譴責的商業關係呢？”許多高尚而誠實的武士，在新的而且尚不熟悉的工商業領域與狡猾的平民對手打交道時，由於心眼太實在而招致難以挽回的慘敗，凡是看到他們的遭遇的人都忍不住會哭，有良心的人都會抱以同情。據說即便在美國那樣的工業國家中，工業家的失敗率幾乎也要達到百分之八十，那麽即使從事商業這個新職業的武士中成功者百中無一，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嚐試把武士道的道德應用於商業交易不知道毀滅了多少財產，算清這筆帳實在是太費時間。不過，財富之路並非榮譽之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那麽，兩者的差別究竟在哪裏呢？
在萊基所列舉的誠實的三個動機中，即經濟的、政治的和哲學的動機中，第一個動機正是武士道最為缺乏的。第二個動機，在封建製度下的政治團體中也幾乎沒有獲得發展。隻有在哲學這一方麵，正如萊基所說，即其最高的表現，誠實在我們的道德範疇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對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很高的商業道德，當我滿懷誠意和敬意詢問其最終的基礎時，我得到的回答是：“誠實是最佳策略。”——就是說誠實是最合算的。那麽，美德本身不就是美德的回報嗎？如果說因為誠實能比謊言帶來更多現金才被遵守，那麽我想，武士道寧願存於謊言之中！
雖然武士道拒絕所謂“一一互換”的回報主義，狡猾的商人卻容易接受這些。萊基所說誠實的發展應主要歸功於工商業的話非常正確。就像尼采說的，誠實是所有美德之中最年輕的——換言之，它是現代工業的產物。沒有這個母親，誠實就好像一個高貴的孤兒，隻有最有教養的心靈才能讓他茁壯成長。這樣的心靈在武士中比比皆是，不過，由於沒有一個更民主而且更實際的義母，這個柔弱的小孩就不能健康成長。隨著產業的發展，誠實就會被證明是一種很容易的美德，不，更正確地說是有利可圖的美德，試想——俾斯麥對德意誌帝國的領事發出訓令，警告說：“其中德國船隻裝載的貨物，在質量和數量兩方麵顯然都缺少誠信，這非常可悲。”這是在不久前1880年11月的事。但是現在，我們已很少聽到德國人在商業上粗枝大葉和不講信用的事了。二十年來，德國商人終於學到了誠實是合算的。我國的商人也已經看到了這一點。除此之外，我要向讀者推薦最近的兩個作者所著的能對這點作出重要判斷的書。與此相關的有趣現象是，商人在借債時也會以簽訂書麵協議作為誠實和信譽的最可靠的保證。在這些書麵協議中經常寫有這樣的話：“如果欠款逾期未還，即使當眾被嘲笑，我也毫無怨言，”或者寫上諸如“如若無法償還，你就罵我是混蛋”此類的詞句，都再平常不過了。
我常常想，武士道的誠實，是否還有高於勇氣的動機。由於沒有不許作偽證的正麵的法律，謊言並不被視為一種罪行，僅僅被看作懦弱而被排斥和不光彩而被排斥。事實上，誠實觀念是同名譽不可分割、緊密相連的，而它的拉丁語和德語的詞源與名譽是同一個詞。於是，現在是我應當考察一下武士道的名譽觀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