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譽的“情義”是保持人的名譽不受玷汙的本分。“情義”蓋了一係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來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日本人看來卻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它們不是必須要履行的義務，並不是因為受人恩惠而作出的報答，它們不屬於“恩的範疇”。人們保持自己的名譽的時候，無須考慮某人是否對自己有恩。因此，人們要做的隻是在各種禮儀規矩下按自己的身份等級辦事、在困境中表現得淡定自如處變不驚、在專業技能上努力維護自己的名聲。對名譽的“情義”也要求在受到誹謗或侮辱時有所行動，誹謗玷汙一個人的名譽，必須洗刷。要麽對毀壞自己名譽的人進行報複，要麽自殺，除了這兩種極端的處理方法之外也可以用其他的辦法。但唯獨不能用的就是，對這種事聽之任之，不予理睬。
我在此稱為“對名譽的情義”的東西，日本人並沒有這麽專業的一個詞。他們隻是簡單地把它描述為是一種“恩”的範疇之外的“情義”。這一點與報恩的最大不同可以這樣來看：對社會的“情義”是一種報答善意的義務，對名譽的“情義”主要是報複和複仇。在西方各種語言裏，兩者是分屬於感恩與複仇兩個截然相反的範疇的，日本人卻不以為然。為什麽一種德行不能既包括對他人善意的反應又包括對他人惡意或輕蔑的反應呢？
日本人認為這樣最合理。品德高尚的人對恩情和侮辱的感受都非常強烈，都要認真回報，哪種回報都是品德高尚的表現。他們並不對此進行分別判斷，不會把其中一個看作非侵犯性的，另一個看作是侵犯性的。他眼裏的侵犯行為，僅僅是指“情義範圍”之外的那種行為。一個人隻要遵守“情義”，洗刷自己受汙的名聲，他並不會犯侵犯之罪。他隻不過清算舊賬罷了。日本人認為：隻要一天沒有對受到的侮辱、誹謗及失敗進行報複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會太平”。品德高尚的人應該盡力讓世界恢複平衡。報複是人的美德，絕不是人性中的罪惡。對名譽的“情義”，即像日本那種在語義上同感激和忠誠聯在一起的“情義”，在歐洲曆史上的某個階段也曾經是一種西方人的美德。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這種美德曾大放異彩。這同西班牙黃金時期的“西班牙人所看重的勇氣”和德意誌所重視的“名譽”有許多共同之處。有些方麵甚至類似於一百年前在歐洲盛行的決鬥習慣。日本也好，其他歐洲各國也罷，隻要盛行這種所謂的美德——力圖洗刷汙點的行為，人們道德價值觀的核心就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質意義的利益。越是為了榮譽而犧牲家產、家庭和生命的人，越會被人看作品德高尚的人。這種美德符合“情義”的定義，也是這些國家經常聲稱這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基礎。從物質角度講，他們損失巨大，從精神上卻難以確定。這兒存在著一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麵是這樣的名譽觀念，另一方麵是美國生活中存在的你死我活的競爭和公開的對抗：在美國，政治或經濟交易的行為中，名譽上的並不重要，關鍵是占有物質上真正的利益。在肯塔基山中為名譽而進行的戰鬥，是僅有的例外，從今往後，這樣的戰鬥不會再有了。
但是，對名譽的“情義”，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敵視情緒和伺機報複，並不是亞洲大陸特有的道德習俗。也不是什麽所謂的東方氣質，中國人沒有這特點，泰國人、印度人也都沒有。在中國，睚眥必報的人被看作小人，他們道德敗壞氣量狹小，絕不像日本，把這當作高尚品德的一部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受到侮辱就用暴力還擊是大錯特錯的。同樣，中國人也不會用任何善良、偉大的手段來證明這種誹謗是沒有根據的。在泰國人那裏根本就找不到這種對侮辱的過敏反應。他們像中國人一樣很認真地使誹謗者成為可笑的人，但不會認為自己的名譽已受到損害。他們說“讓對手侮辱去吧，這樣就更能顯示他的卑鄙”。
隻有把這種包含於對名譽的“情義”之中的種種非侵略性品德考慮在內的時候，才能理解日本的對名譽的“情義”的全部含義。複仇僅僅是特定情況下的手段之一。“情義”還包括許多穩重與克製的行動。對一個自重的日本人來說，禁欲主義即自我約束也是對名譽的“情義”的一部分。婦女在分娩時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在災難來襲時必須不動如山。當洪水衝來淹沒日本人的村莊時，每個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需品，跑到高處，不亂喊亂跑，不張皇失措。當秋分前後的風雨變成狂風暴雨時，日本人也同樣能自我控製。這樣的行為是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力不從心。他們認為美國人的自尊心並不要求自我控製。在日本身份越高，自我約束越高。因此，在封建時代對武士的要求高於對平民的要求。但是這種要求是各個階級的人所共有的生活準則，盡管不太嚴格。假如要求武士能忍受極端的肉體痛苦，那麽平民也必須極其順從地忍受持刀的武士的侵犯。
在日本，流傳的很多故事都描寫武士的堅忍。他們必須戰勝饑餓，而這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們被要求即使餓得快死了也要裝作剛剛吃飽，並且還要用牙簽剔牙。有諺語說：“雛鳥以鳴求食，武士剔牙充饑。”這句話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們不能向傷痛屈服。日本人的態度就像一個童子兵回答拿破侖的問話時一樣：“負傷了嗎？”“不！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直至死都不能露出絲毫痛苦，他必須堅強地麵對痛苦。據說1899年去世的勝伯爵出身於武士家庭，不過其家庭已一貧如洗。他小時候睾丸曾被狗咬傷，醫生給他做手術時，他的父親拿刀子對著他的鼻子說：“不許哭，不然我就讓你無愧於武士地死去。”
對名譽的“情義”還要求一個人過與他身份相符的生活。如果一個人不遵守這種對名譽的“情義”，他就失去了自尊。在德川時代的《取締奢侈令》對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體規定，一個自尊的人會事無巨細地照做。這種按世襲階級地位而製定的法律美國人會深惡痛絕。在美國，自尊自重是與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關的。一成不變的《取締奢侈令》是與這個社會的基礎相違背的。德川時代的法律規定某個等級的農夫隻能為其孩子購買某一種玩偶娃娃，而另一等級的農夫則隻能買另一種不同的玩偶娃娃。這讓美國人難以想象、無比震驚。在美國，另一種方法得到了殊途同歸的效果。工廠主的孩子有一套電動火車，佃農的孩子有玉米棒製成的娃娃就心滿意足了，我們承認收入上的差異，並認為這天經地義。努力賺大錢是我們自尊自重體係中的一部分。如果擁有哪一種玩具娃娃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話，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對道德觀念的破壞。有錢人理所當然可以買比較好的玩具娃娃給孩子。在日本，發財致富被視為一種虧心事，安守本分才讓人安心。甚至今天，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以遵守等級製的習慣來確保自尊心。美國人對此無法理解。法國人托克維爾已於19世紀30年代在他的書的前言中指出過這一點。托克維爾生於18世紀的法國，盡管他對美國的平等製度給予寬厚的評論，但他卻熟悉並喜歡貴族製的生活。他說，美國盡管有它特有的種種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就是要認清自己的身份位置，不卑不亢。無論是王侯，還是農夫，同樣都是可以做到的。”托克維爾是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態度的。日本人認為階級差別本身不是有失體麵的事。
今天，人們在對各種文化進行客觀的研究的時候，發現不同的民族對所謂的“真正的尊嚴”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就像他們一直為自己規定什麽是有失體麵的事情一樣。今天，有些美國人叫嚷道：“日本如果不推行這種美國式的平等原則，就不會獲得真正的自尊。”這些人犯了種族中心主義的錯誤。如果這些美國人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希望有一個自尊的日本的話，那麽他們必須先弄清楚什麽是日本人自尊的基礎。和托克維爾一樣，我們也看到貴族式的“真正的尊嚴”正在從現代世界中消失；一種正在形成的、與眾不同的、更好的尊嚴將取而代之。日本無疑也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它將在自己的基礎上，重建其當代的自尊。隻有這樣，它才能獲得提升。
對名譽的“情義”除了安守本分之外，還有其他好多好多要履行的義務。借款人在借錢時是以其對名譽的“情義”作擔保的。二三十年前人們通常會說這麽一句話：“若無力償還欠款，我願當眾受人侮辱恥笑。”不過事實上即使不能償還，他也不會當眾受辱，日本並沒有使人當眾受辱的懲罰。但是在新年將至，必須還債時，這個無力償還債務的人可能會以自殺來“洗刷汙名”。時至今日，很多人依然以在除夕夜前自殺作為挽回自己名譽的手段。
各行各業都有涉及對名譽的“情義”的責任。在特定情況下，當一個人成為眾矢之的、備受他人責難時，日本人對“情義”的要求往往讓人覺得出乎意料。例如，學校起火，很多人引咎自殺，而實際上他們對火災毫無責任，他們自殺的原因隻是因為起火使天皇禦像受損。還有一些教師因衝進火中搶救肖像而被活活燒死，他們以此來證明他們對名譽的“情義”的珍視，以及對天皇的忠誠。也有許多有名的故事，講的是有的人因為在奉讀教育敕諭或軍人敕諭時發生口誤，結果用自殺來洗刷其汙名。在當今這位天皇治世期間，有人因不小心給自己的孩子取名“裕仁”而殺了孩子並且自殺謝罪。因為在日本，天皇的禦名要避諱。
在日本，作為一個從業人員，對名譽的“情義”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格的，但卻不一定是美國人所理解的保持高度專業的技術水平。教師會說，“為了維護我作為教師的名譽，我不能承認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說即使他不知道青蛙是什麽種類的動物也要不懂裝懂。即使一個老師僅憑學校裏學的一點兒初級英語就來教學，他也不允許別人糾正他的任何錯誤。教師所謂的對名譽的“情義”就是特指這種自我防禦的態度。實業家也有他們的對名譽的“情義”，這就是不能讓任何人覺察到他的資產已嚴重枯竭，或者不能讓人知道他為企業製定的計劃已告失敗。外交家的“情義”是不能承認他的外交方針的失敗。所有這些“情義”都是把一個人和他的工作一體對待，對他的行為或能力的任何批評都等同於對他本人的批評。
日本人在被指責為失敗與無能時所作出的反應，美國同樣也有。比如某些人一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惡意中傷就暴跳如雷，但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樣采取自我防禦措施。如果一位教師不知道一隻蛙屬於什麽種類時，他覺得承認不知道比掩飾無知要好得多，雖然他也有可能忍不住去掩飾。實業家如果認為以前推行的方針不夠令人滿意，他會考慮另外一種方針，他不認為自己的自尊心隻能靠正確的決定來保持，他也不認為一旦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必須辭職或退休。日本人的自我防禦心理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在日本不當麵談論別人的失職是一種智慧，並被看作基本的禮儀。
日本人在競爭中敗於一個人時會有非常敏感的表現。所謂失敗可能僅僅是這麽回事：招聘單位錄用了另一個人，而沒有錄用他，或者是這個人考試中被淘了。敗者會覺得自己因為失敗而“蒙羞受辱”，雖然這種羞恥有時候會變成催人上進的動力，但在更多情況下，失敗者會感到壓抑、沮喪。他失去自信，變得萎靡不振或者怒不可支，或者兩者兼有。他的努力被挫敗因而覺得自己很沒用。美國人特別應該注意到的是：競爭並沒有在日本產生如同在美國那樣積極的作用。我們強烈地相信競爭是“好事情”，心理測驗證明競爭可以督促人們更好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沒有競爭地做某件事情，遠比不上有競爭的環境下所達到的效果。而日本的測驗結果剛好相反。這種情況在兒童期結束後最明顯，因為日本兒童一般對競爭不以為意，僅僅當作遊戲看待。但對青年與成年人來說，一有競爭，工作效率就大大地下降。獨自工作時曾經取得良好進步、錯誤減少、速度提高的一些被測試者，一旦來了一位競爭對手，就開始錯誤頻頻，速度銳減。當他們以自我標準來評測自我時，他們幹得最好，而不是以別人為標準來測定自己的成績時幹得最好。進行這種實驗的日本學者正確地分析了競爭狀態下成績為何變壞的原因。他們認為，當測試項目變成競爭性的項目時，被測試者因為擔心失敗而影響了工作。他們覺得激烈的競爭就像對自己侵略性地進攻，因而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與對手的關係中，而不再集中於手頭的工作。
在接受測驗的學生中，他們最容易被可能失敗的恥辱所影響，正如教師或實業家重視對其職業名譽的“情義”一樣，學生們也對名譽的“情義”看得很重。在競賽中輸了的學生隊，會深陷失敗的恥辱之中難以自拔。劃船選手會不下船就撲在船上號啕大哭；在棒球比賽中輸掉的隊也會一起抱頭痛哭。若在美國，我們恐怕會說他們是輸不起的人。禮儀上應該敗者承認強者勝利，並握手致意。雖然都不想輸，但我們仍鄙視那些一輸了就悲痛欲絕的人。
日本人常常會想出一些巧妙的辦法來避免直接的激烈競爭。日本的小學基本上沒有競爭，這可能是美國人無法想象的。日本教師得到的指示是要讓每個學生在自己的基礎上提高，而不給他們提供相互比較的機會。在日本的小學裏沒有留級，同年入學的學生一起學習全部課程並一起畢業。成績單上記載的是操行品質而非學習成績。真正無法避免的競爭來臨時，例如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孩子的緊張可想而知。因此每個老師都能講出一些孩子因為沒考好而企圖自殺的事。
盡管減少這種直接競爭的努力貫穿於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在以“恩”為基礎的日本倫理中，競爭沒有多少空間，而美國人生活中的宗旨卻是用競爭表現卓越。對各個階級的詳細規則使日本把競爭限製到了最低點。家族製度也限製競爭，因為兒子在等級上不能與父親競爭：他們可能相互指責，但不可能競爭。當看到在美國父子居然既為了使用自家汽車而競爭，並且為了妻子和母親的責任而競爭時，日本人對此作出評論時的語氣是驚詫而感到莫名其妙的。
日本無處不在的中間人，避免了兩個競爭者的直接接觸。任何可能因失敗而感到恥辱的場合都需要有個中間人。因此中間人在說媒、求職、離職和無數日常性事務的交涉中為人效勞。中間人為當事者雙方傳達對方意見。在像婚姻這樣重要的交涉中雙方都聘請自己的中間人，讓他們先進行詳細的商討，然後再分別轉告自己的當事人。通過這種間接交涉，當事人不必介意某些直接的要求和責難，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們為了履行對名譽的“情義”，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中間人也因發揮了這種重要作用而獲得聲望，並因其成功的斡旋而贏得社會的尊敬。因為中間人為了談判能順利進行往往以自己的名利做抵押，所以很多時候能成功。中間人在為求職者打探雇主意向、或向雇主轉達雇員的辭職意向時，他們也是以相同的方法行事。
不僅僅是直接競爭，在其他很多領域，為了避免人們在交往中發生羞辱事件使人認為自己的名譽的“情義”受到了侵犯，日本人製定了各種禮儀來緩和，以把事情控製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認為，主人必須穿上新衣並且要按照一定的禮儀去接客人。因此任何人在訪問一個農民家庭時，若發現農民穿著勞動衣服，就應稍等片刻。農民在穿上合適的衣服和安排好合適的禮儀之前也要裝作不知道有人來訪。甚至有時候，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屋子裏換衣服，在沒有打扮齊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沒換好衣服客人就不在場一樣。在鄉村，男青年會在姑娘及其全家都已睡覺的時候去向她求愛。姑娘接受也行拒絕也可以。男青年都是用毛巾圍著臉的，因此就算被拒絕，第二天也不會感到丟臉。這麽做並不是怕被姑娘認出來，而是為了日後不必承認他曾被拒絕，這完全是一種鴕鳥式的做法。日本還有一條禮節要求：任何計劃沒有足夠的把握成功就盡量別引人注意。媒人的任務之一是在訂婚之前安排未來的新郎新娘見麵。他們要用盡手段讓這見麵看似偶然，以免之後訂婚失敗兩家或其中一家的名譽受到損害。年輕男女必須分別由父母或其中的一人陪同，媒人必須擔任主角，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在每年一度的菊展或櫻花展，或在有名的公園裏，或在娛樂場所安排他們“不期而遇”。
通過以上的這種種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敗而引起的恥辱。盡管他們非常強調洗刷汙名的責任，但實際上他們這種洗刷汙名的責任就是想盡辦法在日常生活中少受侮辱。這一點日本和太平洋諸島上的許多民族行成鮮明的對比，雖然在那裏他們和日本一樣非常看重洗刷汙名。
在新幾內亞和美尼西亞這些從事園藝的原始民族中，部落或個人行動的主要動力是侮辱引起的無法遏製的憤怒。一個村子舉行部落宴會必定會說，這是因為有個村子說他們這個村子太窮了，連十個人都招待不起，還吝嗇得把椰子和芋頭都藏起來，所以頭領蠢得即使想舉辦宴會也辦不起來。然後，受挑動的村子便大辦宴會廣邀賓客，並想盡辦法讓他們感受到主人的慷慨與好客，以此來洗刷汙名。婚姻安排和經濟往來上也是如此。當他們要打仗時，就算要立刻動武了也要先激烈地對罵一會兒。就算是雞毛蒜皮的事他們也要當作必須爭取的利益來對待。這樣的部落因為有這樣的動力而充滿活力，但是他們卻從不會被人稱作禮儀之邦。
與此相反，日本人簡直是禮儀的模範。正是這種禮儀的限製，可以使他們減少一些必須洗刷汙名的理由。他們依然會把別人的侮辱轉化為自己成功的動力，但是他們還是要盡量減少這種侮辱事件的發生。隻有在特定的場合或傳統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時候，人們才會想到侮辱對人的積極作用。正是由於日本利用了這種侮辱的作用，才使他在遠東取得了優勢地位，並在最近十年對英美的戰爭政策起到推動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對侮辱的敏感性和強烈的報複心理所作的評論與其說適用於日本，還不如說適用於新幾內亞那些動輒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日本人在這次戰敗後所作出的行為令很多西方人的預言顯得很離譜，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日本人在談到名譽的“情義”時，還有種種特殊的限製。
美國人不能低估日本人對受到的誹謗的敏感，無論他們認為日本是一個多麽講禮貌的民族。美國人經常隨便評論別人，他們看來這不過遊戲而已。我們很難理解日本人為何對那些隨意的批評斤斤計較。日本家牧野芳雄用英文撰寫並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自傳，在裏麵他生動地描寫了他對所謂“嘲笑”所作出的正宗的日本式反應。當他撰寫此書時，他已在美國和歐洲居住了很久，但他對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樣強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鄉愛知縣的農村一樣。他是一個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兒子，他的家庭充滿歡樂，而他正是在備受寵愛的條件下長大的。他的童年步入尾聲時，他的母親亡故了，隨後，父親也破產了。為償還債務，他們賣光了全部財產，家道從此衰落。牧野有個學習英語的願望，但他沒有錢來實現。為學習英語，他寄身於附近的一所教會學校當看門人。直到十八歲時，除了鄉鎮周圍他基本沒去過其他地方，但他決心去美國。
“我去拜訪一個我最信任的傳教士。我向他說出了自己想去美國的心願，我希望他也許能給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識。結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大叫：‘什麽，就你也想去美國？’傳教士的妻子也在屋子裏，他們兩人一同嘲笑我！在這瞬間，我覺得似乎頭上的血都流到了腳底！我在原地默默地站了幾秒，然後連‘再見’都不說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對自己說，‘一切到此為止。’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現在我想在此寫出當時的理由。我始終認為，世界上最大的罪惡就是不真誠，而嘲笑就是最不真誠的！
“我經常原諒那些發怒的人，因為發怒是人類的本性。對我說謊的人，我一般也能諒解，因為人的本質是十分軟弱的，人們在許多情況下不能堅定地麵對困難，不說真話也可以理解。那些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我也能諒解，因為人們很難明辨是非，難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根據情由給予諒解。唯獨對嘲笑，毫無原諒的餘地。這是因為隻有故意的不真誠，才會去嘲笑一個無辜的人。請讓我給這兩個詞作出我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他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靈魂與心靈的人。
“靈魂與心靈遠比肉體寶貴，因此嘲笑是最惡劣的罪行。實際上，那對傳教士夫婦是想殺害我的靈魂與心靈，我心中痛苦萬分，我的心在呼喊，‘你們為什麽要這樣？’”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東西，背起行囊，離開了傳教士的家。
一個身無分文的鄉村少年隻想去美國當一名畫家，沒想到自己這種純真的感情卻遭到了傳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被“殺害”了。他的名譽受到了玷汙，他隻有靠實現目的來洗刷汙名。因此，在被傳教士“嘲笑”以後，他隻有離開那個地方，並讓人看到他有去美國的能力，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他使用“insincerity（不誠實）”這個詞來指責傳教士，美國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根據美國人的理解，這個傳教士的吃驚是完全“sincere（誠實）”的。顯然，畫家是在日語的含義上使用這個詞的，日本人一直認為，無意挑起爭端卻去嘲笑別人的人是不誠實的，那嘲笑毫無根據，因此是對不誠實的最有力的證明。
“甚至對殺人犯，我也可根據情由給予原諒。唯獨對嘲笑，毫無原諒的餘地。”既然不可“原諒”，那唯一可行的便是報複。牧野到達了美國，於是洗刷了汙名。在遭受侮辱或者失敗的時候，報複是一種崇高的行為，這在日本傳統中地位極高。那些以西方人為受眾的日本作家常常用豐富多彩的手法描述日本人對待報複的態度。新渡戶稻造是日本最富博愛思想的人之一，但他在1900年撰寫的著作中曾寫道：“報複可以滿足我們某種正義感。我們的生活就像數學中的方程式那樣嚴密，隻有報複才能使方程式的兩邊保持平衡。”岡倉由三郎在一部名為《日本的生活與思想》的著作中把報複與日本一種獨特的習慣做了比較，他寫道：
“日本人很多所謂的心理特性，基本都是來源於對潔淨的喜愛以及相應地對汙穢的厭惡。請問，除此之外還能作何解釋？因為我們實際上所受的教育使我們習慣於把對家族名譽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汙穢與創傷，若不通過申辯加以徹底洗刷，就不會潔淨與愈合。對於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仇殺現象，不妨看作一個因為講究潔淨而形成潔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繼續說道，這樣，日本人便“過著一種純淨無暇的生活，如同盛開的櫻花一樣美麗而安寧”。換言之，這種“晨浴”洗去別人扔在你身上的汙穢，隻要還有一點兒汙穢粘在你身上，你就不算貞潔。日本人沒有這樣的倫理教育：如果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隻有自己才會侮辱自己，別人的所作所為毫無意義。
不斷地把這種“晨浴”式仇殺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眾麵前是日本的傳統。無數的事件與英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其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這些故事被選入學校教科書，在劇院裏演出，拍成電影，印成通俗出版物。它們是今天日本生氣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故事當中有許多講的是對偶然失敗的敏感。例如，有個大名讓三個家臣說出某把寶刀的製造者，他們三人各執一詞，最後請來專家，結果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是村正製造的。鑒定錯了的另外兩人感到這是一種侮辱，開始伺機加害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之時用山三的刀刺向山三，但山三並未被刺死。於是，襲擊山三的人此後就專事報複。最後他們終於殺死山三，維護了他們的名譽的“情義”。
還有一些故事講到，即使是主君，他侮辱了我我也要複仇。在日本的倫理中，“情義”既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同時也意味著當家臣受到主君侮辱時就對他反目成仇。在有關德川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傳說故事中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聽說家康曾說他“是一個要被魚刺卡死的人”。這種說他不得好死的誹謗是忍無可忍的，這個家臣發誓至死不忘這個恥辱。當時正值德川家康剛剛定都江戶，正著手統一全國，敵對勢力仍未**平。那個家臣向敵對的諸侯表示，願作為內應火燒江戶。這樣他就可盡到“情義”，實現對德川家康的報複。西方人對日本人忠誠的議論大多觸及不到根本，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情義”並非僅僅限於忠誠，特殊情況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們所說的，“挨打的人會成為叛徒”，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樣如此。
日本曆史故事中有兩個主題：一個是犯錯者對正確者進行報複；另一個是向侮辱自己的人進行報複，即使對方是自己的主君。這兩個主題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司空見慣而且豐富多彩。但如若人們查閱一下當代的傳記、小說和現實的事件就會發現，日本人雖然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複仇，但在今天卻與西方人一樣很少為之，甚至比西方人還要少之更少。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名譽不再敏感，而意味著對失敗和誹謗的反應是更多地趨向防禦，而不是攻擊。日本人對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們更多地選擇自我解嘲而非挑起爭鬥。在明治以前那缺少法律的時代，人們為報複而進行直接攻擊的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經濟現狀、法律和秩序的製約，這些都使得複仇行為必須轉為秘密行動或者深藏於心。人們可以玩弄詭計報複仇敵於無形之中。比如像古代故事裏那樣，主人把糞便暗藏於美食之中給仇敵享用，而對方毫無察覺。但是，即使是這種秘密的攻擊也已經很少見了，人們更多地把攻擊轉向自己。這時人們有兩種選擇：化侮辱為力量去實現“不可能”的事；或者讓它吞噬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因為對失敗、誹謗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近幾十年間，日本小說反複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極端暴怒和抑鬱悲傷交織的困境。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厭倦情緒。他們厭倦生活，厭倦家庭，厭倦城市，厭倦鄉村。但這並不是因為理想太遠而產生的苦惱，對遠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厭倦也不是來自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擁有遠大理想，就會擺脫厭倦情緒。不管目標多麽遙遠，厭倦情緒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日本人特有的厭倦是過分易受創傷的民族的疾病。他們對於遭到拒絕覺得恐怖，把這種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裏去，從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從。日本小說中的厭倦完全是另外一種心理狀態，這是與我們熟悉的俄羅斯小說中描寫的厭倦是不同的，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別是俄羅斯小說中的主人公所有厭倦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士曾說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對立的感覺。他並不是以此說明日本人的厭倦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人生觀以及人生哲學是怎樣形成的。確實，與西方人根本觀念的這種差異遠遠超出了這兒所論述的特殊例子，但它與日本人難以擺脫的憂鬱有著特別深刻的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述厭倦的民族，他們與美國不同。美國小說一般不涉及這種題材。美國的小說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不幸歸罪於性格缺陷或者社會的殘酷打擊，而描繪單純的厭倦是極少的。當寫某人不能與周圍環境協調相處時，必然會寫出其原因及形成過程，以引起讀者從道義上對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種缺點或社會製度中的某種弊端進行譴責。日本也有一些無產階級小說，它們譴責城市中令人絕望的經濟狀況或者漁船上的可怕事件。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說，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社會是這樣的，人們情緒爆發時就像有毒的氣體一樣在飄**。無論是小說中的主人公還是小說作者，他們都認為沒有必要分析主人公的生存環境和成長經曆，以弄清楚這陰雲從何而來。它來無影去無蹤，人們則易受創傷。古代故事中的英雄慣於向敵人攻擊，他們則把這攻擊轉向自身。他們覺得，消極情緒都是沒有來由的。他們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為憂鬱的原因，但這一事件僅僅是被當作一種象征罷了。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采取的最極端的行為就是自殺。根據他們的信條，用適當的方法自殺既能洗刷汙名又能在死後贏得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自殺不過是屈服於絕望而進行的自我毀滅。但推崇自殺的日本人認為：自殺是一種崇高而意義非凡的行為。特殊情況下，為了履行對名譽的“情義”，自殺是理所當然的最體麵的行為。年關來臨無力還債的人、引咎自殺的官員、無法結合而雙雙自殺的戀人和抗議政府推遲對華戰爭的愛國誌士都同考試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願做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施向自己。一些日本權威人士說這種自殺傾向在日本是一種新的現象。是否如此，殊難判斷，但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的觀察者常常對自殺率估計過高。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日本人像美國欣賞犯罪而對犯罪大書特書一樣地欣賞自殺。相比殺人，他們對自殺更津津樂道。若用培根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作為他們最喜歡的“刺激性的大事”。談論自殺所得到的特殊滿足感是其他話題所無法得到的。
與封建時代曆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殺更富有自虐傾向。曆史故事裏所傳頌的武士之所以選擇自殺是為了免受刑罰的恥辱，就像西方的軍人認為與其被俘受絞刑不如接受槍殺，與其被拷問不如自殺。武士獲準“切腹”自殺就像蒙恥的普魯士軍官有時被允許用手槍秘密自殺是一樣的。普魯士軍官得知除了以死捍衛榮譽之外再沒有其他辦法時，他的上司就會在他房間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槍。對日本武士來說，這種情況下的選擇隻是一種形式，死是必然的。近代人們常常為了避免去殺害他人而選擇自殺，與封建時代的象征勇氣與果斷的自殺不同，現在的自殺代表的隻是自我毀滅。在最近過去的兩代中，日本人感到“世界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感到他們需用“晨浴”洗去汙穢時，他們越來越多地趨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他人。
從過去到現在，自殺常常是作為獲得勝利而使用的最後手段，但現在變化得有所不同了。德川時代有個著名的故事，講述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顧問在擔任將軍的監護人時，曾在將軍和其他顧問麵前袒腹抽刀，隨時準備切腹。他的自殺威脅奏了效，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目的達成，所以他就沒有自殺。若用西方人的話來說，這位將軍監護是在對反對派進行訛詐。但在現代這種抗議性自殺是殉道而不是談判手段。自殺行為一般是在意見未被采納，或是為了使自己名留青史而反對“裁減海軍軍備條約”這種已簽協定時施行。這種時候，隻有真正的自殺才有影響輿論的震撼效果，所以就不隻是威脅了。
當對名譽的“情義”受到威脅時就把攻擊轉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逐漸加強，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采取自殺那樣極端的手段。自我攻擊僅僅產生於憂鬱、無力和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之中。這種情緒偏偏在這個階層廣泛流行是有充分的社會原因的。過剩的知識分子卻沒有得到等級製中相應的位置，隻有極少數人得以施展抱負，這就是原因所在。在20世紀30年代，由於政府對知識分子不放心，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所以他們的心靈倍加受傷。日本知識分子通常把他們的失意歸咎於西方化所造成的混亂，但這樣的解釋並不確切。日本人特有的情緒劇變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變為強烈的厭倦情緒。許多知識分子都遭受過這種傳統的心理摧殘。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以傳統的方式使自己避免這種精神崩潰：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的目標，再次將攻擊的矛頭從自我轉向外部。對外侵略讓他們重新“發現自己”。他們擺脫了心中的陰霾，並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他們覺得，雖然自己在個人關係中屢屢失敗，但在國家的對外侵略中卻可以百戰百勝。
現在，戰敗的結果證明了這種信念的錯誤，消沉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脅。不管他們是什麽想法，他們都難以克服這種心情。它是根深蒂固的。一個居住在東京的日本人說：“不必擔心炸彈了，算是一種解脫吧。但戰爭結束了，我們就沒了目標，完全陷入茫然中了，幹什麽事都心不在焉的。我是這樣，我妻子也這樣，所有日本人就像醫院的病人一樣，幹事無精打采，茫然若失。人們抱怨說政府遲遲不進行戰爭的善後工作和救濟事業，但我認為這是因為政府那幫人的心情跟我們一樣。”日本人的這種危險的虛脫狀態同解放後的法國是同一類型的。在德國，投降後最初半年或八個月沒有出現這種問題，日本則有了問題。美國人能夠充分理解這種反應，但難以置信的是，與此相伴的卻是日本對戰勝國表示的極為友好。幾乎戰爭一結束就出現這樣一個明朗的結果，日本人民以極端的善意接受戰敗及隨之而來的一切後果。人們以鞠躬和笑容、揮手和歡呼迎接美國人。這些人既不抑鬱，也不憤慨。若用日本天皇在投降詔書中的話來說，他們是“忍受難以忍受的事”。真這樣的話，那麽為什麽這些人不著手重建家園呢？根據占領條件，他們有這樣做的機會，占領軍並沒有逐個占領全部村莊，行政權力依然在他們手裏。這個民族似乎完全忘記了分內之事而隻是去一味地對占領軍表示歡迎。然而，正是這個民族在明治初期創造了複興國家的種種奇跡，在20世紀30年代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完成了軍事征服的準備，它的士兵曾在太平洋上拚死地征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島嶼。
實際上日本人絲毫未變。他們的反應正合乎他們的本性。在頑強的努力和不思進取的消沉之間情緒大幅度搖擺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現在日本人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於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認為他們可以用表示友好來做到這一點。作為一種必然結果，許多人認為百依百順的態度是達到目的時最安全的道路。由此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種自然而然的想法，即認為幹什麽都可能招致猜疑，還是無所作為靜觀其變比較好。於是消沉就蔓延開來了。
但是，日本人決不喜歡消沉。“自己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起來”，這在日本是號召人們改善生活的常用口號，這些話甚至是戰時廣播中的常用語。他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同無為消極作鬥爭，1946年春，日本的報紙不斷宣揚，“我們正受到全世界的矚目”，而那時很多轟炸後的廢墟還未清理，某些公共事業還未正常運轉，這對日本的榮譽是極大的玷汙；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人，說他們意誌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見他們的可憐樣。日本人對這種喚醒其名譽心的批評是很好理解的。他們還想盡最大努力，讓這個民族在將來的聯合國能得到一個重要的受尊敬的地位。他們要再次為名譽而奮鬥，但與以往的方向不同。如果將來大國間能實現和平，日本將沿著這條恢複自尊的路走下去。
名譽是日本人永恒不變的目標，因為這是受人尊敬的前提。為達到這一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要視情況而定。當情況改變時，日本人就隨機應變轉向新方向。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把改變態度和品德掛鉤。我們熱衷於“主義”，熱衷於意識形態方麵的信念。即使我們失敗了，思想也仍然不變。戰敗的歐洲人到處都聚眾開展地下運動。除了少數頑固分子，日本人認為沒必要對美國占領軍展開抵抗運動和組織地下反擊。他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堅守舊道德。從最初幾個月起，美國人就可以隻身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去任何窮鄉僻壤，並受到曾是國家主義者的官員的有禮貌的歡迎。至今沒有報複事件發生。當我們的吉普車駛過村莊時，孩子們夾道高呼“Hello（哈羅）”和“Good－bye（再見）”，還不會招手的嬰兒則由母親拿著他的手向美國士兵揮手致意。
戰敗的日本人這種態度上的180度大轉彎，美國人覺得怎麽都無法理解。這是我們做不到的。在我們看來，這比理解收容所裏的日本戰俘的態度轉變還要難得多。因為戰俘認為自己對日本來說已經死了，而我們自然不知道“死”人能夠幹些什麽。在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幾乎沒有人預料到與戰俘特有的態度轉變相同的變化在戰敗後的日本也會發生。他們大多相信日本“勝敗之外一無所知”，而失敗這種恥辱是一定要拚死報複的。有些人更是說，從日本的國民特性來看，他們不會接受任何媾和條款。這些日本研究者並不理解“情義”。他們從各種保持名譽的選擇中獨選出了複仇和攻擊這種顯著的傳統手段。他們沒有考慮到日本人還有改弦易轍的習慣。他們把日本的攻擊倫理與歐洲人的公式混為一談，而根據後者，任何個人或民族的戰鬥，其前提都是必須要確定自己的戰鬥是永恒正義的，並且要從胸中積蓄良久的憤怒和憎恨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從其他角度編織戰爭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需要世界上的尊敬，而大國的尊敬是建立在武力上的，所以他們要與這些大國看齊。由於資源貧瘠、技術落後，他們不得不采用比殘酷的希律王還要滅絕人性的手段。他們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結果是失敗的，這就意味著告訴他們侵略不是獲得名譽的道路。“情義”總是同等地意味著進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讓的關係，所以在失敗時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從前者轉向後者，目標依然是為了維護名譽。
日本在它曆史上的許多場合都有過同樣的舉動，常常讓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在日本長期的閉關鎖國狀態將要結束的時刻，一個叫理查德的英國人在薩摩被殺害。薩摩藩是攘夷運動的發源地，薩摩武士以最為傲慢好戰而聞名全日本。英國人派遠征軍討伐，並炮轟薩摩的重要海港鹿兒島。日本人在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在製造火器，但他們是仿製老式的葡萄牙槍炮。鹿兒島當然不是英國軍艦的對手。但這次炮擊卻帶來一個驚人的意外結果。薩摩藩不是對英國宣布誓死報複而是尋求友誼。他們看到了敵手的強大，並試圖向敵人請教。他們與英國人建立了通商關係，並於次年在薩摩設立了學校，據當時一位日本人描述，在這所學校裏“教的是西方科學的奧秘……由生麥事件為機緣而產生的友好關係日益加深”。生麥事件就是英國討伐薩摩和炮擊鹿兒島。
這並不是孤立的事例。長州是另一個與薩摩一樣最為好戰和最為排外的藩。薩、長兩藩是煽動王政複古的領導者。毫無實權的天皇朝廷頒布了一個敕令：將軍應以1863年5月11日為期將一切夷狄趕出日本國土。將軍對此命令置若罔聞，長州藩卻作出響應。在要塞，向每艘通過下關海峽的西方商船開炮。由於日本的火炮和彈藥過於落後，外國船隻並沒有受到損壞，但為了懲罰長州藩，西方各國聯合派來一支艦隊很快摧毀了要塞。並且西方各國要求300萬美元的賠款。但是炮擊卻帶來了同在薩摩一樣奇異的後果。諾曼在論及薩摩和長州事件時說：“無論這些攘夷先鋒背後有多麽複雜的動機，他們都迅速地作出了180度的轉變。這種行動證明了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冷靜的處事態度，對此人們隻能表示敬意。”
這種隨機應變的現實主義是日本人對名譽的“情義”的光明麵。“情義”如同月亮一樣有光明麵和陰暗麵。其黑暗麵使日本把美國的“美國限製移民法”和“裁減海軍軍備條約”之類的東西看成是日本的奇恥大辱，最後終於驅使他們推行了不幸的戰爭計劃。它的光明麵使日本能夠善意地接受1945年的戰敗以及戰敗的種種後果。日本的種種行為還是與它的特性分不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評論家在向西方讀者介紹日本的“情義”時，往往是對“情義”的內容有所選擇並進行加工，最後稱之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就是因為這種原因才會產生誤解。“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現的正式術語，其背後沒有“迫於情義”“全部出於情義”“為情義竭盡全力”這些術語在日本所擁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而且它也不包括“情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是評論家自己臆造的。此外，由於這個詞已成為國家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口號，所以隨著這些領導人的身敗名裂，武士道這一概念也已名聲掃地。這絕不意味著日本人今後不再“懂情義”。對於今天的西方人來說，理解日本人的“情義”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要重要。把武士道等同於武士階級也是誤解的根本。“情義”是所有的階級共有的道德。同日本其他一些義務、規矩一樣，“情義”隨著身份的提高而“逐漸加重”，日本人要求社會各階層都盡其“情義”，至少認為武士負有比較重的“情義”。外國觀察者則認為，似乎“情義”對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為社會對他們的回報最少。但在日本人看來，回報的多少完全取決於他在自己的圈子裏能得到多少尊敬，得到的尊敬多就是最大的報答。而且，“不懂情義的人”至今仍被作為“被人瞧不起的人”，他會遭到同伴的鄙視和嫌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