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學者認為“二馬”都以白日升譯本為藍本，二人的“譯經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獨立進行的”，“抄襲之說似無從談起”。[64]這也不甚正確。他們的《新約》翻譯都是以白日升譯本為基礎開始的，但並非獨立進行。馬士曼在得到馬禮遜的新約譯本後，又再次對自己的翻譯進行了修訂。《舊約》翻譯由於沒有可參考依據的共同文本，兩人都必須各自進行創作，而二人因其他事務而出現的指責和隔閡，使他們失去了互相參考溝通的機會，這才形成了獨立翻譯的局麵。
“二馬譯本”開啟了中國人擁有完整漢語聖經的曆史，意義非同尋常。由於馬禮遜在中國基督教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聖經譯本得到了更多的重視。馬禮遜在中國進行翻譯工作，可能會得到更多優秀中國學者在語言上的幫助。[65]雖然這不是絕對正確的邏輯推理，但卻導致了絕對的結果。幾乎所有評論都認為兩者的聖經翻譯十分相似，而當意見不同時，通常會傾向馬禮遜譯本，這從英國聖經會雖然曾經支持了馬士曼的譯經，但卻從來沒有考慮過修訂他的譯本中可以得到一些說明。而在馬禮遜去世前不久，英國聖經會就開始了在馬禮遜的監督下對他的聖經譯本進行修訂的工作。[66]
相反，浸禮會始終偏好馬士曼譯本。他翻譯的《創世記》和《出埃及記》，被認為勝過了所有的譯本。[67]根據浸禮宗的教義，洗禮隻可以浸禮的方式施行，並認為這是希臘文原文的唯一意義。這是浸禮會與其他宗派最本質的差異。和塞蘭坡浸禮會所有語言的聖經譯本一樣，馬士曼使用了“蘸”字，後來的譯經者則采納了“浸”字。今天浸禮會仍普遍使用後者的譯名，出版與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聖經》。因與其他宗派在神學觀念和專名翻譯上的不妥協，浸禮會堅持不懈地對馬士曼譯本進行修訂和翻譯，由此產生了後來的高德譯本、胡德邁譯本、憐為仁譯本。
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白日升譯本從未正式出版過，隻是以手抄稿的形式孤獨卻不寂寞地保存在大英圖書館裏。天主教傳教士白日升未完成的聖經《新約》譯本，為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架起了聖經漢譯的橋梁。因馬禮遜和馬士曼在翻譯聖經時著重參考了他的翻譯，白日升譯本對聖經漢譯產生了無可替代的影響。尤其在眾多神學專名的翻譯上，其影響保存至今。這部福音合參本使用了“神”“耶穌”“罪”“洗”“耶穌基督”“恩寵”“先知”“使徒”“福音”等專名，用“神”字翻譯了“God”，而不是教宗聖諭的指定專名“天主”[68]。這種譯法通過“二馬譯本”在基督教中得以繼承。即使是在後來“譯名問題”無休止的爭論中[69]，“神”字也被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基督教《聖經》漢語譯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別。這些專名譯名的繼承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
如果沒有白日升譯本，在開拓眾多其他傳教事業的同時，馬士曼、馬禮遜僅在10餘年裏就能翻譯和印刷聖經，這是不可想象的。1919年出版的和合官話本《聖經》是基督教聖經漢譯的集大成者，流傳分布最廣，至今仍被中國基督教會使用。它是在基督教聖經翻譯已有70年曆史，多達30餘種文言文、方言和白話文版本漢語聖經的基礎上，各個宗派協作努力了29年才最終譯成出版。聖經中譯百餘年來所經曆的千辛萬苦，尤其是涉及神學專名的選擇和由此引起的爭論，有著教外人士難以想象的艱難和激烈。人們對有些專名至今仍然沒有達成共識，真可謂“一名之立，百年躑躅”！
“周秦之言語，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言語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70]王國維的名言講述了在吸收引進新文化時，語言學方麵的困難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時也是文化發展需要做出的突破。基督宗教四次入華都留下了聖經翻譯的遺跡。唐朝景教的譯經有明顯的佛教語境和語匯，與今天的基督宗教漢語話語體係相距很遠。[71]元朝的譯經至今沒有發現文本文獻，我們暫時存留一邊。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到中國時，麵對的是一個擁有強大文本和經典傳統的社會，他們隻能與這種環境相調適。以“聖”和“經”來對應“神所默示的”基督宗教典籍，非常明顯地昭示了他們的調適性傳教策略，表明西方也有經典之作。他們力圖通過這種方法，使基督教的典籍與中國儒家和佛教的“經”處於同一位置。經過在華天主教傳教士長期的本土化艱苦努力，他們對中國社會、文化、語言的認知和理解能力都有了極大提高。這才可能創造和建立有別於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質、便於中國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語境和話語體係，才可能出現對基督宗教聖經翻譯產生重大影響的白日升譯本。
通過對白日升譯本的修訂、發展和整本聖經的翻譯，馬禮遜和馬士曼兩位基督教傳教士開啟了基督教漢語話語體係的創建之程，如“亞伯拉罕”“馬利亞”“摩西”“保羅”“所羅門”“耶路撒冷”等，奠定了基督教與天主教不同專名翻譯的基礎，奠定了基督教漢語神學係統的基礎。
作為天主教最早的聖經翻譯，白日升譯本對後來天主教思高譯本的翻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專名在一定程度上被思高本聖經繼承，如“聖神”“白冷”“亞巴郎”“撒羅滿”“若瑟”“達味”“若翰”“梅瑟”“先知”“洗”“耶穌基督”“罪”“福音”“恩寵”等。
神學家拉明·斯納（Lamin Sennah）在討論基督宗教與文化的關係時，特別強調“基督宗教的本土語言性”及“福音的可譯性”。對所進入文化的適應是基督宗教的特征，基督宗教脫離猶太教進入希臘文化和其他各種文化，並得以逐漸壯大，“皆福音的可譯性使然”。
[1] 羅光：《利瑪竇傳》，光啟出版社1960年版，第168頁。
[2] 《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大英圖書館亞非部藏，編號Solane MS #3599。
[3] 截止到1943年，《武加大譯本》是所有天主教聖經譯本的欽定基礎文本。
[4] 為行文統一清楚，論文中的聖經篇名除原文引注外，均以和合官話本為準。
[5]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29，p.190；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52；[英]海恩波：《傳教偉人馬禮遜》，簡又文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2頁；誠質怡：《聖經之中文譯本》，見賈保羅編：《聖經漢譯論文集》，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頁；李誌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62頁；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 浸禮會於1609年由威廉·克裏創建。1792年，威廉·克裏創建了浸禮宗傳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它是歐美各國，也是英國基督教的第一個海外傳教團體，對英國的國外傳教事業影響很大。
[7] Broomhall Mars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50.
[8] Ride Lindsay，Robert Morrison，the Scholar and the Man，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7，p.45.
[9] 當時大英博物館包括今天的大英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
[10] 英國聖經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又譯作英國聖書公會、大英國聖經會、大英聖書會。1804年成立於倫敦，是世界上最早專門推廣聖經的組織。它從一開始就非常關注聖經在東方的翻譯出版，支持了基督教最早的兩種聖經漢譯本——馬士曼譯本和馬禮遜譯本。它曾在北京、上海、沈陽、張家口、天津、漢口、廣州、哈爾濱等地設有分支機構。
[11] 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是在威廉·克裏影響下，於1795年在倫敦成立的跨宗派的傳教組織，是基督教傳教運動中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主要由英國的公理會、循道會、長老會和其他差會組成。
[12] LMS/BM，30 July （1804），轉引自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9頁。
[13] Testament可譯為“約”，也可譯為“遺囑”“遺命”“遺詔”。早期聖經漢譯均譯為“遺詔”，19世紀50年代以後的聖經譯本，逐步改譯為“約”。
[14] Eric M.North ed.，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New York：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1938，p.83.
[15]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1820，pp.89-93；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p.329-333.
[16]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2，pp.2-11.
[17] Marshall Broomh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 Builder，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1924，p.118.
[18] BFBS Annual Reports 3 （1814-1815），轉引自Thor Strandenaes，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Ph.D.diss.，Uppsala University，1987，Uppsala：Almqvist，1987，p.45；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2，p.3.
[19] LMS/CH/SC，1.2.A.，R.Morrison to ？，Macao，18 January 1811，轉引自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22頁。
[20] LMS/CH/SC，1.2.A.，R.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Macao，no day November 1811，轉引自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22頁。
[21]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London：W.H.Allen & Co.，1883，Vol.2，p.326.
[22] 據稱，1799年，馬士曼曾到中國北方傳教，待考。參見王元深：《聖道東來考》（寫於1899年），《景風》第34期，1972年9月，第37頁。王元深（1817—1914），中國最早信仰基督教的華人之一，基督教信義宗禮賢會牧師，外交家王寵惠的祖父。
[23] G.A.Grierson，“The Early Publications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aries”，The Indian Antiquary，Vol.32，1903，pp.241-254，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學生書局2000年版，第133頁。
[24] Alexander Wylie，The Bible in China，Foochow：1868，p.9.
[25] BFBS Report 1807，p.154，轉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p.46.
[27] 國內最早的漢字活字印刷品為1822年的《華英字典》，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頁。
[28] Joshua Marshman，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Ryland，Concerning the Chinese，Printed by J.G.Fuller，Kettering，1815，pp.16-17.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
[29] 基督教和合本聖經是由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和蘇格蘭聖經會支持、多個基督教宗派協作翻譯而成的聖經譯本，分深文理本、淺文理本和白話本三種。1890年組成譯經委員會，1906年出版深文理《新約全書》，1919年出版淺文理《聖經全書》和白話《聖經全書》，是中國聖經翻譯史上影響最大的版本。中國基督教教會至今廣泛使用的是其白話本，其他兩種已經停止使用。截止到2008年，中國基督教會已印刷發行和合本達5 000萬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印刷聖經最多的國家之一。
[30] 天主教思高譯本聖經是天主教傳教士和中國籍神父合作翻譯的第一部完整的漢語聖經，也是中國天主教會唯一完整的漢語聖經譯本。它由1945年成立的思高聖經學會依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譯出，1968年在香港首次出版。現被中國天主教會廣泛使用。
[31] 白日升譯本的“四福音書”部分為聖經福音合參本，沒有類似“約翰福音”等篇章的劃分。為行文清楚，文中“約翰福音”由筆者加，此點下文同。原文無句讀。
[32] 《若翰所書之福音》，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索書號Chinese 2.9。共21章，72麵，封麵硬皮精裝，鉛字活版印刷，原為線裝，後再用硬皮精裝。封二用英文寫道：“約翰福音在塞蘭坡被譯為漢語，1813年塞蘭坡教會印刷站出版。”印刷質量上乘，紙質好，呈白色。原文有句讀。
[33] 馬禮遜將白日升譯本抄寄給馬士曼，此事他在多封信中提及。見LMS/CH/SC，1.1.1.C.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Canton，14 December 1809，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學生書局2000年版，第137頁。
[34]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3 April 1817.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
[35] Joshua Marshman，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to Which Is Added，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Marshman to Dr.Ryland，Concerning the Chinese，pp.33-35；E.C.Bridgman，“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Vol.4，pp.253-255.
[36] A.J.Garnier，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4.p.15.
[37] 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2.
[38]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0；許牧世：《中文聖經翻譯簡史》，《景風》第69期，1982年3月，第28頁；簡又文：《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39]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p.496-497.
[40]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2，Appendix，p.50.
[41] 白日升譯本原文無第14節。
[42] 《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索書號Chinese 2.3，目錄終尾處寫有“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一十三年鐫”，木刻雕版印刷，線裝小開本，雙麵印，紙質呈黃色。原文有句讀。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聖經會、大英聖書會、牛津大學亞非圖書館亦藏。
[43] 馬士曼的“新約”，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索書號Chinese 2.12。線裝，鉛字活版印刷於塞蘭坡，原文有句讀。印刷質量上乘，紙質呈白色。美國聖經會亦藏，無索書號。
[44] 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5，p.xii.
[45]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13 Dec.1816.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
[46]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Society，9 Jan.1817.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
[47] 美國浸禮會真神堂傳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譯，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聖經新遺詔馬太福音傳》，鹹豐二年（1852年）寧波真神堂藏板，索書號TA1977.62/C1852；《聖經新遺詔全書》，鹹豐三年（1853年）寧波真神堂，索書號TA1977.5/C1853。
[48] 美國浸禮會傳教士憐為仁（William Dean，1807—1895）譯，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馬太傳福音書注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香港裙帶地藏板，索書號Chinese 2.13；《聖書新遺詔》，鹹豐二年（1852年）鐫，索書號Chinese 2.19；《創世傳注釋》，鹹豐元年（1851年）鐫，索書號Chinese 2.3。
[49]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胡德邁（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譯，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新約傳匯統》，同治六年（1867年）寧波開明山藏板，索書號Chinese 2.23。
[50]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3 April 1817，Private published.
[51] 書名為“Marshman's Chinese Bible”，索書號mor.220.5951/B5m。
[52] Robert 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D.D.：Late Missionary to China，and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Compiled from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Deceased；to Which Are Added Occasional Remarks by Robert Morrison，D.D.，Malacca：Mission Press，1824，p.72.
[53] T.H.Darlow，H.F.Moule，History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03，Vol.1，p.184.
[54] 書名為《舊遺詔書第一章》，“依本言譯出”，共3頁，有馬禮遜英文筆跡，注明1814年，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索書號TA 1977.2/ C1814。原文無句讀。
[55] 《神天聖書：舊遺詔書》，1827年馬六甲印刷，英華書院藏版，線裝，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無索書號。原文有句讀。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牛津大學亞非研究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亦藏。
[56] 馬士曼的“舊約”，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索書號Chinese 2.11.Chinese 2.12、Chinese 2.5，線裝，再用棕黑色底紅藍色花紋硬皮重新精裝。原文有句讀。美國聖經會亦藏。
[57]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學生書局2000年版，第131—152頁。
[58] Eliza A.Morrison 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Vol.1，p.407.
[59] LMS/CH/SC，1.4.B.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Macao，5 July 1815，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學生書局2000年版，第141頁。
[60]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F.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Private published.牛津大學安格斯圖書館藏。此主題的研究論文參見馬敏：《語法書：馬希曼是否抄襲馬禮遜？——19世紀初早期英國傳教士之間的一場爭論》，見陶飛亞編：《東亞基督教再詮釋》，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版。
[61] Joshua Marshman，Letter to F.Ryland respecting Morrison，13 Dec.1816.
[62] 譚樹林：《〈聖經〉二馬譯本關係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頁。
[63] A.C.Moule，“A Manuscript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85，1949，pp.30-31.
[64]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5] 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p.50；誠質怡：《聖經之中文譯本》，第6頁。
[66] Thor Strandenales，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pp.23-26.
[67]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1844，p.36，轉引自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p.53.
[68] 1704年，教宗克勉十一世諭旨隻能用“天主”，不能用其他來稱呼造物主。參見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34，p.422；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231—232頁。
[69] 吳義雄：《譯名之爭與早期聖經的中譯》，《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0]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原載《教育世界》1905年第96號），見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頁。
[71] 限於文章篇幅，僅舉幾個譯名為例：瑜罕難[景教]、若翰[天主教]、約翰[基督教]；盧伽[景教]、路加[天主教、基督教]；摩矩辭[景教]、馬爾穀[天主教]、馬可[基督教]；明泰[景教]、瑪竇[天主教]、馬太[基督教]；彌施珂[景教]、默西亞[天主教]、彌賽亞[基督教]；移鼠[景教]、耶穌[天主教、基督教]；天尊[景教]、天主[天主教]、神/上帝[基督教]；阿羅訶[景教]、雅威[天主教]、耶和華[基督教]；渾元經[景教]、創世紀[天主教、基督教]；傳化經[景教]、宗徒大事錄[天主教]、使徒行傳[基督教]；牟世法王經[景教]、梅瑟五書[天主教]、摩西五經[基督教]；寶路法王經[景教]、保祿書信[天主教]、保羅書信[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