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首小詩中這樣概括自己的生平：“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緣。”曉陽雖然是中國同胞，與我卻在海外巧遇結識。
那是在2007年暑假，我與妻子應邀到牛津大學學術休假。8月20日到達，我在當天日記中簡單記錄道：“牛津建築古樸，曆史文化氛圍濃厚。Hancock在Hertford學院宿舍迎候，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趙曉陽亦攜帶食品來，稍做情況介紹後各自散去。”Hancock是牛津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負責人，曉陽顯然是臨時被邀來協助接待的。
我與近史所關係很深，但與曉陽卻是在牛津萍水相逢。其時她在牛津的研究工作已近結束，每天都在安格斯圖書館緊張複印珍貴文獻，但仍抽出寶貴時間為我們提供必要的工作乃至生活上的關照。她於8月26日離開牛津，此前5天，幾乎每天都擠出時間為我們幫忙。我的日記也有簡要記錄。例如，8月21日：“草草早餐，小趙來，同去Bodleian圖書館，辦閱覽證並參觀相關館室，特別是至新館了解基督教在華情況之館員與收藏處所。中午，小趙又引導至商店購買日用器皿並熟悉來回路線，下午近3時始歸去。”8月23日：“上午至遠東圖書館，小趙陪同與東方部館員正式接觸，贈中英文館藏相關書目各一。抄楊格非在漢出版書目，為數甚多。晚Hancock夫婦在郊外的‘狐狸’餐館宴請，小趙及《牛津分析》總編作陪。詢Dr.Bates事跡甚詳，似有備而來。”8月25日：“老館、新館均關門，整日在舊書店看牛津大學出版的珍貴史書。晚，在上海餐廳為小趙餞行，店主誤認為一家三口。”
當時曉陽已經專注於聖經中譯本研究。早先，她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初步接觸數量眾多的聖經中譯本及基督教在華傳播史料。以後除在國內各大圖書館辛勤搜集以外，她還於2006年專程到美國聖經會、紐約市圖書館、舊金山大學圖書館苦苦尋索。可惜我當時的工作主要是把“牛津以後的貝德士”帶回牛津，並且追蹤年輕貝德士在牛津留下的足跡，未能與她交流聖經中譯本研究的進展。
她離開牛津以後，Hancock又請已在牛津任教的司馬懿（Chloe F.Starr）就近照料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她當時正在主編《閱讀中文聖經：19世紀的文本》（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與曉陽的研究有更多交集，而與我在學術上的交流則更為密切。我在牛津隻待了一個月，先後結識兩位潛心研究聖經版本的女學者，以後都成為基督教研究的長期合作者，確實是意料之外的收獲。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她倆在此後10年各有上乘佳作問世。司馬懿的《閱讀中文聖經》一書已於2008年出版，並且應聘前往耶魯大學神學院任教。2015年她曾應邀來我校講學，主題分別是“明清基督教文本中的中歐交流”“民國時期的文學研究：以徐宗澤和趙紫宸為例”，頗受聽眾好評。曉陽因為在北京近代史所工作，所以與我交流的機會更多。10年來，她勤奮治學，成果累累，早已脫穎而出。年初，她給我寄來的《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更顯示出大家風範，堪稱多年來聖經研究的總結與匯萃。她與司馬懿都不滿足於就文本訓詁文本的老路，分別從不同路徑、不同視角，做多學科的整合研究，體現出真正的開拓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