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首小詩中這樣概括自己的生平：“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緣。”曉陽雖然是中國同胞，與我卻在海外巧遇結識。
那是在2007年暑假，我與妻子應邀到牛津大學學術休假。8月20日到達，我在當天日記中簡單記錄道：“牛津建築古樸，曆史文化氛圍濃厚。Hancock在Hertford學院宿舍迎候，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趙曉陽亦攜帶食品來，稍做情況介紹後各自散去。”Hancock是牛津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負責人，曉陽顯然是臨時被邀來協助接待的。
我與近史所關係很深，但與曉陽卻是在牛津萍水相逢。其時她在牛津的研究工作已近結束，每天都在安格斯圖書館緊張複印珍貴文獻，但仍抽出寶貴時間為我們提供必要的工作乃至生活上的關照。她於8月26日離開牛津，此前5天，幾乎每天都擠出時間為我們幫忙。我的日記也有簡要記錄。例如，8月21日：“草草早餐，小趙來，同去Bodleian圖書館，辦閱覽證並參觀相關館室，特別是至新館了解基督教在華情況之館員與收藏處所。中午，小趙又引導至商店購買日用器皿並熟悉來回路線，下午近3時始歸去。”8月23日：“上午至遠東圖書館，小趙陪同與東方部館員正式接觸，贈中英文館藏相關書目各一。抄楊格非在漢出版書目，為數甚多。晚Hancock夫婦在郊外的‘狐狸’餐館宴請，小趙及《牛津分析》總編作陪。詢Dr.Bates事跡甚詳，似有備而來。”8月25日：“老館、新館均關門，整日在舊書店看牛津大學出版的珍貴史書。晚，在上海餐廳為小趙餞行，店主誤認為一家三口。”
當時曉陽已經專注於聖經中譯本研究。早先，她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初步接觸數量眾多的聖經中譯本及基督教在華傳播史料。以後除在國內各大圖書館辛勤搜集以外，她還於2006年專程到美國聖經會、紐約市圖書館、舊金山大學圖書館苦苦尋索。可惜我當時的工作主要是把“牛津以後的貝德士”帶回牛津，並且追蹤年輕貝德士在牛津留下的足跡，未能與她交流聖經中譯本研究的進展。
她離開牛津以後，Hancock又請已在牛津任教的司馬懿（Chloe F.Starr）就近照料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她當時正在主編《閱讀中文聖經：19世紀的文本》（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與曉陽的研究有更多交集，而與我在學術上的交流則更為密切。我在牛津隻待了一個月，先後結識兩位潛心研究聖經版本的女學者，以後都成為基督教研究的長期合作者，確實是意料之外的收獲。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她倆在此後10年各有上乘佳作問世。司馬懿的《閱讀中文聖經》一書已於2008年出版，並且應聘前往耶魯大學神學院任教。2015年她曾應邀來我校講學，主題分別是“明清基督教文本中的中歐交流”“民國時期的文學研究：以徐宗澤和趙紫宸為例”，頗受聽眾好評。曉陽因為在北京近代史所工作，所以與我交流的機會更多。10年來，她勤奮治學，成果累累，早已脫穎而出。年初，她給我寄來的《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更顯示出大家風範，堪稱多年來聖經研究的總結與匯萃。她與司馬懿都不滿足於就文本訓詁文本的老路，分別從不同路徑、不同視角，做多學科的整合研究，體現出真正的開拓與創新。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進入基督宗教研究以來，我深知此項工作的艱難困苦。就中國大陸學界而言，基督宗教研究者隻是弱勢群體，不僅人數不多，而且還得不到應有的理解與支持，甚至還難免引起某些莫須有的猜疑。加以對外語與宗教方麵的學養要求較高，成果發表的機率很小，學成後的就業問題難以妥善解決。即令在高校或研究機構謀得一個位置，申報研究課題乃至獲得獎勵晉升也比別的學科困難，這樣就更使青年學者視為畏途。曉陽在書稿的緒論自稱“且行且走，一路艱辛”，對此我有更多的感慨。她2002年才進入近史所工作，掛靠在經濟史組，實際上是單槍匹馬，勢單力薄，連經費都需要自己籌集。但可能正因為艱難困苦砥礪心誌，多數基督宗教研究者頗能耐得住冷清與寂寞，幾十年如一日沉潛在自己的研究世界裏，專心致誌，鍥而不舍，且自得其樂。
擺在我麵前的這本厚重新著，就是作者這十多年的拚搏寫照與心智結晶。僅就她認真閱讀過的聖經中文譯本而言，就有81種，其中包括最早白日升譯本的手寫稿，所謂“二馬”（馬士曼與馬禮遜）的多種譯本，中國各種地方方言與官話的譯本。其中很多都是平素難得一見的珍稀典籍。或許可以說，她是目前國內聖經中文譯本涉獵最廣的學者之一。但她並不滿足於此，還借助各種民族社會曆史調查報告與相關著作，對苗語滇東北方言聖經譯本、苗語川滇黔次方言土語聖經譯本、彝族東部方言滇東北次方言葛潑土語聖經譯本、彝語北部方言諾蘇話聖經譯本、哈尼語碧卡方言卡多土語聖經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景頗語支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彝語支西僳僳文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族彝語支納西語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彝語支拉祜文聖經譯本、南亞語係孟高棉語族佤崩龍語支聖經譯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彝語支東僳僳文聖經譯本，分別給以簡要說明。我並不覺得枝蔓，因為這才真實地體現了中國確實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偉大國家。長期以來，我曾不斷呼籲，必須進一步清除某些潛在而又不易覺察的大漢族主義消極影響，以增進各民族的真誠團結。現在，我從曉陽的新著中獲得若幹慰藉。
當然，本書的主要貢獻還是把聖經中譯本作為“域外資源”探討其中譯工作與晚清語言運動的關係，因為過去我們很少注意對這一陌生領域的考察與探討。作者廣征博引，條分縷析，明確指出：“近代中國的語言文化交流是從基督宗教傳教士來華開始的。聖經是一部集宗教價值、文學價值、史學價值於一身的基督教經典，也是一部濃縮古希伯來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精華的巨著，更是西方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源泉。聖經翻譯對於德、英、法等歐洲國家語言來講，不僅是對宗教教義的傳播，更促進了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對輸入國的語言、文學、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她從這一思路出發，並根據中國實際國情，從漢語語體角度把聖經漢譯本分為三類，即文言淺文理譯本、半文半白淺文理譯本與白話體譯本。同時，她又根據漢語文字形式把聖經譯本分為七類：漢字本、教會方言羅馬字本、王照官話注音字母本、國語注音字母本、盲文字本、快字本、威妥瑪拚音本，此外，她還從文本形式與版本角度，分門別類，力求網羅無遺，其工作量之大與條分縷析之細密，均屬難能可貴！我想，這種學風的踏實嚴謹，可能是由於她早先在地名研究所工作整整七年，且曾作為政府派出專家參加聯合國18、19兩屆聯合國地名專家組會議，並參與製訂英、德、西地名漢字譯寫國家標準，在實踐中受過多方麵的嚴格訓練，因而在當今眾多新生代學者中成為少有的異數。當然，書中所涉及的若幹重要問題，仍有繼續拓展與深化的空間，希望作者再接再厲，繼續艱苦探索，為我們不斷提供新的成果。
我為曉陽新著的出版麵世感到欣慰，但畢竟已是衰暮之年，視力與腦力均受限製。謹書以上讀後感聊以充序，思滯筆枯，尚祈各方先進不吝指正。
章開沅
丁酉初夏於桂子山